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曰”形成刍议-

论文导读：秋》义，不仅将历史叙事展开，而且还用“君子曰”来发表史家观点与见解。观先秦古籍，“君子曰”并非《左传》所独有，《国语·晋语》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君子曰”论断。但《国语》“君子曰”言语十分简略，如“君子曰：‘善深谋也’”、“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君子曰：‘知微’”等，史家往往点到为止。观《左传》、《国语
摘要：《史记》史论“太史公曰”的形成，是多种文化因子与司马迁个人特质碰撞与交融的结果。笔者认为，史论“太史公曰”的形成原因有三：司马迁对传统史论形式的因袭；西汉士人著述言治风气的浸染；史家“成一家之言”的追求。
关键词：太史公曰史论形成
“太史公曰”是《史记》史论形式。张大可对“太史公曰”评价颇高，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由于司马迁创造了史论体系，才使得历史编纂成为真正的史学论著。”“太史公曰”为后世史论提供了标准范式，对史论发展贡献很大。“太史公曰”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

一、先秦古史论的启发

历史反思，是人类社会意识自觉精神不断发展的产物。我国史论古而有之，其源可上溯到周初统治者对政权兴亡问题的理性思考。《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周初统治者明确提出以史为鉴思想，即从夏、商兴亡中总结为政得失。《康诰》、《酒诰》、《无逸》、《召诰》、《多士》等篇都谈论到夏、商朝代更替的一些经验，虽然零星散见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其中所显现的理性光芒却闪现了上古的迷信蒙昧。春秋时期，以史佐政、以史教化的意识更加彰显，此时的史论呈现出两种形态：其一以孔子《春秋》史论为代表，其中没有叙事者的直接褒贬评价，而是采用“常事不书”、“讳书”以及“一字褒贬”的话语模式，希望达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史记·孔子世家》）的扬善惩恶目的；其二以《左传》史论为代表，其中“作者借君子之口，行己评之实”，“创建了一套间接评论模式”。
司马迁十分推崇孔子《春秋》，并注意到《春秋》“微言大义”的史论形式给后人解读造成的困难。《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里，给我们描述了《春秋》接受轨迹：孔子用《春秋》来教诲弟子，“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但最终“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依据“孔子史记”而成《左氏春秋》，后来《铎氏微》、《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相继出现，“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而汉又有“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种“儒者断其义，驰说源于：论文 范文www.7ctime.com
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局面的形成，缘于《春秋》“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与孔子不同，司马迁没有学生可传教，他把《史记》知音寄于后世。“令后世得览”、“令后世君子览之”、“俟后世圣人君子”，可见，司马迁希望后世读者能理解他的史心。所以在借鉴《春秋》寓褒贬于其中、含臧否于其内的含蓄蕴藉之笔法外，司马迁还要采用某种策略为读者指点迷津。
《左传》释《春秋》义，不仅将历史叙事展开，而且还用“君子曰”来发表史家观点与见解。观先秦古籍，“君子曰”并非《左传》所独有，《国语·晋语》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君子曰”论断。但《国语》“君子曰”言语十分简略，如“君子曰：‘善深谋也’”、“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君子曰：‘知微’”等，史家往往点到为止。观《左传》、《国语》与《史记》的史家抒议，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从《左传》史评得到的启示更多一些。表现有二：其一，《史记》部分传文如《秦本纪》、《晋世家》直接采用了“君子曰”的论断形式，甚至关于秦穆公的评论直引《左传》文字；其二，二者皆喜欢引用权威人物或典籍的言论来增加论断的权威性。《左传》“君子曰”常引用诗经、商书等书的言语来加强评论的效果，而史记“太史公曰” 引用的言语来源更加广泛，《诗经》、《论语》、《老子》、《韩非子》中的语言以及一些谚语、俗语，司马迁皆移为己用。

