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典型化柳青典型化创作及其作用结论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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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 要： 柳青在当代“典型化”创作的形成，与新时代文学的召唤和“新的文学规范”的规训，与革命作家自觉的创作追求，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创作方法的使用，以及革命作家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光辉的人格节操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创业史》等“红色经典”的认识、评价，一定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回到历史现场，回归文学本体，这对于“十七年”文学研究及当下文学创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柳青；典型化创作；新的文学规范；文学批评；规训；语境；创作道路
1009-9107（2013）01-0164-08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柳青是“十七年”时期“典型化”创作的代表作家，他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方法创作的《创业史》被奉为反映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经典。然而，这部“红色经典”在问世后的岁月中命途多舛。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围绕《创业史》中心人物梁生宝的艺术典型问题就展开过激烈论争。时期，《创业史》又被诬称为体现“十七年”文艺黑线的黑经典，并且殃及作家柳青。新时期初，《创业史》短暂辉煌。进入80年代中期后，《创业史》又因其浓烈的政治意味和典型化色彩备受责难。在80年代末兴起的重构20史的浪潮中，《创业史》在偏激的文学史叙述中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创业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遭遇到的尴尬，特别是在“十七年”和新时期评价的反反复复和巨大落差现象，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政治化思维的根深蒂固，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柳青的典型化创作与“红色经典”这样一个严正的课题。是沿袭政治化思维像翻烙饼似地、简单化去认识“十七年”时期的“典型化”创作，还是跳出政治化思维的窠臼，返回历史现场，回归文学本体，去探寻“十七年”时期“典型化”创作的合理性及其局限，给《创业史》等“红色经典”一个客观公正的定位，进而给当下文学创作以及学界研究“十七年”文学以有益的启示。基于这个动因，本文拟对柳青的典型化创作的形成及其意义进行探寻。
一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为政治服务”被确定为当代作家创作的基本方针，塑造英雄形象（社会主义新人）成为当代作家创作的首要任务。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代表执政党明确提出了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 的宏伟目标，并且确立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新的文学规范”（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他号召作家写“人民中的各种模范人物”，并且要“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151153在热情召唤的同时，新生的共和国文坛迅即按照“新的文学规范”对形成共和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五四新文学和解放区文学进行规训。柳青就是最早受到规训的解放区作家之一。
1950年1月4日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关于柳青长篇小说《种谷记》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多是文坛上享有盛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如巴金、周而复、李健吾、冯雪峰等。大家认为，小说的内容和人物虽源于：论文格式要求www.7ctime.com
然真实可信，但主题思想不深刻，人物性格不鲜明，分析原因主要是小说反映的生活和中心人物王加扶的形象塑造缺乏典型性。著名评论家冯雪峰指出：“造成这种缺陷主要是小说所采用的创作方法问题，即没有采用典型化的创作方法。作者写人物一切都是照这个人原来赋有的样子，不加改易地加以十分周到的分析和描写，不会有过什么‘增加’，没有对典型的粗胚和材料进行加工，……”126128数月后，在一篇评论柳青《种谷记》的文章中，论者更明确指出：“作者基本上掌握的是现实主义的一面，缺乏的是浪漫主义的一面，……如果作者当时已经能够自觉地掌握革命浪漫主义的话，那是一定不会满足于现在这样子的写法的。”145上述对柳青早期创作缺乏典型化的批评体现了共和国文学建设的明确导向。
所谓“典型化”是指文艺家通过收集、分析大量的生活材料，从中提炼出最能体现某种人物或某种生活现象的素材进行整合、虚构，在艺术加工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3]。典型化学说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拟论”，中经黑格尔、车尼尔雪夫斯基的“典型论”，到恩格斯时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典型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创作的“典型化”问题时，精辟地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论文导读：北米脂农村深入实际生活，成为解放区作家中以实际行动实践在《讲话》中所指引的创作道路的样板。然而，从柳青在“文艺整风”后的创作情况来看，他并未完全按照《讲话》所要求的典型化方法进行创作，而仍是采用自己所钟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何柳青在接受了《讲话》影响后还会在创作中出现这种情况？探究其因，这是因
