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文心雕龙黄维樑对《文心雕龙》“六观”说运用

论文导读：却可以有许多相类似的看法，当然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又往往是各有特点的。比较文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规律，同时也可以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向世界，把我国古代丰富多彩、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介绍给广大的西方朋友。维樑兄在这方面又作出了很有价值的新贡献。”《文心雕龙》研究作为一
摘要：《文心雕龙》研究作为一门显学是当代学界的热点领域，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黄维樑以其跨文化视野，在方法上和具体论见上都给该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文章分析了黄氏如何以《文心雕龙》中的“六观”为衡尺评析古今中外作品。
关键词：黄维樑；文心雕龙；六观
1006-0677（2013）5-0104-08
黄维樑在古典文论研究领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学者，他横贯东西，纵观古今，以独特的视角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论的精髓。正如张少康先生在为其著作《中国古典文论新探》所作的序言中说：“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即使并无直接的文化交流，但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却可以有许多相类似的看法，当然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又往往是各有特点的。比较文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原理和发展规律，同时也可以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向世界，把我国古代丰富多彩、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介绍给广大的西方朋友。维樑兄在这方面又作出了很有价值的新贡献。”
《文心雕龙》研究作为一门显学是当代学界的热点领域，具有多方面的文化价值，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学术研究需要开放的心态，吸收各家之长。而台港名家以他们的跨文化视野，在方法上和具体论见上都给该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的十余年中，大陆的《文心雕龙》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台港则在此时有了较大的发展。从《文心雕龙》的研究史的角度看，正好弥补了这一时期大陆研究的空白。黄维樑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较为突出的学者，身处台港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和政治分区，以及其留学经验造成的一些跨文化的视角，他与大陆学者在对古代文论的研究中必然有一些不同之处，创见之处。首先他的中西比较文论，显示出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他对中国古代的诗论、词论、文论都十分熟悉，他的《中国史学上的言外之意说》、《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做了充分研究，将《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从多角度进行了对比。其次，他以发现和弘扬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作用为己任，深入研究刘勰的文学批评理论，联系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分析“六观”说，并以此为方法写下了许多生动的批评文章，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再次，黄维樑的文章深入浅出，文笔流畅细腻，风格幽默独特，不像一些“食洋不化”的学者，文章中处处是晦涩难懂的西方名词术语，“其实，愈是水平高的比较学学者他们的文章愈容易读懂，因为他们理解得深，理解得透”。
