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宗教重述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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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学是民众的事情，因为在弱势文学内部，文学关注的不是文学史而是民众，一个未来民族的声音，一种众声喧哗的普遍语言。②一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性规划的日益展开，现代性追求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主导性话语。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总体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我国各少数民族生活也相应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身份与言说姿态
摘要：与文化承载人口较多的民族相比，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及现代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往往发生流失，甚至存在消解的风险，族群身份认同理由日益凸显。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的基本资源，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常设话语。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只有在民族性与现代性对话的基础上，才能使其宗教书写完成一种以民族性为基本形态但又指涉着人类共同历史领域的新的叙事身份，并通过建构一种特定民族性诉求与一般性人类价值意向的张力模式，而使其在现代性生活历程中具有表述边缘民族的话语权利。克制过度张扬的民族本位的单向度诉求，力戒局限于自我民族价值体系的单边叙事现象，以一种对话的、开放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致力于普世性价值建构的宗教书写，才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宗教书写的未来。
关键词：身份建构；文化认同；宗教书写
1003—0751（2013）12—0094—07
当我们试图为形态各异、数量众多的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加以梳理或概括时，很容易发现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清晰且相互缠绕的主导性关联。不过，学界时常立足于主流文学的研究视野和观点来考察这一现象的源起、文本形态及其理由域，认为是“作家有意识地唤醒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怀，就会以一种敬畏、神圣的心情和肃穆、虔诚的态度去重新深思社会、人生中的精神价值理由，去追问自然和生命的本质，去谛听未来文明传来的振幅”①。这是当前中国学界关于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基本阐释框架。尽管这一立场与研究视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切入当代文学的基本命意，至少在经验表象层面揭示出了当代文学生成语境的复杂性及其初级作用的有效性。不过，这一研究视域是建构在“当代文学”等同于“汉族文学”这一基本预设前提之下的，并没有将中国多民族文学纳入论者表述的有效理由域，一旦将文学与宗教关系理由延展到对多民族文学书写这一较深层次的考察与分析，上述研究视域就很难触及理由的多维层面和多元命意了。也就是说，如果仍然执着于对中国多民族文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加以简化或过滤式提纯，就可能会形成某种研究盲点或运思障碍，进而遮蔽对当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理由域的开掘和拓展。
罗兰·巴特认为，任何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作，都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定的。作为“多元一体”国家，我国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既有一般性文学的共有特点，又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质和地域文化精神。因此，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考察，就应该经过“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处理，立足于这一现象形成的历史语境及其与这一语境下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情感体验之间所固有的相互指涉关系。从根本上说，在全球化及现代性快速推进并迅速转变着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化样态等语境下，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就不仅仅是
一种形而上层面的探求，一种纯粹精神层面的追问，而是与民族的存续、文化的承继、身份的维系等现实理由存在复杂的互文性指涉关系。或者说，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是各种现实的复杂理由在文学场域内的呈现或审美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对“族群理由”的艺术化考量。如德勒兹所说，弱势文学的一切都要与政治挂钩，文学是民众的事情，因为在弱势文学内部，文学关注的不是文学史而是民众，一个未来民族的声音，一种众声喧哗的普遍语言。②
一
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性规划的日益展开，现代性追求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主导性话语。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总体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我国各少数民族生活也相应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身份与言说姿态，以一种异质于主流民族的现代性体验呈现出当下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多维面相。尽管表面上少数民族现代性也生成一种契合于一般作用上现代性的物质生活方式与社会基础，但是，少数民族因其承受着不同于主流民族的现代性张力而在主体体验、价值诉求、文化心态等方面呈现出诸多地方性话语症候。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人口较少民族，他们的现代性体验尤为复杂，他们在文化层面上对现代性的言说方式以及依据本民族现代性情状而提出的现代性生活的理由意识或者为这些理由提供的观念性的解决方案也更值得关注。
一方面，当代人口较少民族面对着全球化的文化趋同性与民族文化的自足性之间的根本张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一直是在一种相对静态的、稳定的环境内生成、发展和延续的，这种文化是一种与他们的生命存在丝丝相连的实感文化，并形成稳定或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维系着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封闭性与自足性，不会轻易随着时间与历史的演进而接纳和吸收异质文化。当全球化借助现代性的强大动力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时，人口较少民族也随之出现人口流动、居住迁徙、人员交流、异族通婚、现代传媒普及等现象，人口较少民族因其传统生活体系的滞缓性、稳定性、单一性与现代性文化的突变性、内涵的包容性等的错位或对立，导致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体系快速解体及人文价值脱序等，人口较少民族很难从一个正被破坏的传统中获得支持其身份重建的足够有效的文化—精神资源。
