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士人论民/汉文化与民/汉士人联系在元词题序中反映

论文导读：亨贞1首、袁士元1首、邢叔亨5首。显而易见，这类词作数量不多，但其作者却包括了元代几乎所有的重要词人。这就意味着，元代民、汉士人的交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双方并没有因为元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而产生较大的民族隔阂，或深刻的民族矛盾。相反，作为同僚和友人，民、汉士人间的关系是真挚而深沉的，这不仅基于双方对彼此人格的认
内容提要：元代词的题序是反映元代民、汉士人关系的其中一途，不仅表现出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士人的深刻影响，也表现出少数民族文化对于汉文化的渗透。通过对元词题序多角度多层次的数量统计和分析，结合民、汉士人集会之个案分析，可以认为，元代民、汉士人关系基本上健康和谐，元词则不仅实现了连结民、汉士人友谊的重要交际功能，本身也起到了传播汉文化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元词 题序 民汉士人关系 汉文化
无论从元代社会的民族结构来看，或就官员、士人的民族成分构成，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言，少数民族士人和汉族士人的关系，都是元代社会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反映在元代的文学作品中。文史可以互证，文学中所涉及的民、汉关系，为我们深入了解和探讨元代的民、汉士人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本文即以元代词的题序为分析对象，考察其所反映的民、汉士人关系与民、汉文化，并从该角度确定汉文化对于少数民族士人的深刻影响。
数量统计所带来的思考

1.涉及民，汉关系的元词题序及其作者的数量统计与辨析。

首先，以唐圭璋所编《全金元词》之元词部分为对象，通过初步统计，元词题序中反映了民、汉士人关系的词作共37首。该类词的作者及其数量分别为：白朴1首、耶律铸3首、王恽7首、魏初2首、张之翰1首、姚燧2首、蒲道源1首、刘敏中1首、程文海1首、曹伯启1首、白云山翁1首、蒲道源1首、虞集1首、王旭1首、张雨1首、张可久2首、许有壬1首、张翥1首、宋襞l首、邵亨贞1首、袁士元1首、邢叔亨5首。显而易见，这类词作数量不多，但其作者却包括了元代几乎所有的重要词人。这就意味着，元代民、汉士人的交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双方并没有因为元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而产生较大的民族隔阂，或深刻的民族矛盾。相反，作为同僚和友人，民、汉士人间的关系是真挚而深沉的，这不仅基于双方对彼此人格的认识和了解，也表明了少数民族士人对汉文化由衷的接受，与双方的彼此信任和欣赏。
其次，通过辩明元词题序中提到的少数民族士人的族别，可以认为，元代各少数民族士人与汉族士人都建立起了较和谐的关系。元词题序中涉及的少数民族士人包括：耶律铸、耶律希逸、耶律舜中、兀颜思忠、奥敦周卿、徒单文、阿里仁甫、瓜尔夹士常、廉希宪、贯云石、马昂夫（又名薛昂夫）、扎忽解、忽治中英甫、万奴、完颜振之、完颜正甫、唐古氏、千奴、元明善、尉迟亨亨甫、八儿思不花、马哈马拉、朵罗歹。以上少数民族士人中，廉希宪与贯云石是畏兀（吾）儿族，马昂夫是回族；耶律为契丹族姓氏；完颜是女真王族的姓氏。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氏族”之“金人姓氏”条，可知，阿里、兀颜、奥屯（又写作奥敦）、徒单、夹谷等均为女真姓氏。千奴（程文海《蝶恋花·寿千奴监司十二月朔》）是和尚（人名）的儿子，为“玉耳别里伯牙吾台氏”，即钦察族，色目人。