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叙事当前文学叙事危机及其批判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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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要：当前，由于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制约，文学叙事出现了多重“危机”，如资源匮乏与正面价值缺席、文学超越性的弱化与萎缩、情感被广泛地物化，追求事象呈现、取消悲剧深度的反思、批判和启蒙等等，因此，需要对文学进行“补钙”。
关键词：当前文学；叙事危机；批判
虽然新时期以来文学生存环境的和谐性和内部形态的丰富性都处在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性因素的综合制约，文学叙事又伴随着不断的“动荡”与“危机”，如语言论转向、方法热、经典与文学史秩序的解构以及文学处境的边缘化。在当前民族灵魂重铸及文化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这些“危机”并未随着话题的“终结”而从文学的发展链条中彻底“断裂”，而是更为深刻与根本地聚变为当代文学发展的若干“瓶颈”，如文学的价值取向、如何关怀“人”、化、零度情感以及非理性主义，或者其他。总的来说，新的境遇催生着文学新的诉求，正视并力求解决文学在新的境遇与诉求中所提出的诸多难题，也相应地成为促进当前文学走向繁荣既理所当然又刻不容缓的前提所在。
（一）资源匮乏与正面价值缺席。精神是文学的核心和灵魂，它表征着文学的价值取向及其大小，任何缺乏精神的文学，不论它表现得如何精巧，终究不过是被秩序化的词语堆积物。然而，文学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和深度，却又最终取决于文学所继承的精神资源及其对它的接受水平。雷达先生认为，在当前，文学叙事所面临着“既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精神资源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传统资源，主要包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体的儒家思想，以“天人合一，内外和谐”为要义的道家思想，以“生命轮回，普度众生”为宗旨的佛家思想；西方资源，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博爱”的圣经思想和“公平、正义”的思想；20世纪的革命资源，既包括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实践，也包括以为代表的革命实践。然而，当代文学在脱离计划经济的规约而转向市场化的狂欢之后，既以“反封建”的姿态对传统资源无声地弃置，又以“解构与颠覆”的名义对西方资源进行否定，还以“祛意识形态之魅”为时尚对革命资源保持天然警惕，当代文学企望在“无复依傍”的标准下，以“利”为精神支点，建构文学的“个体化时代”。正是这种“去资源化”的文学行为及其传统，使当前文学陷进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荒漠之中，并进一步刺激着被市场所放纵的负面价值如追求即时的身体快感、享乐主义、坑蒙拐骗、自私短浅、唯利是图，它们不仅摧毁着人的诚信体系，而且还使文学迷恋于对暴力、性诱惑、人的卑微性和阴暗面等方面的暴露与宣泄性叙述，文学顺从了人的自然层面的价值欲求，与市场经济对人的原始释放相互狂欢。正面价值如理想、英雄、崇高、公平、正义、坚定等范畴缺乏有效的现代转换，甚至被当做“脏水”一样泼掉。对此，雷达曾痛心批判过，认为当前文学大量欠缺从正面影响人、塑造人、建构人的精神能力，没有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甚至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如风行一时的“美X写作”在超密度地呈现如何以咖啡、性、闲逛、派对和吸毒来无限制地刺激身体与生活之外，很少有对自己、活着和情爱严肃的深度思考与实践，他们以虚无、冷漠和梦魇来概括人生的全部，任何有意义的事物都被他们毫不留情地抛弃一空。《平凡的世界》、《约翰·克里斯多夫》、《家》等文学名著所期待的理想、信念、追求和其他有意义的诸多价值景观，都在某些“后”作者的眼中灰飞烟灭。
