谈述本土化“良心”传统与社会论述本土化初探

论文导读：有单独使用亦有组合成如“良心”、“中心”、“放心”、“心志”等双音词。孟子是性善论的代表人物。其有关性善论的论述在《孟子》一书中占有核心的重要性。孟子认为，性善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关键所在，是人的本质属性。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的善性外在体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孟子又称之为“不忍人之心”
［摘要］传统儒家基于现世道德实践与体验而非宗教超验来定义理想社会的范型，因此“仁”或“良心”为协调社会的枢轴。这种时刻发挥作用的“传统”，在当代具有克服现代性或曰理性化困境的价值，而在具体的政策领域，应可提供现实制度改革的与道德本源。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继续学说本土化的探索，不可不慎思这些文化特质的作用。
［关键词］化；良心；社会理论；本土化
［］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３）０７－００７１－０５
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学界一直有学说本土化的呼吁。作为在本土意义上知识生产，这一论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令人瞩目。“本土化”有与文化传统等范畴建立联系之谓。自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学科重建以来，社会学的本土化至少摘自：本科论文www.7ctime.com
依托于两种特定的“传统”，一个是传统中国的涵盖儒释道等多种文化滋养的“传统”，一个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本文在此主要论及儒家的社会蓝图，并对社会运行论等学说本土化方面的创见以及一些启发进行论说，因此是针对前一传统而论之。作为本文现实性的一端，是针对在经济、政治、法律等制度框架“之后的框架”。

一、传统儒家社会的“心”与“良心”

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化”，举凡天文、地理、术数、政治种种都有化的倾向，都从不同角度比附或引申其内涵，宇宙万物都归于个体修养与社会秩序层面的逻辑。所谓“万物皆备于我”、［１］“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２］便是如此。在诸子百家之中，儒家以“仁”开启学理渊源，演化出基于“仁”等内心修炼境界的社会观念。虽然儒家在宋明时期专有陆王心学一支，但实际上一以贯之的儒家学说，本身即是“心学”，即关注内心体验和自省的自内而外涵化之道。
“心”本义为身体内部的器官，在此基础上又引申为思维器官、思维意识和道德意识等内涵。实际上在先秦典籍中，关于“心”已经有了上述复杂的运用。《诗经》中的《小雅·小弁》中有云：“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维其忍之。心之忧矣，涕既陨之。”因自己的痛苦体验，即便未置身于如此境遇，仍能体会到他人或物的痛苦，“心”在此已是恻隐之心、同情之心了。至儒家始祖孔子及其弟子的时代，虽很少直接论及“心”，但却反复斟酌于“慎独”、“自省”、“克己”等“成仁”、做“君子”的“得仁”功夫。
关于“心”，尤其是“良心”，孟子的“性善论”、“求放心”等思想有着奠基性的意义，实际上也是孟子最早将“良心”连用，至清末与民国时期“良心”化高尚为通俗，为众口所用。之所以说“儒家即是心学”，主要也是基于后世儒家努力坚持孟子对“善”的论述演绎和对内心修养传统的发扬。据统计，在《孟子》一书中，“心”共出现１１９次，有单独使用亦有组合成如“良心”、“中心”、“放心”、“心志”等双音词。孟子是性善论的代表人物。其有关性善论的论述在《孟子》一书中占有核心的重要性。
孟子认为，性善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关键所在，是人的本质属性。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的善性外在体现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孟子又称之为“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３］《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４］仁义礼智这“四端”犹如人的身体，是人本来就有的，并不是从外部注入而来的。而之所以人有了善恶的分别，并非天性如此，而是未牵引和发扬其固有的善端。“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５］
有孟子的经典论述为基础，后人论“心”与“良心”，大体已经确立了范围。如《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故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凡气从心，心，气之君也。”“是以天下之道者，皆言论文导读：
内心其本也”。到宋明“心学”经陆九渊，由王阳明之手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良心”为何？在儒家经典论述中，虽不似今日的意义上使用“良心”的概念，但却处处可见良心的痕迹。《尚书·多方》中所云“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虽是圣明，无善念也会愚狂；虽是愚狂，能发善念也能成圣明。此“念”实际上就是善念与良心、良知。孔子言行记录中未曾有“良心”，但是其关于“仁”的思想中到处充盈着对“良心”的推崇，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６］。故至孟子时，直接以“心”解释孔子的“仁”，即所谓“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己矣。”［７］如何怀宏所论，孔子之“忠”，孟子之“诚”，颜渊之“乐”，曾参之“孝”，《大学》之“正心诚意”，《中庸》之“诚明、明诚”，无不具有“良心”的含意。后世儒家以“心性之学”，“内圣之学”一系最为光大，其精华、命脉、骨血也主要在此。从原始儒家、宋明理学直到当代新儒家（如熊十力、牟宗三）的共同特点是重视对内心道德的开发，甚至把此作为其哲学思考的中心。［８］

二、内圣外王：儒家社会秩序的“同心圆”结构

从孔子等先儒的社会理想看，无论是“均”、“和”、“安”，还是所云“大同”与“小康”，皆是基于此类内心的修炼。人之初，“性相近，习相远也”。然后天教育可以使“野人”为“君子”，“文质彬彬”，由此“学而优则仕”，以君子人的品格从事社会与政治实践。有“良心”而有自我完善的“一己”，由己及人，推广到更大的人群、团体乃至社会与国家，在一个良心的基础上，儒家构筑了其社会理想与蓝图。此一逻辑即后世概括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就是修身养德，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外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自我的修养如何推广于“我”之外？即，“内圣”如何而能“外王”？“内圣”方面，孔子主张“为仁由己”。“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天下“归仁”的关键在于个体能否品德高尚，如果终能“求仁”，必能“得仁”，正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修己”诚能做到，则“治人”可也。所谓“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内圣和外王二者相互统一于个体的修养践行，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内圣的目的。不断修养，成为“仁人”、“君子”，便能达到内圣；在内圣的基础上，便可归化“我”外的他人或他群，达到外王的目的。“修己”自然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内圣外王浑然一体，成为不断修养的一个循环上升的螺旋。《大学》中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国最高深的教育，应在于初成德行，然后育新民，化成天下，最后达到至善的目标。达到一个至善的远大理想，一个善的个体和社会，其必由于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渐进功夫。《大学》中云，“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传统儒家的追求和对社会秩序达成路径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