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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清谈风尚与东晋南朝文学之演进

论文导读:

清谈风尚与东晋南朝文学之演进摘要:西晋末年,玄风南迁,清谈在江南发生的诸多嬗变,深刻地影响着东晋南朝文学的演进。清谈的关文化推动了文学语言修辞的发展;由清谈到文谈的蜕变,推动了文学批评范畴和范式的形成以及文学创作的兴盛:清谈的世俗化,对语体小说的兴起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清谈的尚虚特质,影响着文人的人生态度,促成“清虚玄远”文学审美风格的产生。
  关键词:美文化;文谈;世俗化;尚虚;文学演进
  1003-854X(2014)08-0076-06
  文学的发展往往受社会诸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就是影响文学发展的重大事件。它迫使中原大量的人口为躲避战乱而迁往南方,将以洛阳为中心的清谈风气带到江南,同时促使玄言诗在东晋的百年盛行。清谈因此遭到文学批评家的批评,认为它造成文学内容上“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严重脱离现实而成为哲学讲稿;艺术上“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失去了艺术的感染力和形象性。从表面上看清谈似乎是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但它对文学的推动作用是深层次的,其影响绝非仅限于玄言诗,诸如东晋南,朝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小说的兴起乃至审美观念等无不受其沾溉。
  一、清谈的美文化
  清谈发展至东晋,多被学者斥为清谈末流,备受訾议。如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46年在《史林》(第31卷第1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清谈》的文章。他把清谈的发展分为黄金时代(正始,240-249)、白银时代(七贤,250-264)、西晋(265-316,后来美国学者马瑞志称之为黄铜时代)、东晋(317-420,马瑞志称之为土泥时代)等四个阶段,并说经由此四段之演变,清谈逐渐与现实脱节而成为纯理论的游戏。“土泥时代”,自然是对东晋清谈价值的否定。田余庆先生在谈及东晋清谈时也有相似言论:“永和名士的清言谈吐,颇有遗文,但学理上无多建树,不但不能比踪正始、林下,与元康相比亦有逊色。”
  东晋清谈并非全无玄学理论创建,如《世说新语·文学》第32条载:支道林与冯怀共谈《庄子·逍遥游》,支于向秀、郭象二家之外另标新理,“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支道林之所以能在众贤之外对《逍遥游》提出新解,就在于他借佛论庄,从而推动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碰撞和合流,也推动了庄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楼宇烈指出,可供研究其思想的东晋玄学家,至少有张湛、韩康伯、袁宏、陶渊明等数人。清谈本以谈论玄佛命题为主,但在江南文化背景下,确实有许多新的变化和特点,玄学家在玄谈中不但重视叙致条畅、思维灵敏和辩论机智,更讲究辞令声调的优美,呈现出美文化的特征。如《世说新语·文学》第28条记谢尚年少时,去拜访清谈名家殷浩,殷浩“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同书《文学》第30条说,从北方来的僧人在瓦官寺讲《小品》,支道林、竺法深、孙绰等人听讲,僧人屡设疑难,支道林“辩答清析,辞气俱爽。此道人每辄摧屈。”所谓“辞条丰蔚”、“辞气俱爽”即指清谈语言的富赡和言辞表达的清畅。所以清谈不仅要才思敏捷,还需要有语言的修饰,《世说新语·品藻》第53条载: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
  刘恢、王濛都是东晋的清谈名家,一次清谈后,王漾的儿子询问二人的高下,王认为刘“往辄破的”即剖析玄理胜过自己,但在“韶音令辞”即声韵词藻上自己要胜出一筹。显然,“韶音令辞”是清谈家所汲汲追求的重要修养,用言辞打动听众是清谈者十分看重的。如《世说新语·文学》第40条载:“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抨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在这里众人欣赏的是支、许二人的言谈与风度之美,至于他们辩论的是什么道理倒在其次了。因此,为了在清谈中胜出对手,清谈家甚至针对谈论的题目事先编写出富有才藻的草稿,如《世说新语·文学》第42条云:“支道林初从东出,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王濛“宿构”的文稿不但玄理精深,而且富有奇藻,可见清谈者对文采的重视。又《世说新语·文学》第36条载支遁与王羲之谈《庄子·逍遥游》,“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文学》第55条载支遁、许询、谢安集会,谈《庄子·渔父》,支遁“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仛,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盾谈《逍遥游》“作数千言”,谢安叙《渔父》“作万余语”,二人的谈论简直就是才思纵横、辞采华丽的美文,想必他们也像王漾一样事前“宿构”,才得以在清谈中妙语如珠。清谈重视辞采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达和锤炼,如《世说新语·言语》第57条载: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世说新语·容止》第39条载有人称叹王恭:“濯濯如春月柳。”《世说新语·言语》第85条载桓温治江陵城楼甚是壮丽,命宾僚观赏品题,顾恺之目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这些精美的语言清新华美,颇具文学性,当来自清谈的陶冶。清谈这种追求词藻之风自然对文学语言修辞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种种史料证明,晋宋凡清谈者,多擅长作文,如檀道鸾《续晋阳秋》载东晋清谈家许询“有才藻,善属文”,《续晋阳秋》又载袁宏“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晋书》卷84记殷仲堪“能清言,善属文”。《宋书》卷46载江南名士张敷“好玄言,善属文”等等。刘师培总结南朝文学特征时专列“士崇讲论,而语悉成章”一条,详论清谈丽辞对南朝文章的影响。因此,清谈的美文化对东晋南朝文学语言的发展实有赞助之功。
  二、由清谈到文谈
  在东晋南朝,清谈不但具有美文化的特征。还有由谈“玄”向谈“文”的发展趋向。清谈的内容本来就很繁杂,其范围并不完全限于玄学,如《世说新语·言语》第23条:“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 全文地址:http://www.7ctime.com/xdhylw/lw43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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