（二）文学超越性的弱化与萎缩。文学的本质是“人学”，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应有之义，从已有的文学实践来看，文学对人的关怀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形而下层面的世俗关怀，一是形而上层摘自：毕业论文格式要求www.7ctime.com
面的精神关怀。文学超越性是指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化的“人学”，它以对人的物质需要、基本生存、日常生活方面的关怀为基础，努力突破现实的种种条件如个人、文明制度、意识形态、道德对人的束缚，期望通过对生命、生活、生存作本体论意义上的思考，以审美的形式补偿人在世俗社会难以实现的愿望和限制，最终达到人与世界共谐的完全自由，它包括着文学的人类性、普世性、终极性等要素和范畴。假若以这个标准来审视当前文学状况，则恰恰构成对文学超越性的拆解：如以性代类性，市场经济打开了释放的通道，然而，无论是“女性写作”还是“个人化论文导读：
写作”，既从完善“人之在世”的美好愿景出发，却又身不由己地由追求的合理释放到对的顶礼膜拜再到迷失于放纵，把性逐步绝对化，甚至等同于人类性，而把后者丰富复杂的内涵特别是其中的百折不挠地进取、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等积极因素忽略了。或以功利性代替普世性，尽管文学已不再被视做工具，但文学的“有用”却仍潜在而深刻地制约着文学创作的当下选择，为若干具体的目标与事物直接服务的功利意图仍被优先置为当前文学的主导思想并有意识地冲淡或遮蔽文学的普世情怀。如某些“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尽管努力地做到了“为民鼓与呼”，但却粘胶着矛盾的独特性而难以上升到穿越文学的悲悯精神。或以当下性代替终极性，边缘化处境、身份遭到质疑和积极介入生活之焦虑，使文学创作迫不及待地追求当下的意义消费，以丰富、超强度和快速的刺激来娱乐人的身体世界，在彻底的疲惫与松弛中陶醉并有意识地中止甚至去掉对自我与世界的终极关怀，如有的“70后”、“80后”作家就明确宣称“即时消费”是创作的最高意义，正如他们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写到“吸毒”一样，透支身体的快感远远高于永远待解却又永远痛苦的精神拷问。文学创作变得平面化、零度情感、拼贴、祛灵魂化，仿佛成了没有心机、没有高度、没有飞升的自动书写，内在的灵性和感悟被无处不在的风干了。
（三）情感被广泛地物化。情感是彻底心灵化的精神形式，也是文学的内核和基础，有的人甚至认为，创作就是把作家体验过的情感传达给他人，没有情感的文学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文学与社会的变动往往又会导致情感的异化与变形。新时期以来，“物化”日渐侵蚀着社会的普遍现实，不仅时间、速度、身份和日常交往都被反常规地商品化了，而且连文学中的情感也不例外。首先，情感不再是心灵之间相互碰撞或激荡所产生的火花，也不是主体与外界的交流感应，而是“”或“码字匠”根据市场需要，在凶杀、暴力、传奇甚至故事模式中填充所谓的“风花雪月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它们并不具有现场感、境遇感和原创性，或是对某种理念的演绎，或是对某种动物本能的标本化，在批量生产中已完全失去“人性”。如曾风行一时、由出版社策划和包装的“商业写作”。其次，在后现代的消费语境中，文学的理性价值被摒弃，情感变成，到处泛滥，甚至成为市场上明码标价的商品，而维系它们存在的、道德甚至血缘也被无处不在的金钱关系所控制，爱情、友情和亲情等已不再具有神圣性、牺牲性、契合性，只要通过“钱-物”交换就可以实现它们的“有形”价值。如“商业写作”中屡见不鲜的“情感游戏”。再次，读者对情感的体验已不再是通过“共鸣”净化人的灵魂和追求人性升华，而是在一次性消费中追求生命的快感与；市场经济打开了文学情感的准入制度，读者对情感的消费也不再纠缠于真善美与假恶丑之别，而是根据可行性与当下需要进行对象选择。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创作作为精神生产形式与物质生产有着质的区别，但当前文学却不自觉地混淆了两者的界限，甚至还加速了文学的“物化”过程。