据《元史》卷128记：“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连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人名）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为氏，号其国日钦察。其地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即出。”其中“玉里伯里氏”与“玉耳别里”实指同一族，元时各民族的写法本出于汉语译音，故汉字写法略有差异很常见。八儿思不花（见宋襞《菩萨蛮》）也应为蒙古人，其人现虽不可考，但“不花”为元时很多蒙古人源于：毕业设计论文www.7ctime.com
名字的汉译后缀，如《元史》卷117云：“帖木兄不花，世祖孙，镇南王脱欢第四子也。……脱欢薨，子老章袭封镇南王。老章薨，弟脱不花袭封镇南王。脱不花薨，子孛罗不花幼，帖木兄不花乃嗣为镇南王。”唐古，元时又写作唐兀，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亦为色目人31种中的一种。元明善，字复初，大名清河人，北魏拓跋氏之后裔。尉迟则为鲜卑族中的一支以部落命名的姓氏。忽治中英甫，其原名为忽治中别乘合刺思，王恽作有《忽治中名字说》一文，云其“世为唐瀚海军都护府人”，按地理位置所在，应属于元西域色目人。
通过以上初步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与汉族士人交往的少数民族士人族别较丰富，主要为：蒙古1人、契丹3人、女真7人、回族1人、畏兀儿2人、钦察族（色目）1人、唐古氏1人（色目）。这还不包括现在无从考证与族别不明的少数民族士人，如朵罗歹、万奴、马哈马拉等。由族别分析可见，比起其他民族对于汉文化的接受而言，女真族各姓氏士人的汉化程度是最高的，其次则是契丹族，他们擅长于汉语文学创作，对汉文化的接受是较全面的。而在当时，契丹、高丽、女直等民族均被蒙元统治者视为“汉人”，被包括在“汉人”八种之中。故这三个民族的士人与汉族士人的关系较融洽，他们对汉文化的接受也较主动和全面。此外，维吾尔族与回族等西域少数民族对汉文化与文学的掌握也很精到，尤其是出现了贯云石这样的大家。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中对西域各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汉化都有着详细而笃实的考证。
再次，通过题序，发现《全金元词》中不收实为已经遗佚了原词的少数民族词人有：奥敦周卿、耶律舜中、耶律希逸。而少数民族词人的佚词及数量为：奥敦周卿佚词1首为《木兰花慢》，白朴等有和词。耶律铸佚词1首为《水龙吟》，王恽有步韵之作。元明善佚词1首为《沁园春》，曹伯启有和词。马昂夫佚词2首，分别为《木兰花慢》（张雨有和词）、《绿头鸭》（张可久有和词）。贯云石佚词3首，一为《六州歌头》，张可久与其唱和；一为《贺新郎》（琵琶词），邵亨贞、沙德润、任以南与其酬和；一为《木兰花慢》，与许有壬一起应其舅廉希宪之请题廉氏南园，现只存许词。耶律舜中佚词1首，为《满江红·樟亭观潮》，张翥有次韵之词。此外，汉族士人方面，卢挚题完颜正甫舒啸园之《沁园春》词已佚，现存刘敏中的和词。周干臣陪徒单文与雷彦正夜话所作《鹧鸪引》已佚，王恽有和周于臣词。
最后，因为现存元词有部分散佚的情况，必须要提一下在元词题序中没有出现的少数民族士人，他们中有些本身就是词人。元代身为词人的少数民族士人有11位：耶律楚材、耶律铸、耶律希逸、廉希宪、兀颜思忠、贯云石、马昂夫、李齐贤（高丽人）、偰玉立（高昌回纥人）、萨都剌、奥敦周卿、耶律舜中。其中，耶律楚材、李齐贤、偰玉立、萨都剌，就其生平而言，都与汉族士人有交游唱酬，却没有出现在元词题序中。可以推想的是，在元代表现民、汉关系的文学作品中，元词仅为其一途，实际上，此内容在元诗、元曲和元文中还有着大量的表现，值得深入探究。

2.反映民/汉士人关系的元词题序所引起的多方面思考。

首先，在民、汉士人的交往、集会、唱和与以词纪事中，作为首倡与首创者，主要是汉人，这表明在民、汉互动中，汉文化和文学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并始终影响着少数民族士人。但是，少数民族士人中，奥敦周卿、耶律铸、耶律舜中、马昂夫、贯云石五人也曾处于主导地位，集会作词时还是首倡与首论文导读：