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4]17的“典型化”论述含有鲜明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追求，这个论断，后来成为解放区作家和未来新中国作家进行典型化创作的指南。
柳青是一个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他信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张：“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5]162，“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任务是创造正面人物的典型形象”[6]59。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结束后，1943年2月，柳青在组织安排下，第一个到陕北米脂农村深入实际生活，成为解放区作家中以实际行动实践在《讲话》中所指引的创作道路的样板。
然而，从柳青在“文艺整风”后的创作情况来看，他并未完全按照《讲话》所要求的典型化方法进行创作，而仍是采用自己所钟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何柳青在接受了《讲话》影响后还会在创作中出现这种情况？探究其因，这是因为柳青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缘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滋养，同时也受惠于五四新文学和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哺育，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柳青在早期创作中，既要表现革命倾向性，同时也要顾及现实主义真实性。前者使柳青在创作中注重选择和表现重大题材和革命主题，注重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后者使柳青注重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表现真实的生活和人物。由于柳青早期创作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执著追求，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偏爱，因而就使他所表现的生活和塑造的英雄人物难免缺乏典型性。其英雄人物的塑造总是先进性和局限性集于一身，有时某些人物形象的真实可爱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通过人物自身的缺点（或局限）表现出来的。柳青这种过于追求真实的写法不免被人讥为“自然主义”，这使他的创作在建国前夕就开始受到革命文学评论家的指谪和规训。源于：论文封面格式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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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炳辉的这篇文章因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而存有诸多缺陷，但由于80年代中期后文学评价体系的变化，宋炳辉的观点便成为这一时期评价《创业史》的基调。有论者称：宋炳辉此文标志着当代文学批评完成了由政治决定论向美学决定论的转移。[18]206宋文产生的爆炸性后果是，通过对《创业史》的重评，引发了“再评十七年”文学，表达了他对试图将“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对接观点的不满。在他看来，新时期文学只有继承“文学是人学”的五四文学传统才会有光辉的前途。这样，柳青和《创业史》便在独尊“人的文学”、看重民间“潜在写作”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中彻底消失。在这部文学史中，与《创业史》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红旗谱》、《红岩》等“红色经典”。由此来看，在90年代，打着“美学决定论”旗帜的背后起操控作用的仍是难以摆脱的政治纠结。
进入新世纪后，对《创业史》等“红色经典”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尽管这时期的文学研究已开始注重返回具体的历史现场，并且突出地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但实际的研究状况仍难以超越政治化思维的窠臼。刘纳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学的价值判断尺度似乎有过很大的变动和游移，但变动来变动去，游移来游移去，评价的主要依据都是主题和整体框架……文学观念变来变去，而艺术描写特别是细节描写不重要的位置未曾改变。”[19]27刘纳的这段话虽然主要是针对多年来文学批评中忽视艺术价值，盛行政治化批评模式的不满。但是，它却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一直笼罩在政治化批评的阴影之下，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对批评对象难持客观、公允的态度。
四
《创业史》等“红色经典”在半个世纪以来的曲折命运表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政治化思维的根深蒂固。而要根治这个顽疾，必须返回具体的历史现场，探清“红色经典”产生的详情细因、来龙去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和杜绝因脱离具体历史情境而产生的对“红色经典”认知和评价上的偏狭和轻率。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定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0]512根据这个原则，“十七年”时期的典型化创论文导读：仅是《创业史》等反映革命历史的文学名著，还留下了他自己的形象。从这个‘单个人’的身上，人们看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学。”155由此可见，对于《创业史》这种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红色经典”，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而简单地用“去政治化”或“艺术缺失”来衡度的，它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完成了那个特定时代
