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腐败文化根源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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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突出，阶层越来越固化，腐败的成本日益大于腐败带来的受益，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腐败恶化了社会风气，动摇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信心，其后果已经超出了纯成本—受益的分析视角，所谓的高增长—高腐败的东亚悖论自身已经成为一个不攻自破的悖论，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高增长—高腐败将变成低增长—高腐败的
内容摘要 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真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是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合理选择。然而，猛药易得，良方难求，预防和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理由，不仅要乱世用重典，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而且更应该匡扶人心、净化风气，不可忽视腐败的文化土壤，破除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支撑我们民族几千年发展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不然，腐败理由要得到有效治理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 腐败 文化分析 亲亲相隐 血亲 犬儒主义
作者 杨骥，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长沙 410082）
一
对于中国日益恶化的腐败理由，人们已经提供了长篇累牍的分析。从国家权力本身运作的角度，政治学者们认为腐败来自于权力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扭曲，制度的实际安排与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出现落差，以及权力的不受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有的学者将腐败的理由归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严重的政策内容与宽泛的社会政治情境的背离、权威的决策与个体化利益的冲突、选择性执法透支了政策的权威，也留下了腐败的空间以及过高的政策目标与过低的组织能力之间的落差；有的学者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理论，反思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基层政权的整合能力和更新能力日益丧失，既不是通过革命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通过现度与实践，而是通过一种强化了的复杂的运作模式来进行调整和适应，导致了边际效应的递减理由；有的学者从地方分权中的委托—维度，认为随着对地方的权力的不断下放，地方政府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国家人的权力，而且在地方经济决策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典型的就是分灶吃饭的财政改革和分税制导致的地方政府的腐败。[1 ]
国家权力运作的好坏，固然对解释体制性腐败或者制度的缺陷导致的腐败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无法解释伴随着30多年中国高速发展，腐败理由日益高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愈演愈烈的腐败理由，并没有降低市场经济的效率、拖垮中国的经济，相反中国的经济依然高奏凯歌。人们将之归结为中国执行的并不是完全作用上的市场经济，经济规则的不完善、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的模糊、权贵与资本的结合，部分扭曲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性质，导致经济高速增长和腐败爆发增长相伴而行。魏德曼将这种经济增长与腐败伴生的现象称为东亚悖论。对于从市场转型角度研究腐败的理由，有学者认为局部性的市场改革在中国的城市造成了分裂性腐败，形成了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另一部分学者则干脆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称为改革腐败，认为某些结构性因素、不合理的市场经济政策，如鼓励公务员下海，导致了腐败的发生。当然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市场改革过程中的双轨制导致的寻租理由的日益突出，在双轨制理由得到部分解决后，国企改制、扶贫、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市场也是腐败的重灾区。也有学者认为，用寻租理论来解释社会转型中的腐败现象的说服力十分有限，根源上还在于政治制度模式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制约，如中国与苏东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转型模式，后者伴随着政治而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前者则是一个基于权威国家社会的政治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自由化模式。[2 ]总而言之，经济的狂飙突进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保守、滞后，导致了腐败理由的日益严重。
对于腐败现象，理应是人人讨之，但是有些学者却对此有一些奇谈怪论，这样的怪论还颇有市场。比如有学者从经济功利主义的角度，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过程中必要的代价，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的成本，甚至认为败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而事实上腐败不除，社会主义大厦有被倾伏的危险。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阶层越来越固化，腐败的成本日益大于腐败带来的受益，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腐败恶化了社会风气，动摇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信心，其后果已经超出了纯成本—受益的分析视角，所谓的高增长—高腐败的东亚悖论自身已经成为一个不攻自破的悖论，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高增长—高腐败将变成低增长—高腐败的癌症，最终只会将中国拖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对于败，有人从国家主义的角度强调要建立强有力的机构，有人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强调要推进化的进程，一个透明、廉洁、法治的政府，有利于遏制腐败，有人从社会建设角度提出发挥民众的积极性，提倡网络，打一场人民的保护战。无论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还是市场中心主义的视角，虽然均部分解释了中国腐败现象及其根源，也提供了中国败的药方，但是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腐败日益严重，越反越腐的理由，它们也无法解释中国当下所谓的人人恨腐败，人人盼腐败的怪现象。它们更无法解释，为何在化程度高、宗教色彩浓厚的印度，同样存在着腐败居高不下的理由。正如迈克尔·帕尔马所说，“败言说”常常陷入来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二元概念对立，如良好治理方式（尤其是透明）与腐败、公共职务与私人收益、合法与非法、正直与堕落等概念对立中，而对所涉及到的复杂理由的处理并不见得有什么益处。[3 ]
