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实践概念看康德哲学对马克思影响

论文导读：
摘 要：将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进行对比，通过考察发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有康德哲学影响的痕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源自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的批判和改造。在当代语境下，重新考察康德的实践理性，对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理论创新，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性具有重要的学术旁证作用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康德；马克思；哲学；实践概念
1002-2589（2014）04-0078-02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伟大哲学家，其哲学思想因其晦涩、体系庞大而让人难以领会。日本哲学家安倍能曾经这样形容：康德哲学是一个蓄水池，以往的传统哲学都流向康德，而以后的现代哲学又从康德哲学流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康德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传统观点认为康德哲学属于唯心主义体系，其思想对马克思的影响不大，其实，马克思的实践、主观能动性、自由、社会生产关系和人的价值思想均受康德哲学影响，为了说明“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1]7，本文拟从实践概念入手，考察康德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

一、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马克思的实践观

(一)康德实践理性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内涵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者，他提出的关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先验哲学，给当时的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革命，我国现代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和宗教学家韦卓民先生对康德的评价远远超过了黑格尔。长期以来，学界在讨论马克思理论来源这一理由时，总是将理由的焦点放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身上，强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多于康德哲学。传统哲学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有三个：一是德国古典哲学；二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三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当大家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身上时，忽视了康德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从策略论来看，马克思哲学受益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但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科学的理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曾受惠于康德哲学，“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为了说明“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1]7。这一理论理由，下面我们将考察康德实践理性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内涵。
“理性和人是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对人的关注是康德批判理性和重建理性的目的”[2]40，康德将理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论理性；另一类是实践理性。理论理性以“现象界的感觉经验作为研究对象，关涉到自然必定性”[1]6，实践理性“以本体界的道德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关涉到自由”[1]6，在这个作用上，我们可以将康德的实践理性称之为道德实践。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从原理出发，分解到概念，然后以关照事实”[1]6，那么，康德对实践理性分解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及康德的“善良意志”，康德正是借助“善良意志”来贯彻执行他的实践理性，所谓“‘善良意志’就是为善而善的意志，它只为‘善’而存在，不为其他目的而存在，它代表的是‘至善’”[3]82。康德实践理性的逻辑起点是以人的善良意志和意志自由为前提，将道德法则与道德自律统摄于实践理性的绝对命令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绝对命令就善良意志的主人，没有善良意志，康德的理性实践就无法被主体自觉遵守。
在考察康德的实践理性的逻辑起点之后，我们还必须了解康德实践理性的理论内涵。那么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什么呢？康德认为，“它就是‘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即道德律或绝对命令，亦即纯粹理性向人心颁定的先天法则规律或无条件的命令。绝对性即无条件性，即不管在什么具体条件下都‘应当如此’。”[3]82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康德的理性实践是“人绝对服从自己的绝对命令，这才是真正的自由。”[2]43即“康德认为只有人心中的实践理性所规定的道德法则才具有客观的普遍有效性，才能成为普遍的必定的道德标准。”[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标准是先验的、唯心主义道德观，并且，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一语道破康德道德哲学的本质，即“只是简单地把从自然科学中获得的概念直接运用于社会。”[3]82从这个作用上来说，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过于机械化和直观化，是唯心主义的实践观。

(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源自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的批判和改造

首先，康德的实践主体是人的理性，而马克思的实践主体是现实的人。
“康德开创了主体论思维和研究方式，建构了西方近代第一个具有典型性和转折作用的实践哲学，康德的实践哲学以自由为核心，将主体性理由研究由认识论提高到主体论的高度，使之由纯粹的认识理由升华为道德实践理由。”[5]实践概念在康德和马克思各自哲学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不同的是，康德的实践是人内心中的道德修养，而马克思的实践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为进一步说明二者实践主体的区别，我们先从康德的实践哲学入手，康德实践哲学的主体是人的理性，强调“人为自然立法”，康德将实践分为两种，一种是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另一种是遵循自由的实践。康德将这两种实践置于精神范围内予以讨论，这是因为“康德的道德是先验的‘道德’，康德的‘自由’是以先验的道德法则为基础的自由，康德的‘实践’是道德的实践，是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6]由此看来，康德是用唯心主义的方式凸显实践主体，他将这种实践主体“归结为一种意志的活动，而不是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现实活动。”[6]
马克思打破了以往旧哲学的藩篱，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这个实践的主体不是抽象的理性，也不是什么客观精神，而是“现实的人”，那么什么是“现实的人”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理解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因此，马克思超越了康德唯心主义的实践主体，提出了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建立了新的世界观。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一“‘主体’概念同样源自康德，论文导读：
尤其源自康德自称的‘哥白尼的革命’。”[1]7即强调主体性在实践中的重要性，并将这一重要性引入到实践概念中，实现了实践理性与主体的融合，并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其次，康德道德实践的客体是道德律令，马克思的实践客体是现实世界。
康德在确立道德实践哲学的主体是人的理性之后，提出了其实践哲学的对象即客体是道德律令。康德认为，“只有遵循道德法则才是真正作用上的自由。”[7]“所谓实践自由，就是指意志除了道德法则之外，不再依靠任何别的东西。”[8]康德实践哲学的全部中心内容就是道德律令，同时，这个没有任何规定性的道德律令是康德实践哲学的客体。
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实践客体则是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同时，马克思将实践客体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联系起来，指出，人类正是通过这种认识现实世界和改造现实世界的物质生产活动，得以存活和繁衍。
最后，康德实践的目的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实践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康德建立实践哲学的目的是用“实践理性去解决其在认识论领域中遇到的纯粹理性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困境，从而在道德领域为实践理性留下地盘”[6]，即康德实践哲学的目的是解释世界，实现“至善”的道德目标。马克思与康德不同，这正是马克思超越康德的精华所在，马克思认为实践的目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他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理由在于转变世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7]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实践观是指人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对康德理性实践的深入分析和深思，在继承、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重要标志。

二、康德实践理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作用及评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有受康德哲学影响的痕迹，但是马克思并未完全被笼罩于康德的实践理性下，而是以批判和超越的眼光来看待康德的实践理性，“康德的实践理性将人的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3]，马克思将这一高度继续拔高，将人的主体性价值进一步凸显，“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2]97，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97，从这一系列的论述来看，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已初具雏形。思想敏锐的马克思虽然汲取了康德实践理性的合理内核，但是，具有批判精神的马克思并未止步于康德，而是进一步揭示出康德实践理性的阶级根源，“德国的小资产者，包括其代表人物康德在内，害怕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方式，因而他们竭力把法国资产阶级的血淋淋的革命‘实践’转化为德国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的‘实践理性’。”[1]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利益的，是唯心主义的实践理性，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在现实中是不堪一击的。
鉴于此，本文的结论是：马克思是康德实践理性的受益者和批判者，马克思通过批判分析康德的实践理性，吸收其合理内核，中间经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进而提炼出自己的实践概念，并以实践概念作为自己的理论体系核心，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关注康德的实践理性对我们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渊源，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具有一定的学术旁证作用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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