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谈风尚与东晋南朝文学之演进

论文导读：
摘要：西晋末年，玄风南迁，清谈在江南发生的诸多嬗变，深刻地影响着东晋南朝文学的演进。清谈的关文化推动了文学语言修辞的发展；由清谈到文谈的蜕变，推动了文学批评范畴和范式的形成以及文学创作的兴盛：清谈的世俗化，对语体小说的兴起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谈的尚虚特质，影响着文人的人生态度，促成“清虚玄远”文学审美风格的产生。
关键词：美文化；文谈；世俗化；尚虚；文学演进
1003-854X（2014）08-0076-06
文学的发展往往受社会诸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就是影响文学发展的重大事件。它迫使中原大量的人口为躲避战乱而迁往南方，将以洛阳为中心的清谈风气带到江南，同时促使玄言诗在东晋的百年盛行。清谈因此遭到文学批评家的批评，认为它造成文学内容上“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严重脱离现实而成为哲学讲稿；艺术上“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失去了艺术的感染力和形象性。从表面上看清谈似乎是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但它对文学的推动作用是深层次的，其影响绝非仅限于玄言诗，诸如东晋南，朝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小说的兴起乃至审美观念等无不受其沾溉。

一、清谈的美文化

清谈发展至东晋，多被学者斥为清谈末流，备受訾议。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6年在《史林》（第31卷第1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清谈》的文章。他把清谈的发展分为黄金时代（正始，240-249）、白银时代（七贤，250-264）、西晋（265-316，后来美国学者马瑞志称之为黄铜时代）、东晋（317-420，马瑞志称之为土泥时代）等四个阶段，并说经由此四段之演变，清谈逐渐与现实脱节而成为纯理论的游戏。“土泥时代”，自然是对东晋清谈价值的否定。田余庆先生在谈及东晋清谈时也有相似言论：“永和名士的清言谈吐，颇有遗文，但学理上无多建树，不但不能比踪正始、林下，与元康相比亦有逊色。”
东晋清谈并非全无玄学理论创建，如《世说新语·文学》第32条载：支道林与冯怀共谈《庄子·逍遥游》，支于向秀、郭象二家之外另标新理，“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支道林之所以能在众贤之外对《逍遥游》提出新解，就在于他借佛论庄，从而推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碰撞和合流，也推动了庄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楼宇烈指出，可供研究其思想的东晋玄学家，至少有张湛、韩康伯、袁宏、陶渊明等数人。清谈本以谈论玄佛命题为主，但在江南文化背景下，确实有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玄学家在玄谈中不但重视叙致条畅、思维灵敏和辩论机智，更讲究辞令声调的优美，呈现出美文化的特征。如《世说新语·文学》第28条记谢尚年少时，去拜访清谈名家殷浩，殷浩“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同书《文学》第30条说，从北方来的僧人在瓦官寺讲《小品》，支道林、竺法深、孙绰等人听讲，僧人屡设疑难，支道林“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所谓“辞条丰蔚”、“辞气俱爽”即指清谈语言的富赡和言辞表达的清畅。所以清谈不仅要才思敏捷，还需要有语言的修饰，《世说新语·品藻》第53条载：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刘恢、王濛都是东晋的清谈名家，一次清谈后，王漾的儿子询问二人的高下，王认为刘“往辄破的”即剖析玄理胜过自己，但在“韶音令辞”即声韵词藻上自己要胜出一筹。显然，“韶音令辞”是清谈家所汲汲追求的重要修养，用言辞打动听众是清谈者十分看重的。如《世说新语·文学》第40条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抨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在这里众人欣赏的是支、许二人的言谈与风度之美，至于他们辩论的是什么道理倒在其次了。因此，为了在清谈中胜出对手，清谈家甚至针对谈论的题目事先编写出富有才藻的草稿，如《世说新语·文学》第42条云：“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王濛“宿构”的文稿不但玄理精深，而且富有奇藻，可见清谈者对文采的重视。又《世说新语·文学》第36条载支遁与王羲之谈《庄子·逍遥游》，“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文学》第55条载支遁、许询、谢安集会，谈《庄子·渔父》，支遁“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仛，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盾谈《逍遥游》“作数千言”，谢安叙《渔父》“作万余语”，二人的谈论简直就是才思纵横、辞采华丽的美文，想必他们也像王漾一样事前“宿构”，才得以在清谈中妙语如珠。清谈重视辞采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达和锤炼，如《世说新语·言语》第57条载：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世说新语·容止》第39条载有人称叹王恭：“濯濯如春月柳。”《世说新语·言语》第85条载桓温治江陵城楼甚是壮丽，命宾僚观赏品题，顾恺之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这些精美的语言清新华美，颇具文学性，当来自清谈的陶冶。清谈这种追求词藻之风自然对文学语言修辞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种种史料证明，晋宋凡清谈者，多擅长作文，如檀道鸾《续晋阳秋》载东晋清谈家许询“有才藻，善属文”，《续晋阳秋》又载袁宏“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晋书》卷84记殷仲堪“能清言，善属文”。《宋书》卷46载江南名士张敷“好玄言，善属文”等等。刘师培总结南朝文学特征时专列“士崇讲论，而语悉成章”一条，详论清谈丽辞对南朝文章的影响。因此，清谈的美文化对东晋南朝文学语言的发展实有赞助之功。

二、由清谈到文谈

在东晋南朝，清谈不但具有美文化的特征。还有由谈“玄”向谈“文”的发展趋向。清谈的内容本来就很繁杂，其范围并不完全限于玄学，如《世说新语·言语》第23条：“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论文导读：
、《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这里裴颁谈的是名理，张华论的是《史记》、《汉书》，王衍、王戎则是品评历史人物。可见西晋时清谈内容就非常广博。到了东晋，清谈除谈论玄、佛哲理外，还讨论文学。谢安多次召集谢氏子弟“讲论文义”，其中有不少就是谈文学。如《世说新语·文学》第52条载谢安聚集子弟讨论《诗经》，问：“《毛诗》何句最佳？”谢玄称《小雅·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为最佳，谢安则谓《大雅·抑》“吁谟定命，远猷辰告”最有雅人深致，而《晋书·谢道韫传》又载谢道韫认为《诗经》最佳句，是《大雅·嵩高》的“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对谢道韫的见解深表赞赏。清谈家并非只谈玄学，谈玄之余也常常谈赏文学。《晋书·谢安传》就记载谢安隐居东山时，与王羲之、许询、支遁等人一起“言咏属文”，“言咏属文”应包括谈论诗文创作方面的内容。《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孙绰论潘岳、陆机云：“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