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社会治理视野下农民工市民化理由

论文导读：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提供人口统计资料。然而，我国在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基础上，以一些辅助性制度为补充逐步建立起来的传统户籍制度，却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其超越了住户登记和统计的人口管理制度本身，人为地将户籍与居民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相联系。在这种制度下，全
【摘要】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处于一种“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状态，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程度较低。其具体表现为：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社会名声污名化、发展能力弱化、社会认同内卷化等，因此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仅仅走了第一步，即从农民到农民工这一步，随后更为关键的一步——从农民工到市民——还依然任重道远。
【关键词】社会治理农民工市民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解决城镇化高速发展中的理由。李克强总理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农民从农村来到城市，虽然职业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农业人口变成了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但是他们的户籍身份并没有转变，依然是户口登记地在农村的农民。学界将这一人群称为“农民工”。由于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此制度之上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之一群体虽然居住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却并没有融入进城市，没有转变为城市的市民。因此我国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仅仅走了第一步，即从农民到农民工这一步，随后更为关键的一步——从农民工到市民——还依然任重道远。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涵义

农民工这一概念与我国特有的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主要是指户籍在农村，但主要在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人口。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42亿，其中外出就业1.53亿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可以说农民工已经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按人口城镇化率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来测算，到2020年前还将从农村转移出3亿左右的人口。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一般作用上对农民工市民化进行概念界定，另一类则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对其进行内涵梳理。一般作用上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界定，主要以人口迁移、职业转换、身份转变和人力资本提升等为切入点。一般作用上的农民工市民化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内在素质的市民化，二是外在资格的市民化。内在素质市民化是指有关市民生活意识、权利意识的发育以及生活行为方式的变化等，是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化过程;而外在资格市民化更多的是指职业和身份的非农化，包括户口及其附带的福利保障等，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结果。还有一部分学者主张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来认识和梳理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如狭义的“市民化”是指农民、外来移民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和权利，即取得市民权（citizenship）的过程，包括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福利保障权等，在中国首先涉及城市户籍。而广义的“市民化”还应包含市民意识的普及以及居民成为城市权利主体的过程。因此，广义的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念、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向城市市民全面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它包括农民生产方式和职业身份的转变（非农化），居住生活空间的转移（城镇化），文化素质以及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社会文化属性的变化（市民化），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构（结构化）与城市社会生活再适应的过程（再社会化）[1]。

二、农民工市民化的目前状况和障碍

(一)“农民工市民化”目前状况

国家统计局2012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内地2011年城镇人口达到69079万人，城镇人口首度超过农村人口，达到了51.27%，但这些数据中包含了在城镇居住6个月以上，但仍未获得城镇户口的以农民工为主的人群。这一人群数量达到

2.4亿多。如果不算农民工，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4%。

大量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处于一种“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状态，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程度较低。有学者认为，当前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还仅限于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即农民工付出劳动并获得相应酬劳，而在其他方面仍然被城市社会拒于大门之外，城市对于农民工而言是“经济吸纳，社会拒入”。也有学者认为，至今为止多数农民工都集中在城市的边缘性领域和空间，得不到应有的市民地位，对城市社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事实上处于城市的“边缘化”地位，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社会。其具体表现为：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社会名声污名化、发展能力弱化、社会认同内卷化等等。[1]

(二)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障碍

1.首先是户籍制度上的障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对劳务输出县301个村的调查，改革开放以来因外出就业累计实现迁移定居的农民工，只相当于目前外出就业农民工的1.7%。若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全国1.6亿进城农民工中只有272万左右的农民工，通过买房、结婚等方式获得了城镇户口。
户籍制度本来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民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包括常住人口登记、暂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变更更正登记等）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提供人口统计资料。然而，我国在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基础上，以一些辅助性制度为补充逐步建立起来的传统户籍制度，却具有独特的中国特色。其超越了住户登记和统计的人口管理制度本身，人为地将户籍与居民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相联系。在这种制度下，全国居民被分为拥有城镇户籍的城镇居民和农村户籍的农村居民两大类，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受到严格限制;同时，也无法享有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福利待遇。户籍制度背后是利益，有研究者指出户籍背后附着47种权利。
在我国，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主要的中间障碍因素，它是一种集体性排他的普遍性的限制城乡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屏蔽”制度。虽然目前我国已有多个省份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逐步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但是城乡身份区别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论文导读：
。很多地方的户籍改革主要是针对本辖区（往往是本县或最多是地级市）的非农户口，但对跨行政区的流动人口户籍基本没有放开。除跨区流动人口户籍改革进展缓慢之外，特大、大型乃至一些中等城市的户籍改革也基本没有放开。即使在户籍基本放开的城市，农民工落户的前提条件还很多，往往要求“具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稳定生活来源”，具有合法固定住所是指拥有合法房屋产权，不包括租房以及雇主或单位提供住房。由于房价较高和工作的不稳定性，使得大多数农民工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难以真正在城镇落户。因此，户籍制度抬高了农民工进城的门槛，使城镇化处于僵持状态，成为农民工谋求机会公平、待遇平等、权益保障的障碍，限制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