创者，故此五人在当时整体士人中的地位是不应忽视的，尤其是耶律铸、马昂夫、贯云石可谓久负盛名。更有几首词的词序，表明了当时民、汉士人的集会实际是由少数民族士人主持并在其宅邸进行的，如廉希宪、完颜正甫。这就意味着，在民、汉士人的交往中，汉族士人虽一般处于较主动的地位，但同时，一些有地位有号召力的少数民族士人也争当领导者和组织者。这还从反面意味着，汉文化与汉族士人的交游和生活方式，对少数民族士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在不知不觉或显意识中，已逐渐融入到作为主流文化的汉文化中，成为中华民族这个大家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次，从民、汉士人雅集唱酬所用词调看，共用词调14种，较为丰富，大多数为常用词调，不仅表明了少数民族士人对词这种体裁的熟悉和掌握，也表明了词作为文士间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并没有如清陈廷焯等词评家所说那样——“词衰于元”了。其中，《木兰花慢》共15首，应是民、汉双方常用的词调。此外，《沁园春》5首、《鹧鸪引》（即《鹧鸪天》）5首、《满江红》4首、《贺新郎》4首、《水调歌头》3首、《水龙吟》3首，《绿头鸭》2首、《鹊桥仙》1、《点绛唇》1首、《定风波》1首、《六州歌头》1、《蝶恋花》l首、《满庭芳》1首、《太常引》1首、《菩萨蛮》1首、《酹江月》1首。
再次，从词的题材看，有咏物词、咏怀词、音乐词、酬和词、题画词、题园词、写景抒情词、纪行词、刻石词、祝寿词等，类型十分丰富。从写作内容来看，覆盖面非常广泛，如赏花观景、纪行咏怀、写景抒情、雅集宴饮、酬唱赠答、同题唱和、秉烛夜话、谈古论今、评论时政、园林游赏、观潮览胜、巡行政务、登山祀神、祝寿兼人生写照等等，凡文士间风雅韵事几乎无不包举。这也表明了少数民族士人在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诸多方面，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并基本上接受和融入了汉族的生活方式。从这些词所表达的基本主题和情怀来看，主要为：叙民、汉之友情，抒归隐之心意，抨时政之弊端，发兴亡之感慨，送真诚之祝愿。这也可以说，民、汉士人均以诚挚之心为建立双方情谊的基础，并在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对士人命运的总结，对人生归宿的思考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的认识，最终达到了民、汉士人和谐共处、相知相惜的境地。
最后，从词在民/汉士人之间实现的交际功能来看：1.词成为连结双方友谊的重要桥梁。比方：以词为信，如虞集《鹊桥仙·寄阿里仁甫》，表达了对少数民族友人的牵挂和关怀。秉烛夜谈，如王恽和周干臣二人陪徒单文与雷彦正夜话所作《鹧鸪引》。双方谈论时政、人生与抱负，情怀融洽。所谓“眼中时事惊天运……思远定，拟高飞。此心安得与时违。”以词祝寿，如汉族为少数民族友人所写的共8首寿词（现存数目而已），其中，王恽2首、魏初2首、蒲道源1首、程文海1首、王旭1、袁士元1首。2.沟通双方心灵，促进双方为朝政而共同努力。民、汉士人执行政务、同行巡查即是一例，如宋褧“与八儿思不花御史同行，按行河南四道”，作《菩萨蛮》词云“按行多雅志，解起澄清志”。3.继续推进词这种文体的发展。总之，打开元词题序这扇视窗，透过其中所反映的民、汉关系，我们确实看到了，元词，对于促进当时社会民、汉士人间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同时也表明，词在元代，在士人的交际应酬中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从雅集看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士人的影响及民/汉文化互动