为了寻求中国腐败理由的解决之道，一些敏感的政治学者和文化学者跳出了单纯的政治或者经济视角的刚性维度，将目光转向了更为软性维度——文化视角，试图寻求支撑中国腐败背后的文化秘密。比如胡伟就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腐败的发生是现代化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叠加结果， 其中文化因素尤其不可忽视， 既有一般性的腐败发生的文化诱因， 也有特殊主义的‘二元文化结构’的作用， 其后果是形成了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腐败文化”[4 ]。马庆钰认为，在制度和道德视角之外再通过文化视角来探究中国的权力腐败现象是相当有用的一种策略。相对于国家法规等正式规则而言，被称为潜规则的中国人情传统，对于权力腐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它生长于中国宗法制的悠久历史和人情大国的深厚土壤；亲情重于理法是其基本价值定位；以情谋私是其主要功利目的；血缘、乡缘、学缘、业缘四个圈子是其畅行其道的基本依托；人情开道、旁门左道是其基本交往方式；由腐败走向制度失灵是其不可避开的结果。[5 ]由此可见，腐败现象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深刻关联，尤其是在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的国家，腐败不仅是一个经济理由和论文导读：败现象的重要理由。正是受到这种血亲的深刻影响，加之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多种效应的叠加导致各种各样的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腐败越来越呈现出组织（家族）化、弥散化、文化化的特征，所谓的组织（家族）化，就是法不责众，部门腐败、败、家族腐败、裙带腐败甚至制度腐败理由越来越严重；所谓弥散化，就是
制度理由，更是一个文化理由。政治学者的文化反思，无疑为我们理解中国腐败理由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二
艾克曼在其名著《腐败与政府》中，专门辟出一个章节分析作为文化理由的腐败现象。艾克曼特别指出了这么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无论是民意调查还是私下交往，人人痛恨腐败，对腐败表现出极度失望的情绪；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又对腐败表现出容忍态度。艾克曼的发现用在分析中国的腐败现象非常合适，中国人对腐败的态度是极端矛盾的，时下，中国人对腐败不仅是容忍，而且是同情，甚至羡慕，人人痛恨腐败，人人又羡慕腐败。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艾克曼认为，文化角度分析不失为一条很好的路径，“各个国家应当深入反思自己是否已经陷入了那些严重妨碍经济增长和政府有效运作的文化习惯而不能自拔”[6 ]。
与艾克曼一样，儒家文化圈的学者似乎更关注文化习惯的理由，如李泽厚、孙隆基、刘清平等人均探索过支撑中国人的文化习惯的核心因素，并把这种核心因素看成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如李泽厚将之归结为情本体、孙隆基认为是良知系统、刘清平认为是血亲。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命名，但是如下的事实大体不差：如果说西方是一个理性主义为特征，以个体主义为本位的文化体系，那么中国文化恰恰是一个以情为主、以群体主义为本位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维持的是一个差序格局，人们之间的交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建构，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获得其存在的价值。相较于李泽厚、孙隆基等对儒家文化的同情者，刘清平从儒家的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亲亲相隐中，窥出了中国文化中源源不绝的腐败倾向。所谓血亲，就是把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血亲情感看成是人们从事各种行为活动的本原依据，并且由此出发论证人的行为的各种合理性。[7 ]传统儒家通过爱有差等、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事亲为大、推己及人等观念的建立，奠定了血亲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通过扩大了的血亲如姻缘、友缘、地缘、血缘等各种圈子的建构，深入到国家和社会的建设中，即通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构起一整套的支撑社会运转的规范。不可否认，这样的差等之爱的血亲和人伦之爱有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套制度却也为普遍的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温床——“通过肯定人们可以把慈孝友悌的血亲规范置于其他一切行为准则之上，它实际上就积极地肯定了那些为了维护血亲团体的特殊性利益，不惜违背社会群体的普遍性准则的腐败现象，如徇情枉法、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8 ]。
这种血亲，具有超稳定的结构，虽然中国历经几千年的沧桑变迁，战争攻伐、朝代更迭、洪灾水患，甚至上个世纪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的破坏，这些文化习惯支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并积淀成中国人稳定的文化结构。虽然在主流文化中，现代社会的规则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得到保障，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这种血亲，正如孙隆基所说，我们的“深层次结构”概念并不是指个人发展史或民族形成史上的一个属于“史前史”的心理层岩，必须用释梦、临床医疗或比较神话学的诸种策略去作“考古发掘”，它是指即使在日常生活这个“当代史”中也可以看得到的文化行为。[9 ]表面上看，市场经济的无孔不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但是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依然是一个如梁漱溟所说的本位的社会。这种本位的腐败倾向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扭曲在一起，是造成当前腐败现象的重要理由。