在这一后殖民文化格局中，现代性以其强大的文化趋同能力，在持续性的动态吸纳中同化着与之差异的异质文化，并强行转变或收编之。人口较少民族的年轻一代越来越趋向于认同现代性文化并沉溺其中，与自己族群的母文化之间的联系纽带日益有断裂之风险。他们对于祖先古老的历史传统也显得十分的茫然无知，“对于古老的祖先，一点概念也没有”。传统的行为规范对新一代年轻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小，流传久远的传统的道德约束力和行为规范在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些毫无疑问都会影响到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族群存续理由，由此，生成一种集体性的现代性焦虑。土族作家东永学在《随风远逝的记忆》中以哀婉的笔调再现了这一理由，在土族传统的婚嫁仪式中有一系列的民族性宗教礼仪，但叙述论文导读：
者在乡下看到的现象却是：“土族古老的圈圈席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汉族的桌席”；“新媳妇进门了，此时应该有个属相相合的妇女拉一条白毡引新媳妇进门，今早没有了”；“到了院子里，应该是媒人一手拿柏枝，一手端牛奶主持婚礼，开始应该有长长的一段祝福词……土族婚礼应该是一部完整的歌舞剧，今天这一切全没有了”。作者正是在“应该”与“今天”的比较中，忧虑地看到民族文化解体的困境。裕固族学者安建军说：“多年以后的一天，当我再次回到生养我的地方，却突然感觉到了某种变异。在亲切中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而这种陌生来自某个深层的地方，许多天人合一的优美东西成为遥远的回忆。文化的融合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是艰难的，也许我们要付出沉重的牺牲，甚至会将我们推到一种无所适从的边缘地带。”③基于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对民族灵魂的捍卫，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才一再试图从“百科全书”式的民间宗教中汲取当下存活的精神资源，进而达到精神救赎与身份确证的目的。正如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所说：“作为一个正在灭绝的种族的儿子，作为一个草原的写作者和一个边缘者，我在想：我们需要的是创造文学吗？不，我们首先要捍卫它——捍卫自然、捍卫大地上的苦难而无助的人民、捍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捍卫他们的灵魂和歌声……”④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深层心理动机就是一种感性的解放和世俗性的张扬，是对神秘主义、万物有灵观的祛魅，而这一点与人口较少民族宗教性文化明显处于对立状态。
我国的人口较少民族几乎都存在宗教信仰理由，如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深受萨满教文化的影响，门巴族、珞巴族、土族、裕固族、普米族等民族以信仰藏传佛教为主，柯尔克孜、塔塔尔、塔吉克、撒拉、保安族等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仫佬族大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如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等在人口较少民族中都有表现。或者该民族虽然已经信仰了某种高级宗教，原始宗教的某些形态及因素仍然广泛存在，在人口较少民族人民的心目中占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由于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由宗教铸就的一种由心理结构和民族意识组成的宏大而悠久的心理模式和文化系统，以隐性历史的方式制约着本民族群体的民族性格、风俗习惯、思维特点、社会、道德价值、审美情趣等，形成了浓厚的宗教文化。宗教文化“是指以人们经教化而形成的对一种终极的、或多种关系复杂的神秘力量的敬畏情感为内核，以人们为达到某种程度上对神秘力量的支配或影响而采取的种种特定行为和手段为表现形式，以一定规模的认同这类情感与行为的人群为主体承载和运作着的文化子系统”⑤。在“万物有灵”宗教文化的长期浸润中，形成了人口较少民族“和谐的”生态观、“节制”的生活观及“超越”的生命观，并“以其对人类存活探寻、精神信仰的形而上诉求，重新确立了‘神’的存在。它强调对世界持‘彼岸观照’的‘出世’态度，无论是对现世的世俗苦难，还是现世的世俗引诱，都持一种放弃或超脱的生命姿态，并以回归宗教本义作为心灵家园和精神归宿”⑥。就此而言，宗教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价值作用和宗教信仰的精神合法性自然与现代性所张扬的物质消费、感官享乐和科学理性精神等文化理念相抵牾。正如敖蓉在《古娜杰》中所说：“喧嚣的大都市和充满变数的时代令古娜杰无所适从，尤其她那驯鹿一样敏感、内向、羞涩的民族性格，与这复杂多变的人与社会格格不入。”⑦
基于与都市现代文化的“格格不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不得不返观自照，力图从自我民族文化根脉挖掘出消解现代性压力的文化资源，导致人口较少民族作家面对着多重的身份诉求与文化焦虑而不得不从宗教的精神资源中建构表达焦虑的策略，以此纾缓价值主体的文化困境及民族的集体焦虑。以宗教为共享价值体系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加以内在对照，以此建构两者对话的可能与契机，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探讨民族宗教信仰与族属文化命运存活图景的集体认知。正如迪尔凯姆所说：“在社会变迁急剧时期，新社会失范与价值冲突，以至个人在顺从社会规范时发生困难，出现迷乱，人们自然而然地转向宗教，从中去寻找摆脱社会动荡和社会压力的出路。在非文明社会，组织结构简单，社会层次分化尚不明晰，可以通过基本价值或道德的共识来达到整合的目的。”⑧在这一语境下，宗教作为人口较少民族群体凝聚民族认同感的主要文化载体和“族群记忆的背影”，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实现身份认同的文化镜像。
二
现代化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实践方式与普泛性的经验模式，既历时性也共时性地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诉求。对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梦想和渴望成为当代任何民族和地区都需遵守的绝对作用视域与基本身份规定，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区如果自觉割离或拒绝现代性的进入或追索，都将是对自我民族的历史放逐与严重误读，只能是在全球化时代主动让渡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也只能是在文化表意与阐释层面使自己族群的文化走向封闭和更加边缘。
在这一严格的规定性面前，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性进程因其文化承载人口较少、存活地域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脆弱，而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开发、资源开采及传统生产生活转型过程中失去了对大自然的神秘感和敬畏感，生态环境遭受到空前的破坏，这种破坏又作为一种文化陨落的象征被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所关注。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在《神话》中书写了在原始宗教信仰消失后对自然的敬畏感、尊重感也一起消失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雪山融化、干旱少雨的现实的批判：“人类啊/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滴雨/是含在你们嘴里的/那滴——泪/”。很显然，现代性所宣扬的“线性进化”价值观与人口较少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建立在“万物有灵”基础上的宗教信仰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冲突。
作为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生活的审美镜像，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不能不从文化层面上来深思和言说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性情状，对自我民族的现代性生活理由予以文学层面的关注，并试图为这些理由提出观念性的解决方案。或者说，现代性对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影响，无论是显在层面上生态环境的恶化及破坏，还是民族传统的渐论文导读：