通过展示民、汉士人双方在传统方式的雅集中的主要活动内容（所谓传统方式，指雅集的组织和内容是按照中国历代士人雅集的惯例来进行的，如宴饮、赏景、听乐观舞、吟诗作词等），可从中探究汉文化作为主流文化通过汉族优秀士人对少数民族优秀士人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文化通过少数民族士人对汉族士人的影响。

1.民/汉文化互动——以王恽与忽治中英甫、扎忽解的雅集为例。

王恽（1228-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辉汲县（在河南省）人。曾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有《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王恽作词喜欢写题序，往往交待创作背景、时间、地点与人物。其词序中提到他与数名少数民族士人的交游与情谊，反映了在汉文化实际仍是主流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元代汉族士大夫文人与少数民族官员文人的交往，就词的创作、欣赏与交际、娱乐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并且，词作为一种日益雅化的诗体，在民、汉士人之间，已经成为促进双方情谊的重要工具。这是元词中极可注意的现象。如民、汉士人经常共同宴饮谈笑、赏景开怀，并写词以纪怀。请看王恽《点绛唇》序：“后六月二十二日，同府僚宴饮白云楼，时积雨新晴，川原四开，青嶂白波，非复尘境。忽治中英甫坚索鄙语，酒酣耳热，以乐府歌之。”这次宴饮盖以王恽为主，成员为王恽的府僚和忽治中英甫，内容主要为赏景开怀。可注意的是，忽治中英甫坚持请王恽写词，盛隋难却，故王恽于席间即兴作词并歌唱。由此可看出，既然忽治中英甫“坚索"SE词，那么，一则至少他懂得欣赏词，二则他很了解王恽其为人与才能，也即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王恽《酹江月》词也提到忽治中英甫，序日：“平阳府伴第，有来禽两株，以托源于：毕业设计论文www.7ctime.com
根官舍，有空谷幽居之叹。逮亚尹明卿来培植顾护，始知重惜。今年清明前，花盛开，芳姿绰约，顿增容色。侯置酒高会，遂极欢赏。予因念草木之微，岂轻重显晦，亦有数存其间耶，乃以酹江月歌之。同饮者忽治中英甫，刘提举老哥，时至元甲戌（十一年，1274年）春二月十有三日也。”词序交待的创作背景与动机，明确地表明了当时少数民族士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其生活方式与文化作风都与汉族文士没有什么区别。赏花惜花、饮宴赋词，本是汉族士人雅集中最平常的一种活动与交际方式，然而，从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与背景的比较来看，正是这种对于汉族士人本来极平常的风雅歌酒之会，彰显了本来根本没有此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士人对汉文化的接受，同时，这也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完全融入到汉族士人的生活方式中。 此外，从忽治中英甫的名字中，也可看出元代少数民族士人对于汉文化的向往与接受。元代许多少数民族士人都取有汉姓名字和称号，忽治中英甫也不例外。他的名字就是王恽为他定下的。王恽曾为许多少数民族士人取过名字，他把他们名字中的“字”，皆命曰“英甫”。其作于至元九年（1272）秋的《忽治中名字说》云：“予官御史时，闻尚书工部郎中、今治中别乘合刺思，喜功名，乐善言，而与士君子游。至元壬申秋，得同僚平阳，相接如平生欢。共事既久，爱其才识通敏，廉洁有守，处心临政，多中事宜，……一日，请名于予，且求其说。……君姓忽氏，盖父字也，世为唐瀚海军都护府人，其国郊于乾兑之间，据云天之雄，故其人多沈潜刚克，内明而外毅。今君子秉彝奇特，超拔伦萃，表著于一时，岂非能明其初德而光扬于外者乎，……故以德辉名君，而英甫字之论文导读：子全部取为汉名，其中，第二任完颜夫人所生三个女儿都与汉族通婚，也可一窥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并力践到其现实生活中。陈垣更认为，“元色目人中，足称为理学名臣者，以希宪为第一。”元词中有两首题序是关于廉希宪及其南园的。一为姚燧上一页12345下一页
