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政治传播与当代我国政治发展关系

论文导读：
摘要：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治理手段，其目的在于推动政治发展，其中，对政治传播的成效分析是考察政治管理效果的重要指标。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政治发展，推进了我国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化的进程。
关键词：政治发展；政治传播；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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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但一般都能形成这样的共识：即政治发展意味着一个向上和向前的过程。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相结合，政治发展的涵义可以理解为，民族独立国家形成和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政治体系的合法化、化与现代化的过程＼[1＼]。政治发展一般包含三方面因素不断成长的过程和结果，分别是政治一体化，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化。而政治传播是政治的“喉舌”，政治传播是一定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实施的一种活动和手段，不仅服务于政治，也“负载”着政治＼[2＼]1。具体而言，政治传播指的是政治传播者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和行为的一种策略＼[2＼]32。由此可以得知，当政治传播的主体是国家、政府、政治组织或者政治组织的人的时候，政治传播便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治理手段，以之推动政治发展。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作为体制内的政治传播主体——国家、政府、执政党以及主流媒体通过有效的政治传播已经和正在力图大力推进着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从政治发展的视角来对当代中国政治传播的成效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政治传播有效增进了中国的政治一体化，有序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化以及有力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化进程。

一、政治传播有效增进了中国的政治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要求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和保持政治权威的整合度，这是政治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要强调的是政府能力的正向累加和凝聚。当前我国政治传播中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内容和方式反映的正是我国政府能力的状况，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施予主体主要指体制内主体，包括国家、政府、执政党和主流媒体，这些施予主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其传播方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由内及外，而其传播内容又多呈现出政治性、权威性、支配性、 严肃性和全局性的特征，因此有效推动了我国的政治一体化。
首先，它推动了我国政府政治整合功能的增强。政府政治整合功能增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需要一个享有较高权威的领导集体，体制内的政治传播主体（主要指国家、政府、执政党、主流媒体）是当代中国政治传播活动中占支配性地位的行为主体，尤其是体制内的主流媒体。以主流媒体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将中国领导集体的意志和领导能力的活动视为最重要的传播内容，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凝聚力的增强等关乎中国社会全局的大事件作为最主要的传播内容，并依靠主流媒体的优势地位和权威影响，强化和增进我国领导集体的领导合法性，使我国领导集体获得了人民的广泛认可和认同。
其次，它推动了我国政府执政能力的发展。这既表现为一方面切实增进了政府的执政效能，又体现为政治传播已然成为了我国政府执政的一种新手段。政府的执政能力包括动员能力、贯彻能力、调控能力和革新能力等等，体制内的传播主体最经常使用的传播方式便是政治宣传，通过政治宣传来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政治宣传已然成为我国政府增进执政效能的必用武器；又比如政府执政能力还包括舆论调控能力，而对社会舆论走向的引导恰恰是体制内政治传播主体政治传播的一个主要任务。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政治传播本身又成了政府有效执政的一种重要手段。
第三，它对于我国政府平稳处理重大政治理由起到了良好的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主要表现在良好的政治方向引导，政治背景铺垫，参与政府过程等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传播在政治方向的引导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而到世纪之交又遭遇“功”在全国范围内的兴风作浪，政治传播对于舆论的调控和引导对稳定我国政治秩序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又比如2003年肆虐全国的SARS事件，政治传播的有效努力又为我国政治秩序的稳定作出了贡献等。

二、政治传播有序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化

政治制度化是指政治活动和程序取得社会认可，并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过程。制度化程度低或缺乏会影响到政治系统自身结构的稳定性＼[3＼]，西方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 这样，政治制度化就被界定是一个为了政治体系的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合法性）和稳定性（秩序）的过程，并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四个标准，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4＼]。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一直重视和努力推进着我国政治制度化的进程，政治传播在加速我国政治制度化进程、提高我国政治制度化水平等方面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首先，政治传播加速了我国的制度化进程。社会转型追求社会的有序化，社会的有序化势必要求社会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你每天一打开报纸、电视或者电脑，扑面而来的就是类似“现代化的中国是法制化和法治化的中国”， “宪政是保障我国政治秩序的必定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要注重制度创新”的话语，它一方面表明政府对于政治制度化作用的高度认知，又体现出推进我国政治制度化进程建设的迫切性，同时更重要的是政治传播主体通过对关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生等诸多事件和现象的关注、追问与深思，使得有关当局在获得信息、直接解决具体理由的同时，不得不加速深思如何进行决策，使得这一系列理由的解决纳入到规范和正常的渠道中来，尤其是将潜在的反体制的力量囊括进制度本身，从而避开了其与体制的日益疏离，避开其走向社会和秩序的反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政治传播的介入，我国政府的政治制度化进程在提速，政府的行政已经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多的制度空白区也陆续得到填充，此类政治传播无不体现着“任何实践活动，无不包含着‘决策制定过程’和‘决策执行过程’”＼[5＼]的要义。 全文地址：www.7ctime.com/cblllw/lw41155.html上一论文：简析乡村人文旅游资源的传播战略与跨媒体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