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滋养梁启超浪漫启蒙精神与西方滋养

论文导读：
摘要：作为晚清思想文化界的旗手，梁启超的救亡启蒙思想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其诗、文、小说，虽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却能以饱蘸感情之笔，怀抱未来中国的美好理想，在宣传启蒙救国的同时，构筑了一个人人摆脱了被奴隶的地位，获得个人权利和自由，傲视世界的未来中华“乌托邦”世界，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并形成明白晓畅、摄人魂魄的文风。这种风格的形成，既与梁启超所处过渡时代的精神需求有关，也与梁启超所接受的西方政治、学术和文学的影响密不可分。
关键词：救亡启蒙；浪漫主义；乌托邦；西方
1009-3060（2012）02-0098-06
在中国文学由传统的古典型向现代型过渡、转化的过程中，梁启超无疑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是因为他既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具有了世界性的眼光，能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境、大框架下，构筑诗界、小说界、文界革命的瑰丽殿堂。当然，他在文学上所做的努力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来说是功过参半：功，在于使中国文学以外国文学为类比模式而获得了新的活力；过，在于把刚刚萌芽的现代型文学引入了功利主义的非文学轨道。但由于他在政治上抱着理想主义态度，并且以诗、文、小说作为鼓吹这种理想的工具，加上他本人又有浓厚的浪漫气质，所以他的作品在宣传启蒙救国的同时，也带上一种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政治自由主义与西方标尺

梁启超处在中国由旧蜕新的过渡时代，救亡图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潮。他的作品，无论是诗、文还是小说，都一反中国传统的“温柔敦厚”的文学审美传统，而充满着呼唤政治变革和渴望民族独立的。反封建、争自由的亢奋、不平之声，始终伴随着这个时代的每一次阵痛。这是一个需要英雄、也能造就英雄的时代，进取、冒险、破坏、牺牲……构成严酷时代中的一种富有浪漫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平年代往往缺乏、浪漫，只有在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口，一切方兴未艾，新旧交战，酝酿着无限的可能性而又无一思想至尊的时代，才会激发出无数的精神界战士，乘着时代造就的机遇，去不畏艰险寻找政治、社会理想的“圣杯”。梁启超对过渡时代的浪漫性深自领悟，其“新文体”代表作《过渡时代论》即为明证。该文气势雄长，音韵铿锵，情感炽热，具有浓厚的抒彩。
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以及时代的黑暗、国家的积弊至深、民众的愚昧至极，客观上也促使梁启超以充沛的、激烈的态度、丰富的想象来宣传、鼓吹其政治、社会理想；以情绪的煽动、感情的冲击，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易于为人接受、激赏。实际上，一切要求变革现实的改革者——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可以称为浪漫派。实际上，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本就是与政治上的反封建、反暴政的自由主义不可分的，所以，人们当然会合乎逻辑地把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和文学中的浪漫主义认作是一回事。文学上的自由主义历来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的反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往往以文学上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播途径，这在浪漫主义文学史上并不罕见。如雨果就公开宣称：“浪漫主义的真正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其作品往往以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反抗精神，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的思想情绪。作为最早具有世界性眼光的中国先觉者之一，梁启超在观照、取舍西方文化时，所欣赏、钦慕的也是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文人英雄，最有代表性的是拜伦。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2号上首次刊出拜伦和雨果的照片，并称他们为“大文豪”，盛赞拜伦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摆伦又不特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独立军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军，年仅三十七。”显然，在梁启超功利主义的眼睛里，拜伦作为文学家的价值远远逊于他作为希腊的英雄的价值。梁启超曾以曲牌形式翻译了拜伦长诗《该隐》（梁译为《渣阿亚》）和《唐·璜》（梁译为《端志安》）中关于希腊的两节诗。
其中《该隐》中的一节是：
呜呜，此希腊之山河猗！呜呜，如锦如荼之希腊，今在何猗？
噫！汝祖宗之光荣，竞仅留此区区在人间猗。
嗟嗟！弱质怯病之奴隶猗。嗟嗟！匍匐地下之奴隶猗。……
其中《唐·璜》中的一节是：
（沉醉东风）咳！希腊啊！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你本是战争时代的天骄。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摘自：论文查重站www.7ctime.com
