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物质变换断裂与协同进化：马克思生态思想生态经济学基础

论文导读：，甚至所有生物，要求放弃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把人视为生态系统之一个要素来与其他要素等量齐观，在上，人不具有任何先验的优先之地位，相反，他应当从属于一个更加宽广的生态的视野。总之，一种热情拥抱自然、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以环境主义批判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道德12345下一页
摘要：马克思的生态建立在生态经济学分析基础之上，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发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生产必然采取的剥夺自然和人的不道德形式，协同进化则表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任何片面强调“斗争”与“合作”的环境话语都缺乏辩证的方法论基础和恰当的经济学考量。在马克思那里，生态的建构和实现从属于更加广大的政治规划，而在这个政治规划中，生态作为人与自然平等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作为代际平等的关系，社会主义作为人与人平等的关系取得了一致的哲学基础，并在生态经济学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
关键词：物质变换断裂；协同进化；生态；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韩欲立，复旦大学社科部讲师，博士（上海 200433）
自从20世纪70年代绿色政治运动兴起以来，马克思一直被指责为一个反生态的政治思想家，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近20年来的进展，使我们有可能去清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理论债务，再现一个完整的生态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文献全景视角下的马克思具备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和系统的生态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这个世界观的组成部分，生态被马克思建筑在一个生态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之上，因而成为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态规划。

一、马克思：一个普罗米修斯主义者？

在环境主义者那里流传着这样一个神话：马克思是一个普罗米修斯主义者（Prometheani），因为据说历史唯物主义的进化论逻辑从根本上从属于启蒙运动传统，它的先验逻辑前提是坚信人的理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终将促进人类的福祉和历史的进步，而在马克思的文献中，环境主义者不满地发现马克思常常歌颂人类日益增强的对自然力的支配，这证据在《宣言》里显得那么刺耳：“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事实上，许多来自历史唯物主义对立面的环境主义批判大多指出，相比较后期马克思对于生产和技术问题的讨论而言，早期马克思对农业、自然和社会等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具有生态意义的关注。{2}
吉登斯正是这种“存在着一个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生态断裂”的观点的拥趸。吉登斯认为马克思尽管在早期文献中显示出相当可观的对于生态问题的理论敏感，但是不久之后他对自然便采取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按照吉登斯的看法，马克思对如何“在阶级体制下转变剥削性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关注并没有延伸到对自然的剥削上”{3}，同时，在马克思那里，环境至多只是一种背景性功能，而所有的价值都来源于劳动力。对马克思而言，是不可能去想象对社会物质生产力的自然限制的。如果说存在着对资源的完全利用的某种障碍的话，这种障碍在马克思那里是财产关系和法律义务造成的，而不是自然的先天条件。最终在马克思那里，生产的问题已经被资本主义解决，因而未来社会生产者的联合将不必如此严肃地考量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一个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道德需要。于是，马克思在被指责为“普罗米修斯主义者”的同时，也饱受学上的一种生态指责：第一，无视生产对于自然的剥削；第二，无视自然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第三，忽视生产的自然限制的存在；第四，忽视自然的变化特性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第