。盖英者，德之光发见于外者；甫者，男子之美称也。”由这篇名字说可知，忽治中本名别乘合刺思，西域人，曾与王恽为多年同僚兼好友，其为人多受儒家文化影响，故为政廉洁，为人沉静刚毅，深得王恽欣赏。通过词、文互证，笔者认为，如忽治中英甫等少数民族士人，无论从取汉名、与汉族士人的相处之道，其为政立身之道，其文学创作与欣赏方面，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另一方面，不仅汉文化深深影响着少数民族士人，改变着他们的整个人生，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某些方面影响着汉族士人的生活。如王恽《水龙吟》序云：“丙戌（至元二十三年，1286）八月十二日宴李氏宅，郡侯扎忽鵤酒酣，为余亲弹琵琶劝酒，明日赋此曲以谢。”词云：“相逢一醉金荷，气豪长恨欢娱少。貂蝉贵待，内家声伎，琵琶最好。铁拨鹍丝，划然中有，繁音急调。笑黄云出塞，青衫拭泪，恩怨事，君休道。 且听摘自：毕业论文提纲格式www.7ctime.com
新声硬抹，更银筝、与相缭绕。空堂雪辊，玉盘珠进，清雄缥缈。汉殿承恩，侯藩作牧，此心未老。付曲中细写，他年事业，拜红云岛。”该词不仅是王恽酬谢扎忽鵤的酬赠词，也是一首音乐词，主要描绘了琵琶与银筝合奏所创造的“清雄飘渺”的音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词题序所写到的创作背景，扎忽鵤亲自为王恽弹琵琶劝酒，这是因为他有着出自少数民族的豪爽而无所顾忌的天性。需知，在历代文人宴集中，弹琵琶者通常都是歌女，而文士们只是歌女的欣赏者，他们最多只是即席创作歌词付与歌妓演唱。故可认为，扎忽解亲弹琵琶之做法，是有违汉族士人在饮宴交游中之常规的，同时也正因为他的真率热忱，为宴会造成了一种非常和谐愉快的氛围，并深深打动王恽，使其作词以谢。

2.相知相敬的民/汉同僚情——以张之翰等汉族士人与耶律柳溪的雅集为例。

张之翰，字周卿，邯郸人。至元末，自翰林侍讲学士，知松江府事。有《西岩集》。他有一首《沁园春》，记载了一次民、汉士人共聚一堂的重要雅集之会。其序曰：
“不肖掾内台，时西溪王公（王博文）为侍御史，遵晦韩兄（韩彦文）为监察御史，恕斋霍兄（霍肃）为前台掾。其后柳溪耶律公（耶律希逸）提刑河北，颐轩李兄（李昂）都司台幕，皆平昔所敬慕者。至元甲申（二十一年1284）春，不肖以南台里行求去，退居高沙。又二年冬十月，迫以北归，由维扬至金陵，别行台诸公。适西溪、柳溪拜中丞，遵晦擢侍御，颐轩、恕斋授治书。越二十有五日，会饮颐轩寓第。时风雨间作，以助清兴。西溪草书风雨会饮之句，柳溪复出燕脂井阑之制，遵晦、恕斋道古今之事，颐轩歌乐府之章，某虽不才，亦尝浮钟举白，鼓噪其旁，一谈一笑，不觉竞醉。窃尝谓人生同僚为难，同僚相知为难，相知久敬为尤难。今欢会若此，可谓一台盛事，因作沁园春歌之。”
序中说明这次雅集共六人，除作者外的五人为：王博文、韩彦文、霍肃、耶律柳溪、李昂。五人在《元史》中都无传。其中，王博文，字子冕，号西溪，东鲁人。累官至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历吏部尚书、大明路总管，迁江南道行御史台中丞。据刘晓考证，所谓“柳溪耶律公”即耶律希逸，字羲甫，一作义甫，号柳溪，又号梅轩，乃一代名相耶律楚材之孙，中书左丞耶律铸第九子。王博文作于至元十八年的《耶律公楚材神庙碑》曰：“至元辛巳（至元十八年）之春，公（耶律楚材）之孙希逸为本道宪使，奠拜祠下。……公之子中书左丞相名铸，字成仲。希逸，丞相之第九子也。”他一生交游广阔，与许多汉族名士皆有往来和诗文唱酬赠答。如本词序中提到的五人。此外，经刘晓查实，与希逸唱酬诗作的汉族友人，还有胡祗通、王恽、刘敏中。