黄氏关于古典文论现代转型的研究中，对一个重要的批评方法——“六观”的发现和研究成为其最具独创性的部分。“六观”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知音》篇中提出的关于文学批评鉴赏的六个要素：“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黄氏认为这“六观”是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并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六观说”。
黄氏对“六观”的研究，置于整个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型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中来说，无疑是一种质的跨越。他使得古典文论的转型，不再停留于焦灼的讨论，而是完全地、具体地付诸实践。
1 古代作品：
以析评范仲淹的《渔家傲》为例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是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五十二岁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所作，是其边塞词的代表作，也是唐宋以来边塞词中最突出的一首。《渔家傲》全词共六十二字：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在《中华文化“春来风景异”——用（文心雕龙）六观法析范仲淹（渔家傲）》一文中，黄氏用“六观”法，对这首词做了分析。
黄氏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渔家傲》的位体，首先是作品的“情”——即主要内容、主题是“征夫泪”，也可以说是“边”、“秋”之愁。范仲淹（989～1052）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苏州人，生于徐州，字希文。27岁中进士，任广德军节度推官等地方官职近十年，40岁时经晏殊推荐赴京任秘阁校理。52岁，被召赴西北边地与韩琦等人共同负责西北军事抗击西夏侵扰。这首词就是范仲淹负责西北军事期间在延州（今陕西延安）所作，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来到广漠寒冷的边塞论文导读：》。写的是两代中国人的故事，空间横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故事的叙述者罗齐生，是个工程师，在纽约的一个美国公司工作，年纪四十多岁。故事发生在罗齐生的大伯罗任重在三藩市的家中，而这时罗齐生正要回到上海参加父亲罗任平的追悼会，同时在场的还有罗齐生的表伯龙鼎立。罗任平原为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1976年去世，死后多年才
之地。作为陕西军事防务的副主帅之一，他深感责任重大，但是宋朝长期不重视军事准备，各种问题久积成弊，军队的作战实力与敌军还有很大的悬殊。在这样的心境下，看到大雁南去无留意，而守边的战士却在这里吃苦受累流血牺牲，自己也不知何时能结束战争与家人团聚。那么这种“征夫之泪”、“边秋之愁”也的确是这首词的“情”。其次是作品的“采”——即表现形式。上片是边塞景物，下片以边塞人事为主。最后，这首千古传颂的名篇的风格应该用气象阔大，意境苍凉来形容。黄氏在新释“六观”中认为，位体就是观作品的主题、体裁、形式、结构、整体风格。上面的分析也包含了这几项，作品的主题是“征夫泪”，体裁是词，结构形式是上下两片分别以景和人事为主，风格则是气象阔大，意境苍凉。