如某些风行一时的官场文学和网络文学作品，猎奇于秘闻、丑事、人性之恶等卖点，把正常的情感撕裂，绑架于市场，游离于文本之外，成了作品的添加剂或者可以交换的无形“物品”。（四）追求事象呈现，取消悲剧深度的反思、批判和启蒙。文学是表现“人”的，“事”不过是表现人的手段。无“事”难以成文，但“事”的泛滥也会遮蔽“人”的存在。只有“人”与“事”的和谐，才能保证文学的科学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和中国的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变成”了旋转的万花筒，既翻天覆地又让我们目不暇接，大至国家政治小至个人生老病死，都前所未有地撞击着作家们久涸的神经，他们狂热地投入时代并奋不顾身地展开书写。然而，他们总是太急于倾诉，太执著于描绘，太沉醉于现象的速度、丰富和未知，所以，不少的“主旋律文学”或者由“小”与“新”领衔的写作，都津津乐道于“题材”的创新或“事物”的呈现，或是炫耀历史的秘密，或是述说蛮荒之地的异闻，或是陈列农村遭遇时代潮流所表征的“新现象”，但更多作家则倾心于高科技为当代都市所提供的“物化”景观：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飞机火车轮船、电视网络卡拉OK、气势雄壮的广告牌和装潢豪华的私家别墅、吸毒贴面舞派对、广告促销股票期货跨国公司等等。然论文导读：限制了文学的精神提升，又宽容了它的媚俗倾向。作家在“下海”或“经商”之余，不再执著于道义、责任以及使命感的担当，而是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浅层次、迎合社会的好奇心理“玩文学”。于是，官场文学成为如何“升官发财”的教科书，商业文学成为怎样“尔虞我诈”的操练场，言情文学由“一女多男/一男多女”的情感纠葛大张旗
而，它们是如何“构造”着“人”的现实又怎样地挤迫着“人”的生存空间？在“人”与“物”既依赖又征服的境遇之中，“人”是如何被异化的？“人”为解放自己而不断地丰富和创造“物”，但“物”反过来又成为“人”之陷阱，“人”该怎样走出这种逻辑怪圈并高扬自己的主体性？当代作家在精雕细刻时代的外象时，却对处于其中的“人”所面临的悲剧性，所需要的反省与批判意识，特别是对“人”在完成科学启蒙之后如何完成更高的人性启蒙都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他们热衷于对纷繁复杂的生活之现象描述却在不经意间就失去了文学的主体“人”。如“新写实主义”就竭力追求绝对的零度写作，在貌似客观中把“人”机械化和符号化，“事”无巨细，纤毫毕现，形成所谓原生态的“生活流”。“事”不但成为“人”的主宰，甚至挤兑了“人”的主体建构、价值立场并最终导致作品无“人”出场。如“事物主义写作”成了某些作品不二的、绝对的圭臬，遍地而来的是物质的凌乱堆放，无数苍白的对象铸就了荒凉而破败的叙事图景，唯独欠缺严厉的人文批判、反思和深情的未来展望。
（五）文学格调的卑下、低俗和羸弱。格调是文学的外在标杆，它的高低根本地决定着文学的成就大小及其所拥有的历史位置。恩格斯在高度赞扬18世纪的德国文学时，也不无遗憾地指出“庸俗化”潜在而深刻地抑制了它的可能高度。尽管当代文学经过1980年代的“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性”等运动而退出“神坛”，但大众文化、市场经济、享乐主义等等诱因却又使之陷入了“格调”危机。媚俗，从精神的概念而言，文学应该是贵族化的，它所提供的思想与美感价值才会永不衰竭，但当代文学 对“平民化”绝对定位既限制了文学的精神提升，又宽容了它的媚俗倾向。作家在“下海”或“经商”之余，不再执著于道义、责任以及使命感的担当，而是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浅层次、迎合社会的好奇心理“玩文学”。于是，官场文学成为如何“升官发财”的教科书，商业文学成为怎样“尔虞我诈”的操练场，言情文学由“一女多男/一男多女”的情感纠葛大张旗鼓地滑向的狂欢，侦破与法制文学由宣传“扬善惩恶”到对“江湖义气”与“人治专制”的倾情，以及“小资”文学对一己的情感、身体与生活的抚摸等等，有的甚至充满“恶俗”趣味。审丑，尽管“美与丑”辩证地依存，但文学的本质却在于“审美”，“审丑”不过是对“审美”的丰富与补充而已，假若两者的位置倒置，将导致文学道德的彻底沦丧。然而，1980年代中期以来，审丑却成为当代文学的时尚与潮流，正如弗洛伊德把“丑的、恶魔般的、扭曲的、畸形的、怪异的、非规则的、癫狂的、厌恶的、阴森可怖的”东西当成艺术的内在方面一样，第三代诗歌、先锋文学、寻根写作对粪便、垃圾、苍蝇、蜘蛛等等“脏物”、粗俗不堪的行为、歇斯底里症、灾难中的龌龊与残忍、等等，也缺乏深刻的学理批判并肆无忌惮地呈现。崇恶及其他，武侠文学对的暴力场面、不问是非冤冤相报的武林仇杀、成者为王的“江湖规则”津津乐道，完全泯灭了暴力的正义与非正义、人性的善与恶、道德的好与坏的界限，在对“力”的崇拜中，容忍并助长着“恶”的倾向。同时，有的论者还指出，当代文坛或者呈现出“土匪气、农民气、行帮气、流氓气、痞子气”；或者宣扬拜金主义、颓废哲学、封建意识；或者误导文学的消闲娱乐功能为诲淫诲盗等等。总之，当代文学在引导人、鼓舞人、愉悦人的力度与效果方面，非常匮乏。
