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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厥旨渊放厥旨渊放试述响逸调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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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精神退化的主要原因。{4}阮籍自幼所受儒家经典的教育奠定了其崇儒的思想基础,形成其积极入世的政治倾向,以及对个体生命和现实皆有的非常强烈的关怀意识,但现实的残酷与理想的巨大落差又使其产生了深深的忧惧和焦虑,促使其消极避世。因此,《咏怀》组诗中既有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和豁达“穷达自有常,得失有何求”,又有对现实
摘 要:正始后,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摒弃礼教,追求精神上的逍遥自足。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前期推崇儒家积极入世之思想,又因现实与理想的极大落差而生出消极避世之心,信奉儒家礼制又放浪形骸,行为怪诞。其《咏怀》组诗“厥旨渊放”正是其儒家积极入世与老庄消极避世思想激烈碰撞的集中表现,诗歌又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将纷繁复杂的意象与高远沉郁的情感相融合,响逸而调远。
关键词:阮籍 咏怀诗 人格特性
正始后老庄之学盛行,自嵇康、阮籍始,“师心”、“任气”成为魏晋名士行为的主要特征,举止从心源出发,而不以世情为据,以真气为根本,不从俗套而行,体现一种自适其性的行为模式,任性所之。{1}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玄学主流文化思潮对士人的心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及理想人格产生了极大影响,然而不同的个体对理论理解深浅不一,其人生态度、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2}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对一切世俗礼教视而不见,抛弃礼教,追求精神上的逍遥自足。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沉醉六十日以抗婚,为“贮酒三百斛”而求为步兵校尉,母终而饮酒食肫,“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晋书·阮籍传》)。终其一生,推崇儒家积极入世之思想,又因现实与理想的极大落差而生出消极避世之心,信奉儒家礼制又放浪形骸,行为怪诞。《咏怀》诗八十二首凝聚了阮籍一生复杂的思想变化和激烈的情感撞击,从中可以探析其人格特性。

一、厥旨渊放——儒家积极入世与老庄消极避世思想的激烈碰撞

阮籍出生于儒学世家,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幼有奇才异质,八岁能属文”;性笃学“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其思想渊源受父亲阮瑀影响。其父阮瑀建安七子之一,少受学于蔡邕,以尊儒为其思想基础,但因动荡的社会现状、政治集团的不断纷争,又有隐居避世之倾向。尽管自幼丧父,但父亲阮瑀及“诸阮前世皆儒学”的家族影响,阮籍对儒家忠义观念推崇备至,即《晋书·阮籍传》中所述“籍本有济世志”,因此在前期的诗文创作中表达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有着建安文人渴望建功立业的高情远意。“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十五)这首诗推崇颜闵,以珠玉自喻。他还自比英姿飒爽的侠少,希望有文韬武略,渴望立功报国。“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晌。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咏怀》六十一)《咏怀》组诗中三十九、四十二首都是歌颂效命疆场的壮士和辅佐明君的贤相。在歌颂的同时,他还鄙视那些囿于一隅、老死一经的“乡曲士”、“蓬户士”,自己则愿有如一飞冲天的云间玄鹤,胸间的积极用世的人生抱负显而易见。但阮籍身处魏晋易代的乱世时期,司马氏为夺取政权,大肆诛杀名士,可谓“一时名士少有全者”。身为当时名士,阮籍虽多次拒绝仕途,但终究无法摆脱政治斗争的纠缠。同时,阮籍所代表的士族与皇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使其内心产生巨大痛苦,“籍由是不与世事”,进而有种种怪诞源于:硕士论文www.7ctime.com
不羁、狂放愤世的举止,“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这样的至纯至性,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却是阮籍内心无比痛苦的体现和宣泄。阮籍放达的表象之下掩藏着深重的忧惧,其放诞既蕴含着自污以自保的意味,又借此表达对时政的强烈愤慨。{3}自身及家人生命朝不保夕的深度畏惧,致使阮籍的入世精神逐步由经世济国退化到极力保全自身及家人的境地,其实这也正是魏晋时期包括竹林七贤在内的士人们入世精神退化的主要原因。{4}
阮籍自幼所受儒家经典的教育奠定了其崇儒的思想基础,形成其积极入世的政治倾向,以及对个体生命和现实皆有的非常强烈的关怀意识,但现实的残酷与理想的巨大落差又使其产生了深深的忧惧和焦虑,促使其消极避世。因此,《咏怀》组诗中既有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和豁达“穷达自有常,得失有何求”,又有对现实的批判“丹心失恩泽,重德丧所宜”,还有其心理巨大变化的直接流露“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五言三十三)同时,《咏怀》组诗中游仙诗的比例亦不小,阮籍的游仙诗充满了难以超越现实生命的苦闷情绪,带有前人游仙诗中所没有的冷峻深沉、论文导读:反对虚伪的名教,他们理想中的真率自然之人格仍然与封建道德不可分割”{6}。二、响逸调远——纷繁复杂的意象与高远沉郁的情感相融合阮籍本性豪放有志向,“容貌瑰杰,志气宏放”(《晋书·阮籍传》),但在魏晋禅代、政局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内心的痛苦挣扎、愤懑不满尽在其《咏怀》诗中以丰富的语言形式展露无遗。失去儒家经
感慨淋漓的审美特征,“变庄子的体道境界为游仙境界,赋予这些作品自由、超脱、清虚、玄远的特点,为游仙诗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5}。儒家积极入世与老庄消极避世思想的激烈碰撞凝聚在《咏怀》诗中,构筑其诗风。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评价云:“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钟嵘《诗品上》云:“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但纵观其前后思想的变化,阮籍反对名教,摈弃礼法,但其思想根源仍与儒家思想相契合,如唐长孺先生在《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中指出:“嵇阮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儒家所规定的秩序,只是反对虚伪的名教,他们理想中的真率自然之人格仍然与封建道德不可分割”{6}。

