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中国中国早期城市工人调查设计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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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社会调查是中国最主要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提起我党的社会调查，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农村调查。事实上，如同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也是从城市开始的，集中于工人调查，出发点是了解中国国情，直接目的是为工人运动服务，其主要的分析方法是阶级分析法。
在回忆自己开展社会调查的最初动力时说道：“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段话不但揭示了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以及时间，还揭示了以后在各种社会调查中为何始终坚持使用的阶级分析法，更说明了终身致力于社会调查的原因，就是要真实地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是中国早期城市工人调查的开拓者之一。1919年7月，进行了关于工人情况的调查包括“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其他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此时投入到城市工人调查的潮流中。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委托郑凯卿、包惠僧等人调查汉口工人的状况。《新青年》从七卷开始专设社会调查栏目，公开征集调查报告，并刊登了大量调查报告。第七卷第六号专设为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10篇关于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涉及北京、上海、南京、长沙、芜湖、唐山等南北各地工人的劳动状况。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也开始登载关于工人生活和罢工的调查材料。
首先从工人开始进行调查，表明中国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在城市，首先发动工人起来开展斗争，因而需要加强对工人情况的调查。中国成立之后继续开展针对城市工人的调查。
1921年9月至1922年冬，先后四次到安源煤矿调查，了解煤矿历史，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并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同时他还对湖南劳工会、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是对工人状况的最早的全面系统的调查。通过这样的调查，取得了对一个企业、行业乃至地区的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工人的经济状况、政治要求、特别是工人的斗争史、工矿企业史和资本家的对工人剥削史的较全面的认识。
邓中夏自从投身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关注劳工问题。从此以后，他领导工人运动一直和调查城市工人情况紧密相连，调查研究服务于工人运动。邓中夏于1920年底到长辛店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领导中国劳工运动。先后指导了1922年8月长辛店工人罢工、10月的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在上海指导22个日资纱厂4万多人罢工，之后又领导了省港大罢工。邓中夏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就是其亲身调查的过程，调查的目的直接为工人运动服务。1926年他对广州的工人生活、劳资状况做了详细调查，写成了《1926年之广州工潮》一文。在文中，他总结了通过广州工人运动得到的认识：第一工人们“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奋斗得来”，强调暴力获取利益的原因，“假使有其他更和平方法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些最低要求，我们何乐而不为，过去一年的工潮也可不致发生。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即此最低要求，我们还不知服了若干的牺牲代价”；第二条就是拥护中国；第三条是夺取革命领导权；第
期的人和当时的社会学者一同首先将目光聚集在城市生活的底层群里——工人，对他们展开一系列调查。但是，由于两者处于不同的位置，使用的分析方法绝然不同，继而得出的结论也天壤之别。
马克思主义者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分析武器的。这种阶级分析法不仅仅运用在以后的农村调查当中，同样运用于早期的城市工人运动调查。尽管，对于城市调查在中国建国前的历史中不占重要地位，但是也同样是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的，利用阶级分析法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于纯粹的学者社会调查后的结论。
邓中夏是我党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开展城市工人调查最主要的代表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作者亲自参加和领导的历次工人罢工，并探讨其成败得失经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实地调查的总结，从中可以一窥早期人的工人运动政策。邓中夏在著作里将劳资双方的矛盾视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工人的一切权利都要靠自己的奋斗获得。工人阶级的最终出路是用政治军事的手段推翻资本剥削制度，由工人阶级掌权。他强调：“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优越地位是依靠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之势力保障之上，当工人阶级开始摇动资本家的利益时，资产阶级必定尽力用他们的国家机关之权力及军队、、法庭、监狱等压迫工人的行动。”“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双方利益之冲突，就是阶级斗争，调和就是牺牲工人利益，工人为改良自己生活状况，必须不断的奋斗，但工人阶级要达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权之后。”但是同时，他也认识到“我们敌人力量很大”，因此要取得斗争胜利，就必须团结，“不分国界省界，手艺、宗教，性别的阶级团结，自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自争求自由的政治斗争到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都要依靠团结这个武器”[4]。 源于：论文摘要范文www.7ctime.com
四、建立革命的12下一页