正是受到这种血亲的深刻影响，加之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多种效应的叠加导致各种各样的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腐败越来越呈现出组织（家族）化、弥散化、文化化的特征，所谓的组织（家族）化，就是法不责众，部门腐败、败、家族腐败、裙带腐败甚至制度腐败理由越来越严重；所谓弥散化，就是社会风气的腐败，正所谓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官员，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几乎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人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关系成为中国人交往的最重要的手段，而维持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主要是请客送礼，小到小孩上学，就业，大到生老病死，人们习惯于后门。所谓文化化，即把贪污受贿视为正常，腐败成为社会规范可以接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10 ]正是这样的文化风气，滋生了中国人人人痛恨腐败，人人又羡慕腐败的心理。
从孔孟之道到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流传和转化，再加上五四的彻底的反传统和“”对传统文化的极大破坏，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传统文化固然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但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和根基不仅没有遭到破坏，其恶的因素反而被无限放大，形成双重叠加效应直到今天。对于传统文化中恶的因素，我们没有从根本上作彻底的清理。这些恶的因素也是造成我们今天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腐败流行的重要理由。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不忍到仁，推己及人，从关爱家人到关爱跟我关系不密切的人；而“”则是从忍到不仁，夫妻、父子之间相互揭发。“”中的领袖崇拜和造神运动的心态，牺牲自我，完成大我，背后都有儒家思想在起作用。儒家讲修身，最重要的是自我反思，“”要求每一个人修身，而且将之变成政治的要求，坦白、忏悔，这些都跟儒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好也是最坏的东西。充分被政治利用的儒家比法家更坏。[11 ]
此外，在关于腐败的文化分析中，除了传统文化中血亲的影响，我们不可忽视现代性的视角，即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对人们的价值取向造成的创伤。这种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有其深刻的现代性理由，落实到中国，至少包含着双重缺失和移位，一方面，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支撑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价值理念、思想传统虽然已经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剔除出去，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价值观念依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主流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的分离，导致的是潜规则的横行；另一方面，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既有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遭到了抛弃，建构在其基础之上的组织机构，由于巨大的惯性，陷入空转的状态，失去了应有的动员能论文导读：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固然是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制度土壤。然而，猛药易得，良方难求，预防和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理由，不仅要治标，乱世用重典，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也要治本，根除腐败的文化土壤，实行观念的革新，引入、自由等价值理念，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支撑我们民族几千年发展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不
力，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新型的价值理念还没有来得及弥补空缺，两者之间的巨大缝隙导致价值和信仰的真空，其结果是历史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大行其道，表现在腐败活动中，就是捞一把就跑，抓实惠、搞变通、名实分离。
今天人们对五四文化运动的评价，仁者见仁，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五四文化运动的健将们选择从政治批判走向文化批判，正是看到了集权政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不从根本上对产生这种政治的文化土壤进行清理，政治批判和建构也就无从谈起。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真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固然是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制度土壤。然而，猛药易得，良方难求，预防和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理由，不仅要治标，乱世用重典，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也要治本，根除腐败的文化土壤，实行观念的革新，引入、自由等价值理念，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支撑我们民族几千年发展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不然，腐败理由要得到有效治理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
[1][2]参见李辉.当代中国败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32-40.
[3]迈克尔·帕尔马，李昌林.灰色地带：败法律的文化分析.现代法学，2008（9）.
[4][10]胡伟.腐败的文化理论假说及对中国理由的探析. 浙江社会科学，2006（3）.
[5]马庆钰.关于腐败的文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6）.
[6]苏珊.艾克曼，王江、程文浩译. 腐败与政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15-116.
