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叙事诗革命与爱情：郭小川叙事诗主题内涵站
最后更新时间：2024-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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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激昂有余而悲壮不足、牺牲精神有余而人道主义关怀不足。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王金作为革命者的悲剧、内心的“惶乱”和“惊恐”以及他殉难般的宗教气质都使得这一人物显出了独特性。同样的，匪兵们的形象也与当时文学话语的描述迥然有别。从话语层面上而言，这些人是“敌人”。但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处理成面目狰狞、十恶不赦之
摘 要：五、七十年代，人性和爱情成为创作的禁区，因为人性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而爱情有可能损害革命者的纯洁性。在诗歌领域，郭小川的作品对人性与爱情进行了表现。正是有了郭小川的这些作品，五、七十年代的诗歌才不至于单调，反映了特殊年代里的诗歌写作的可能性。
关键词：叙事诗 王金 战争与爱情
1983年，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拍摄成功，这部电影改编自郭小川的同名诗《一个和八个》。影片的成功固然与制作者的创新理念有关，但“郭小川尝试本身提供的丰富内涵和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也功不可没。”导演张军钊说，他们选中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感到它与一般的战争题材作品相比，有些与众不同的特点……诗中写的这段故事，是任何史书，无论正史、野史，都找不到的。”
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故事：政治教导员、员王金被锄奸科长当成内奸，受到错误整肃，被投入战时监狱，与土匪大胡子、粗眉毛、瘦烟鬼、逃兵老万头、大个子、小狗子以及投毒犯、奸细等八名罪犯关一起。匪兵们对他是侮辱谩骂，同源于：硕士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志们对他是怀疑与仇视，王金并没有丧失对革命正义的信仰，而是忍辱负重，以圣徒般的言行感化了匪兵，唤醒了他们身上潜藏的人性，并启发了他们的民族觉悟。在一次与日寇的遭遇战中，他们奋勇杀敌，一个个成了“最勇敢的英雄”。王金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匪兵们也展示了他们人性善的一面。不幸的是，主人公的错案来不及纠正，却被判处了死刑。
王金的形象设计尽管过于完美，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信仰的崇高品德却焕发出闪亮的人格光辉。对于匪兵他是痛恨的，但当土匪大秃子扭了脚，眼看鬼子装甲车就要开过来，许志不得已要将其处决的情况下，王金主动背起大秃子前行，使队伍安全到达宿营地，并为大秃子治好了脚。疾恶如仇、恨之入骨、怒火万丈等等这些似乎是为革命者所应该具有的属性被宽恕、忍耐、同情等代替，革命的人转化为的人。所以，五、七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乐观有余而厚重不足、激昂有余而悲壮不足、牺牲精神有余而人道主义关怀不足。
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王金作为革命者的悲剧、内心的“惶乱”和“惊恐”以及他殉难般的宗教气质都使得这一人物显出了独特性。同样的，匪兵们的形象也与当时文学话语的描述迥然有别。从话语层面上而言，这些人是“敌人”。但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处理成面目狰狞、十恶不赦之徒，而是写出了他们在特殊情况下的勇敢耿直及民族正义感。现实生活中的人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评价，因为人性是复杂丰富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是从阶级的角度设置人物关系，这是对人性的简化与提纯，因为在阶级性上还有着民族性，而民族性上有着人性。郭小川就是超越了当时的阶级话语进入到民族性和人性的层面，所以匪兵的形象真实丰满，有血有肉，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白雪的赞歌》和《深深的山谷》两首诗创作于1957年。前者写的是女主人公于植在爱人于战斗中失踪后，虽然哀痛，但在革命信念的鼓舞下重新投入革命工作中。因儿子重病，她遇到了医生，情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但对爱的忠贞最终战胜了心灵的烦扰。后者写的是抗战初期，主人公大刘在往延安的路上遇到了“他”，二人因互相倾慕而心生爱恋。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主人公对革命越来越坚定，而“他”却一步步远离集体和斗争。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男主人公跳下“深深的山谷”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两首诗都是以女性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或恋人的在情感方面的缺点——于植的情感出轨和“他”的专注于爱情而忽略了时代——并作出了批判或否定，但我们还是觉得政治主题框架还是掩盖不了特定时期女性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
在得知丈夫失踪的不幸消息后，于植在绝望和哀愁里如同“一只张帆远去的船迷了路途。”这种心理感受不属于女战士而属于女人。尽管她以异乎寻常的狂热拼命地工作，却不能消除一个女性对情感的渴求。面对医生爱慕的暗示，坚贞与背叛使她情感纷乱复杂。医生几天不来，“天天都空让我焦心地把他等待”。尤其在得知医生突然离开她去了前线时：
我简直遭到了尖锐的一击
从他原来的寓所缓缓走回来
热辣辣的眼泪忽然掉下几滴
当时，我自己也感到几分惊奇
......