据张之翰词序，该词作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冬。耶律柳溪与王博文都被任命为中丞，其余人等官阶都有擢升。张之翰适从维扬到金陵告别诸人，于是一众人等相聚于李昂寓所，便诞生了这一场民、汉士人之雅集盛会。其活动内容包括书法展示、诗词即兴创作、谈古论今、与会者亲自演唱歌词、宴饮谈笑等。时室外风雨偶作，却更添众人兴致。可以说，这是民、汉士人欢聚一堂之重要集会，不能等同于一般文士的官场应酬。这六人既是同僚又是知交，甚为难得，这次雅集作为民、汉士人相知相契的一次欢会，其意义正如词人所云：“人生同僚为难，同僚相知为难，相知久敬为尤难。今欢会若此，可谓一台盛事”。这段话的重点在于“相知相敬”四个字。文人自古相轻，士人之间，相知难相敬尤难，何况其中还有少数民族士人。以此为例，可想而知，元代的民、汉士人之间培养起了怎样深厚的感情，可谓真正做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就像血溶于水一样。词中描绘了与会者的情怀、风度与精神面貌，感叹人生聚少离多，赞美了诸位同僚知交的政绩。
从民/汉士人的交游场所及空间拓展看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士人的影响
根据对元词题序的相关分析，元代民、汉士人的交游场所主要为名胜景点、官邸、寓所、私人园林。其中，少数民族士人的私人园林作为民、汉士人交游的“基地”，比起传统的在汉族士人的官邸和寓所进行的交游，更值得注目和探析。此外，民、汉士人的交游场所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着空间拓展，如下文将做个案分析的民、汉士人共同登山与祀神。

1.交游“基地”与民、汉士人的关系——以廉希宪、完颜正甫的园林为例。

元代一些著名的少数民族士人，如廉希宪、完颜正甫都有自己的私人园林。他们的私人园林，在建筑设计和命名乃至交游的功能方面，都完全向前朝一些著名汉族士人的园林看齐，如李德裕在洛阳所建之平泉山庄，又如中唐著名的丞相裴度退居洛阳以后所建午桥之绿野堂。请看元初著名丞相廉希宪的相关事迹。 廉希宪（1231～1280），一名忻都，字善甫，号野云。畏兀儿人，布鲁海牙之子。关于廉姓的由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以官为氏”条云：“中书平章政事廉希宪，字善甫，封恒阳王，谥文正，本畏吾氏。王之父讳布鲁凯，为回鹘王，归朝，官至顺德诸路宣慰使，封魏国公，谥孝懿。拜廉访使之命，时适王生，顾曰：‘是儿必大吾门。吾闻古者以官受氏，天将以廉氏吾宗乎？吾其从之，举族承命。’廉希宪酷爱儒家文化，“笃好经史”，达到“手不释卷”的地步。他博学多才，又文武双全，从十九岁起就被元世祖呼为“廉孟子”。他在世时在京城拥有两处园林，一为万柳堂，一为南园。据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廉希宪死时，“天子痛悼，士大夫走哭相吊。天下知者无不嗟伤，咸曰：‘良相死矣，吾复何望？’”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力。此外，他的六个儿子全部取为汉名，其中，第二任完颜夫人所生三个女儿都与汉族通婚，也可一窥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并力践到其现实生活中。陈垣更认为，“元色目人中，足称为理学名臣者，以希宪为第一。”
元词中有两首题序是关于廉希宪及其南园的。一为姚燧论文导读：邑监燕京马哈马拉尹镇阳，扬从道尹晋，霍邑邢叔亨，簿乡张时敏，仙尉襄陵陈德新，儒学论忻州王秉钧，共祀岱岳庙。叔亨走笔书木兰花慢数篇，音韵铿锵，意象豪宕，刺军政之得失，滔滔缕缕，若大河之出昆仑，恒星之丽碧虚，水镜之析埃漠，令人心怀洒然，愈吮而味加，铭心而口口，乃可见口平蓄之有余也。”蒲县在山西。邢叔亨，霍邑（今山西省霍
《满江红·廉野云左揆求赋南园》：“面势林塘，紧横睫、觚棱如削。还更比、城南韦杜，去天盈握。便有名园能甲乙，他山峛崺先尊岳。甚一花一石，总都将平泉学。 虽鬓发，流光觉。浑未厌，明来数。有庆云善谱，新声天乐。正尔关弓鸿鹄至，可知弃屣麒麟阁。只北山逋客负尘缨，沧浪濯。”（自注：庆云，都城善讴者）一为许有壬《木兰花慢》，其序云：“至大戊申（1308年）八月二十五日，同疏仙（贯云石）万户游城南廉园，园甲京师，主人野云左丞未老休致，指清露堂扁，命予二人分赋长短句，予得清字，皆即席成章，喜甚，榜之堂上。疏仙其甥也，后更号酸斋云。”词云：“渺西风天地，拂吟袖，出重城。正秋满名园，松枯石润，竹瘦霜清。扁舟采菱歌断，但一泓寒碧画桥平。放眼奇观台上，太行飞人檐楹。