（六）作家的库存危机。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经验、学识、才情等等综合因素的协调和升华，匮乏或者不同配置，既可能改变创作风格，更可能导致创作的困窘，如生命体验缺乏，作家缺乏对事物的好奇感，紧张、焦虑、快节奏、强刺激以及沉重的挫折与沮丧等等，不但难以抗拒地萎缩着他们的创作意志和吃苦精神，而且还潜在地磨蚀着他们的生活热情。他们冷漠，甚至有窥破世事之后的绝望，所以对他们来讲，创作不是灵感、不是、不是对生命的内在置换，而是意识的自动化。如“新小说”的“去情感化”，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随机拼凑以及心理小说由意识流转向“呓语化”；经验储备不足，把创作等同于技术复制。经验是文学创作最直接的矿产资源，它的储备量甚至决定着创作者们的成就高低，回归诗人与知青作家们都曾凭着丰富的人生阅历而屹立于新时期文坛并成就斐然。但时代情势的变迁，却大量透支着作家们的库存，丰厚的商业利润成了作家们难以逾越的诱惑与挑战，他们不再执著于艺术超越，不再努力于补论文导读：
充新的知识，不再感兴趣于社会的日新月异，而是把经验规则化、把文学商业化、把创作技术化，粗制滥造、胡编乱凑或者给作品“灌水”，如有的作家以“X部/年”炮制畅销书，以有着刺激性的封面和书名的“地摊文学”招徕顾客，成为出版社“攒书”的或“自由撰稿人”，或者创作动辄数百万字却内容贫乏的“长篇巨著”等等。数量与质量之差已成为横亘于作家面前的创作陷阱；追求“先锋”效应，为“创新”而“创新”。“创新”是文学的内在要求，通过无处不在的“陌生化”，文学既可以满足读者多方面的审美期待，又能不断地自我超越。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作家们仍存在着相当普遍的“创新”误区，或者把创新看做完全自足的技术行为，它与表现对象、文化语境以及其他问题无关，这既使文学与现实脱节，也使作家缺乏对社会的承担意识和对人的关怀精神，甚至把它变成语言的能指游戏；或者把创新看做是对已有的文学技巧、方法、成规、秩序等等的破坏、解构与否定，如“断裂主义者”就宣称要在打倒鲁迅及“五四”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纯粹“个人化”创作；也有的把创新等同于西方文学，试图以西方文论为标准来改造当前创作并加强它的世界性，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坎坷、曲折、坚定地成长着。长期的文学实践，不但使我们对当代文学的性质、对象、规律、范畴和世界性因素都有了科学的认知，并且，通过深刻洞察当代文学的创作症候，我们认识到当代文学在精神方面急需“补钙”：在“民族灵魂的重铸”总旗帜下，当代文学需要塑造并引领中国人坚强的性格力量，乐观的精神状态，积极进取、永不知足的上进心；需要还原并扩大人性中的“真、善、美”因素，建构人格、良知、正义的价值准则；需要敢于直面现实，特别是对其中的黑暗、丑陋、污秽方面，要有严肃、尖锐、深刻的思考；需要突出对民生疾苦，对尊严、痛苦、伤害和彷徨等等人性问题，对苦难、代价、责任的强烈关注和担当；需要充分挖掘人类的文化资源，有针对性地思考并提出时代的关键问题，增强文学的思想穿透力；需要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原创性的思维方式，积极追求想象的自由，增强文学的力度、韧劲和宽容品格；需要重返文学的“深度”和“本质”，自觉地追求对“人”的深刻反思、批判和启蒙；需要深入生活实践，在体验和感受中进行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使文学变得更广阔、更丰富。我们期待着广大文学工作者既能理性地摘自：学报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审视当前的困境与优势，又能采取有效的策略和措施从中突围，实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全面崛起。