五、忽视技术在环境退化中的作用；第六，仅仅依靠经济丰裕无法解决环境问题。

事实上，环境主义或者生态中心论的兴起是一个更大的思潮的分支，这个思潮就是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理论{4}，后现代主义理论在哲学上对主体的解构，对同一性原则的拒斥等也影响到生态中心的环境理论，其表现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设定的拒斥，这种理论将关系从人扩展到动物，甚至所有生物，要求放弃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把人视为生态系统之一个要素来与其他要素等量齐观，在上，人不具有任何先验的优先之地位，相反，他应当从属于一个更加宽广的生态的视野。总之，一种热情拥抱自然、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以环境主义批判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道德论文导读：
优越感，在20世纪的较晚近时期以来，越来越向许多反现代性的生态研究与实践者显示出致命的诱惑。{5}
然而仅仅从《宣言》或者《资本论》的某些文本片段出发就断言马克思具有“普罗米修斯主义”的生态倾向是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事实上，这显现出生态中心论者的那种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策略，即文本的抽象化和超历史化。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仍然使用着费尔巴哈式的哲学语言，但是却已经开始发现一个新的世界一样，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从16和17世纪就已经开始的“科学使得人类摆脱了自然的统治，并反过来成为自然的统治者”的观念深入人心，虽然在马克思的文本片段中显然可以看到这种对自然的“主导”、“统治”、“征服”和“控制”等的文本痕迹，但是对马克思文本的历史性考察使我们可以发现，在更广阔的文献背景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实质上不仅不是把自然界当成社会对立面，正相反，工业对自然的剥削、人对自然的宰制被历史唯物主义视为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暂时性和必然性阶段，它从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自我异化过程，意味着人类社会同自然的摘自：毕业论文的格式www.7ctime.com
异化和分离，但是，马克思并不认为这一阶段的合理性将持续下去，相反，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这个对立性阶段将丧失其合理性，从而必然会被社会向自然的回归超越。
如果我们足够严谨的话，并不难发现与生态中心论相反的众多证据，这些证据都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和生态问题保持足够的理论敏感。在早期马克思那里，他强调“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6}。并指责在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熏人毒气污染”{7}。而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他决定从更加广阔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来反对资本对自然的不道德的剥夺。马克思在《资本论》“机器和大工业”章的“大工业和农业”中论述道：“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8}工业化的农业生产越来越以高速度和高规模从土地吸取养分以制成工业品和农产品，而这部分农产品的消耗一方面无法获得自然条件下物质循环的补偿，另一方面，土地和资源从自然领域流向工业社会的速度越来越快。于是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断裂（metabolic rift）出现了，所以，“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9}。很显然，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之所以更加关注“生产”和“工业”，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普罗米修斯主义者”或者马克思缺乏生态关怀，而是因为在他看来，对人的解放就是对自然的解放，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和生产只能采取压抑和剥夺自然和人的不道德形式，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农业造成的物质变换断裂是对自然的恶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生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之上，因而是表现出批判的学特征，在马克思那里生态就转变为更加广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的成果之一。而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由于对现代性的前提的无批判性而使得它就其本质而言重新沦为“不（无）道德的环境”。

二、从物质变换断裂到协同进化：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生态经济学基础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完整统一是在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出来的，因此，要重新发现生态问题域中的马克思就必须从生态的角度重新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的探索将“物质变换”（metaboli）重置为一个生态化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事实上，马克思从尤斯图斯·冯·李比希出版于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土地化学》中引出物质变换概念的社会生态学意义。马克思的理解核心是生态循环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资本主论文导读：削。2.协同进化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以人类为中心”和“以生态为中心”的对立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二元论，本质上仍然从属于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形而上学传统。马克思上一页12345下一页
义使这两个方面都产生矛盾，造成恶化的环境危机。

1. 物质变换断裂

马克思对李比希著作的研究使他越来越接近发现自然的贫困与工人的贫困的根源都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对自然的贫困的集中而精彩的批判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为：“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日益贫瘠的各种手段。”{10}物质变换概念解释了劳动过程中日益积累的自然的贫困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从自然的意义上看，物质变换代表着自然与社会通过劳动过程的而发生的实际的物质能量交换，这是一个物质过程；从历史的意义上来看，物质变换的含义则表征着一种被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所异化了的需求和关系，因此，在物质变换概念里，自然异化与劳动异化具有了相同的根源{11}，马克思指出，“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些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12}。于是，在马克思那里，物质变换概念成为通过人类的具体的劳动组织形式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自我分离和异化的过程，因此它不但具有生态意义，同时也具有了更加深远的社会历史意义。自然的异化及其扬弃也同样被导向到关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物质变换概念源于劳动过程，通过劳动过程人类传送着和转化着——但绝不是控制着——自然。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和自然的双重退化是无法摆脱地（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它不仅预示了退化而且预示了解放。物质变换概念使得马克思得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述为一种既包含了“自然造就之条件”，也包含了人类影响这一造就过程的能力。马克思曾设想过联合的生产者的未来社会，在这样的未来社会里，自由在自然必然性领域通过人类物质变换的理性支配而实现，而人的自由地与自然的解放则被充分完成了，因而，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议题的筹划就被表述为：“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他们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3}。从物源于：论文写法www.7ctime.com
质变换断裂到自然的异化再到社会与自然的共同解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清晰的关于生态经济学与问题的完整证据链，在比较中，我们发现生态中心主义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反“生产”式论证的抽象化和非实践特征暴露无遗，事实上，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其无批判的前提上仍然是一种以计算和“理性与资本的狡计”为构成原则的话语系统{14}，脱离对物质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使得其生态幻化为一种新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
此外，杰文斯悖论（The Jevons Paradox）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如果缺乏对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仅仅诉求在观念和行为中建立生态规范，仍然不可逆转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提出“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15}资本主义的积累强制最终必将导致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实践失效，对于自然的权利的主张并不会动摇资本主义通过革新创造出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新的技术革新造成更大规模的自然向工业社会的物质循环流入，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对自然的剥削。