两神名）。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即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
梁启超把拜伦哀叹希腊今昔的两节诗视作《新中国未来记》的点晴之笔，可谓深知拜伦诗之真味：“摆伦最爱自由主义，兼以文学的精神，和希腊好像有夙缘一般。后来因为帮助希腊独立，竞自从军而死，真可称文界里头一位大豪杰。他这诗歌，正是用来激厉希腊人而作，但我们今日听来，倒像有几分是为中国说法哩。”“摆伦人意大利秘密党，为着希腊独立，舍身帮他。这种人格，真是值得崇拜，不单以文学见长哩。”这真可谓知人之论。梁启超孜孜以求救国救民，他从拜伦身上看到了自己所期待的“新民”的典范，所仰慕的英雄精神，感到了一种心灵相契的激动。此时的梁启超，“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一心要让中国接近世界十九世纪之文明，而拜伦作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却能在希腊独立解放战争时慨然投身相助，成为一个文人英雄，无疑这会令同样具有强烈的报国热情的梁启超心向往之了。就这样，拜伦在中国文学中的第一次亮相就被梁启超刻意渲染成一个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热爱自由、勇于献身的无私英雄形象。从此，拜伦在中国就和“民族国家”情怀融为一体，给苦难中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鼓舞，激荡着当时与希腊人境遇和心态相同的中国人的救国图强之志。
梁启超曾说：“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孟高文我本师”，卢梭、孟德斯鸠都是法国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所提倡的自由、平等、正义观念，强烈地吸引着以启蒙救国为已任的梁启超，使他在倡言救国、新民时，有了这些西方的价值标尺。实际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自由、平等观念都是近代个性解放的基础和前提。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看到“自由”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核心，认识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始终与“自由”无论文导读：而真正的“我”不是肉体的“我”，而是精神的“我”。只有精神的“我”战胜了肉体的“我”，个体才能获得自由。一个肉体上束缚于人的人远比一个精神上奴隶于人的人幸运，而个体最大的不幸是“我”奴隶于“我”，即个人丧失了自主的权利，思想或情感上感到空虚。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容易患上四种精神束缚，一是为古代圣人的奴隶，二是
缘，开始意识到要救国便须先新民，而欲新民，首先要输入西方“自由”等新观念。他在1900年4月29日致康有为的一封信中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梁启超相信每个人都具有双重的“我”，即肉体上的“我”和精神上的“我”，而真正的“我”不是肉体的“我”，而是精神的“我”。只有精神的“我”战胜了肉体的“我”，个体才能获得自由。一个肉体上束缚于人的人远比一个精神上奴隶于人的人幸运，而个体最大的不幸是“我”奴隶于“我”，即个人丧失了自主的权利，思想或情感上感到空虚。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容易患上四种精神束缚，一是为古代圣人的奴隶，二是为世俗的奴隶，三是为境遇的奴隶，四是为的奴隶，个体只有将自己从这四种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当然，梁启超对个性自由的提倡最终还服从于国家、民族的总体利益，但在封建制度仍坚如磐石的黑暗时代，能够提出个性自由的观念，那怕仅仅只是作为辅助性的或被否定的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解放都会起积极的推进作用。如果因为他没有提出彻底的“个性主义”而否定他在中国“人”的解放历史上的作用，则无异于强人所难了。

二、“桃源”梦与日本明治政治小说

梁启超一生只创作了一部不完整的小说，即《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11月起在《新小说》上连载，仅成五回）。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也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理想小说，因为在梁启超看来，所谓“新小说”、“政治小说”，本就有理想的成分。“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幻想。”欲改革现实社会、政治，势必要树立一个理想的社会、政治典范，而中国本身的历史又已证明在中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典范，所以，可能的理想范式就只能向西方去找。摘自：毕业论文结论怎么写www.7ctime.com