主人声利一毫轻。爱客见商隋。便芡剥骊珠，莲分冰茧，酒注。风流故家文献，况登高能赋有诸甥。清露堂前好月，多应喜我留名。”
从两首词的题序及内容可以看出：一、南园的规模很大，景致优美宜人，所谓“园甲京师”。二、南园在设计和建造上，有意效仿前朝名相的名园，即“甚一花一石，总都将平泉学”。“平泉”指中唐宰相李德裕的洛阳名园平泉山庄，李德裕有《平泉草木记》、有《平泉山庄记》。综合二词的描述，可以认为，廉氏南园面朝山林和水塘，园内高楼林立“去天盈握”，花草丰美，山石林立、松竹参天、荷塘可泛舟、画桥映碧水。其中有景点名为清露堂、奇观台。三、廉氏园林成为民、汉士人的交游基地。廉希宪不仅屡屡邀请汉族名士前往游赏做客，也请他们为廉园题词，如这两首词的作者姚燧和许有壬，不仅是当朝名僚与名士，也是元代词人中的重量级人物。许有壬就被况周颐誉为“元词中上驷也”。四、主人廉希宪轻财仗义，好客爱才，为人谦和亲善，故能团结众多民、汉之名士，使自己的园林在当时民、汉士人中享有美誉。五、在这两次南园聚会中，不仅有汉族名士，也有少数民族名士。如许有壬与会的这次，他赞美廉希宪家族“登高能赋有诸甥”，其中之一就是廉希宪的外甥，著名的畏兀儿士人贯云石。六、在民、汉士人的园林雅集中，有歌妓佐酒。如姚燧与会的这次。这其实就是继承了唐宋时名士雅集惯以歌妓佐欢的习俗。同时也表明歌词这种文体在元代士人的交游中仍然起着重要的社交作用。除了南园外，廉希宪在京师还有一处著名的园林，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云……《小圣乐》乃小石调曲，元遗山先生好问所制，而名姬多歌之。”
完颜正甫的舒啸园，也是当时民、汉士人交游的基地。请看刘敏中《沁园春》（题户部郎完颜正甫舒啸园，仍用卢疏斋韵）：“华屋高轩，富贵之心，人皆有之。甚伯伦挈榼，惟知碲酒，浩然踏雪，只解吟诗。一见令人，利名都忘，更有高情元紫芝。还知否，盖道分彼此，事有参差。看君绿发雄姿。况千载风云正遇时。便登高舒啸，如今太早，扬眉吐气，过此还迟。愧我衰残，终然无补，久矣寒灰枯树枝。云山梦，被画图唤起，情见乎辞。”透过词序与词中内容，可以认为，刘敏中与卢挚（号疏斋）都是完颜正甫的好友，应其邀请游赏其园林，并题词于园。可惜卢挚词已佚。完颜该园之名，取自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之句意，其中寓有归隐田园之情。刘敏中赞美了完颜正甫的高清雅致，劝说对方休要太早致仕归隐，而要趁大好年华“扬眉吐气”有为于世。据查《四库全书》，完颜正甫任过佥事、行台御史、户部郎中等职，有舒啸园，与张之翰、曹伯启、刘敏中、卢挚等都有交游。
总之，廉希宪和完颜正甫的园林不仅在建制上完全效仿汉族名士的做法，更从内心里把营造庄园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灵台，并让这座灵台成为民、汉士人交游的基地。滴水可观沧海，虽然只是几首园林词，却大可以见出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士人影响之深远。

2.祭祀与元末民，汉士人关系——以邢叔亨等与马哈马拉的交游为例。

元末士人邢叔亨曾写有一组词反映民、汉士人一同登山拜庙祀神之事，途中众人谈论时政，讽刺时事，颇为酣畅淋漓。其《木兰花慢》五首，其一题为：“蒲县东神山庙柱石刻五首”。序曰：“时至正辛丑（1361年）春三月廿有八日，会同寅蒲邑监燕京马哈马拉尹镇阳，扬从道尹晋，霍邑邢叔亨，簿乡张时敏，仙尉襄陵陈德新，儒学论忻州王秉钧，共祀岱岳庙。叔亨走笔书木兰花慢数篇，音韵铿锵，意象豪宕，刺军政之得失，滔滔缕缕，若大河之出昆仑，恒星之丽碧虚，水镜之析埃漠，令人心怀洒然，愈吮而味加，铭心而口口，乃可见口平蓄之有余也。”