二、西汉士人论治精神的感召

历史兴亡的反思从汉初就开始了。一向蔑视儒生的刘邦，首次向士人抛出历史反思的橄榄枝。陆贾向刘邦进言治国之道，刘邦“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文帝时的贾山《至言》以秦为喻，谈治国之道。景帝时的贾谊在其著名的《过秦论》中，深入剖析秦亡教训。这种以秦朝兴亡为基点的历史反思一直延续到汉武帝之时。论治风气在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推动下更为浓烈。首先刘彻向天下所有“贤良文学”之士发布了“策问”，论治人数空前。无论是放逐的平民还是皇族的显贵，无论是耄耋的老者还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都可以参与到议政的洪流中。同时汉武帝还把议政的话题从近代的秦扩展到三代的兴衰成败。汉武帝向天下士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汉书·董仲舒传》）旨在通过前代历史的考察来维护汉政的长久与安定。
自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主张后，思想与言论专制的政治气氛日益强化，士人自由论政的话语权被削弱。公开、直接议政受阻，士人们便只能另辟蹊径。武帝喜读“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的大赋，于是赞美汉武权威与国势强大的汉赋便成为许多文人讽喻的工具。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以“言语侍从之臣”身份向武帝进献辞赋。这些辞赋，后人多认为是点缀升平、粉饰太平之作。然而，时人司马迁评论相如赋作时，十分肯定大赋文以载道的社会功能：“《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十分清楚汉大赋承载讽谏的无奈，相如进《大人赋》讽谏武帝求仙之举，武帝读后，“飘飘有凌云之气，倾游天地之间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可是，司马迁为何将汉大赋与《诗》的讽谏并提？武帝中后期在无人可以畅所欲言政治的专制高压下，辞赋家的处境尽管有些尴尬，如枚乘“自悔类倡”、东方朔作《答客难》自鸣不平，但通过辞赋篇末“乱辞”形式的论文导读：
谏诤，司马迁读懂了辞赋家的良苦用心，从而肯定辞赋家干预现实“既美且刺”的努力，并且十分赞赏辞赋家在“乱辞”中呐喊、挣扎的话语。西汉士人参与现实政治的意识影响着司马迁。西汉士人或直接或间接、或公开或隐曲地参与着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与批判，这种理性的自觉已成为时代的精神。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司马迁，跟随士人主流脉搏的跳动成为必然。

三、“成一家之言”的特殊创作

在西汉士人著述议政的时代风气下，司马迁融入到干预现政的滚滚洪流中。司马迁是史官，以历史来指导现实成为其最佳的选择。于是司马迁立下宏伟志向，要用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来成就自己独特的话语。其中“成一家之言”，“包含着强烈的主体创造精神，是主体独立精神的充分体现。”[3]
《史记》新颖的体例模式、独特的编辑形式、精致的抉材构思折射着司马迁对历史别致的解读。与《左传》“君子曰”相比，“太史公曰”在史评策略、史评主旨、史评风格等方面皆有变革：首先，司马迁将史论的话语由间接借言方式变为史家直言式，叙事者由幕后走向了台前；其次，司马迁突破“君子曰”标榜仁义道德的话语模式，而以实录精神探讨社会与人生兴衰之理；另外，“太史公曰”变革“君子曰”的随意性、偶然性、零散性为自觉性、系统性、圆融性。与汉初以来士人的历史反思相比，“太史公曰”评议的视域扩大。从三皇五帝到汉世诸君，从显贵大人到平民百姓，从天事到人情，从政治到经济……“太史公曰”议论话题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对于当代赋的“乱辞”话语讽喻，司马迁则吸取了其“劝一而讽百”、“劝而不止”的经验与教训，摒弃了其“温柔敦厚”的讽喻传统，彰显出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与明确的是非判断。“太史公曰”渗透着司马迁浓郁的主观体验，是史家“一家之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史公曰”冲破了传统的旧观念、旧思想，洋溢着史家充沛的情感，激浊扬清，发人深省。“太史公曰”内含着司马迁对天道与人际一切虚伪事物的憎恶，对残暴、苛政的批判与抗争，内含着司源于：毕业设计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马迁对真诚、果敢、正义、仁爱的赞美与景慕，内含着对布衣、闾巷之人与不得志之士的一往情深。
“太史公曰”独到的话语形式与司马迁的身世经历密切相关。司马迁认为不幸的生活遭际与“发愤”的精神特质是个体著书立说的外在条件与内在动力，其书《史记》乃发愤之作，个体的主体意识与文本创作密切相联。《史记》136则“太史公曰”，将历史兴亡之感和个人身世之叹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具有了较强的怨刺成分和浓重的个人色彩。依韩兆琦先生评价，《史记》是“一部爱的颂歌，恨的诅曲，是一部完整的、用血泪和生命写成的悲愤诗”[4]，那么“太史公曰”就是各节抒情诗的部分。“太史公曰”其中所蕴藉的主观情感，已突破了传统史论的窠臼，具有了文化创造的远大意义。
注释:
张大可：《史记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刘宁：《论中国早期历史叙事中的叙事者》，求索，2006年，第1期。
[3]刘凤泉：《中国早期文学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版，第280页。
[4]韩兆琦：《史记评议赏析》，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郭学利呼和浩特内蒙古财经大学人文学院01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