“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黄氏引用《附会》篇的一句话，将其解释为“作品情思、主题的表达，要靠事义、辞采和宫商”用来表达事义等对服务主题的重要性。那么要构成征夫泪、边秋愁这样的主题，其事义自然离不开征夫、边塞、秋天这样的意象，这些意象的组合又共同“构成了边塞文学具有普遍性的苍凉境界”。而这种境界与弗莱的“秋天晚年黄昏悲剧性的基型”是相通的。弗莱是神话原型批评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文学的叙述模式从总体上看是对自然界循环运动的模仿。自然界最显著的运动变化就是循环周期，如四季更替、日出日落、潮涨潮落、月轮盈亏等。弗莱将四种神话原（或叙述方式）与文学的四大类型统一起来，即：喜剧是春天的神话原，浪漫传奇是夏天的神话原，悲剧是秋天的神话原，反讽和讽刺是冬天的神话原。④黄氏认为《渔家傲》的事义所形成的意境属于秋天悲剧性的基型。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黄氏举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为了攻打特洛伊城而驻扎在海边的阿伽门农叹岁月蹉跎的情怀与《渔家傲》中的将军是近似的。 摘自：写论文www.7ctime.com
2 现代作品：以析评白先勇的《骨灰》为例
白先勇是当代著名旅美作家。生于1937年，回族，广西桂林人，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之子。夏志清曾说：“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他甚至赞誉白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骨灰》是白先勇所作的短篇小说，最早于1986年12月发表于《联合文学》。写的是两代中国人的故事，空间横跨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故事的叙述者罗齐生，是个工程师，在纽约的一个美国公司工作，年纪四十多岁。故事发生在罗齐生的大伯罗任重在三藩市的家中，而这时罗齐生正要回到上海参加父亲罗任平的追悼会，同时在场的还有罗齐生的表伯龙鼎立。罗任平原为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1976年去世，死后多年才找到骨灰，不久将举行安放仪式。年迈的大伯要罗齐生把自己死后的骨灰通通撒向大海，而表伯龙鼎立带着妻子的骨灰来到美国想要找一块百年归老时用的地。在同一时间下，三个人都与骨灰有关，构成了这个小说的主题。黄氏在《“重新发现中国古代文化的作用”——用（文心雕龙）“六观”法析评白先勇的（骨灰）》一文中，用六观法分析了此文。

2.1 《骨灰》的位体、事义、置辞、官商

2.1.1 位体 黄氏多次强调“情”即主题，统摄全文的情感即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在此文中又举出《摘自：学生论文www.7ctime.com
文心雕龙》中《情采》篇的“情者文之经”，《附会》篇的“以情志为神明”，认为这是对情即主题的补充解释。《情采》篇中说：“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刘勰认为情理是文章的经线，而文辞是情理的纬线，经线正了纬线才能有所依附，情理确定了文辞才能畅达，足见情理在文章中的重要地位。现代文中主题和情相同，也是一个建立起整篇文章架构的关键，如果没有一个集中的主题，文章的辞采再华论文导读：下来黄氏评析了事义中的第二个要点——用典。小说中两次借用了诗词典故，一处是在介绍罗任重戎马一生到晚年以练书法修身养性。一次“我”去探望“大伯”时，他正在伏案挥笔，写的正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第二处是罗任重感慨时过境迁，自己还能与龙鼎立相见，龙鼎立引一句“此身虽在堪惊”表示同样的感慨。“夜阑
美也是“神散”的。而“六观”的第一观“位体”，就是“设情以位体”，就是主题，就是情。关于《骨灰》的主题，黄氏认同胡菊人所总结的两个：一个是表现中华民族近半世纪的革命和战争，另一个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乖离现象的控诉。那么这样的主题流露出的“情”是沉郁的、沉痛的。并说明这种情可以用《时序》篇中的“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来形容，也可以用《物色》篇的“阴沉”、“矜肃”来体现这种调子。
除了主题以外，《骨灰》在体裁上属于短篇小说，其叙述观点黄氏认为是“第一身戏剧式手法”。在戏剧表演中角色向观众直接进行自我介绍，既用自己的口吻进行叙述（第一身），又客观地交待角色的情况（第三身），以便观众了解人物的命运和剧情的发展，它是一种戏剧特殊的表现手法。《骨灰》就是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介绍这个以“骨灰”为交集的夜晚之前发生的事情。黄氏也客观地指出，《文心雕龙》中并不包含这方面内容，因为刘勰所处的时代小说还只是处于萌芽的状态，在这里为了全面析评作品特别指出叙述角度的问题。