作有着极其复杂的因素，它既与该时期的文学语境及文学生产机制有关，更与作家在思想精神上对新时代党的文学建设目标自觉认同，主动服膺有关。从柳青创作《创业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革命干部和革命作家的双重身份，他对党的文学观念的信奉和自觉积极的实践，对他的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创作起了源于：论文封面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作为一个党性作家，柳青时常警示自己有义务使创作成为国家革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有义务对国家所规定的规范和秩序表示由衷的维护，有义务以国家意识形态（如国家的政策法规，公有制系统观念）来矫正作为一个作家视野中的民间状态。正如柳青所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教育人民是每个革命作家的神圣职责。“革命作家写作时，永远要认真地考虑三个问题——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得正确吗？我写出来对人民有利吗？一个革命作家，在这三点上经常检查自己。……我们要努力观察得更深刻，表现得更准确，使我们的作品对人民的教育意义更大一些。”[10]551这样，柳青笔下的文学世界由于政治功利的驱动在完成它的典型化创作的同时，也必然打上理想化的色彩，而这正是它在80年代中期后的语境中遭忌的症因。但是，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而把典型化创作仅仅归咎于政治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或者归咎于作家单方面对政治功利的追求，显然也不符合实情。
事实上，“十七年”时期的典型化创作还与革命作家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光辉的人格节操密切相关。柳青晚年曾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他说：“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怎样塑造自己呢？在生活中间塑造自己，在实际斗争中间塑造自己。……”42
从1952年到1966年，柳青在皇甫村扎根生活14年，他与农民朝夕相处，亲身经历了长安县皇甫村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社”的整个过程。当地农民说“柳书记是个大好的好人哪！他为大家伙把心操扎啦！”[15]186187《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他把全部稿费16 000元分文不剩地交给当地政府，帮助农业社扩大集体经济。60年代初，当农业社的牲口饲养出现问题时，他通过调查，撰写了《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县饲养员。当时，文艺界有人说柳青“不务正业”。他气愤地说：“什么是正业？！一个员干革命就是正业，为人民服务就是正业。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关在房子里写文章，两耳不闻窗外事，那算什么员呢？”[15]22270年代初，当柳青听到陕北人民的生活依然是那样贫困时，禁不住潸然泪下，寝食难安。1972年5月，重病中的柳青在认真地观察和研究陕北地区气候、土壤和地形特点的基础上，写成《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主张应当根据陕北气候、土壤、和地形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果、桑、粮并举。文末写道：“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他意图，因为我没有完成写作计划以外的任何目的。”[9]94林默涵说：“柳青是一个作家，但首先是一个员。他不但立志要用自己的作品来推动生活的前进，而且直接参加了改造生活的斗争。……他关心人民的利益胜于关心自己的创作。……只有真正属于人民的作家，才会这样关心人民的利益。而不关心人民利益的作家，是不可能写出有利于人民的作品的。”[15]14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说：“柳青同志遗留给人们的，不仅是《创业史》等反映革命历史的文学名著，还留下了他自己的形象。从这个‘单个人’的身上，人们看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学。”[15]155由此可见，对于《创业史》这种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红色经典”，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而简单地用“去政治化”或“艺术缺失”来衡度的，它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完成了那个特定时代所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也必定在文学史上拥有自己的位置。
结 语
柳青的创作现象表明，对于“十七年”时期典型化创作的认识、评价，既不能偏激地以“去政治化”进行责难，也不能简单地以“艺术缺失”进行否定，更不能以游戏的态度进行任意的肢解、颠覆。我们只有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尊重历史，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客观、公允地认识、评价《创业史》等“红色经典”，并给它们在文学史中寻找一个合理的位置。这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以及克服当下文学创作中意义空洞化、人物侏儒化、格调低俗化等弊病，无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论文导读：004.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2）.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中国青年出版社.大写的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刘思谦.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文学评论，1983（2）：31.