趋解体及消亡，或者是城乡冲突背景下人性的变化、族群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秩序的解体等，最终都是与生态灾害理由相纠缠，甚至可以说，二者之间其实是一体两面的理由。正是基于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生活本身的独特价值谱系与现代性在现实生活语境中展开的复杂性，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对事关现代性与工业化语境下的生态理由加以审美叙事时，总是表现出一种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的复杂纠结状态，并试图以宗教的在场干预现代性语境下生态的日益恶化理由。
就此而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宗教的再叙述无疑可以看作一种“文化寻根”。宗教所宣扬和展示的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人类原初和谐共处境界、克己静守的生命姿态以及一种源自灵魂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姿态，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着力张扬的精神诉求，呈现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
阅读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作家的小说，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密林中狩猎民族与大山的亲和。例如，在敖长福的《猎人之路》中，我们可以看到鹿皮裤、驯鹿茸、连发的、耐寒的猎马等，猎人狩猎时除了凭借高超的本领和过人的胆识，还要依靠大山的赐予：在大山中，他们能够辨认猎物的足迹，追寻河流的方向，能够利用简陋的工具搭帐篷、找食物，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获得存活所必需的一切。他们觉得自己仿佛是大山的儿子，无时无刻不得到山神的护佑，因此对大山也格外地爱护。当前，很多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大多立足于维护自身传统生活的纯洁性与民族性意识，通过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叙事，以一种文化守成姿态表征着对现代性及工业化生活的质疑立场。普米族作家和建全在《梦幻家园》中，一再叙说着泸沽湖畔那种“天在湖中，湖却在天上，水与天浑然一体，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湖。身着百褶裙的摩挲姑娘，在湖光山色之中，像画图中的仙女，姿态闲适而优雅。一种诗意的景致让你心醉神迷，一种莫名的惬意在你周身激荡”的原始情感。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童年》中的主人公觉得“无边无际的群山草原才是他的乐园”，即使在狂风呼啸、乱云翻滚的时候，他却“觉得美极了”，“觉得周身的血液在燃烧，一种强烈奇异的如同风暴般的喜悦使他喘不过气来，他在原野上狂喜地高呼着，奔驰着”。“东北三少民族”与大自然血脉相连，他们在面对大自然时是满怀虔诚与敬畏的，不可能像现代人那样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索取，他们仅仅是满足合理的需要，而不是张开的血盆大口。这就是他们的宗教文化引导出的生态意识。鄂伦春族作家空特乐在《鄂伦春人与自然之约》中的叙述者说：“在这样的林子，曾经有一个民族用狩猎的方式存活在这里。他们所创造的民族生态文化、宗教信仰，在鄂伦春社会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把自然和文化信仰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生活与山，与树，与火，与草，与水休戚相关。他们与赖以存活的自然环境几近浑然一体，从而形成了相互依靠的关系，对大自然的依赖感和敬畏感，使得保护生态的习俗一直沿袭下来，哪怕是一片枯萎了的叶子里都有他们的信仰。”“而现在，鄂伦春人定居五十年的时间，仅仅五十年，不仅是传统文化失落，生态环境已经恶化，森林逐年减少，水土流失也日益严重。对于鄂伦春人来说，森林的绿色不仅是生命的颜色，还有着更丰富的文化作用，那是他们传统文化的根基。对自然的信仰造就了鄂伦春人，也造就了他们的生态知识和行为模式。”⑨萨娜的《达勒玛的神树》中的主人公“一辈子生活在崇山峻岭里，却未砍伐过一棵生机勃勃的树。她和族人一样，烧火用的木柴都选择已经枯死的树木”。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之所以如此深情缅怀传统宗教信仰，无疑是为了强化现代性生态恶化所带给他们的心灵阵痛，从而在宗教氤氲的族群记忆中重新书写一种有别于现代性诉求的身份认同。
郝瑞认为，一方面，中心通过文明化减少或消除中心与边缘的差别；另一方面，为合理化其文明化行为而对中心和边缘差异的强调又导致了边缘人群族群意识的增强。在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边缘群体通过主观地选择各种文化差异来建构族群边界，边界的形成又反过来影响了族群中个人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又进一步表达了族群差异。⑩除了在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态环境层面揭示了宗教信仰失落后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性生活经验，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还以宗教为镜像致力于再现并建构以传统宗教信仰为精神支柱的民族主体形象，并将其作为对现代性话语加以质疑或抵制的观念结构与情感模式。如果说现代性语境下人口较少民族生态恶化为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性遭际提供了客观元素的话，那么以人口较少民族传统宗教信仰的主体形象及其人性形态为书写内容，就是从另一层面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主观元素与精神资源。这不仅从知识论的角度再现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人们在现代性语境中的生活方式、道德、礼仪信仰与风俗习惯等内容，而且，正是基于现代性体验中的人口较少民族主体的精神内容与行为方式，才规定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独特的现代性叙事的理由域与作用边界，也现实地建构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独特的现代性表情及其表达方式。
裕固族作家杜曼的《深山·岁月·猎人》中的老猎人在遇到危机时首先检讨是否是因为自己杀了那么多生灵，当一个外来者想借助他的法打更多的猎物时，无论以什么来威逼利诱都不能使他屈服。《狼患》中的母狼尽管吃了一二十头牛，安昌和巴图却始终不忍杀死两只幼崽，叙述者以宗教情怀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与敬畏的文学书写，无疑与现代性所带来的欲壑难填、涸泽而渔等心态相冲突。鄂伦春族作家空特乐在《自然之约》中通过对“老萨满”的描述彰显了这一书写。当鄂伦春族被迫不得不定居时，“老萨满说，我祖辈都在这个山和林子里存活，从来都没离开过这个林子和山。我们离开了林子和山之后，这儿就不再属于我们鄂伦春人了，这个山，是我们的骨头，这个林子是我们的脊梁骨，这林子里所有的生灵包括林子里各种植物都是我们鄂伦春人身子里的全部。说着说着又哭泣了”。
当现代性的作用阐释框架及其提问方式日益作为总体性社会生活的根本逻辑结构时，当现代性以一种普世性价值观作用于各个民族论文导读：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现代性语境中的民族身份无疑是一个连续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过程，需要积极而主动的建构，而不是以静态的、传统的身份为基准对与之不同的东西加以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排斥；不能把所有与己
和地区时，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主体身份建构就渐次取代了国民意识与社会身份的基本规定性而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着力建构的主要或唯一身份认证标识。在这一作用上说，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现代性身份诉求比其他民族作家的身份诉求更能体现出命名的语境性质和叙事，彰显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现代性言说的艰难。