结构是《文心雕龙》中多处论及的。在此文中黄氏举出《附会》篇中的：
“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
这一段是刘勰对“附会”的解释，说明了附会就是要综合全篇的条理，使文章首尾联贯，决定采用哪些内容入文，把文章各部分整合为一个整体，如同建造房屋要重视基础和结构，缝制衣服要注重缝纫的工作一样。这正是“结构”在为文时的作用。除此以外，黄氏还举出了《章句》篇的“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之语，意思是文采交织于外，脉络灌注于内，这也同样是对好的结构的要求。对于《骨灰》的结构，黄氏指出在他对六观新释中说明第一观和第二、三、四观关系密切，所以接下来，他从《骨灰》的事义、置辞、宫商来分析这些方面是如何为主题服务的，从而验证这篇小说的结构严整与否。
2.1.2 事义首先，《骨灰》中“包含抗日、内战、学潮、大陆易手、反右、、平反，以致罗任重在台湾坐牢、在美国潦倒，龙鼎立的晚年去国，以及罗齐生那一辈的“保钓”运动等”。这些事件所涉及的时间有很大的跨度，作品具有很强的史诗性质，集中在这样短的篇目中可以说素材、事件、情节是相当丰富的。黄氏认为，加上白先勇后期小说《夜曲》和这篇《骨灰》“足以构成中国的现代史，或者说，中国现代史的缩影”。
接下来黄氏评析了事义中的第二个要点——用典。小说中两次借用了诗词典故，一处是在介绍罗任重戎马一生到晚年以练书法修身养性。一次“我”去探望“大伯”时，他正在伏案挥笔，写的正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第二处是罗任重感慨时过境迁，自己还能与龙鼎立相见，龙鼎立引一句“此身虽在堪惊”表示同样的感慨。“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一句引自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这是年近七旬的陆游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寒夜，以衰老之躯写下的一首热血沸腾的爱国诗篇。而“此身虽在堪惊”一句引自陈与义《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原词如下：
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这是身处南北宋时期的陈与义，忆往昔桥上英雄豪饮，叹今朝小阁迟暮忧国。二十多年来国破家落、往日的欢歌已如梦境，现在独自面对故国沦亡、身世浮沉仍然惊心、忧伤。
黄氏认为，作者选取这样的两句古典诗词，并非偶然，是为了契合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同时服务主题。陆游与陈与义都是爱国主义诗人，而《骨灰》中的罗任重和龙鼎立都是曾经征战沙场的爱国志士，如今流落他乡，这种英雄迟暮的感慨是相同的。同时这两句诗词与作品想要表达的沉痛忧郁的情感基调也是相一致的，并且起到了加深这种情感的作用。论文导读：
为了体现《骨灰》“事义”的丰富性，黄氏还专门分析了作品中的一个特殊的情节，那就是小说结束前罗齐生的梦：
渐渐的酒意上了头，我感到愈来愈昏沉，朦胧中，我仿佛来到一片灰暗的荒野里，野地上有许多人在挖掘地坑，人影幢幢，一起在挥动着圆锹、十字镐。我走近一个大坑，看见一个老人站在坑中，地坑已经深到了他的胸口。他抡着把圆锹，在奋力地挖掘。偌大的坑中横着、竖着竟卧满了死人骨头，一根根枯白的。老人举起圆锹将那些枯骨铲起便往坑外一扔，他那把圆锹上下飞舞着；一根根人骨纷纷坠落地上，愈堆愈高，不一会便在坑边堆成一座座白森森的小山。我定神一看，赫然发现那个高大的老人，竟是大伯，他愤怒地挥舞着手里的圆锹，发狂似的挖掘死人骨头。倏地，那座白森森的小山哗啦啦倾泻了。根根人骨滚落坑中，将大伯埋陷在里头，大伯双手乱招，狂喊道：“齐生……”
黄氏认为这个置于小说最后的梦有着丰富的内涵。它首先背离了传统的入土为安的思想，同时控诉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时代，种种的战争过去，逝去的人只剩白骨，所有付出的努力、建立的功勋也变成了一场空。掘坑者反为白骨所埋，表现了小说中罗任重、龙鼎立这一代人过去和现实的荒诞交替。罗任重和龙鼎立年轻时曾因为政治立场而敌对，如今二人去国流落，曾经的“顶天立地”、“任重道远”空余唏嘘感慨。“总括而言这个梦隐含之意，是徒劳、荒谬、可哀、可笑。”黄氏指出这样一个事义的设置，用西方批评术语来讲可以叫做“象征”，在《文心雕龙》中则是“兴”、“隐”源于：免费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再次说明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刘勰已经涵盖了现代西方的一些文学批评方法。