（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文学评价制度的建设与反思”阶段性研究成果之
摘要：当前，由于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制约，文学叙事出现了多重“危机”，如资源匮乏与正面价值缺席、文学超越性的弱化与萎缩、情感被广泛地物化，追求事象呈现、取消悲剧深度的反思、批判和启蒙等等，因此，需要对文学进行“补钙”。
关键词：当前文学；叙事危机；批判
虽然新时期以来文学生存环境的和谐性和内部形态的丰富性都处在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性因素的综合制约，文学叙事又伴随着不断的“动荡”与“危机”，如语言论转向、方法热、经典与文学史秩序的解构以及文学处境的边缘化。在当前民族灵魂重铸及文化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这些“危机”并未随着话题的“终结”而从文学的发展链条中彻底“断裂”，而是更为深刻与根本地聚变为当代文学发展的若干“瓶颈”，如文学的价值取向、如何关怀“人”、化、零度情感以及非理性主义，或者其他。总的来说，新的境遇催生着文学新的诉求，正视并力求解决文学在新的境遇与诉求中所提出的诸多难题，也相应地成为促进当前文学走向繁荣既理所当然又刻不容缓的前提所在。
（一）资源匮乏与正面价值缺席。精神是文学的核心和灵魂，它表征着文学的价值取向及其大小，任何缺乏精神的文学，不论它表现得如何精巧，终究不过是被秩序化的词语堆积物。然而，文学精神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和深度，却又最终取决于文学所继承的精神资源及其对它的接受水平。雷达先生认为，在当前，文学叙事所面临着“既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精神资源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传统资源，主要包括以“仁义礼智信”为主体的儒家思想，以“天人合一，内外和谐”为要义的道家思想，以“生命轮回，普度众生”为宗旨的佛家思想；西方资源，主要包括“自由、平等、博爱”的圣经思想和“公平、正义”的思想；20世纪的革命资源，既包括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实践，也包括以为代表的革命实践。然而，当代文学在脱离计划经济的规约而转向市场化的狂欢之后，既以“反封建”的姿态对传统资源无声地弃置，又以“解构与颠覆”的名义对西方资源进行否定，还以“祛意识形态之魅”为时尚对革命资源保持天然警惕，当代文学企望在“无复依傍”的标准下，以“利”为精神支点，建构文学的“个体化时代”。正是这种“去资源化”的文学行为及其传统，使当前文学陷进了前所未有的精神荒漠之中，并进一步刺激着被市场所放纵的负面价值如追求即时的身体快感、享乐主义、坑蒙拐骗、自私短浅、唯利是图，它们不仅摧毁着人的诚信体系，而且还使文学迷恋于对暴力、性诱惑、人的卑微性和阴暗面等方面的暴露与宣泄性叙述，文学顺从了人的自然层面的价值欲求，与市场经济对人的原始释放相互狂欢。正面价值如理想、英雄、崇高、公平、正义、坚定等范畴缺乏有效的现代转换，甚至被当做“脏水”一样泼掉。对此，雷达曾痛心批判过，认为当前文学大量欠缺从正面影响人、塑造人、建构人的精神能力，没有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甚至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如风行一时的“美X写作”在超密度地呈现如何以咖啡、性、闲逛、派对和吸毒来无限制地刺激身体与生活之外，很少有对自己、活着和情爱严肃的深度思考与实践，他们以虚无、冷漠和梦魇来概括人生的全部，任何有意义的事物都被他们毫不留情地抛弃一空。《平凡的世界》、《约翰·克里斯多夫》、《家》等文学名著所期待的理想、信念、追求和其他有意义的诸多价值景观，都在某些“后”作者的眼中灰飞烟灭。
（二）文学超越性的弱化与萎缩。文学的本质是“人学”，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应有之义，从已有的文学实践来看，文学对人的关怀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形而下层面的世俗关怀，一是形而上层摘自：毕业论文格式要求www.7ctime.com