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4）.刘宁.两种现实主义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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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柳青在当代“典型化”创作的形成，与新时代文学的召唤和“新的文学规范”的规训，与革命作家自觉的创作追求，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创作方法的使用，以及革命作家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光辉的人格节操等因素密切相关。对于《创业史》等“红色经典”的认识、评价，一定要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回到历史现场，回归文学本体，这对于“十七年”文学研究及当下文学创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柳青；典型化创作；新的文学规范；文学批评；规训；语境；创作道路
1009-9107（2013）01-0164-08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柳青是“十七年”时期“典型化”创作的代表作家，他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方法创作的《创业史》被奉为反映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经典。然而，这部“红色经典”在问世后的岁月中命途多舛。在上世纪60年代初，围绕《创业史》中心人物梁生宝的艺术典型问题就展开过激烈论争。时期，《创业史》又被诬称为体现“十七年”文艺黑线的黑经典，并且殃及作家柳青。新时期初，《创业史》短暂辉煌。进入80年代中期后，《创业史》又因其浓烈的政治意味和典型化色彩备受责难。在80年代末兴起的重构20史的浪潮中，《创业史》在偏激的文学史叙述中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创业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遭遇到的尴尬，特别是在“十七年”和新时期评价的反反复复和巨大落差现象，深刻地揭示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政治化思维的根深蒂固，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柳青的典型化创作与“红色经典”这样一个严正的课题。是沿袭政治化思维像翻烙饼似地、简单化去认识“十七年”时期的“典型化”创作，还是跳出政治化思维的窠臼，返回历史现场，回归文学本体，去探寻“十七年”时期“典型化”创作的合理性及其局限，给《创业史》等“红色经典”一个客观公正的定位，进而给当下文学创作以及学界研究“十七年”文学以有益的启示。基于这个动因，本文拟对柳青的典型化创作的形成及其意义进行探寻。
一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为政治服务”被确定为当代作家创作的基本方针，塑造英雄形象（社会主义新人）成为当代作家创作的首要任务。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代表执政党明确提出了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 的宏伟目标，并且确立了实现这个目标的“新的文学规范”（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他号召作家写“人民中的各种模范人物”，并且要“以全副的热情去歌颂去表扬”。151153在热情召唤的同时，新生的共和国文坛迅即按照“新的文学规范”对形成共和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五四新文学和解放区文学进行规训。柳青就是最早受到规训的解放区作家之一。
1950年1月4日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了关于柳青长篇小说《种谷记》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多是文坛上享有盛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如巴金、周而复、李健吾、冯雪峰等。大家认为，小说的内容和人物虽源于：论文格式要求www.7ctime.com
然真实可信，但主题思想不深刻，人物性格不鲜明，分析原因主要是小说反映的生活和中心人物王加扶的形象塑造缺乏典型性。著名评论家冯雪峰指出：“造成这种缺陷主要是小说所采用的创作方法问题，即没有采用典型化的创作方法。作者写人物一切都是照这个人原来赋有的样子，不加改易地加以十分周到的分析和描写，不会有过什么‘增加’，没有对典型的粗胚和材料进行加工，……”126128数月后，在一篇评论柳青《种谷记》的文章中，论者更明确指出：“作者基本上掌握的是现实主义的一面，缺乏的是浪漫主义的一面，……如果作者当时已经能够自觉地掌握革命浪漫主义的话，那是一定不会满足于现在这样子的写法的。”145上述对柳青早期创作缺乏典型化的批评体现了共和国文学建设的明确导向。
所谓“典型化”是指文艺家通过收集、分析大量的生活材料，从中提炼出最能体现某种人物或某种生活现象的素材进行整合、虚构，在艺术加工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3]。典型化学说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模拟论”，中经黑格尔、车尼尔雪夫斯基的“典型论”，到恩格斯时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典型化（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艺创作的“典型化”问题时，精辟地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论文导读：北米脂农村深入实际生活，成为解放区作家中以实际行动实践在《讲话》中所指引的创作道路的样板。然而，从柳青在“文艺整风”后的创作情况来看，他并未完全按照《讲话》所要求的典型化方法进行创作，而仍是采用自己所钟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何柳青在接受了《讲话》影响后还会在创作中出现这种情况？探究其因，这是因
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该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4]17的“典型化”论述含有鲜明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利追求，这个论断，后来成为解放区作家和未来新中国作家进行典型化创作的指南。
