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案件政治学：大司寇薛允升司法技艺

论文导读：，即下述之江宁疑案（即三牌楼疑案）及河南王树汶案。”诚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文献记载，自然难以强作解人。不过，虽然史间有阙，但是面对存留下来的个案，我们仍有必要、也有可能给予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所谓“深描”式的解读，冀以探究薛允升的司法技艺，并给出恰当的评价。笔者之所以尝试“深描”薛允升的司法实
[摘要]晚清著名律学家薛允升不仅对旧律有着精湛研究；同时也是任职刑部长达38年之久的模范官员。在江宁三牌楼案中，薛允升采取“自我封闭”和“排除合理怀疑”的司法策略，不仅营造了相对独立的司法场域，排除外部可能存在的干扰，而且法律论证严谨有据。在太监李苌材案中，面对光绪和慈禧的指责，薛允升不仅展现了道德勇气与担当精神，其论证也充满政治智慧。
[关键词]薛允升 刑官 司法技艺 政治学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2-0042-13
在清代近270年的时间里，因为精通律例而被载入史册的司法官员固然不少，但是在时人和现代学者的心目中，声名最为显赫、最受学者关注的刑部官员，当推清末的薛允升与沈家本，他们亦是“陕派律学”的领军人物。由于沈家本领导了清末的修律运动而被称作媒介中西法律之“冰人”或“我国法制现代化之父”；对旧律有着精湛研究的薛允升，则被誉为“传统法学的殿后伟大人物。”作为帝制中国末期的刑部官员，他们不但有着良好的职业声誉，还有宏富的律学著述流传于世，并成为现代学者研讨旧律的资源和津梁。
暂且撇开沈家本不谈，仅就目前所见的薛允升研究而言，基本上属于整体性的生平研究，而对薛氏的旧律研究成就尤多瞩目。但也不必讳言，对任职刑部长达38年之久的薛允升的司法实践，却殊少受到学者的关注。即或有所讨论，往往亦是浮光掠影，乃至抄录数条史料就交代过去了。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形，可能是“因为清代刑部档案不存，我们无从获见薛氏治狱之直接记录。《新增刑案汇览》中至少有两案为薛氏在刑部时之案，即下述之江宁疑案（即三牌楼疑案）及河南王树汶案。”诚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文献记载，自然难以强作解人。不过，虽然史间有阙，但是面对存留下来的个案，我们仍有必要、也有可能给予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所谓“深描”式的解读，冀以探究薛允升的司法技艺，并给出恰当的评价。
笔者之所以尝试“深描”薛允升的司法实践及其展现出来的某些特点，是因为本文意欲解释，作为旧律素养特别精湛的刑部官员，一旦进入司法操作的场域，法律知识与谳狱实践将会呈现怎样的面貌？特别是，面对某些特殊的案件，法律知识与政治技艺之间又将如何取得平衡？实际上，这已经不单单是法律知识精湛与否的技术理由，亦不仅仅是司法实践的理由，而是关乎政治结构的权力理由。