2.1.3 置辞 “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事义和辞采的关系非常密切，黄氏认为：“大凡交代了事件和人物的核心元素外，作者在文辞上所花的功夫，可纳入置辞的范围。”对于《骨灰》的置辞，黄氏列举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是对人物的描写方面，举出了关于罗任重和龙鼎立肖像和外形的描写，赞叹其“端的是工笔细描”！其次是关于作品中专有名词的设置，同事义中所分析过的一样，罗任重和龙鼎立的名字并不是作者信手拈来的，而是为了达到反讽的效果。再次是气氛的营造，以白先勇对故事发生地的气氛描写为例：
加利福尼亚街底的山坡，罩在灰蒙蒙的雾里，那些老建筑，一幢幢都变成了黑色魅影。爬上山坡，冷风迎面掠来，我不禁一连打了几个寒噤，赶紧将风衣的领子倒竖起来。……旧金山的冷风夹着湿雾，当头罩下，竟是个寒恻恻的，砭人肌骨。
这样寒冷凄恻的气氛描写，黄氏认为同样是为了服务于小说悲剧的主题基调，同时也验证了置辞与位体的密切关系。在这里黄氏也不忘用西方文论来说明刘勰的先见性，用弗莱的“基型论”来解释《骨灰》是属于悲剧或讽刺诗类型，写的是英雄的死亡或解体，相当于一年中的秋冬，一天中的昏夜，而《物色》篇的秋之“阴沉”和冬之“矜肃”恰好与弗莱的理论相通。
2.1.4 宫商 关于宫商，黄氏指出作为小说不能够一字一句地去分析其音乐性，但可以从叙述的节奏来看。《骨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夜晚，而采用了内心独白和人物对话的方式实现了对这样人物多、时间长、空间阔、事件多的表达，使得情节舒缓而密度又很高，好比一个“多种乐器并奏而速度缓慢的乐章”。

2.2 《骨灰》的奇正、通变

关于奇正，黄氏从两个方面来观照。首先，小说《骨灰》本身置于它产生的1980年代中期来看，是属于正统、正声的。在技巧方面，当时已经出现了魔幻现实主义创作倾向，意识流手法，还有一些背离传统的、忽略一般小说常见的架构，如情节、对话，以及人情故事的新小说、反小说等，而《骨灰》与之相比可以说是保守的。在内容方面，更没有什么离经叛道的。其次，从作家自身的创作风格来讲。内容上《骨灰》仍是白先勇所有小说创作中的正统范畴内的，保持了作家一贯的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深沉反思，不同的只是这种反思和忧患的意识更强了。创作技巧上，也同样采用了作者一直以来所采用的工笔细描的方法和象征反讽的笔法。在小说艺术上，黄氏对比了白先勇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创作的其他三部作品，包括《游园惊梦》、《梁父吟》和《冬夜》，发现了它们的一些共同点。这些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都集中在短短论文导读：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3外国作品：以析评韩剧《大长今》为例黄氏应用《文心雕龙》理论分析作品，触及古今中外的很多作品，在体裁上更无所限制。除了分析古典现代的诗词小说，还涉及电视剧集。《炳耀仁孝，悦豫雅丽——用（文心雕龙）理论析评韩剧》这篇论文即是用《文心雕龙》理论对韩剧《大长今》的解析。韩国电视
几个小时内，而故事内容是由角色的对话来交代，这与戏剧的表达方式类似，将矛盾集中在短暂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内，并由角色的对话来推动情节的发展。黄氏认为这属于“戏剧式小说”，是白先勇小说的一个模式，《骨灰》也同样沿袭了这样的创作方式，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它同样是相对正统的。
第六观通变，黄氏从白先勇转益多师又能创新的角度来分析。对白先勇影响较深的是：《红楼梦》的工笔写法，亨利·詹姆士以来叙述观点从全知视角到有限视角的转换理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修辞技巧上的反讽、象征和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凝练。在综合这些艺术技巧的同时，加上作者本身独特的忧患意识，就形成了白先勇的个人风格。黄氏在这里赞誉白先勇的小说为“白氏小说者，体宪于中外，风杂于当是，乃说部之新变，而现代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所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
