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社会主义新人”英雄化两种时态

论文导读：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航线乘风破浪，某种堪称党性的钢铁般坚硬、宁折不弯、纯粹得像齿轮与螺丝钉一般顺从规训的政治气质也就可能被生成。“新人”基因之四：“青春偶像”与样板戏“高大全型”相对应的“新人”基因是“青春偶像”。“青春偶像”蕴藉着“党文学”对“新人”的政治想象，期盼“新人”能成为中国青年政治选择时
从第一个“社会主义新人”（下简称“新人”）梁生宝（1959），经萧长春（1964）到“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下简称“英雄”）高大泉（1972），这十三年的主流小说角色演变，可谓是“新人”英雄化的过程。与这段文学史相对应的是，当“新人”沾染样板戏式的“英雄气”愈浓，原著小说赋予他的“人情味”也就愈淡，恐怕这很值得当代文学史家重视。共和国前三十年（1949—1979）文坛所衍生的这条有涉政治与艺术关系的“不平衡律”，实已表明当权力意志愈让“新人”接近“英雄”高度，其原先靠“人情味”来吸引读者的形象审美性也就愈可能遭消解。换言之，“新人”英雄化之实质，是对原著形象的“去人性化”或“去艺术性”。
“新人”携带“英雄”基因
想当初，当第一个“新人”梁生宝呱呱坠地时，评论界满怀喜悦与憧憬：喜的是这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生儿终于问世；同时期盼甚至敏锐地预言到它长大后“应该有”的特质。这些“应该有”的特质，其实是到高大泉的横空出世，整个文坛才看清，原来就是为样板戏“英雄”所做的顶层预设，主要特征有四：一是“红色题材”，即“英雄”须是表现领导的新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题材中的工农兵人物；二是“一号主角”，即“英雄”须是绝对一号；三是“组织化身”，即英雄须是组织的人格符号，不是单纯个人；四是“高大全型”，即“英雄”须十全十美，不容有思想性格弱点。这四个特征宛若认证“英雄”的四个特殊器官，只有在高大泉那样的样板式“英雄”身上才发育得最完整、最饱满。这又恰巧印证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①也因此，若用“英雄”身上发育得最典型的器官去反观“新人”，就会发现“新人”身上其实也蕴含可与之一一对应的基因。
“新人”基因之一：“写十三年” 与样板戏“红色题材”相对应的新人基因是“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首先是柯庆施1963年提出，意谓“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着重提倡写解放后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只有以新中国成立后十三年（1949—1962）当代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才能真正体现主流导向。
提出“写十三年”至少有两层深意。一是“写十三年”的题材原则，其实质是对1949年后的文艺作等级划分。这就是说，原本被公认为是“红色经典”的《红日》《红旗谱》《红岩》《创业史》（所谓“三红一创”）在政治纯度上已经够顶尖了，然以“写十三年”为标尺，便又生亲疏之别。②二是“写十三年”更是源自对“写一百零八年”（自战争起1841—1949）的反驳，是“党文学”对“左翼文学”的替嬗。而最能从题材角度为党文学提供合法性隐喻的，当是非“写十三年”莫属。因为只有在共和国阳光下萌动、孕育的“新人”形象才是最根正苗红。
也由此，1960年被冠名“新人”的梁生宝所以受到热捧，因为他正是新中国十三年胚胎所孵化的，天生有“红色题材”的胎记，而这正是“新人”日后可能成长为“英雄”的第一基因。
“新人”基因之二：“体制选民” 与样板戏“一号主角”相对应的“新人”基因是“体制选民”。“选民”本是基督教术语，指被上帝选中的人。“新人”作为“体制选民”似具双重意味：一是组织近乎红色主宰；二是被组织遴选为接班基层党支部的“新人”，也就被赋予权威性、神圣性。
“体制选民”确实携带日后成长为“英雄”的基因。首先，根正苗红。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的阶级出身皆属贫雇农，贫雇农是党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对象。其次，他们皆在阶级斗争中被验明正身。比如梁生宝是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农村青年干部，于1952年整党运动中被吸收入党；萧长春曾任民兵排长，颇具组织和领导才能，当东山坞遭受大灾荒而群龙无首之际，他挺身而出，带领村民生产自救；高大泉更早在“土改”中入党，经过了斗争洗礼和考验。再次，他们都被提拔为基层组织的核心，比如梁生宝是蛤蟆滩党支书，萧长春是东山坞党支书，高大泉是方草坪党支书，皆“三十而立”，朝气蓬勃，是新政权培育出来的新生力量，他们将基层组织内的乌烟瘴气一扫而空，最后，梁生宝取代了郭振山，萧长春战胜了马之悦，高大泉击溃了张金发。这实际上是在演绎了路线斗争。“体制选民”是用其文学叙事在执行党内的路线。
“新人”基因之三：“党性成长” 与样板戏“组织化身”相对应的“新人”基因是“党性成长”。在世界文学史上，以“新人”为主人公的小说被称为“成长小说”。“成长小说”大多聚焦于主人公从青年到成年的生命时段，他在这一时段不免焦躁、迷茫、浮躁，又难脱年少的稚拙、单纯、怯懦。他们跌跌撞撞进入社会，经历艰辛苦难，才使他们历练成熟，领悟人生。可见“新人”成长之路当是性格成熟的过程。“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则是以“党性成长”为轴心。