柳青是一个在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他信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主张：“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学应当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5]162，“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任务是创造正面人物的典型形象”[6]59。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结束后，1943年2月，柳青在组织安排下，第一个到陕北米脂农村深入实际生活，成为解放区作家中以实际行动实践在《讲话》中所指引的创作道路的样板。
然而，从柳青在“文艺整风”后的创作情况来看，他并未完全按照《讲话》所要求的典型化方法进行创作，而仍是采用自己所钟爱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何柳青在接受了《讲话》影响后还会在创作中出现这种情况？探究其因，这是因为柳青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缘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的滋养，同时也受惠于五四新文学和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哺育，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柳青在早期创作中，既要表现革命倾向性，同时也要顾及现实主义真实性。前者使柳青在创作中注重选择和表现重大题材和革命主题，注重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后者使柳青注重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来表现真实的生活和人物。由于柳青早期创作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执著追求，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偏爱，因而就使他所表现的生活和塑造的英雄人物难免缺乏典型性。其英雄人物的塑造总是先进性和局限性集于一身，有时某些人物形象的真实可爱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通过人物自身的缺点（或局限）表现出来的。柳青这种过于追求真实的写法不免被人讥为“自然主义”，这使他的创作在建国前夕就开始受到革命文学评论家的指谪和规训。源于：论文封面格式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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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宋炳辉的这篇文章因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境而存有诸多缺陷，但由于80年代中期后文学评价体系的变化，宋炳辉的观点便成为这一时期评价《创业史》的基调。有论者称：宋炳辉此文标志着当代文学批评完成了由政治决定论向美学决定论的转移。[18]206宋文产生的爆炸性后果是，通过对《创业史》的重评，引发了“再评十七年”文学，表达了他对试图将“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对接观点的不满。在他看来，新时期文学只有继承“文学是人学”的五四文学传统才会有光辉的前途。这样，柳青和《创业史》便在独尊“人的文学”、看重民间“潜在写作”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中彻底消失。在这部文学史中，与《创业史》遭受同样命运的还有《红旗谱》、《红岩》等“红色经典”。由此来看，在90年代，打着“美学决定论”旗帜的背后起操控作用的仍是难以摆脱的政治纠结。
进入新世纪后，对《创业史》等“红色经典”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尽管这时期的文学研究已开始注重返回具体的历史现场，并且突出地强调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但实际的研究状况仍难以超越政治化思维的窠臼。刘纳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学的价值判断尺度似乎有过很大的变动和游移，但变动来变动去，游移来游移去，评价的主要依据都是主题和整体框架……文学观念变来变去，而艺术描写特别是细节描写不重要的位置未曾改变。”[19]27刘纳的这段话虽然主要是针对多年来文学批评中忽视艺术价值，盛行政治化批评模式的不满。但是，它却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一直笼罩在政治化批评的阴影之下，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对批评对象难持客观、公允的态度。
四
《创业史》等“红色经典”在半个世纪以来的曲折命运表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政治化思维的根深蒂固。而要根治这个顽疾，必须返回具体的历史现场，探清“红色经典”产生的详情细因、来龙去脉。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和杜绝因脱离具体历史情境而产生的对“红色经典”认知和评价上的偏狭和轻率。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定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0]512根据这个原则，“十七年”时期的典型化创论文导读：仅是《创业史》等反映革命历史的文学名著，还留下了他自己的形象。从这个‘单个人’的身上，人们看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学。”155由此可见，对于《创业史》这种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红色经典”，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而简单地用“去政治化”或“艺术缺失”来衡度的，它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完成了那个特定时代