所幸梁启超这样的先觉者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已有所了解，所以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幻想、想象，以自己所了解的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为基础，构筑自己理想的乌托邦社会，借政治小说的形式，倾泻自己的政治热情。《新中国未来记》着眼于对“末来”中国的想象，渲染了一个经过维新改革后的繁荣、强大的中华大帝国的巍巍气象。对比一下梁启超实际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中国，这部小说中想象、理想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以想象的理想世界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就是中国小说的一个传统。当时就有人指出：“中国理想的小说如《西游记》、《镜花缘》之类，幻造境界却也不少。”《新中国未来记》与一些传统的理想小说一样，也是以构筑理想世界来表示对现实的失望，但这些传统小说主旨仍在批判现实，而《新中国未来记》则侧重描写一个未来的理想世界，所谓“本书乃虚构今日以后之事，演出如绵如荼之中国。”其着眼点在“未来”。这使得梁启超能在一定的时间距离外，站在世界政治、文化交汇的路口来构织六十年后的理想世界的蓝图，而这个新世界的中心，就是“大中华国”。经过六十年的政治进化，这个新国家终于以“联邦大共和国”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如在小说第一回“楔子”里，就浓笔渲染了1962年“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的盛况：“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这真是好不气派，好不令人扬眉吐气。小说还写到在上海开大博览会的盛况：“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士来集者不下数万人。”什么原因呢？“原来，自我国维新以后，各种学术，进步甚速，欧美各国皆纷纷派学生来游说”，多时竟达三万余名。真是百川朝宗，气象非凡。就如小说中人物所说：“六十年前，我国衰弱到恁般田地”；六十年后，“我们今日得拥这般的国势，享这般的光荣。”不由得让人生出无穷的感慨。
既然记的是“未来”之事，便必然不能缺乏由大胆、奇异的想象和时空的错隔而造成的浪漫情调。从《新中国未来记》对中华帝国强盛、繁荣的夸耀，我们就不难体味梁启超独特的浪漫情趣。实际上，正是通过创作这部小说，梁启超才对浪漫主义有了初步认识，意识到“理想派”与“写实派”小说的区别，并指出理想派小说对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尽管梁启超从未用“浪漫派”这个词来概括他的政治理想小说，但他没有象李伯元等那样创作《中国现在记》一类的作品，走写实派的路子，而是选中“未来记”这种易于抒发抱负、热情的“理想派”的路子，除了说明他本人具有浪漫气质外，还表明了他对自己政治小说的源头——日本明治政治小说——的精髓，即浪漫传奇色彩的心神领会。
日本明治政治小说是明治维新后文学改良的产物，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这些翻译文学的刺激，促使日本的政治小说的创作也繁荣一时。因为日本明治政治小说的主要目的是改变社会现实，宣传思想，所以作品无不着力描绘一个超越现实、体现理想的世外桃源世界，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前已了不少这类日本政治小说，但有据可查其读日本政治小说的确切时间是在1898年8月：“戊戌八月，先生脱险赴日本，在彼国军舰中，一身以外无文物，舰长以《佳人之奇遇》一书俾先生遣闷。先生随阅随译，其后登诸《清议报》，翻译之始，即在舰中也。”梁启超在自己创办的《清议报》上专辟有“政治小说”栏，专门登载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梁启超对日本政治小说的政治功能心有戚戚：
翻译既盛，而政治小说之著述亦渐起，……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论文导读：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这种感情的恣肆，不仅表现在他的诗、词中，即使他在作“政治谭”时，也“常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还以刺激他人之感情。”他提倡的“新文体”，本是用于政论的，却因“纵笔所至不检束”，且“笔锋常带感情，”而具有一种元气淋漓的感人力量。一般政论文章，往往要依赖严密的逻辑，有力
，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
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
显然，梁启超对政治小说感兴趣的不是艺术技巧，而是因为这种小说易于抒发政治寄托，能写政治大势，并以“美人芳草”、“铁血舌坛”动其情、撼其心。的确，政治小说往往通过描写一个传奇英雄来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而这个英雄，除了能以滔滔不息的演说抒发政治理想外，又常能以此获得一位美人的芳心，因而，小说就在慷慨激昂的热烈情调外，又因缠绵不已的感情纠葛而别有一种浓艳哀怨的色调。大抵英雄易生落拓之感，所以要配以美人相伴，唯美人能识英雄，唯英雄才配美人。这种“壮士美人”、“香草美人”、“英雄奇遇”、“佳人奇缘”的政治小说模式，与我国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颇多相合处。不过“才子佳人”小说专在描写怀才不遇的才子与沦落风尘的女子的缠绵绮绻的感情，而政治小说最具特色的浪漫性却不在主人公的传奇爱情方面，而在于英雄志士身上寄托的作者的政治理想。由于政治小说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变现实，所以作者对小说中与现实对立或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尤为神往。在日本政治小说中，最能抒漫的政治理想的小说应是“未来记”一类，如未广铁肠的《二十三年未来记》、服部抚松的《二十三年未来记》、坪内逍遥的《未来之梦》，藤泽蟠松的《日本之未来》等。这类小说往往描述仁人志士目睹国势衰微，痛心疾首，因此呕心沥血，要创造一个理想之国。梁启超熟悉日本的“未来记”小说，也熟悉《乌托邦》等空想小说，如英国的托马斯·摩尔所著小说《乌托邦》（其译为《华严界》）。所以，当他要以小说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未来记”这种小说模式。按照他的计划，在完成《新中国未来记》后，他还要写一部《旧中国未来记》，“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之惨状”；以及一部《新桃源》，“以补《新中国未来记》所未及。”只可惜他连《新中国未来源于：毕业设计论文www.7ctime.com