“党性成长”至少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增强组织性，这便意味着组织成员须有这一自觉意识，党凌驾于任何事物之上，一切行动听指挥。二是增强斗争性。列宁说：“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③敌我营垒势不两立的尖锐斗争，最能让“新人”的党性见红。姚文元称赞梁生宝已经具备“一个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领导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气魄”。④1962年“千万不忘阶级斗争”的号召使萧长春比热衷于生产斗争的梁生宝有更多的阶级斗争硝烟味。而1966年揭幕的党内两个“司令部”斗争背景，又驱动作家把高大泉置于白热化的路线斗争的烽火台。当“新人”沿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航线乘风破浪，某种堪称党性的钢铁般坚硬、宁折不弯、纯粹得像齿轮与螺丝钉一般顺从规训的政治气质也就可能被生成。
“新人”基因之四：“青春偶像” 与样板戏“高大全型”相对应的“新人”基因是“青春偶像”。“青春偶像”蕴藉着“党文学”对“新人”的政治想象，期盼“新人”能成为中国青年政治选择时的光辉榜样，近乎是有中国特色的牛虻和保尔·柯察金。当时文坛曾这么表达对“青春偶像”的热切呼唤：“由成熟的党培养教育而成为英雄人物的，他们的形象体现了党的成熟。社会主义文学的首论文导读：
要任务在于通过艺术形象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帮助人民提高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塑造出我们时代、我们国家、我们阶级的英雄儿女的光辉形象。”⑤
具体到梁生宝，“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人显得比他的年纪更加老成持重。”⑥“他既有渭河边的普通青年农民的美好性格和他自己的个性特点，也具有农村中的优秀员的共同特征。”⑦萧长春则更具风采，相貌堂堂，说话掷地有声，他临危受命，沉着果敢，更受到村民一致拥护。
由此可判，“新人”如上基因若发育成熟，便无疑是样板戏“英雄”典型的隆重诞生。其中，“写十三年”所以对应于样板戏的“红色题材”，仅仅是强调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需要文艺浓墨重彩地去讴歌。而“体制选民”所以对应于样板戏的“一号角色”，不仅仅是因为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已依次成为《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以下分别简称《创》《艳》《金》）的绝对主角，更意味着如上“新人”形象凝聚着“党文学”对其共和国新生代的政治寄托，此即红色江山后继有人，无可匹敌。至于“党性成长”所以能对应于样板戏的“组织化身”，这其实是在暗示“新人”英雄化的秘诀，全取决于作家能否与时俱进地“割爱”，即舍得删削原著所赋予“新人”的若干个性化、人情味描写，最终让其身上的组织性和革命性彻底压倒个性化和人情味。换言之，当“新人”的党性足以化约其身上的个性与私情时，“新人”也就成了纯粹的“组织化身”。于是，“青春偶像”所以能对应于样板戏的“高大全型”，也就无异议了——因为当“新人”的“青春偶像”元素被净化到了无所不能、尽善尽美的“神”，这便达到了“高大全型”。至此，“新人”与样板戏“英雄”之间也就零距离了。
与浩然相反，在柳青的文化视野中，文学首先是世界性的人类文明现象，不拘泥于古今中外，也不太计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条条框框。其次，文学又有其独立于政治的审美属性。这可从柳青看文学史时的态度见出分晓：“他不赞成孤立地看中国文坛。他说，其实整个世界是互相有联系的，不一定是作者个人的联系，是整个时代潮流把他们联系起来了。”再次，柳青强调文学的继承性，“认为作家之间也有个继承关系，也是互相影响的。菲尔丁和狄更斯，莱蒙托夫和普希金都是如此。后者比前者成就更大，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15这些观点与当时“”所横行的扫除“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毒草毒瘤”，凭空创造“社会主义文艺新纪元”的基调格格不入。
柳青所以有如上文学观，根子当深植于其阅读史。他八岁读私塾，少年时又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真正让柳青启蒙的是新式教育，他非常喜欢“《世界史纲》和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他在英文阅读和文学鉴赏方面也出类拔萃：“他在初中三年级即能够读英文版的屠格涅夫的《初恋》、安德列夫的《红笑》、小仲马的《茶花女》、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哈代的《雅丽莎日记》等文学名著。”16可见，柳青在1942年接受《讲话》前，其思想底色斑驳而浑涵。
（二）小说叙事遵命化PK小说叙事风格化浩然小说叙事的特点是唯命是从。他不在乎小说的风格化和独特性，而更在乎对组织、时政（毋论对错）的绝对顺从乃至从一而终。他明确表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17，浩然对时政的言听计从，从根本上决定了1962年“千万不忘阶级斗争”的顶层决策会令他醍醐灌顶，进而形象化为《艳》第二部创作的核心内容；同理，1966年党内路线斗争的大幕揭开，又让他豁然开朗，结果在《艳》第三部表现得淋漓尽致。
柳青则做不到无条件地信奉政治第一，或把政治第一绝对化为唯一创作标准。尽管，柳青研读“讲话”，也心系组织，多次向组织交心，例如他撰文《永远听党的话》写道：
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学习的文艺思想，应该“一、听党的话，不断地改造思想；二、同人民在一起，积极地参加实际斗争和实际工作；

三、在艺术上，努力发挥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特风格”，不断地做这样的努力。18