[摘要]在中国孕育和诞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积极在城市开展了工人调查，出发点是为了了解中国国情，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途径，直接目的是工人运动服务，阶级分析方法是最主要的分析方法。随着革命事业的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从城市开始的调查研究方法在农村得到了更广泛地运用，并逐步成为我党的最主要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城市调查却由此停止，虽是客观条件使然，但也不免留下遗憾。
[关键词]中国早期；城市；工人调查；工人运动社会调查是中国最主要的工作方法之一。但是，提起我党的社会调查，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农村调查。事实上，如同中国革命的发展历程一样，中国早期的社会调查也是从城市开始的，集中于工人调查，出发点是了解中国国情，直接目的是为工人运动服务，其主要的分析方法是阶级分析法。
一、调查目的：了解国情，直接服务于工人运动
在中国成立之前，一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份子，就已经开始用社会调查的方法了解中国国情。在回忆自己开展社会调查的最初动力时说道：“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这段话不但揭示了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以及时间，还揭示了以后在各种社会调查中为何始终坚持使用的阶级分析法，更说明了终身致力于社会调查的原因，就是要真实地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是中国早期城市工人调查的开拓者之一。1919年7月，进行了关于工人情况的调查包括“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其他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此时投入到城市工人调查的潮流中。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委托郑凯卿、包惠僧等人调查汉口工人的状况。《新青年》从七卷开始专设社会调查栏目，公开征集调查报告，并刊登了大量调查报告。第七卷第六号专设为劳动节纪念号，刊登了10篇关于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涉及北京、上海、南京、长沙、芜湖、唐山等南北各地工人的劳动状况。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也开始登载关于工人生活和罢工的调查材料。
首先从工人开始进行调查，表明中国建立之初的工作重点在城市，首先发动工人起来开展斗争，因而需要加强对工人情况的调查。中国成立之后继续开展针对城市工人的调查。
1921年9月至1922年冬，先后四次到安源煤矿调查，了解煤矿历史，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的具体表现，了解工人的劳动、生活和思想状况并发动和指导工人运动。同时他还对湖南劳工会、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进行了调查研究。这是对工人状况的最早的全面系统的调查。通过这样的调查，取得了对一个企业、行业乃至地区的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工人的经济状况、政治要求、特别是工人的斗争史、工矿企业史和资本家的对工人剥削史的较全面的认识。
邓中夏自从投身五四运动以后，开始关注劳工问题。从此以后，他领导工人运动一直和调查城市工人情况紧密相连，调查研究服务于工人运动。邓中夏于1920年底到长辛店组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领导中国劳工运动。先后指导了1922年8月长辛店工人罢工、10月的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在上海指导22个日资纱厂4万多人罢工，之后又领导了省港大罢工。邓中夏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就是其亲身调查的过程，调查的目的直接为工人运动服务。1926年他对广州的工人生活、劳资状况做了详细调查，写成了《1926年之广州工潮》一文。在文中，他总结了通过广州工人运动得到的认识：第一工人们“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奋斗得来”，强调暴力获取利益的原因，“假使有其他更和平方法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些最低要求，我们何乐而不为，过去一年的工潮也可不致发生。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即此最低要求，我们还不知服了若干的牺牲代价”；第二条就是拥护中国；第三条是夺取革命领导权；第
四、建立革命的论文导读：源于：论文摘要范文www.7ctime.com上一页12
政权。[3]二、中国早期工人调查的主要特点：以阶级分析方法为主
虽然早源于：大学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期的人和当时的社会学者一同首先将目光聚集在城市生活的底层群里——工人，对他们展开一系列调查。但是，由于两者处于不同的位置，使用的分析方法绝然不同，继而得出的结论也天壤之别。
马克思主义者以阶级斗争的理论为分析武器的。这种阶级分析法不仅仅运用在以后的农村调查当中，同样运用于早期的城市工人运动调查。尽管，对于城市调查在中国建国前的历史中不占重要地位，但是也同样是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的，利用阶级分析法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同于纯粹的学者社会调查后的结论。
邓中夏是我党早期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开展城市工人调查最主要的代表者。他的代表作是《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这部著作主要介绍作者亲自参加和领导的历次工人罢工，并探讨其成败得失经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实地调查的总结，从中可以一窥早期人的工人运动政策。邓中夏在著作里将劳资双方的矛盾视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工人的一切权利都要靠自己的奋斗获得。工人阶级的最终出路是用政治军事的手段推翻资本剥削制度，由工人阶级掌权。他强调：“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优越地位是依靠在政治上的优越地位之势力保障之上，当工人阶级开始摇动资本家的利益时，资产阶级必定尽力用他们的国家机关之权力及军队、、法庭、监狱等压迫工人的行动。”“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者军阀资本家的利益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双方利益之冲突，就是阶级斗争，调和就是牺牲工人利益，工人为改良自己生活状况，必须不断的奋斗，但工人阶级要达到完全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自己掌握政权之后。”但是同时，他也认识到“我们敌人力量很大”，因此要取得斗争胜利，就必须团结，“不分国界省界，手艺、宗教，性别的阶级团结，自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自争求自由的政治斗争到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都要依靠团结这个武器”[4]。 源于：论文摘要范文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