基于上述理由，当前人口较少民族面对的所有冲突最终几乎都可归结为“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这一冲突不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但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力图重塑本民族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的基本镜像，也成为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对民族传统或“过去”的表达策略，并以此作为一种诠释框架来解释当下人口较少民族的族群身份和现代性生活情状，将人口较少民族在现代性语境下的情感体认和价值取向以“宗教”为阐释框架加以再解读和再评判，进而渴望将现代性语境中人口较少民族群体的社会秩序转换到一个更有序、更值得生活的宗教文化的系统之中，也使得人口较少民族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我”与“他者”的不同。拉帕珀特认为：“作为社会结构的种族以‘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分为基本，在原先根据生理特点来对种族进行划分的论点上发展了另一种观念，即思想和精神界限的重要性。而一个符号社会中的种族划分是由人们在脑海中设想出来的，这种假设中的‘我们’和‘他们’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区分。”对于区分产生的理由，他则如此解释：“理解的过程中总是采纳诸如符号和象征等具体形式，这一过程以牢牢扎根在文化中的信仰体系为基础。”他还认为，一个群体可以将另一个群体定义为他者，目的是为了将其从社会和物质资源中排除出去，而一个群体也可以通过划分界限将自己定义为他者，以此保持自身的综合、团结、统一和身份。也正是在这一诠释框架内，我们才能理解在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宗教如何被现代性所塑造和现代性如何刺激了宗教复兴这一辩证关系。也就是在此基础上，当代人口较少民族身份才得以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在其族群身份被排挤的边缘处被自我塑造出来。三
面对多维文化对民族文化日益严峻的文化同化和兼并姿态，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表现出对自我民族文化存活境遇的心理焦虑，并试图在民族性叙事的现代性困境中寻求自我民族身份重构的可能与方式。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一方面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日渐解体流露出一种哀悼情调，在这一寻求过程中，宗教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积极探索自我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更新和突围的主导路径，以此作为当前文化混杂语境中直面现实存活与历史发展的情感指认。但另一方面，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对宗教的文学言说并不止于被动地纾缓内在的心理焦虑，而是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现代性与民族身份之间建立起一种双方都能够共同享有的价值理念，以引导自我民族群体即使在现代性裹挟中也能按照自我族群记忆来建构身份叙事。基于这一显在的书写，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在强化自我民族身份叙事且建构出一种独属自我民族文学审美形态的同时，却日益呈现出一种与现代性叙事相抵牾或对立的叙事模式，只是试图用宗教的生命观、观和道德观等来给文学蒙上一层“乌托邦”的文化韵味，最终只是在对充满浓厚宗教气息的故土家园的怀旧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身份的稳定，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及其存活地域，几成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精神飘零后的诗意家园，并以守望的姿态将本民族宗教文化及传统文明诗意化、浪漫化。
社会学家林·拉帕珀特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少数群体在主流社会中的总体境遇和发展状况作了如下说明：“……种族划分被视为一种力量。一种假设是，当歧视行为和群体被主流社会吸收时，种族区分的标志就会消失。群体将在文化和结构上进行同化……同化的程度与这些群体融入社会的水平相关。如果既进行了同化，而种族划分的情况依然存在，那么这可能只是一种符号，是一种具有感伤性的垂死挣扎，妄图抓住与日常生活不再关联的身份。”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记忆的执着再现，记忆与怀旧构成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宗教书写的基本面相，并经不同作家、不同语境与不同情感叠加而使其美学意味显得丰富而独特，同时这也决定了这一文学书写样态存在的理由。
从根本上说，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性叙事其实也是彰显文学民族性的基本要义所在。民族性叙事或民族身份叙事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殊写作方式，其身份的确认是基于民族特质和文学的“人学”立场双重建构而获得的，既需要作家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通过建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的民族意象来彰显民族身份认同，更需要作家通过民族性叙事及民族身份言说来抵达“人学”的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的当下命题，使现代性语境下多重身份认同维持一种平衡而动态的建构关系，才能成为中国多民族一体文学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就此而言， 单一的民族性叙事很难呈现现实生活中民族身份的复杂性情状，也就很难获得民族现代性发展的外辐型参照标尺。马克思指出：“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他警告说：“应当避开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现代性语境中的民族身份无疑是一个连续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过程，需要积极而主动的建构，而不是以静态的、传统的身份为基准对与之不同的东西加以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排斥；不能把所有与己不同的东西都看作他者，而应该看作是“你”；不要相互凝视，而应该相互对话和协商；既要真实呈现出“差异”中的冲突，又要主动深思冲突中民族身份建构的多重性理由。或者说，任何民族都必定或早或迟地遭遇现代性与世俗化论文导读：
赋魅理由。在这一现代性语境规定性面前，文化的多元性，尤其是族裔文化身份的多元性决定了这个文化空间是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是杂糅的而不是纯粹的。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无疑应具备这一开阔的叙事境界和现代性的叙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理由至今尚未得到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理性反思和有效处理。
宗教在原初的作用上就是一种超越精神，并借助于一系列象征物显现其形而上意味。“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象征作用，人类才找到了自己走出他的特殊境遇的道路，并向着普遍和宇宙‘敞开自我’。象征作用唤醒了个体的体验，并把它转换成精神性的行为，转换成对世界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一直浸润在宗教的文化氛围之中，对宗教是感同身受的触摸和濡化，这一点不同于汉族作家。“由于中国本土文化对作为异质文化的宗教在接受根基上的阙失，更由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境遇的限制，对于多数中国现代作家来说，宗教的影响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样成为一种感同身受的东西，这样，中国现代作家在遭遇某一宗教后，他们的宗教体验在作品中的呈现难免会发生某种变异。”从这一角度来看，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宗教的审美建构理应具备宗教性的超越精神或形而上意味。