一、平反冤狱：三牌楼案的政治解读

光绪年间发生的江宁三牌楼冤案，不仅在当时震惊朝野，至今仍被时常提及，可以说是回响不已，而且与杨乃武案、王树汶案、杨月楼案等并称为晚清几大冤案。只是，有关三牌楼案的详细梳理和专题研究，殊为少见，值得深入考究一番。
为了讨论理由的便利，似有必要对三牌楼案的基本情况略作介绍。关于三牌楼案的审理过程，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中皆有记载，虽然只有寥寥数十字，难以窥见全豹；但是作为的权威记载，仍然值得我们征引：“江宁民周五杀朱彪，遁；参将胡金传欲邀功，捕僧绍棕、曲学如论死。侍读学十陈宝琛纠弹之，上命允升往按，廉得实，承审官皆惩办如律。”㈣“江宁j牌楼民人周五等谋杀朱彪，脱逃未获，参将胡金传诬拿曾绍棕、曲学如，二人不胜酷刑，诬服论死，为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所劾。允升奉命偕理藩院尚书麟书往查。得实，承审各员皆按律定拟。”
从上述扼要记述中，可以得出以下判断：其一，被告人僧绍棕和曲学如是在“不胜酷刑”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诬服”，并被地方官员“论死”；故尔，这是一起冤狱。其二，由于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宝琛的弹劾，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和重视，派遣理藩院尚书麟书和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前往江宁复审，使得案件真相大白，真凶和承审官员皆被“按律定拟”。其三，虽然薛允升乃“奉命偕理藩院尚书麟书往查”冤案，而且，刑部左侍郎的官阶也要低于理藩院尚书；但是从叙事方式来看，作者将平反这起冤案的功劳归于薛氏，而非麟书。
那么，薛允升又是怎么平反这宗冤狱的呢？倘若我们意欲真正理解麟书和薛允升平反这宗冤狱的策略理由，那就必须首先了解案件背后的司法语境或政治语境。实际上，朝廷钦差薛允升偕同麟书前往江宁查办案件，有个特殊的背景。具体来说，光绪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刚刚离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朝廷提交了《奏为革员胡金传教串各情狡不承认请刑讯等由》一折，其中的要点有二：一是指出了光绪七年闰七月金陵保甲局拿获的窃犯李大凤供称，周五和沈鲍洪曾经合谋杀人，与光绪三年十二月谋杀朱彪属于同一案件；二是初步梳理了前案的若干疑点与后案的杀人动机和事实情节。稍后，河南道监察御史李郁华上奏朝廷，提出“问官冤杀无辜，督臣意存袒护，请旨严饬，确讯定拟，以成信谳而雪沉冤”的严厉指控和复审提议。这里的“问官冤杀无辜”是指，原任营务处总办洪汝奎冤杀僧绍棕和曲学如；所谓的“督臣意存袒护”即指，刘坤一袒护原审官员洪汝奎。对此，清廷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一口谕令“确切查明，于定案时据实覆奏，毋稍徇隐，自干咎戾。”足见，谕旨措辞也很严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翰林院侍讲学十陈宝琛紧随李郁华之后，质疑“江宁命案疑窦孔多”，提出“请派大员覆讯，或提交刑部审鞫，以成信谳”的倡议。十二月初八日，清廷谕令理藩院尚书麟书携同刑部侍郎薛允升，速往江宁查办三牌楼案。在麟书和薛允升所写《遵旨查讯命案大致情形折子》中也有“臣等跪聆圣训后，遵于二十一日随带司员刑部郎中宗培、员外郎瑞霖、主事周景曾、候补主事王道文，驰驿前往，于正月十八日行抵江宁省城”之句。可以这么说，虽然江宁三牌楼案的死者——被谋杀的朱彪与被冤杀的僧绍棕和曲学如，都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平反起来并无多大压力；但是，这起冤案却夹缠着一批地方官员，包括胡金传、洪汝奎、沈葆桢（已故）和刘坤一诸人；与此同时，还有来自言官和朝廷的政治压力。这样一来，平反起来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另一方面，早在光绪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上海的《申报》就开始对江宁三牌楼案作出报道和评论。稍后，即报道了该案的审理结果：“讯供既定，遂连日将该犯三名押在城厢内外游街始终；于上月二十四日己刻，将僧及屈在水西门外正法；道人陪绑法场，割耳示众，现仍归上元县衙门暂为收禁，论文导读：
再行发落。”光绪七年闰七月真凶落网后，《申报》自九月十一日起追踪案件进展，时间长达半年以上，使该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报道称：“事越四年，几不省记，乃昨日忽接金陵人信谓，上月间阖城哄传猫耳山雪内移尸一案，现在正凶已获。”这里的“猫耳山”，亦称“妙耳山”，即“三牌楼”附近的一座小山，至今犹存。这些报道足以说明，三牌楼案不但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持续关注，而且还在民间社会广泛传播。所有这些，无疑会对案件的解决产生影响。特别是从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起，《申报》开始连续报道钦差驰往江宁查办三牌楼案的消息，也使钦差大臣产生一定的压力，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草率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