2. 协同进化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以人类为中心”和“以生态为中心”的对立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二元论，本质上仍然从属于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形而上学传统。马克思论文导读：
通过达尔文和摩尔根的发挥了协同进化的生态经济学概念{16}，就其意义而言，协同进化也表现出一种环境的“双向尺度”标准，即人的尺度和自然的尺度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参考达尔文关于动植物特殊器官的发展和专门工具的发展之间{17}的比较来发展他的协同进化观点，器官的进化，例如动物躯体的四肢，对动植物而言意味着生存工具或者生存技术的进化，在希腊语中器官（organon）也有工具的意思，与自然技术不同的是人类的技术是通过工具的社会生产而创造出来的，即它是人在社会中的生产器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哲学唯物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术语来揭示这种辩证的、实践的协同进化的物质变化之相互作用：“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人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18}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协同进化观点对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极其重要，协同进化观点表明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任何片面强调“斗争”与“合作”的环境话语都缺乏辩证的方法论基础。源于：毕业论文致谢格式www.7ctime.com
四、结 论
我们已经证实，目前在生态和生态社会学领域对马克思的指责在思想根源上从属于后现代主义的后唯物主义生态诉求，其基本逻辑为：生态危机只有在物质丰裕的条件下才会显现，但其解决方案往往忽视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运动过程方面对生态退化寻找答案。相反，后唯物主义生态诉求之关注点主要放在了生态危机成因的文化因素上，詹姆斯·奥康纳就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缺陷指认为：“关于生产力的传统观念忽视或轻视了这一事实，即这些生产力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的，它们包含着人的协作模式，这些模式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之中的。”{26}从物质条件中抽象出来的文化因素，往往成为后唯物主义生态观念对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批判的主要根据。这种生态源于：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观念仅就抽象的观念形式而言，从逻辑上似乎说得过去，但是从更加广大的实践和政治运动角度来看，它很难对现实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以及建立在对马克思生态政治经济学重新发现基础之上的生态，把物质变换和协同进化作为其观念进展的物质基础，从而能够更加深刻地介入当前生态危机问题的历史本质维度中去，对马克思主义而言，生态应当成为更为广阔的可持续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性环节才能够将自己从抽象实现为现实的。
注释
{1}{7}{8}{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第579-580页，第579-580页，第579-580页。
{2}并非所有环境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比较富于自然与人的问题的生态维度的探讨，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反生态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参见John Clark：“Marx’s inorganic Body”，Environmental Ethics，1989，（11）3和Victor Ferkiss：“Nature，Technology and Society”，New York：University Press，1993.
③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pp.59.
{4}尽管从观念意义上考证，生态中心主义的基础在19世纪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已经以“动物同人一样具有共同的对痛苦的感受”的功利主义原理表述了动物的权利，但是从实践来看，生态运动将自然视为对等物，并实际地推动了社会共同体在行为规范和法律规范等方面的进展。
{5}此处借用鲍德里亚的“诱惑”（Seduction）概论文导读：
念来表述后现代主义哲学—经济学意义上对“生产”原则的逆反，对生态中心主义而言，要消除人类中心主义，就必须消除既作为权力的基础，又是作为权力的表征的“生产”的历史基础地位。因为“诱惑是被生产—经济价值逻辑祛魅至死的……对于资本家来讲，通过物性生产对象化地改变客观对象是成为真实统治者的唯一正事。”（参见张一兵：《诱惑：表面深渊中的后现代意识形态布展》，《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现代社会的生产强制正是造成生态危机和人类灾难的哲学-经济学根源。
{6}{2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页，第57页。
{10}{13}{18}{2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18-919页，第928-929页；第209-210页，第878页。
{11}{15}John Bellamy Foster：“Marx’s Ecology”，Monthly Review Press，2000，pp.158，pp.94.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1页。
{14}综合生态中心主义的有关“环境”的文献，可以发现潜在的真实逻辑前提乃是以唤起社会的生态理性来对资本及现代性所释放的潘多拉——来加以节制，以实现和需要的可持续之实现，因此，从根本原则上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仍然是建立在的现代经济学基础之上的。
{16}{19}{22}J·B·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32-248页，第13页，第22页。
{17}达尔文：《物种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50-179页。
{20}I. Matutinovic：“Worldviews，Institutions and sustainability：An Introduction to a Co-evolutionary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World Ecology，Vol.14，No.1，2007.
{21}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401页。
{24}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与生态主义（ecologi）不同，后者认为关心环境意味着根本性地改变我们目前与环境的关系，继而改变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方式，而前者则主张一种对于环境问题的管理学意义上的技术解决方案，即在没有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上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26}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