[7][8]郭齐勇.儒家争鸣集——以亲亲相隐为中心.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855、895
[9]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
[11]21世纪儒学与市场中国的出路——杜维明教授访谈.探索与争鸣，2013（8）.
编辑 南 木
内容摘要 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真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是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合理选择。然而，猛药易得，良方难求，预防和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理由，不仅要乱世用重典，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而且更应该匡扶人心、净化风气，不可忽视腐败的文化土壤，破除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支撑我们民族几千年发展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不然，腐败理由要得到有效治理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 腐败 文化分析 亲亲相隐 血亲 犬儒主义
作者 杨骥，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长沙 410082）
一
对于中国日益恶化的腐败理由，人们已经提供了长篇累牍的分析。从国家权力本身运作的角度，政治学者们认为腐败来自于权力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扭曲，制度的实际安排与制度的运作过程中出现落差，以及权力的不受监督，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有的学者将腐败的理由归为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严重的政策内容与宽泛的社会政治情境的背离、权威的决策与个体化利益的冲突、选择性执法透支了政策的权威，也留下了腐败的空间以及过高的政策目标与过低的组织能力之间的落差；有的学者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理论，反思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基层政权的整合能力和更新能力日益丧失，既不是通过革命的意识形态，也不是通过现度与实践，而是通过一种强化了的复杂的运作模式来进行调整和适应，导致了边际效应的递减理由；有的学者从地方分权中的委托—维度，认为随着对地方的权力的不断下放，地方政府不仅获得了更多的国家人的权力，而且在地方经济决策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典型的就是分灶吃饭的财政改革和分税制导致的地方政府的腐败。[1 ]
国家权力运作的好坏，固然对解释体制性腐败或者制度的缺陷导致的腐败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无法解释伴随着30多年中国高速发展，腐败理由日益高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愈演愈烈的腐败理由，并没有降低市场经济的效率、拖垮中国的经济，相反中国的经济依然高奏凯歌。人们将之归结为中国执行的并不是完全作用上的市场经济，经济规则的不完善、政府和市场的边界的模糊、权贵与资本的结合，部分扭曲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性质，导致经济高速增长和腐败爆发增长相伴而行。魏德曼将这种经济增长与腐败伴生的现象称为东亚悖论。对于从市场转型角度研究腐败的理由，有学者认为局部性的市场改革在中国的城市造成了分裂性腐败，形成了一个个既得利益集团。另一部分学者则干脆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称为改革腐败，认为某些结构性因素、不合理的市场经济政策，如鼓励公务员下海，导致了腐败的发生。当然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市场改革过程中的双轨制导致的寻租理由的日益突出，在双轨制理由得到部分解决后，国企改制、扶贫、基础设施建设、资本市场也是腐败的重灾区。也有学者认为，用寻租理论来解释社会转型中的腐败现象的说服力十分有限，根源上还在于政治制度模式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制约，如中国与苏东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转型模式，后者伴随着政治而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前者则是一个基于权威国家社会的政治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经济自由化模式。[2 ]总而言之，经济的狂飙突进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保守、滞后，导致了腐败理由的日益严重。
对于腐败现象，理应是人人讨之，但是有些学者却对此有一些奇谈怪论，这样的怪论还颇有市场。比如有学者从经济功利主义的角度，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过程中必要的代价，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的成本，甚至认为败会妨碍经济的发展。而事实上腐败不除，社会主义大厦有被倾伏的危险。随着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社会矛盾日益突出，阶层越来越固化，腐败的成本日益大于腐败带来的受益，腐败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腐败恶化了社会风气，动摇了人们对执政党的信心，其后果已经超出了纯成本—受益的分析视角，所谓的高增长—高腐败的东亚悖论自身已经成为一个不攻自破的悖论，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高增长—高腐败将变成低增长—高腐败的癌症，最终只会将中国拖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对于败，有人从国家主义的角度强调要建立强有力的机构，有人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强调要推进化的进程，一个透明、廉洁、法治的政府，有利于遏制腐败，有人从社会建设角度提出发挥民众的积极性，提倡网络，打一场人民的保护战。无论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还是市场中心主义的视角，虽然均部分解释了中国腐败现象及其根源，也提供了中国败的药方，但是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腐败日益严重，越反越腐的理由，它们也无法解释中国当下所谓的人人恨腐败，人人盼腐败的怪现象。它们更无法解释，为何在化程度高、宗教色彩浓厚的印度，同样存在着腐败居高不下的理由。正如迈克尔·帕尔马所说，“败言说”常常陷入来源于欧洲启蒙运动的二元概念对立，如良好治理方式（尤其是透明）与腐败、公共职务与私人收益、合法与非法、正直与堕落等概念对立中，而对所涉及到的复杂理由的处理并不见得有什么益处。[3 ]