但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却因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沉溺于强烈的身份叙事而使其失去了本来应有的超越精神，在试图用宗教精神不断将自我民族诸如生活中的物质苦难和存活窘境淡化甚至美化的情况下，却难以对本民族群体现代性体验的复杂性、多维性及立体性加以深刻描述，无法真正触及本民族群体在现代性历程中面对多重矛盾和冲突时的彷徨、挣扎和无奈，无法引导本民族群体在坚守民族性的基础上走向与现代性相洽之路。就此而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宗教体验其实是一种被现代性话语逻辑所强行扭曲了的宗教体验。这就导致他们对宗教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对宗教的再加工或以宗教作为观察现实的“镜子”而以一种功利性心态对宗教的再利用，把宗教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维系的一种方式，并试图在宗教的世界里发现因现代性挤压所导致的身份焦虑的出口，寻找一处疗救精神创伤的栖息之地。或者说，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宗教的审美言说是以现实的身份焦虑而“过滤”或重新阐释了的宗教。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
摘要：与文化承载人口较多的民族相比，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及现代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往往发生流失，甚至存在消解的风险，族群身份认同理由日益凸显。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的基本资源，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常设话语。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只有在民族性与现代性对话的基础上，才能使其宗教书写完成一种以民族性为基本形态但又指涉着人类共同历史领域的新的叙事身份，并通过建构一种特定民族性诉求与一般性人类价值意向的张力模式，而使其在现代性生活历程中具有表述边缘民族的话语权利。克制过度张扬的民族本位的单向度诉求，力戒局限于自我民族价值体系的单边叙事现象，以一种对话的、开放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致力于普世性价值建构的宗教书写，才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宗教书写的未来。
关键词：身份建构；文化认同；宗教书写
1003—0751（2013）12—0094—07
当我们试图为形态各异、数量众多的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加以梳理或概括时，很容易发现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种清晰且相互缠绕的主导性关联。不过，学界时常立足于主流文学的研究视野和观点来考察这一现象的源起、文本形态及其理由域，认为是“作家有意识地唤醒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怀，就会以一种敬畏、神圣的心情和肃穆、虔诚的态度去重新深思社会、人生中的精神价值理由，去追问自然和生命的本质，去谛听未来文明传来的振幅”①。这是当前中国学界关于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的基本阐释框架。尽管这一立场与研究视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切入当代文学的基本命意，至少在经验表象层面揭示出了当代文学生成语境的复杂性及其初级作用的有效性。不过，这一研究视域是建构在“当代文学”等同于“汉族文学”这一基本预设前提之下的，并没有将中国多民族文学纳入论者表述的有效理由域，一旦将文学与宗教关系理由延展到对多民族文学书写这一较深层次的考察与分析，上述研究视域就很难触及理由的多维层面和多元命意了。也就是说，如果仍然执着于对中国多民族文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加以简化或过滤式提纯，就可能会形成某种研究盲点或运思障碍，进而遮蔽对当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理由域的开掘和拓展。
罗兰·巴特认为，任何一位作家的各种可能的写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作，都是在历史和传统的压力下被确定的。作为“多元一体”国家，我国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既有一般性文学的共有特点，又具有典型的民族特质和地域文化精神。因此，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考察，就应该经过“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处理，立足于这一现象形成的历史语境及其与这一语境下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情感体验之间所固有的相互指涉关系。从根本上说，在全球化及现代性快速推进并迅速转变着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化样态等语境下，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就不仅仅是
一种形而上层面的探求，一种纯粹精神层面的追问，而是与民族的存续、文化的承继、身份的维系等现实理由存在复杂的互文性指涉关系。或者说，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是各种现实的复杂理由在文学场域内的呈现或审美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对“族群理由”的艺术化考量。如德勒兹所说，弱势文学的一切都要与政治挂钩，文学是民众的事情，因为在弱势文学内部，文学关注的不是文学史而是民众，一个未来民族的声音，一种众声喧哗的普遍语言。②
一
新时期以来，随着现代性规划的日益展开，现代性追求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主导性话语。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总体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我国各少数民族生活也相应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身份与言说姿态，以一种异质于主流民族的现代性体验呈现出当下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多维面相。尽管表面上少数民族现代性也生成一种契合于一般作用上现代性的物质生活方式与社会基础，但是，少数民族因其承受着不同于主流民族的现代性张力而在主体体验、价值诉求、文化心态等方面呈现出诸多地方性话语症候。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人口较少民族，他们的现代性体验尤为复杂，他们在文化层面上对现代性的言说方式以及依据本民族现代性情状而提出的现代性生活的理由意识或者为这些理由提供的观念性的解决方案也更值得关注。
一方面，当代人口较少民族面对着全球化的文化趋同性与民族文化的自足性之间的根本张力。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一直是在一种相对静态的、稳定的环境内生成、发展和延续的，这种文化是一种与他们的生命存在丝丝相连的实感文化，并形成稳定或超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维系着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封闭性与自足性，不会轻易随着时间与历史的演进而接纳和吸收异质文化。当全球化借助现代性的强大动力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时，人口较少民族也随之出现人口流动、居住迁徙、人员交流、异族通婚、现代传媒普及等现象，人口较少民族因其传统生活体系的滞缓性、稳定性、单一性与现代性文化的突变性、内涵的包容性等的错位或对立，导致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体系快速解体及人文价值脱序等，人口较少民族很难从一个正被破坏的传统中获得支持其身份重建的足够有效的文化—精神资源。
在这一后殖民文化格局中，现代性以其强大的文化趋同能力，在持续性的动态吸纳中同化着与之差异的异质文化，并强行转变或收编之。人口较少民族的年轻一代越来越趋向于认同现代性文化并沉溺其中，与自己族群的母文化之间的联系纽带日益有断裂之风险。他们对于祖先古老的历史传统也显得十分的茫然无知，“对于古老的祖先，一点概念也没有”。传统的行为规范对新一代年轻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小，流传久远的传统的道德约束力和行为规范在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这些毫无疑问都会影响到人口较少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族群存续理由，由此，生成一种集体性的现代性焦虑。土族作家东永学在《随风远逝的记忆》中以哀婉的笔调再现了这一理由，在土族传统的婚嫁仪式中有一系列的民族性宗教礼仪，但叙述论文导读：