听得出这番表白中有纠结：他一方面要听党的话，除却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19；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割舍自己的独创性或风格。柳青认为“‘风格是整个的人’，是作者的创作个性，是作家的精神面貌”20，又说：“作家具有丰富的、生动的、正确的现实感，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他在书籍面前就可能是独立的、主动地、自由的，不至于把伪装的魔鬼当做上帝跟着跑。故能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住自己的独特性，这就要看作家的决心、毅力和自我克制的功夫了。”21由此不难体恤柳青为何不甘顺从“主题先行”“三突出”等创作原则，甚至早在1964年后便自动放弃了诸多追随政要的机遇。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现代系统论将此称为“过程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可以说，正是浩然、柳青在文学观层面的差距，直接酿成彼此在“新人”英雄化一案的时态及策略迥异。毋庸说，浩然对的创作理念是全盘接受，全力践履。他说：“样板戏中有一条是千方百计地塑造主要英雄人物。我们学习样板戏，要在千方百计这一点上下些功夫。我写《金》第一部的时候，运用得不好。写第二部时稍微有所进展。这次写第三部，我觉得在我的认识上有了一次飞跃。”22无怪他写的“新人”高大泉酷似样板戏“英雄”。
按照“真实”原则，柳青笔下的“新人”梁生宝首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民之子，柳青强调：“我根本就没有一点意思把梁生宝描写成锋芒毕露的英雄，他不是英雄父亲生出来的英雄儿子，也不是尼采的‘超人’。梁生宝有七情六欲，有普通人的困惑与烦恼。”23柳青又强调：“创作过程，也就是作品中人物思想感情变化的过程”，“东西写出来要想感动人，就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就要把由于人的社会实践造成的这几种感情的变化形象化，化在人的‘七情’上。”24这是他1973年的发言，离他修订《创》仅隔一年。无怪，“新人”梁生宝在其笔下怎么改也很难被真的“英雄化”，故只能名之为“长不大的英雄”。■
【注释】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据原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回忆道：“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的论文导读：
估价之后，从1963年5月开始的对文艺界的批判运动……上海一大批电影，如《红日》……统统被打成‘毒草’。”参见陈丕显《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③列宁：《列宁全集》第十三卷，273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⑥姚文元：《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史——读〈创业史〉》，见《在前进的道路上》，2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
⑤⑦冯健男：《再谈梁生宝》，载《上海文学》1963年第9期。
⑧⑨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载《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⑩王主玉：《评长篇小说〈艳阳天〉》，载《北京文艺》1965年第1期。
11此处没有论述去亲情人伦，这是因为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父子深情被搁置在人道主义的叙述框架中，无法剔除，无法在短时间内通过删减的手段来完成，故柳青没有对父与子的关系做处理。
12浩然：《生活与创作》，见《为无产阶级掌握好笔杆》，68页，海南日报社编印，1976年。
13浩然：《要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见《为无产阶级掌握好笔杆》，19页，海南日报社编印，1976年。
14浩然：《为无产阶级掌握好笔杆——学习无产阶级理论的札记》，见《为无产阶级掌握好笔杆》，11页，海南日报社编印，1976年。
15启治：《〈铜墙铁壁〉的再版和柳青的谈话》，见《柳青纪念文集》，83页，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1983年。
16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邰持文：《柳青传略》，1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7浩然：《为无产阶级冲锋陷阵——在一次部队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见《为无产阶级掌握好笔杆》，30页，海南日报社编印，1976年。
18闻平：《柳青作品年谱》，见《柳青纪念文集》，316页，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1983年。
19蒙万夫、王晓鹏、段夏安、邰持文：《柳青传略》，3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0《柳青纪念文集》，295页，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1983年。
21柳青：《典型·才能·气质》，见《柳青纪念文集》，286页，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1983年。
22浩然：《生活与创作》，见《为无产阶级掌握好笔杆》，62页，海南日报社编印，1976年。
23吕世民、邵涛：《试论梁生宝形象塑造的特点》，见《柳青纪念文集》，220页，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1983年。
24费秉勋：《《创业史》艺术色彩漫说》，参见《柳青纪念文集》，205页，人文杂志编辑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合编，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