为了寻求中国腐败理由的解决之道，一些敏感的政治学者和文化学者跳出了单纯的政治或者经济视角的刚性维度，将目光转向了更为软性维度——文化视角，试图寻求支撑中国腐败背后的文化秘密。比如胡伟就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腐败的发生是现代化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叠加结果， 其中文化因素尤其不可忽视， 既有一般性的腐败发生的文化诱因， 也有特殊主义的‘二元文化结构’的作用， 其后果是形成了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腐败文化”[4 ]。马庆钰认为，在制度和道德视角之外再通过文化视角来探究中国的权力腐败现象是相当有用的一种策略。相对于国家法规等正式规则而言，被称为潜规则的中国人情传统，对于权力腐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的，它生长于中国宗法制的悠久历史和人情大国的深厚土壤；亲情重于理法是其基本价值定位；以情谋私是其主要功利目的；血缘、乡缘、学缘、业缘四个圈子是其畅行其道的基本依托；人情开道、旁门左道是其基本交往方式；由腐败走向制度失灵是其不可避开的结果。[5 ]由此可见，腐败现象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深刻关联，尤其是在以儒家文化传统为主的国家，腐败不仅是一个经济理由和论文导读：败现象的重要理由。正是受到这种血亲的深刻影响，加之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多种效应的叠加导致各种各样的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腐败越来越呈现出组织（家族）化、弥散化、文化化的特征，所谓的组织（家族）化，就是法不责众，部门腐败、败、家族腐败、裙带腐败甚至制度腐败理由越来越严重；所谓弥散化，就是
制度理由，更是一个文化理由。政治学者的文化反思，无疑为我们理解中国腐败理由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二
艾克曼在其名著《腐败与政府》中，专门辟出一个章节分析作为文化理由的腐败现象。艾克曼特别指出了这么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无论是民意调查还是私下交往，人人痛恨腐败，对腐败表现出极度失望的情绪；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又对腐败表现出容忍态度。艾克曼的发现用在分析中国的腐败现象非常合适，中国人对腐败的态度是极端矛盾的，时下，中国人对腐败不仅是容忍，而且是同情，甚至羡慕，人人痛恨腐败，人人又羡慕腐败。对于这种奇怪的现象，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艾克曼认为，文化角度分析不失为一条很好的路径，“各个国家应当深入反思自己是否已经陷入了那些严重妨碍经济增长和政府有效运作的文化习惯而不能自拔”[6 ]。
与艾克曼一样，儒家文化圈的学者似乎更关注文化习惯的理由，如李泽厚、孙隆基、刘清平等人均探索过支撑中国人的文化习惯的核心因素，并把这种核心因素看成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如李泽厚将之归结为情本体、孙隆基认为是良知系统、刘清平认为是血亲。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命名，但是如下的事实大体不差：如果说西方是一个理性主义为特征，以个体主义为本位的文化体系，那么中国文化恰恰是一个以情为主、以群体主义为本位的国家。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维持的是一个差序格局，人们之间的交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关系的建构，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获得其存在的价值。相较于李泽厚、孙隆基等对儒家文化的同情者，刘清平从儒家的基于血亲基础上的亲亲相隐中，窥出了中国文化中源源不绝的腐败倾向。所谓血亲，就是把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血亲情感看成是人们从事各种行为活动的本原依据，并且由此出发论证人的行为的各种合理性。[7 ]传统儒家通过爱有差等、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事亲为大、推己及人等观念的建立，奠定了血亲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通过扩大了的血亲如姻缘、友缘、地缘、血缘等各种圈子的建构，深入到国家和社会的建设中，即通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构起一整套的支撑社会运转的规范。不可否认，这样的差等之爱的血亲和人伦之爱有其历史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套制度却也为普遍的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适宜的温床——“通过肯定人们可以把慈孝友悌的血亲规范置于其他一切行为准则之上，它实际上就积极地肯定了那些为了维护血亲团体的特殊性利益，不惜违背社会群体的普遍性准则的腐败现象，如徇情枉法、任人唯亲、裙带关系等”[8 ]。
这种血亲，具有超稳定的结构，虽然中国历经几千年的沧桑变迁，战争攻伐、朝代更迭、洪灾水患，甚至上个世纪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的破坏，这些文化习惯支配着中国人的日常行为，并积淀成中国人稳定的文化结构。虽然在主流文化中，现代社会的规则通过制定法律的形式得到保障，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这种血亲，正如孙隆基所说，我们的“深层次结构”概念并不是指个人发展史或民族形成史上的一个属于“史前史”的心理层岩，必须用释梦、临床医疗或比较神话学的诸种策略去作“考古发掘”，它是指即使在日常生活这个“当代史”中也可以看得到的文化行为。[9 ]表面上看，市场经济的无孔不入，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但是深入到中国文化内部，依然是一个如梁漱溟所说的本位的社会。这种本位的腐败倾向与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扭曲在一起，是造成当前腐败现象的重要理由。