3 外国作品：以析评韩剧《大长今》为例
黄氏应用《文心雕龙》理论分析作品，触及古今中外的很多作品，在体裁上更无所限制。除了分析古典现代的诗词小说，还涉及电视剧集。《炳耀仁孝，悦豫雅丽——用（文心雕龙）理论析评韩剧》这篇论文即是用《文心雕龙》理论对韩剧《大长今》的解析。
韩国电视剧集《大长今》于2003年9月在韩国首播后，在中国台湾、日本、中国大陆先后播出，大受欢迎。《大长今》不仅在亚洲地区取得了收视奇迹，这股劲风甚至刮到大洋彼岸的美国，2004年美国芝加哥的电视台播放了该剧，引得很多芝加哥的中产阶级每周六晚准时聚集在咖啡馆，集体观看讨论。据说除了芝加哥之外，纽约、西雅图、夏威夷、加利福尼亚等地也有很多《大长今》迷。可以说这是一部在东西两半球均创收视奇迹的电视剧。为什么这样一部电视剧能吸引如此多的观众，也产生了很多的争论，用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等来评析《大长今》者不计其数。而黄氏在这里另辟蹊径，用东方的《文心雕龙》理论来考查这个东方的电视故事。 [3]长今（1496～1566）是朝鲜王朝中宗时期宫廷女御医，姓氏不明。原为御膳房的，后被贬为官婢，又成为医女，中宗十八年被封为“大长今”，是朝鲜历史上首位女性御医。电视剧展现了长今精湛的医术，美味的药膳食补以及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多次生死劫难。从小遵循母亲的遗愿，进入宫廷成为御膳厨房最高尚宫。可在成为后却命运多折、遭人陷害被流配济州岛，不得不从卑微的官婢立志成为医女，再度回宫。虽然医术精湛为世人所肯定，但身份却一直不被认可，自接任中宗的主治医官后一直被群臣弹劾，最终被中宗秘密送出宫外，与心爱的人结为连理的坎坷经历。
在评析《大长今》时，黄氏主要针对的是其“情”和“采”两方面的内容。黄氏认为，对文学作品的评论离不开“剖情”和“析采”两大项目，正如他所建立的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又称为“情采通变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剖情析采”作为实际批评部分，而批评的具体方法仍然是“六观”。
在剖析《大长今》之“情”的部分时，黄氏在交代了故事梗概之后分析了其主题、结构、题材和人物形象。而这几点也分别是“位体”和“事义”的重要内容。
按照主题即“情”的观点，黄氏首先确立了《大长今》之“情”即炳耀仁孝。《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刘勰把是否依经立义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准则。而“仁”、“孝”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心雕龙》所肯定的，也是黄氏论述此剧的出发点。从剧情的角度，《大长今》一开始就涉及“仁”与“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矛盾也是由人物行动的“义”与“不义”、“仁”与“不仁”来完成的。在结构方面，黄氏论文导读：
指出此剧采取的是首尾呼应的方式，剧情开始于长今小时候和父母过着行善积德、安贫乐道的生活，而在结尾时长今与闵政浩结为夫妇生下闵晓贤，一家人同样过着贫而乐的生活。这样的结构方式象征着“历史重演”，人生虽有悲欢离合但仁孝忠义的美德仍然会代代相传。除此以外，全剧长达70集，涉及众多人物、事件，都能一一铺陈、有条不紊，整体结构可谓严谨。
综上黄氏对主题的确立、结构的分析，属于一观“位体”。
接下来，黄氏指出除了跌宕起伏的情节以外，《大长今》吸引观众的还有一幕幕色彩缤纷的宫廷生活。大到宫廷祭祀，小到行为规矩，都是剧集中着力表现的部分，而这些素材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礼”的支撑，这也使得观众能够跨越时代而被吸引。《大长今》中还出现了宫廷中各种食物的烹调方式，疾病的医疗方法，人物多姿多彩的服饰发型。所有这些关于宫廷生活题材的讨论，应该可以纳入“事义”的范畴。