面的精神关怀。文学超越性是指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化的“人学”，它以对人的物质需要、基本生存、日常生活方面的关怀为基础，努力突破现实的种种条件如个人、文明制度、意识形态、道德对人的束缚，期望通过对生命、生活、生存作本体论意义上的思考，以审美的形式补偿人在世俗社会难以实现的愿望和限制，最终达到人与世界共谐的完全自由，它包括着文学的人类性、普世性、终极性等要素和范畴。假若以这个标准来审视当前文学状况，则恰恰构成对文学超越性的拆解：如以性代类性，市场经济打开了释放的通道，然而，无论是“女性写作”还是“个人化论文导读：
写作”，既从完善“人之在世”的美好愿景出发，却又身不由己地由追求的合理释放到对的顶礼膜拜再到迷失于放纵，把性逐步绝对化，甚至等同于人类性，而把后者丰富复杂的内涵特别是其中的百折不挠地进取、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等积极因素忽略了。或以功利性代替普世性，尽管文学已不再被视做工具，但文学的“有用”却仍潜在而深刻地制约着文学创作的当下选择，为若干具体的目标与事物直接服务的功利意图仍被优先置为当前文学的主导思想并有意识地冲淡或遮蔽文学的普世情怀。如某些“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尽管努力地做到了“为民鼓与呼”，但却粘胶着矛盾的独特性而难以上升到穿越文学的悲悯精神。或以当下性代替终极性，边缘化处境、身份遭到质疑和积极介入生活之焦虑，使文学创作迫不及待地追求当下的意义消费，以丰富、超强度和快速的刺激来娱乐人的身体世界，在彻底的疲惫与松弛中陶醉并有意识地中止甚至去掉对自我与世界的终极关怀，如有的“70后”、“80后”作家就明确宣称“即时消费”是创作的最高意义，正如他们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写到“吸毒”一样，透支身体的快感远远高于永远待解却又永远痛苦的精神拷问。文学创作变得平面化、零度情感、拼贴、祛灵魂化，仿佛成了没有心机、没有高度、没有飞升的自动书写，内在的灵性和感悟被无处不在的风干了。
（三）情感被广泛地物化。情感是彻底心灵化的精神形式，也是文学的内核和基础，有的人甚至认为，创作就是把作家体验过的情感传达给他人，没有情感的文学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文学与社会的变动往往又会导致情感的异化与变形。新时期以来，“物化”日渐侵蚀着社会的普遍现实，不仅时间、速度、身份和日常交往都被反常规地商品化了，而且连文学中的情感也不例外。首先，情感不再是心灵之间相互碰撞或激荡所产生的火花，也不是主体与外界的交流感应，而是“”或“码字匠”根据市场需要，在凶杀、暴力、传奇甚至故事模式中填充所谓的“风花雪月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它们并不具有现场感、境遇感和原创性，或是对某种理念的演绎，或是对某种动物本能的标本化，在批量生产中已完全失去“人性”。如曾风行一时、由出版社策划和包装的“商业写作”。其次，在后现代的消费语境中，文学的理性价值被摒弃，情感变成，到处泛滥，甚至成为市场上明码标价的商品，而维系它们存在的、道德甚至血缘也被无处不在的金钱关系所控制，爱情、友情和亲情等已不再具有神圣性、牺牲性、契合性，只要通过“钱-物”交换就可以实现它们的“有形”价值。如“商业写作”中屡见不鲜的“情感游戏”。再次，读者对情感的体验已不再是通过“共鸣”净化人的灵魂和追求人性升华，而是在一次性消费中追求生命的快感与；市场经济打开了文学情感的准入制度，读者对情感的消费也不再纠缠于真善美与假恶丑之别，而是根据可行性与当下需要进行对象选择。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创作作为精神生产形式与物质生产有着质的区别，但当前文学却不自觉地混淆了两者的界限，甚至还加速了文学的“物化”过程。如某些风行一时的官场文学和网络文学作品，猎奇于秘闻、丑事、人性之恶等卖点，把正常的情感撕裂，绑架于市场，游离于文本之外，成了作品的添加剂或者可以交换的无形“物品”。（四）追求事象呈现，取消悲剧深度的反思、批判和启蒙。文学是表现“人”的，“事”不过是表现人的手段。无“事”难以成文，但“事”的泛滥也会遮蔽“人”的存在。