蒲县在山西。邢叔亨，霍邑（今山西省霍邑县）人，至正间为蒲县尹。祭祀自古就是汉文化中的大事，历代皇帝登山封禅，都要给予山神封号，如对泰山山神的封禅。唐代泰山南有岳庙。“开元十三年（725）冬，玄宗登封泰山。……其日大赦，以灵岳昭感，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其后，蒙元的皇帝依旧继承了汉文化中历代皇帝祀神重神的传统。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帝（世祖）谓中书省臣言曰：‘五岳四渎祠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至元二十八年春二月，加上东岳为天齐大生仁圣帝”。邢叔亨等这次祭拜的虽然不是东岳泰山之神，但据词中内容看，蒲县东也有一座号称供奉东岳泰山之神的神山庙，大概仿效泰山之庙而造，奉祀之神即为词中所云“天齐圣帝”、“仁圣天齐”，乃泰山山神的封号。由此可见，邢叔亨等这次祀神在其形式意义上完全是仿效大臣祭拜东岳泰山的规模的，而他们祀神背后的心态则更耐人琢磨。联系到元末大起义的动乱现实，加上序言中“刺军政之得失”的深意，可知，这一行人大概有借祀神来祈求挽救国运的用意，故才耿耿于时事，愤激不平。摘自：毕业论文下载www.7ctime.com
[3]如组词其一写道：“一上蒲东东岳，山头陡起神宫。……年年今朝此日，王孙仕女骤骄骢。十载妖兵乱国，一时豪杰潜踪。……眼下太平可幸，官军分散息兵戎。剑戟变为家器，四民乐业无穷。”其二：“朝中大官佐政，轻衣盖体坐肥骢。谗韬面谀时尚，好人遁迹无踪。 一心报国契心胸。……纪律军中大事，运筹谁是旧元戎。我本尧都贱士，窗前经史研穷。”其三：“休笑书生已醉，黄金印挂笑元戎。下笔鬼神尤惧，眼前景况何穷。”其四：“东岳天齐圣帝，创建起一行宫。……几处总兵节制，太平何术教军戎。天下典章狼籍，多门政出谁穷。”其五：“人说泰山神庙，金碧炫似皇宫。对仁圣天齐，每年三月，云论文导读：
雨雷风。……气吞北海志盘胸。怜老背龙钟。说即日时光，人民困竭，囤乏囊空。满地旌旗无数，楼头鼓角仗兵戎。若识往来兴废，六爻细细推穷。”
这5首组词，在表现民、汉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这次包括少数民族官员的六人团体共赴蒲县东神山庙祀神，所祭祀之神为东岳天齐圣帝，并由邢叔亨写下组词纪事抒怀。二、从民、汉士人交往的角度和关系看，本次祀神活动中的民、汉关系非常融洽，虽然少数民族官员仅为其中一人。三、祭祀为汉文化之固有仪式和活动，故马哈马拉定深受汉文化影响，才参与这次活动。四、就词中内容和抒发的情怀看，六人除祀神还谈论时政，并对当局怀有强烈不满之情。尤其是，词人毫不畏惧地直刺乱政，词笔犀利，凡兵祸战乱、奸臣弄权、寒士无用、法纪败坏、民不聊生等重大社会问题皆诉之笔端，悲愤之气充溢始终。由此可知，元代末年，民、汉士人对于政权和时事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双方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由对时政和国运的失望，而普遍产生了避世归隐的心愿。这大概也是少数民族官员参加这次祀神活动的深层原因。
综上所述，通过对元词题序所传达出的各方面信息的统计，结合具体词作与民、汉士人群体的事例分析，可以认为，元词不仅是连结民、汉士人友谊的重要桥梁，本身也起到了传播汉文化的重要作用。透过元词题序及内容，一幅幅生动活泼的民、汉士人欢聚一堂的画面得以展示，我们发现，在以汉文化为主导文化的元代社会生活中，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渗透到汉文化中。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各民族文化交融互渗的时代！因此，应该重新而慎重地审视和探索元词。
本文为喀什师范学院校级博士专项课题《汉文化与金元少数民族词人词作关系研究》（编号：[11]1413）阶段源于：本科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性成果之一。
（彭曙蓉，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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