者在乡下看到的现象却是：“土族古老的圈圈席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汉族的桌席”；“新媳妇进门了，此时应该有个属相相合的妇女拉一条白毡引新媳妇进门，今早没有了”；“到了院子里，应该是媒人一手拿柏枝，一手端牛奶主持婚礼，开始应该有长长的一段祝福词……土族婚礼应该是一部完整的歌舞剧，今天这一切全没有了”。作者正是在“应该”与“今天”的比较中，忧虑地看到民族文化解体的困境。裕固族学者安建军说：“多年以后的一天，当我再次回到生养我的地方，却突然感觉到了某种变异。在亲切中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而这种陌生来自某个深层的地方，许多天人合一的优美东西成为遥远的回忆。文化的融合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是艰难的，也许我们要付出沉重的牺牲，甚至会将我们推到一种无所适从的边缘地带。”③基于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对民族灵魂的捍卫，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才一再试图从“百科全书”式的民间宗教中汲取当下存活的精神资源，进而达到精神救赎与身份确证的目的。正如裕固族作家铁穆尔所说：“作为一个正在灭绝的种族的儿子，作为一个草原的写作者和一个边缘者，我在想：我们需要的是创造文学吗？不，我们首先要捍卫它——捍卫自然、捍卫大地上的苦难而无助的人民、捍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捍卫他们的灵魂和歌声……”④另一方面，现代性的深层心理动机就是一种感性的解放和世俗性的张扬，是对神秘主义、万物有灵观的祛魅，而这一点与人口较少民族宗教性文化明显处于对立状态。
我国的人口较少民族几乎都存在宗教信仰理由，如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深受萨满教文化的影响，门巴族、珞巴族、土族、裕固族、普米族等民族以信仰藏传佛教为主，柯尔克孜、塔塔尔、塔吉克、撒拉、保安族等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仫佬族大都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如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鬼魂崇拜等在人口较少民族中都有表现。或者该民族虽然已经信仰了某种高级宗教，原始宗教的某些形态及因素仍然广泛存在，在人口较少民族人民的心目中占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由于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由宗教铸就的一种由心理结构和民族意识组成的宏大而悠久的心理模式和文化系统，以隐性历史的方式制约着本民族群体的民族性格、风俗习惯、思维特点、社会、道德价值、审美情趣等，形成了浓厚的宗教文化。宗教文化“是指以人们经教化而形成的对一种终极的、或多种关系复杂的神秘力量的敬畏情感为内核，以人们为达到某种程度上对神秘力量的支配或影响而采取的种种特定行为和手段为表现形式，以一定规模的认同这类情感与行为的人群为主体承载和运作着的文化子系统”⑤。在“万物有灵”宗教文化的长期浸润中，形成了人口较少民族“和谐的”生态观、“节制”的生活观及“超越”的生命观，并“以其对人类存活探寻、精神信仰的形而上诉求，重新确立了‘神’的存在。它强调对世界持‘彼岸观照’的‘出世’态度，无论是对现世的世俗苦难，还是现世的世俗引诱，都持一种放弃或超脱的生命姿态，并以回归宗教本义作为心灵家园和精神归宿”⑥。就此而言，宗教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价值作用和宗教信仰的精神合法性自然与现代性所张扬的物质消费、感官享乐和科学理性精神等文化理念相抵牾。正如敖蓉在《古娜杰》中所说：“喧嚣的大都市和充满变数的时代令古娜杰无所适从，尤其她那驯鹿一样敏感、内向、羞涩的民族性格，与这复杂多变的人与社会格格不入。”⑦
基于与都市现代文化的“格格不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不得不返观自照，力图从自我民族文化根脉挖掘出消解现代性压力的文化资源，导致人口较少民族作家面对着多重的身份诉求与文化焦虑而不得不从宗教的精神资源中建构表达焦虑的策略，以此纾缓价值主体的文化困境及民族的集体焦虑。以宗教为共享价值体系在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加以内在对照，以此建构两者对话的可能与契机，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探讨民族宗教信仰与族属文化命运存活图景的集体认知。正如迪尔凯姆所说：“在社会变迁急剧时期，新社会失范与价值冲突，以至个人在顺从社会规范时发生困难，出现迷乱，人们自然而然地转向宗教，从中去寻找摆脱社会动荡和社会压力的出路。在非文明社会，组织结构简单，社会层次分化尚不明晰，可以通过基本价值或道德的共识来达到整合的目的。”⑧在这一语境下，宗教作为人口较少民族群体凝聚民族认同感的主要文化载体和“族群记忆的背影”，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实现身份认同的文化镜像。
二
现代化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实践方式与普泛性的经验模式，既历时性也共时性地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诉求。对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梦想和渴望成为当代任何民族和地区都需遵守的绝对作用视域与基本身份规定，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区如果自觉割离或拒绝现代性的进入或追索，都将是对自我民族的历史放逐与严重误读，只能是在全球化时代主动让渡自己的权利和责任，也只能是在文化表意与阐释层面使自己族群的文化走向封闭和更加边缘。
在这一严格的规定性面前，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性进程因其文化承载人口较少、存活地域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脆弱，而在大规模的工业化开发、资源开采及传统生产生活转型过程中失去了对大自然的神秘感和敬畏感，生态环境遭受到空前的破坏，这种破坏又作为一种文化陨落的象征被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所关注。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在《神话》中书写了在原始宗教信仰消失后对自然的敬畏感、尊重感也一起消失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雪山融化、干旱少雨的现实的批判：“人类啊/我不希望看到/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滴雨/是含在你们嘴里的/那滴——泪/”。很显然，现代性所宣扬的“线性进化”价值观与人口较少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建立在“万物有灵”基础上的宗教信仰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冲突。
作为对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生活的审美镜像，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不能不从文化层面上来深思和言说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性情状，对自我民族的现代性生活理由予以文学层面的关注，并试图为这些理由提出观念性的解决方案。或者说，现代性对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影响，无论是显在层面上生态环境的恶化及破坏，还是民族传统的渐论文导读：
趋解体及消亡，或者是城乡冲突背景下人性的变化、族群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秩序的解体等，最终都是与生态灾害理由相纠缠，甚至可以说，二者之间其实是一体两面的理由。正是基于当代人口较少民族生活本身的独特价值谱系与现代性在现实生活语境中展开的复杂性，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对事关现代性与工业化语境下的生态理由加以审美叙事时，总是表现出一种与宗教信仰息息相关的复杂纠结状态，并试图以宗教的在场干预现代性语境下生态的日益恶化理由。