只有“人”与“事”的和谐，才能保证文学的科学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和中国的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变成”了旋转的万花筒，既翻天覆地又让我们目不暇接，大至国家政治小至个人生老病死，都前所未有地撞击着作家们久涸的神经，他们狂热地投入时代并奋不顾身地展开书写。然而，他们总是太急于倾诉，太执著于描绘，太沉醉于现象的速度、丰富和未知，所以，不少的“主旋律文学”或者由“小”与“新”领衔的写作，都津津乐道于“题材”的创新或“事物”的呈现，或是炫耀历史的秘密，或是述说蛮荒之地的异闻，或是陈列农村遭遇时代潮流所表征的“新现象”，但更多作家则倾心于高科技为当代都市所提供的“物化”景观：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飞机火车轮船、电视网络卡拉OK、气势雄壮的广告牌和装潢豪华的私家别墅、吸毒贴面舞派对、广告促销股票期货跨国公司等等。然论文导读：限制了文学的精神提升，又宽容了它的媚俗倾向。作家在“下海”或“经商”之余，不再执著于道义、责任以及使命感的担当，而是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浅层次、迎合社会的好奇心理“玩文学”。于是，官场文学成为如何“升官发财”的教科书，商业文学成为怎样“尔虞我诈”的操练场，言情文学由“一女多男/一男多女”的情感纠葛大张旗
而，它们是如何“构造”着“人”的现实又怎样地挤迫着“人”的生存空间？在“人”与“物”既依赖又征服的境遇之中，“人”是如何被异化的？“人”为解放自己而不断地丰富和创造“物”，但“物”反过来又成为“人”之陷阱，“人”该怎样走出这种逻辑怪圈并高扬自己的主体性？当代作家在精雕细刻时代的外象时，却对处于其中的“人”所面临的悲剧性，所需要的反省与批判意识，特别是对“人”在完成科学启蒙之后如何完成更高的人性启蒙都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他们热衷于对纷繁复杂的生活之现象描述却在不经意间就失去了文学的主体“人”。如“新写实主义”就竭力追求绝对的零度写作，在貌似客观中把“人”机械化和符号化，“事”无巨细，纤毫毕现，形成所谓原生态的“生活流”。“事”不但成为“人”的主宰，甚至挤兑了“人”的主体建构、价值立场并最终导致作品无“人”出场。如“事物主义写作”成了某些作品不二的、绝对的圭臬，遍地而来的是物质的凌乱堆放，无数苍白的对象铸就了荒凉而破败的叙事图景，唯独欠缺严厉的人文批判、反思和深情的未来展望。
（五）文学格调的卑下、低俗和羸弱。格调是文学的外在标杆，它的高低根本地决定着文学的成就大小及其所拥有的历史位置。恩格斯在高度赞扬18世纪的德国文学时，也不无遗憾地指出“庸俗化”潜在而深刻地抑制了它的可能高度。尽管当代文学经过1980年代的“反崇高、反英雄、反理性”等运动而退出“神坛”，但大众文化、市场经济、享乐主义等等诱因却又使之陷入了“格调”危机。媚俗，从精神的概念而言，文学应该是贵族化的，它所提供的思想与美感价值才会永不衰竭，但当代文学 对“平民化”绝对定位既限制了文学的精神提升，又宽容了它的媚俗倾向。作家在“下海”或“经商”之余，不再执著于道义、责任以及使命感的担当，而是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浅层次、迎合社会的好奇心理“玩文学”。于是，官场文学成为如何“升官发财”的教科书，商业文学成为怎样“尔虞我诈”的操练场，言情文学由“一女多男/一男多女”的情感纠葛大张旗鼓地滑向的狂欢，侦破与法制文学由宣传“扬善惩恶”到对“江湖义气”与“人治专制”的倾情，以及“小资”文学对一己的情感、身体与生活的抚摸等等，有的甚至充满“恶俗”趣味。审丑，尽管“美与丑”辩证地依存，但文学的本质却在于“审美”，“审丑”不过是对“审美”的丰富与补充而已，假若两者的位置倒置，将导致文学道德的彻底沦丧。然而，1980年代中期以来，审丑却成为当代文学的时尚与潮流，正如弗洛伊德把“丑的、恶魔般的、扭曲的、畸形的、怪异的、非规则的、癫狂的、厌恶的、阴森可怖的”东西当成艺术的内在方面一样，第三代诗歌、先锋文学、寻根写作对粪便、垃圾、苍蝇、蜘蛛等等“脏物”、粗俗不堪的行为、歇斯底里症、灾难中的龌龊与残忍、等等，也缺乏深刻的学理批判并肆无忌惮地呈现。崇恶及其他，武侠文学对的暴力场面、不问是非冤冤相报的武林仇杀、成者为王的“江湖规则”津津乐道，完全泯灭了暴力的正义与非正义、人性的善与恶、道德的好与坏的界限，在对“力”的崇拜中，容忍并助长着“恶”的倾向。同时，有的论者还指出，当代文坛或者呈现出“土匪气、农民气、行帮气、流氓气、痞子气”；或者宣扬拜金主义、颓废哲学、封建意识；或者误导文学的消闲娱乐功能为诲淫诲盗等等。总之，当代文学在引导人、鼓舞人、愉悦人的力度与效果方面，非常匮乏。