二、响逸调远——纷繁复杂的意象与高远沉郁的情感相融合

阮籍本性豪放有志向,“容貌瑰杰,志气宏放”(《晋书·阮籍传》),但在魏晋禅代、政局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内心的痛苦挣扎、愤懑不满尽在其《咏怀》诗中以丰富的语言形式展露无遗。失去儒家经世济国政治理想的阮籍将内心的愤懑转化为外在的风流放旷、狂慢不羁,《咏怀》诗虽“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但气势开阔奔放。“《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钟嵘《诗品上》)
在诗文创作中,阮籍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引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将丰富多彩的意象世界及各类客观物象赋予其独特视角和深远的意境,正是纷繁复杂的诸多意象构成了诗歌回味隽永的独特品味,形成其高远清丽而又沉重阴郁的诗风。如将容易凋零的“桃李花”、“木槿”、“华树”、“华草”赋予对繁华逝去、青春不再的感叹,将建木、射干和葛、蔓对比世俗小人(《咏怀》二十天),以孤鸿自喻,表达其孤独的心境,“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其一)。通过“落日”表达内心对国家行将末日的忧虑及对时光流逝、生命无常的感叹,“於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其二十一)。诗人还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 “六龙服气舆,云盖切天纲。仙者四五人,逍遥晏兰房”的美妙仙境。《咏怀》三十九更是气势如虹,挥洒自如,笔墨纵横奔放,气势宏放恣肆,“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阮籍发愤抒情的美学价值在于他张扬了艺术的主观精神,拓展了情感表现的社会意义,把魏晋易代之际的士人心态,情感历程呈现于《咏怀》之中。{7}阮籍《咏怀》组诗的美学价值一直为后人所褒扬,对后世作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开后代咏怀组诗之先河,如陶渊明《饮酒》组诗、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这些组诗都带有阮籍《咏怀》组诗的特色。 魏晋玄学发展到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阶段,逐渐衍化为一种远离政治的个人化修养和追求,尽管试图远离政治,但仍保持着对理想的追求,在内心深处仍有一个合乎理想的名教存在,以阮籍的“盖无君而庶务定,无臣而万事理”(《大人先生传》)和嵇康的“越明教而任自然”(《释私论》)为代表。魏晋玄学通过对士人人格理想的熏陶,进而影响六朝的诗美转向。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阮籍的言行举止、组诗创作中所凝聚的思想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名士们的精神状态,有对生命的热切关注、时光的流逝、强烈而无奈的忧患意识,其《咏怀》组诗文虽隐蔽,但充满梗概之气、激愤之情,大开大阖之间,高远清逸。诚如王夫之所赞:“以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取神似于离合之间,大要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

{1} 周海平:《魏晋名士人格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2}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3} 刘明辉:《魏晋士人政治心态类型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4} 陈伯君:《论文导读:96.王运熙,顾易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09.林继中.生存焦虑与情志离合——魏晋文学自觉的动力探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严正道.理想与现实
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7页。
{5} 尚学锋:《道家思想与汉魏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页。
{6}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上海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29页。
{7} 李耀南:《悲喜怫郁杂集于中》,《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89页。
参考文献: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王运熙,顾易生.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2009.
[5] 林继中.生存焦虑与情志离合——魏晋文学自觉的动力探源[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6] 严正道.理想与现实的失衡——魏晋六朝游侠诗歌刍议[J].甘肃社会科学,2010(5).
[7] 顾农.说阮籍咏怀诗中的“仙心”[J].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8] 刘扬.到家思想对阮籍诗文创作的影响[J]. 安徽文学,2010(9).

作 者:陶莉,苏州市职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汉语,区域文化。编 辑:康慧 E?鄄mail:kanghuixx@sina.com 摘自:毕业论文前言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