作有着极其复杂的因素，它既与该时期的文学语境及文学生产机制有关，更与作家在思想精神上对新时代党的文学建设目标自觉认同，主动服膺有关。从柳青创作《创业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他的革命干部和革命作家的双重身份，他对党的文学观念的信奉和自觉积极的实践，对他的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创作起了源于：论文封面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作为一个党性作家，柳青时常警示自己有义务使创作成为国家革命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有义务对国家所规定的规范和秩序表示由衷的维护，有义务以国家意识形态（如国家的政策法规，公有制系统观念）来矫正作为一个作家视野中的民间状态。正如柳青所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教育人民是每个革命作家的神圣职责。“革命作家写作时，永远要认真地考虑三个问题——我看见的是什么？我看得正确吗？我写出来对人民有利吗？一个革命作家，在这三点上经常检查自己。……我们要努力观察得更深刻，表现得更准确，使我们的作品对人民的教育意义更大一些。”[10]551这样，柳青笔下的文学世界由于政治功利的驱动在完成它的典型化创作的同时，也必然打上理想化的色彩，而这正是它在80年代中期后的语境中遭忌的症因。但是，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而把典型化创作仅仅归咎于政治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或者归咎于作家单方面对政治功利的追求，显然也不符合实情。
事实上，“十七年”时期的典型化创作还与革命作家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光辉的人格节操密切相关。柳青晚年曾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他说：“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怎样塑造自己呢？在生活中间塑造自己，在实际斗争中间塑造自己。……”42
从1952年到1966年，柳青在皇甫村扎根生活14年，他与农民朝夕相处，亲身经历了长安县皇甫村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社”的整个过程。当地农民说“柳书记是个大好的好人哪！他为大家伙把心操扎啦！”[15]186187《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他把全部稿费16 000元分文不剩地交给当地政府，帮助农业社扩大集体经济。60年代初，当农业社的牲口饲养出现问题时，他通过调查，撰写了《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印成小册子发给全县饲养员。当时，文艺界有人说柳青“不务正业”。他气愤地说：“什么是正业？！一个员干革命就是正业，为人民服务就是正业。人民的疾苦视而不见，关在房子里写文章，两耳不闻窗外事，那算什么员呢？”[15]22270年代初，当柳青听到陕北人民的生活依然是那样贫困时，禁不住潸然泪下，寝食难安。1972年5月，重病中的柳青在认真地观察和研究陕北地区气候、土壤和地形特点的基础上，写成《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一文，主张应当根据陕北气候、土壤、和地形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作物，果、桑、粮并举。文末写道：“我自信为了人民，绝无私念，更无其他意图，因为我没有完成写作计划以外的任何目的。”[9]94林默涵说：“柳青是一个作家，但首先是一个员。他不但立志要用自己的作品来推动生活的前进，而且直接参加了改造生活的斗争。……他关心人民的利益胜于关心自己的创作。……只有真正属于人民的作家，才会这样关心人民的利益。而不关心人民利益的作家，是不可能写出有利于人民的作品的。”[15]14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说：“柳青同志遗留给人们的，不仅是《创业史》等反映革命历史的文学名著，还留下了他自己的形象。从这个‘单个人’的身上，人们看出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文学。”[15]155由此可见，对于《创业史》这种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红色经典”，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而简单地用“去政治化”或“艺术缺失”来衡度的，它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完成了那个特定时代所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也必定在文学史上拥有自己的位置。
结 语
柳青的创作现象表明，对于“十七年”时期典型化创作的认识、评价，既不能偏激地以“去政治化”进行责难，也不能简单地以“艺术缺失”进行否定，更不能以游戏的态度进行任意的肢解、颠覆。我们只有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尊重历史，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才能客观、公允地认识、评价《创业史》等“红色经典”，并给它们在文学史中寻找一个合理的位置。这对于“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以及克服当下文学创作中意义空洞化、人物侏儒化、格调低俗化等弊病，无疑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论文导读：004.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2）.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中国青年出版社.大写的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刘思谦.对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小说的再认识.文学评论，1983（2）：31.宋炳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4）.刘宁.两种现实主义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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