正是受到这种血亲的深刻影响，加之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多种效应的叠加导致各种各样的腐败事件层出不穷，腐败越来越呈现出组织（家族）化、弥散化、文化化的特征，所谓的组织（家族）化，就是法不责众，部门腐败、败、家族腐败、裙带腐败甚至制度腐败理由越来越严重；所谓弥散化，就是社会风气的腐败，正所谓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官员，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几乎成为社会的一种时尚，人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关系成为中国人交往的最重要的手段，而维持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主要是请客送礼，小到小孩上学，就业，大到生老病死，人们习惯于后门。所谓文化化，即把贪污受贿视为正常，腐败成为社会规范可以接受的行为和生活方式。[10 ]正是这样的文化风气，滋生了中国人人人痛恨腐败，人人又羡慕腐败的心理。
从孔孟之道到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流传和转化，再加上五四的彻底的反传统和“”对传统文化的极大破坏，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传统文化固然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但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和根基不仅没有遭到破坏，其恶的因素反而被无限放大，形成双重叠加效应直到今天。对于传统文化中恶的因素，我们没有从根本上作彻底的清理。这些恶的因素也是造成我们今天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腐败流行的重要理由。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说，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不忍到仁，推己及人，从关爱家人到关爱跟我关系不密切的人；而“”则是从忍到不仁，夫妻、父子之间相互揭发。“”中的领袖崇拜和造神运动的心态，牺牲自我，完成大我，背后都有儒家思想在起作用。儒家讲修身，最重要的是自我反思，“”要求每一个人修身，而且将之变成政治的要求，坦白、忏悔，这些都跟儒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好也是最坏的东西。充分被政治利用的儒家比法家更坏。[11 ]
此外，在关于腐败的文化分析中，除了传统文化中血亲的影响，我们不可忽视现代性的视角，即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对人们的价值取向造成的创伤。这种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有其深刻的现代性理由，落实到中国，至少包含着双重缺失和移位，一方面，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支撑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结构的价值理念、思想传统虽然已经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剔除出去，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价值观念依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主流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的分离，导致的是潜规则的横行；另一方面，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既有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遭到了抛弃，建构在其基础之上的组织机构，由于巨大的惯性，陷入空转的状态，失去了应有的动员能论文导读：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固然是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制度土壤。然而，猛药易得，良方难求，预防和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理由，不仅要治标，乱世用重典，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也要治本，根除腐败的文化土壤，实行观念的革新，引入、自由等价值理念，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支撑我们民族几千年发展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不
力，但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新型的价值理念还没有来得及弥补空缺，两者之间的巨大缝隙导致价值和信仰的真空，其结果是历史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大行其道，表现在腐败活动中，就是捞一把就跑，抓实惠、搞变通、名实分离。
今天人们对五四文化运动的评价，仁者见仁，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五四文化运动的健将们选择从政治批判走向文化批判，正是看到了集权政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不从根本上对产生这种政治的文化土壤进行清理，政治批判和建构也就无从谈起。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利益集团的羁绊，真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固然是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制度土壤。然而，猛药易得，良方难求，预防和克服日益严重的腐败理由，不仅要治标，乱世用重典，加大执法和监督力度，也要治本，根除腐败的文化土壤，实行观念的革新，引入、自由等价值理念，隐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支撑我们民族几千年发展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不然，腐败理由要得到有效治理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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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南 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