除此以外，黄氏用较长的篇幅评论了《大长今》的“事义”的另一个方面——人物。对人物的设置，按照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性格做了一个群组的分布，有忠有奸，有医有膳，有皇室有百姓，和最重要的主人公长今和闵政浩。对男女主人公长今和闵政浩的塑造也同样是以主题思想为出发点，着力表现其仁孝之情。黄氏赞誉女主角长今为“五美十德的圣者”：她以“智”从贱民阶层艰苦读书成为医女；在医女生涯中又因有“勇”而敢于坚持己见；在犯错误时谦虚知“耻”；在面对金钱诱惑时又能做到“廉”。闵政浩为官忠于职守，屡建功勋。他与国王中宗同时爱慕着长今，但为官的闵政浩仍然能克尽臣下的忠诚，为君的中宗能“争之以礼”。长今与阂政浩的爱情，也表现得“发乎情，止乎礼”，温婉节制。
《大长今》之“采”，黄氏引《谐隐》篇的“辞浅会俗，奇悦雅丽”来形容。“辞浅会俗”指的是作品的语言浅易适合一般人欣赏。黄氏析《大长今》之“采”主要是从《文心雕龙》所说的“奇”、“情”、“辞浅”、“悦笑”、“雅丽”等理念出发的。
首先，大长今的“奇”并非卖弄奇案、奇遇，是符合通俗剧集的传奇性特征的奇。就像很多小说戏剧都有传奇性的开始，目的是引人入胜，挑动读者的阅读。《大长今》以毒死废后的奇案开始，逐渐将主要人物、事件引出，符合了“俗皆爱奇”的大众审美心理。
除了“奇”之外就是“情”，这里的“情”不同于前面的剖情的“情”，而是分析剧中如何把人物感情处理得当的手法。黄氏认为，《大长今》表现“情”时，是温婉节制的，不是滥情、煽情，两位主角的爱情也是柔情似水、细水长流的。
“辞浅”用于解释电影“语言”就是剧情叙述晓畅，不用前卫（实验）电影时空交错等刁钻的手法。全剧都是用顺序的方式，只有在人物沉思过去的时候用倒叙重温过去的画面。
“悦笑”指的是剧中起到调节气氛作用的搞笑人物，这与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丑角和《朱丽叶与罗密欧》中的乳母的角色类似。而“雅丽”是指主人公大长今形象的美丽、善良和渊博的学识。
综观以上几个方面，我认为，黄氏对《大长今》之“采”的解析，同时也解释了它的“奇正”。首先对其剧情传奇性的解释，黄氏认为虽然剧情是具有传奇性的，但这是和其他通俗剧的特征相一致的，而且众多小说戏剧都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所以《大长今》的“奇”也是“正”。另外剧集的情感是温情而不是滥情，叙述方式是传统的顺序，主人公的“雅丽”形象和配角的“悦笑”形象，都是符合传统的，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大长今》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是正统的，而非新奇的。
黄氏从“剖情析采”作为分析《大长今》的切入点，其中的具体分析又符合了“六观”，这与他所建立的“情采通变体系”是一致的。
除此以外，黄氏为了说明“六观法”作为一个全面评析文学作品的体系，其价值是不分古今中外的，列举了夏志清的《（老残游记）新论》，刘若愚对《锦瑟》的评析，余光中对张晓风《半局》的评析，马森的《中国现代舞台上的悲剧典范——论曹禺的（雷雨）》，欧阳子对白先勇《冬夜》的评析，乐黛云对《论（伤逝）的思想和艺术》，孙玉石对卞之琳《断章》的评析，李元洛对余光中《寻李白》的评析，林以亮对西西《哨鹿》的评析，梁锡华的《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十篇现代批评，一一分析他们在评价作品中与六观在“冥冥之中”的契合。对于这些文评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文评家并没有受过六观说的影响，甚至不认识六观说，而且大多受过西方文学的影响。其次是受评的作品从时代讲古今都有，体裁上有诗、小说、论文导读：
戏剧。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尽管论文篇幅长短不一，它们析评时重点各有不同，论文作者的文学品味未必一致，但他们注意所及的项目基本上离不开六观的范围。黄氏认为由此可以证明，任何批评家对“六观”的评析，都跳不出“六观”这个“六”指山。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文论中，“六观”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多方面照顾的批评体系，它既审视作品的字辞章句，也通览整篇作品的主题、结构、风格，更比较该作品与其他众多作品的异同。是有微观有宏观，见树又见林，显微镜与望远镜并用的批评体系。
黄氏对这十篇文评并未作详细的介绍，但对“六观”的“今用”价值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六观”说在具体应用方面的研究找到了新的路径。
（责任编辑：张卫东）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