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文化软实力核心结论

论文导读：龙朝南：新世纪中的中国与东南亚》一书中所指出的，“那些以美国的透镜来进行观察的人，自然而然地并不看好中国的软实力，因为美国版的软实力强调的是美国口味的政治理想，比如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和个人的人权”。因此，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应该是基于中国利益和独特文化传统的软实力。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把握社会
摘要：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是国家根本利益在文化形态上的显现，它尤其体现为一国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原则、政治价值观、国家战略、对外政策、领袖意志的号召力。在全球化时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应以国家的特定价值取向来呈现人类社会共同价值取向，为其它国家发展提供借鉴。中国构建的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反映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蕴含的平等、正义和公平价值取向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此，我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应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由国富向民富转变，彰显中国话语的主体性，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家文化软实力；平等；公平；正义；制度实力
1007-5194（2012）03-0004-07
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是国家根本利益在文化形态上的显现。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反映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蕴含的平等、正义和公平价值取向的软资源。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拓展我国文化建设的国际视野，实现文化自觉与自信，增强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价值影响力。

一、软实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概念最早是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学者约瑟夫·奈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他认为：“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常常使无形的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文化、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这些趋势预示着传统途径之外第二种、更有吸引力的权力运用方式。简单地说，软性的同化权力与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2004年，他在《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中进一步阐述道：“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如果我国的政策在他人看来是合理的，我们的软实力就自然增强。”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奈对软实力有四个明确规定：一是软实力的实施主体是国家；二是软实力的使用范围为国际政治领域；三是软实力是一种同化权力，是通过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社会制度、国内外政策和国际制度等各种软性资源的吸引力而得到他国的自愿认同；四是软实力是外向性与内向性的统一。奈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解释软实力的，因此软实力的一个指向是对他国或他者的影响力、吸引力和说服力。同时，奈也没有忽视软实力的内向性，“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会加强或削弱我们的软实力”。因为一种文化、制度、价值观对国内的民众没有影响力、说服力，绝不会产生国外的软实力。一个国家没有内部的软实力也就不会产生外部的软实力。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以国家战略的方式提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依据这两个权威文本，我们可以肯定：一是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是有方向的，即社会主义文化，带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形态属性；二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是“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的……功能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对内凝聚和创造，对外吸引和感染。这可以简称内凝外吸”。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凝性（内向性）是实现其外吸性（外向性）的基础。我们只有创造出一个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使中国的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对国内外产生真实而长久的软实力。正如奈所说：“一个国家有可能在国际政治中获得所期望的结果，是因为其他国家仰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从而愿跟随其后。”这也是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着力点。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方向性和“内凝外吸”的功能性可以看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指特定国家的各种价值系统及其象征形式使国内民众产生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源于：论文大纲www.7ctime.com
，以及向外部释放的柔性而厚实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总和。
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独有的软资源。它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软力量，而是我国政体的文化显现以及国家利益的独特呈现方式，尤其体现为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原则、政治价值观、国家战略、对外政策、领袖意志的号召力。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基本国情、发展理念和目标不同，呈现出来的文化软实力也不相同。正如布朗森·珀世福（Bronson Perceival）在《龙朝南：新世纪中的中国与东南亚》一书中所指出的，“那些以美国的透镜来进行观察的人，自然而然地并不看好中国的软实力，因为美国版的软实力强调的是美国口味的政治理想，比如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和个人的人权”。因此，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应该是基于中国利益和独特文化传统的软实力。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把握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与建设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发展战略、政治价值观、道德价值体系和对外战略理论的结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

二、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较多集中在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评估以及战略路径的反思上，但对其所包含的“文化”这一基本概念却鲜有涉及，仿佛它是自明性的概念，无需再做任何阐释。这正好印证了一句谚语：“台风中心没有风”。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文化”不是简单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不等于简单地繁荣电影图书、图书馆等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更不是简单地照搬西方文化，而主要是作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理论提升，同时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论文导读：in}思想。思想是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正如同志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国家独立，建立起现代化
世界先进文化元素的新文化、新文明，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

1.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促进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在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互动机制。这种互动机制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和不断推进的文化基础；同时促使中国传统文化从传统形态转向了现代形态，体现传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华文明的自信再生之道。
第

一、思想：中华文明乃至东方文明走向全面复兴的标志。

战争以后，中国大一统政权的危机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中华文明自身的危机。这种危机体现为国家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民族危机。“作为‘文化帝国’的中国，在战争之后遭到了西方列强军事、金融霸权的根本性挑战，从而处于崩溃的边缘。由于主权的危亡，中国文明所诉诸的一切价值，都因没有‘实力’的支撑而陷入虚妄，由于中国国家能力的衰败，而沦为举世声讨的‘残渣和糟粕’”。因此，终结近代中国所遭受的这种全局性危机，实现国家主权独立与民族富强，是中国近代史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复兴中华文明的前提。
解决这一全局性危机的任务最终落在了中国人身上，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了成功，形成了摘自：硕士论文开题报告www.7ctime.com
思想。思想是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理论总结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的。正如同志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国家独立，建立起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现实性。中国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从现实出发独立思考和探索适合自己道路的开始。这种新道路有意识地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加以结合，开启了在落后的农业生产为主导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向。作为领导主体的中国，“既是作为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核心的政治主体建设，也是作为中华道统之承继者的文明主体建设；在中国领导下进行的革命建国实践，既是中华政治共同体的重构，也同时是中华文明的重建”。中国革命的目标不仅仅是建立政治经济上的新中国，而且也是建立文化上的新中国；不仅仅是造成一个新国家，而且要造成新文明。因此，中国革命有两个战线：军事战线和文化战线。二者比较而言，文化建设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只有文化建设，才能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砸碎旧世界，才能说明我们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正是有了这样的目标和实践，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其总结为，“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第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从自信走向自觉的肇始。

“文化大革命”以后，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发扬中国把马克思主义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优良传统，创立了理论。理论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汲取儒家的治国智慧，“弥补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经验和理论的不足，将儒家治国的‘民本主义’、‘养民、安民、教民’思想贯彻到‘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中，用来自儒家历史观的小康一大同关系的学说化解了苏式唯物史观中僵硬的历史进化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要求中国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为“发展就是硬道理”奠定了文明复兴的历史正当性基础。“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继承了理论所体现的传统民本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党吸收新生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使党“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既继承了“七大”的党建路线，更继承了中华民族选拔先进性团体治理国家、担纲文明的伟大传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还适时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纲领。“复兴”一词昭示了中国在重建国家经济实力之后，将更重视文明传统。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是中国人对政治经济任务之上的文明使命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不仅是政治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事。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科学发展观最终涉及的决不仅是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的问题，而是蕴含了更为重要的目的关怀，也即中国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本”、推动建立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汲取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和谐理念，将“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追求的理念秩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赋予了具体内容。总之，不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和谐社会理论，都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展的进步精神”。这些执政理念的提出表明，执政党试图从中华文明出发来建立政权的正当性。
可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吸收了包括儒道释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具有时代性、人民性和普遍性的文化精髓，促使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转向了现代形态，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表现。“马克思主义只是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人类文明指出了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它论文导读：范例www.7ctime.com摘自：毕业论文摘要www.7ctime.com上一页123
并不否定也不能代替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生根，不能没有中国文化这个接受主体。在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并没有根本的分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今天综合创新的良好局面。正如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应作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源于：论文格式范例www.7ctime.com
摘自：毕业论文摘要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