记》都没写完。但即使从对这部小说的框架介绍中，也已能让人体味到这部“未来”小说的理想色彩，其中也不缺乏英雄美人的侠胆义情。中国传统小说中从未出现过以“未来”为题材的理想小说，即使有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也大都是在处于同一时代的海外异域，或与世隔绝的桃花源，更没有超越时间阻隔的未来社会提前以比较鲜明的轮廓出现。单从文学角度讲，《新中国未来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恐怕主要就在其以想象构筑理想世界的浪漫性。

三、笔锋常带感情

梁启超曾自言：“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这种感情的恣肆，不仅表现在他的诗、词中，即使他在作“政治谭”时，也“常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还以刺激他人之感情。”他提倡的“新文体”，本是用于政论的，却因“纵笔所至不检束”，且“笔锋常带感情，”而具有一种元气淋漓的感人力量。一般政论文章，往往要依赖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证取胜，而梁启超的政论文，却独能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又能“动之以情”，独能在逻辑推论的强大攻势下，又佐以元气充沛的情感的刺激，从而使读者不能不随着他的情感的激荡而激荡，折服于其文扑面压来的气势。而其政论文之所以被誉为“别具魔力”，与他这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风的冲激是不可分的。
梁启超的政论文多写于他的青年时期，也是他平生最浪漫的时期。当时又正值甲午战后，故慷慨激昂之气，随处流露。然而，尽管梁启超的政论文有充沛的感情力量，但毕竟是说理为主，而抒发情感的最好形式毕竟是诗歌。梁启超的早期诗歌，不管是慷慨激昂以抒救国救民情怀，还是婉转凄伤以抒离情别绪，还是悲愤难抑以抒理想遭挫之悲，都是以“文学救国论”为中心目的。在1918年底至1920年初，梁启超抱着西天取经的期望赴欧洲考察，结果西方人却告诉他，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的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他们正等着东方文明来拯救西方文明。既然科学万能的神话破产了，既然理性只造成人的精神空虚，自然需要情感来弥补、替智的不足：“理性只能叫人知道某件事该做，某件事该怎样做法，却不能叫人去做事；能叫人去做事的，只有情感。我们既承认世界事要人去做，就不能不对于情感这样东西十分尊重。”于是，晚期（1918-1929）的梁启超基于对西方文明的失望，而由以前的反传统又回归到传统；在文学功能观上，则由“文学救国论”回归“情感中心论”；在文学形式上则由以“小说为文学最上乘”回归到中国传统的诗歌。他通过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中的情感问题，集中提出了自己的情感中心说。他认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在同篇文章里，他还以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诗歌的表情艺术分为六类，即“奔进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蕴藉的表情法”，“象征派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写实派的表情法。”在其后写的一系列诗歌研究的论文里，他又反复强调、阐发了“情感中心论”的观点。如他视屈原为“情感的化身，”其是“为情而死，”说屈原是天下古今唯一的情死者；他一反把杜甫视为诗圣的传统观点，把杜甫称为情圣，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他主张艺术要表现自我、个性，因此他盛赞陶渊明：“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并称他是一位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同时他还提出，只有“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地全盘表现”，才是“真”的文艺；“而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只有有了情感，艺术作品才可获得永远的价值，只有把“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现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梁启超一向是个浪漫气质极重的人，他一旦认定某种东西，总要以极夸张的作风表现出来。他论文导读：
认为小说为文学中最上乘时，就把小说视为救国救民的利器。如今视情感为艺术的核心时，则又“夸夸其谈”情感，甚至说：“若是发心着手做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业，那时候，情感便是威德巍巍的一位皇帝，理性完全立在臣仆的地位，情感烧到白热度，事业才会做出来；”“人类所以进化，就只靠这种白热度情感发生出来的事业。”@这又把情感与经邦治国的伟业联系在一起了。
总之，基于重塑“国民之魂”而创作的梁启超，与同时代诸多立志铸造少年中国精神的仁人志士一样，在晚清救亡图存的时代大势的重压之下，深切感受到国民精神上的痛苦、压抑和动荡，并力图以文学作为排遣、释放、指引这种被重重阻隔的民族心理和情感诉求的方式之一，于是孜孜不倦地勾画出一个个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未来中国的乌托邦图景，以振国之精气。因此，其文其诗其小说，自然充沛着强烈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在晚清黑幕层积的社会和政治情景下，为中国，也为个人，提供了一个超越现实、摆脱痛苦的精神和情感的理想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