就此而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宗教的再叙述无疑可以看作一种“文化寻根”。宗教所宣扬和展示的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人类原初和谐共处境界、克己静守的生命姿态以及一种源自灵魂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姿态，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着力张扬的精神诉求，呈现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
阅读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作家的小说，我们感受最深的是密林中狩猎民族与大山的亲和。例如，在敖长福的《猎人之路》中，我们可以看到鹿皮裤、驯鹿茸、连发的、耐寒的猎马等，猎人狩猎时除了凭借高超的本领和过人的胆识，还要依靠大山的赐予：在大山中，他们能够辨认猎物的足迹，追寻河流的方向，能够利用简陋的工具搭帐篷、找食物，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获得存活所必需的一切。他们觉得自己仿佛是大山的儿子，无时无刻不得到山神的护佑，因此对大山也格外地爱护。当前，很多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大多立足于维护自身传统生活的纯洁性与民族性意识，通过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叙事，以一种文化守成姿态表征着对现代性及工业化生活的质疑立场。普米族作家和建全在《梦幻家园》中，一再叙说着泸沽湖畔那种“天在湖中，湖却在天上，水与天浑然一体，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湖。身着百褶裙的摩挲姑娘，在湖光山色之中，像画图中的仙女，姿态闲适而优雅。一种诗意的景致让你心醉神迷，一种莫名的惬意在你周身激荡”的原始情感。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童年》中的主人公觉得“无边无际的群山草原才是他的乐园”，即使在狂风呼啸、乱云翻滚的时候，他却“觉得美极了”，“觉得周身的血液在燃烧，一种强烈奇异的如同风暴般的喜悦使他喘不过气来，他在原野上狂喜地高呼着，奔驰着”。“东北三少民族”与大自然血脉相连，他们在面对大自然时是满怀虔诚与敬畏的，不可能像现代人那样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索取，他们仅仅是满足合理的需要，而不是张开的血盆大口。这就是他们的宗教文化引导出的生态意识。鄂伦春族作家空特乐在《鄂伦春人与自然之约》中的叙述者说：“在这样的林子，曾经有一个民族用狩猎的方式存活在这里。他们所创造的民族生态文化、宗教信仰，在鄂伦春社会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把自然和文化信仰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生活与山，与树，与火，与草，与水休戚相关。他们与赖以存活的自然环境几近浑然一体，从而形成了相互依靠的关系，对大自然的依赖感和敬畏感，使得保护生态的习俗一直沿袭下来，哪怕是一片枯萎了的叶子里都有他们的信仰。”“而现在，鄂伦春人定居五十年的时间，仅仅五十年，不仅是传统文化失落，生态环境已经恶化，森林逐年减少，水土流失也日益严重。对于鄂伦春人来说，森林的绿色不仅是生命的颜色，还有着更丰富的文化作用，那是他们传统文化的根基。对自然的信仰造就了鄂伦春人，也造就了他们的生态知识和行为模式。”⑨萨娜的《达勒玛的神树》中的主人公“一辈子生活在崇山峻岭里，却未砍伐过一棵生机勃勃的树。她和族人一样，烧火用的木柴都选择已经枯死的树木”。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之所以如此深情缅怀传统宗教信仰，无疑是为了强化现代性生态恶化所带给他们的心灵阵痛，从而在宗教氤氲的族群记忆中重新书写一种有别于现代性诉求的身份认同。
郝瑞认为，一方面，中心通过文明化减少或消除中心与边缘的差别；另一方面，为合理化其文明化行为而对中心和边缘差异的强调又导致了边缘人群族群意识的增强。在各种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下，边缘群体通过主观地选择各种文化差异来建构族群边界，边界的形成又反过来影响了族群中个人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又进一步表达了族群差异。⑩除了在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态环境层面揭示了宗教信仰失落后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性生活经验，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还以宗教为镜像致力于再现并建构以传统宗教信仰为精神支柱的民族主体形象，并将其作为对现代性话语加以质疑或抵制的观念结构与情感模式。如果说现代性语境下人口较少民族生态恶化为人口较少民族的现代性遭际提供了客观元素的话，那么以人口较少民族传统宗教信仰的主体形象及其人性形态为书写内容，就是从另一层面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主观元素与精神资源。这不仅从知识论的角度再现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人们在现代性语境中的生活方式、道德、礼仪信仰与风俗习惯等内容，而且，正是基于现代性体验中的人口较少民族主体的精神内容与行为方式，才规定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独特的现代性叙事的理由域与作用边界，也现实地建构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独特的现代性表情及其表达方式。
裕固族作家杜曼的《深山·岁月·猎人》中的老猎人在遇到危机时首先检讨是否是因为自己杀了那么多生灵，当一个外来者想借助他的法打更多的猎物时，无论以什么来威逼利诱都不能使他屈服。《狼患》中的母狼尽管吃了一二十头牛，安昌和巴图却始终不忍杀死两只幼崽，叙述者以宗教情怀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与敬畏的文学书写，无疑与现代性所带来的欲壑难填、涸泽而渔等心态相冲突。鄂伦春族作家空特乐在《自然之约》中通过对“老萨满”的描述彰显了这一书写。当鄂伦春族被迫不得不定居时，“老萨满说，我祖辈都在这个山和林子里存活，从来都没离开过这个林子和山。我们离开了林子和山之后，这儿就不再属于我们鄂伦春人了，这个山，是我们的骨头，这个林子是我们的脊梁骨，这林子里所有的生灵包括林子里各种植物都是我们鄂伦春人身子里的全部。说着说着又哭泣了”。
当现代性的作用阐释框架及其提问方式日益作为总体性社会生活的根本逻辑结构时，当现代性以一种普世性价值观作用于各个民族论文导读：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现代性语境中的民族身份无疑是一个连续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过程，需要积极而主动的建构，而不是以静态的、传统的身份为基准对与之不同的东西加以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排斥；不能把所有与己
和地区时，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主体身份建构就渐次取代了国民意识与社会身份的基本规定性而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着力建构的主要或唯一身份认证标识。在这一作用上说，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现代性身份诉求比其他民族作家的身份诉求更能体现出命名的语境性质和叙事，彰显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现代性言说的艰难。
