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照搬西方法律时

论文导读：
上世纪初，欧洲文明大潮冲击中国时，我国知识阶层有“拿来主义”的说法。最走极端的是主张汉语拉丁化，全盘照搬西策略律的呼声也是不绝于耳。例如邹容的《革命军》，文内涉及市民出版、的大纲，即全部照搬欧美国家的宪法。
当时没有照搬西方法律时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7ctime.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人去认真研究一下西法中各国法律、商法、宪法以及国际公法和条约精神，以为“移植”过来就能使用。这就产生了一个西策略律面对中国本土法律，能否“落户”的理由。
在儒家学说里，涉及“法”的传统观念太强大了！其理想是“无讼”、“息讼”；没有诉讼，便是“无法”的最佳境界——这是要意会的。遇到民间有诉讼时，官府暂且把法律条款放在一边，不追究诉讼双方罪责和权利，而是“五五开”，各打五十大板。从明始，是“四六开”，占了理的，也要“吃四十大板”。清末杨乃武小白菜案，案情大白后，杨乃武无罪，仍然“吃五十大板”——被剥夺举人和秀才的功名，仕途就此被毁了。这是不沿用法律条款、任意处罚的例子。
遇到必须按照法律办案的时候，法律条文的具体名目早就考虑到了多种社会要素，内涵是不清晰的。例如，汉代司马迁因李陵案，获“诬罔”罪，在刑律上，这是死罪。但具体执行时，便不清晰了，可以有“替代”：一是砍头；二是家族用大笔的财富来赎；三是宫刑……
这种对法律的态度，非常实用。儒家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孔子）的经典说法，即是：明知其无用又故作其有用的态度。落实在法律实践上，便富有“人情味”地给予执法者很大的灵活度。因此，在上世纪初，清末民初（朝廷或国家）的官员，想要真正接受不讲灵活性而讲程序公正的西策略律文化，实际是很难的；尤其当人有私欲的时候，难上加难。
这里有袁世凯当年处置天津一带混混儿（即流氓）的例子。
清末民初的流氓犯罪大致是诈骗、敲诈、斗殴以及性犯罪，例如诡称被碰撞倒地受伤“敲竹杠”，和使用女色诈骗与恐吓相结合的“仙人跳”之类的违法，被诈骗被敲诈的受害者众多，流氓切口称其为“寿头”或“瘟孙”（沪语）。 清代法律本有“光棍例”，对流氓犯罪有细微的区分，当时的官府，对流氓打击不力，是由于灵活地“酌量问拟”，法律惩处不一，这是旧的法律传统。到学习西洋法、人人讲法律时，袁世凯正任直隶总督，已经建立了中国第一支队伍，抓到混混儿，不分情节轻重，不管法律条文规定，一律诬为“海盗”，砍头。
袁世凯是新法的倡导者，随后制定了《治安法》和《惩治官吏法》，很难搞清楚他是存心把法律作为表面文章，还是没有能力让西策略律“落户”直隶，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一旦发现搬来的法律，是在约束自己手中权力时，他就翻脸了。理由还在于，多数的有识之士称他为“中国的华盛顿”，还拥戴他当共和国（民国）的大总统！可见将引进的西策略律当成表面文章，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由此可见，虽然外来的西策略律引导国人推开了儒家法的传统，前进了一步，然而，在那个时候，法律精神还远没有融入中国文化，反而受到中国人对待法律“实用主义”态度的影响，使得法治的效果大打折扣。今天，弘扬法治精神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要想实现真正的程序公正，就必须要让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策略融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mlw/lw1892.html上一论文：探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法律责任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