（六）作家的库存危机。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经验、学识、才情等等综合因素的协调和升华，匮乏或者不同配置，既可能改变创作风格，更可能导致创作的困窘，如生命体验缺乏，作家缺乏对事物的好奇感，紧张、焦虑、快节奏、强刺激以及沉重的挫折与沮丧等等，不但难以抗拒地萎缩着他们的创作意志和吃苦精神，而且还潜在地磨蚀着他们的生活热情。他们冷漠，甚至有窥破世事之后的绝望，所以对他们来讲，创作不是灵感、不是、不是对生命的内在置换，而是意识的自动化。如“新小说”的“去情感化”，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随机拼凑以及心理小说由意识流转向“呓语化”；经验储备不足，把创作等同于技术复制。经验是文学创作最直接的矿产资源，它的储备量甚至决定着创作者们的成就高低，回归诗人与知青作家们都曾凭着丰富的人生阅历而屹立于新时期文坛并成就斐然。但时代情势的变迁，却大量透支着作家们的库存，丰厚的商业利润成了作家们难以逾越的诱惑与挑战，他们不再执著于艺术超越，不再努力于补论文导读：
充新的知识，不再感兴趣于社会的日新月异，而是把经验规则化、把文学商业化、把创作技术化，粗制滥造、胡编乱凑或者给作品“灌水”，如有的作家以“X部/年”炮制畅销书，以有着刺激性的封面和书名的“地摊文学”招徕顾客，成为出版社“攒书”的或“自由撰稿人”，或者创作动辄数百万字却内容贫乏的“长篇巨著”等等。数量与质量之差已成为横亘于作家面前的创作陷阱；追求“先锋”效应，为“创新”而“创新”。“创新”是文学的内在要求，通过无处不在的“陌生化”，文学既可以满足读者多方面的审美期待，又能不断地自我超越。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作家们仍存在着相当普遍的“创新”误区，或者把创新看做完全自足的技术行为，它与表现对象、文化语境以及其他问题无关，这既使文学与现实脱节，也使作家缺乏对社会的承担意识和对人的关怀精神，甚至把它变成语言的能指游戏；或者把创新看做是对已有的文学技巧、方法、成规、秩序等等的破坏、解构与否定，如“断裂主义者”就宣称要在打倒鲁迅及“五四”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纯粹“个人化”创作；也有的把创新等同于西方文学，试图以西方文论为标准来改造当前创作并加强它的世界性，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在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坎坷、曲折、坚定地成长着。长期的文学实践，不但使我们对当代文学的性质、对象、规律、范畴和世界性因素都有了科学的认知，并且，通过深刻洞察当代文学的创作症候，我们认识到当代文学在精神方面急需“补钙”：在“民族灵魂的重铸”总旗帜下，当代文学需要塑造并引领中国人坚强的性格力量，乐观的精神状态，积极进取、永不知足的上进心；需要还原并扩大人性中的“真、善、美”因素，建构人格、良知、正义的价值准则；需要敢于直面现实，特别是对其中的黑暗、丑陋、污秽方面，要有严肃、尖锐、深刻的思考；需要突出对民生疾苦，对尊严、痛苦、伤害和彷徨等等人性问题，对苦难、代价、责任的强烈关注和担当；需要充分挖掘人类的文化资源，有针对性地思考并提出时代的关键问题，增强文学的思想穿透力；需要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原创性的思维方式，积极追求想象的自由，增强文学的力度、韧劲和宽容品格；需要重返文学的“深度”和“本质”，自觉地追求对“人”的深刻反思、批判和启蒙；需要深入生活实践，在体验和感受中进行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使文学变得更广阔、更丰富。我们期待着广大文学工作者既能理性地摘自：学报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审视当前的困境与优势，又能采取有效的策略和措施从中突围，实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全面崛起。
（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以来文学评价制度的建设与反思”阶段性研究成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