基于上述理由，当前人口较少民族面对的所有冲突最终几乎都可归结为“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这一冲突不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但是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力图重塑本民族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的基本镜像，也成为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对民族传统或“过去”的表达策略，并以此作为一种诠释框架来解释当下人口较少民族的族群身份和现代性生活情状，将人口较少民族在现代性语境下的情感体认和价值取向以“宗教”为阐释框架加以再解读和再评判，进而渴望将现代性语境中人口较少民族群体的社会秩序转换到一个更有序、更值得生活的宗教文化的系统之中，也使得人口较少民族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我”与“他者”的不同。拉帕珀特认为：“作为社会结构的种族以‘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分为基本，在原先根据生理特点来对种族进行划分的论点上发展了另一种观念，即思想和精神界限的重要性。而一个符号社会中的种族划分是由人们在脑海中设想出来的，这种假设中的‘我们’和‘他们’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区分。”对于区分产生的理由，他则如此解释：“理解的过程中总是采纳诸如符号和象征等具体形式，这一过程以牢牢扎根在文化中的信仰体系为基础。”他还认为，一个群体可以将另一个群体定义为他者，目的是为了将其从社会和物质资源中排除出去，而一个群体也可以通过划分界限将自己定义为他者，以此保持自身的综合、团结、统一和身份。也正是在这一诠释框架内，我们才能理解在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宗教如何被现代性所塑造和现代性如何刺激了宗教复兴这一辩证关系。也就是在此基础上，当代人口较少民族身份才得以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在其族群身份被排挤的边缘处被自我塑造出来。三
面对多维文化对民族文化日益严峻的文化同化和兼并姿态，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表现出对自我民族文化存活境遇的心理焦虑，并试图在民族性叙事的现代性困境中寻求自我民族身份重构的可能与方式。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一方面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日渐解体流露出一种哀悼情调，在这一寻求过程中，宗教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积极探索自我民族文化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更新和突围的主导路径，以此作为当前文化混杂语境中直面现实存活与历史发展的情感指认。但另一方面，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对宗教的文学言说并不止于被动地纾缓内在的心理焦虑，而是试图在传统与现代、现代性与民族身份之间建立起一种双方都能够共同享有的价值理念，以引导自我民族群体即使在现代性裹挟中也能按照自我族群记忆来建构身份叙事。基于这一显在的书写，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在强化自我民族身份叙事且建构出一种独属自我民族文学审美形态的同时，却日益呈现出一种与现代性叙事相抵牾或对立的叙事模式，只是试图用宗教的生命观、观和道德观等来给文学蒙上一层“乌托邦”的文化韵味，最终只是在对充满浓厚宗教气息的故土家园的怀旧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身份的稳定，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及其存活地域，几成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精神飘零后的诗意家园，并以守望的姿态将本民族宗教文化及传统文明诗意化、浪漫化。
社会学家林·拉帕珀特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少数群体在主流社会中的总体境遇和发展状况作了如下说明：“……种族划分被视为一种力量。一种假设是，当歧视行为和群体被主流社会吸收时，种族区分的标志就会消失。群体将在文化和结构上进行同化……同化的程度与这些群体融入社会的水平相关。如果既进行了同化，而种族划分的情况依然存在，那么这可能只是一种符号，是一种具有感伤性的垂死挣扎，妄图抓住与日常生活不再关联的身份。”正是出于对传统文化记忆的执着再现，记忆与怀旧构成了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宗教书写的基本面相，并经不同作家、不同语境与不同情感叠加而使其美学意味显得丰富而独特，同时这也决定了这一文学书写样态存在的理由。
从根本上说，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性叙事其实也是彰显文学民族性的基本要义所在。民族性叙事或民族身份叙事作为“文学”的一种特殊写作方式，其身份的确认是基于民族特质和文学的“人学”立场双重建构而获得的，既需要作家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通过建构民族特点和地域特色的民族意象来彰显民族身份认同，更需要作家通过民族性叙事及民族身份言说来抵达“人学”的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的当下命题，使现代性语境下多重身份认同维持一种平衡而动态的建构关系，才能成为中国多民族一体文学格局中的重要一环。就此而言， 单一的民族性叙事很难呈现现实生活中民族身份的复杂性情状，也就很难获得民族现代性发展的外辐型参照标尺。马克思指出：“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他警告说：“应当避开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现代性语境中的民族身份无疑是一个连续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过程，需要积极而主动的建构，而不是以静态的、传统的身份为基准对与之不同的东西加以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排斥；不能把所有与己不同的东西都看作他者，而应该看作是“你”；不要相互凝视，而应该相互对话和协商；既要真实呈现出“差异”中的冲突，又要主动深思冲突中民族身份建构的多重性理由。或者说，任何民族都必定或早或迟地遭遇现代性与世俗化论文导读：
赋魅理由。在这一现代性语境规定性面前，文化的多元性，尤其是族裔文化身份的多元性决定了这个文化空间是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是杂糅的而不是纯粹的。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无疑应具备这一开阔的叙事境界和现代性的叙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理由至今尚未得到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理性反思和有效处理。
宗教在原初的作用上就是一种超越精神，并借助于一系列象征物显现其形而上意味。“因为正是通过这些象征作用，人类才找到了自己走出他的特殊境遇的道路，并向着普遍和宇宙‘敞开自我’。象征作用唤醒了个体的体验，并把它转换成精神性的行为，转换成对世界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一直浸润在宗教的文化氛围之中，对宗教是感同身受的触摸和濡化，这一点不同于汉族作家。“由于中国本土文化对作为异质文化的宗教在接受根基上的阙失，更由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境遇的限制，对于多数中国现代作家来说，宗教的影响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样成为一种感同身受的东西，这样，中国现代作家在遭遇某一宗教后，他们的宗教体验在作品中的呈现难免会发生某种变异。”从这一角度来看，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宗教的审美建构理应具备宗教性的超越精神或形而上意味。
但是，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宗教书写却因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沉溺于强烈的身份叙事而使其失去了本来应有的超越精神，在试图用宗教精神不断将自我民族诸如生活中的物质苦难和存活窘境淡化甚至美化的情况下，却难以对本民族群体现代性体验的复杂性、多维性及立体性加以深刻描述，无法真正触及本民族群体在现代性历程中面对多重矛盾和冲突时的彷徨、挣扎和无奈，无法引导本民族群体在坚守民族性的基础上走向与现代性相洽之路。就此而言，当代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宗教体验其实是一种被现代性话语逻辑所强行扭曲了的宗教体验。这就导致他们对宗教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对宗教的再加工或以宗教作为观察现实的“镜子”而以一种功利性心态对宗教的再利用，把宗教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维系的一种方式，并试图在宗教的世界里发现因现代性挤压所导致的身份焦虑的出口，寻找一处疗救精神创伤的栖息之地。或者说，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对宗教的审美言说是以现实的身份焦虑而“过滤”或重新阐释了的宗教。文化认同、身份建构与人口较少民族书面文学的宗教重述由优秀论文网站www.7ctime.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