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对他的感情已不限于友谊？论文导读：吧，因为我们的感情跟雪一样洁白。”这样的结局是诗人的选择，更是时代的要求。但于植内心世界的情感波澜还是反映了爱情之于人生的意义——在个体生命中，爱情是自我存在的确证，是人的一种本能属性。《深深的山谷》中，大刘和“他”也有过炽热的爱情：他那强有力的拥抱和热烈的吻，呵，我的心真是又幸福、又狂乱！当
最终于植让理智战胜了情感，在和丈夫重逢后，毫无愧疚地说出了“今天的白雪格外叫人喜爱，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活的象征吧，因为我们的感情跟雪一样洁白。”这样的结局是诗人的选择，更是时代的要求。但于植内心世界的情感波澜还是反映了爱情之于人生的意义——在个体生命中，爱情是自我存在的确证，是人的一种本能属性。
《深深的山谷》中，大刘和“他”也有过炽热的爱情：
他那强有力的拥抱和热烈的吻，
呵，我的心真是又幸福、又狂乱！
当我清醒些时，才投在他的怀中，
哭泣我失去了少女的心的平安。
……
“延安的三个月的生活，
我们过得充实而且快乐，
延河边上每个迷人的夜晚，
都有我们俩的狂吻和高歌。
但当爱情遭遇革命时，“发生了一次小小的风波” ：“我”想到前线，而“他”只想留在延安，即使这里“也没有我们多少发展的余地”。在双方的争吵中，“我骂他这是卑鄙的个人主义。”这不是普通的恋人之间的争吵，它牵涉到政治思想上的分歧，革命成了爱情选择的唯一标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跳崖了，我与指导员结了婚，虽然他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可是我们走的是共同的人生的道路。/我是经过长久的考虑才爱上他的，/你知道，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幸福。”革命胜利了，可是爱情呢？我们不能怀疑“我”和指导员之间的幸福，可我们同样相信“我”和“他”之间爱情的真诚。这人生中的最宝贵东西的缺失总会造成人生的遗憾。
爱情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歌颂的永恒主题。战争与爱情并不相悖，甚至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下，爱情更显得崇高伟大，也更为弥足珍贵。在革命时代对爱情的书写，正体现了郭小川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生命的尊重，这是作为一名作家难能可贵的精神品格。
注释：
郭晓惠：《长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的心灵重创》，《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转引自郭晓惠：《长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的心灵重创》，《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摘 要：五、七十年代，人性和爱情成为创作的禁区，因为人性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情调，而爱情有可能损害革命者的纯洁性。在诗歌领域，郭小川的作品对人性与爱情进行了表现。正是有了郭小川的这些作品，五、七十年代的诗歌才不至于单调，反映了特殊年代里的诗歌写作的可能性。
关键词：叙事诗 王金 战争与爱情
1983年，被认为是第五代导演开山之作的电影《一个和八个》拍摄成功，这部电影改编自郭小川的同名诗《一个和八个》。影片的成功固然与制作者的创新理念有关，但“郭小川尝试本身提供的丰富内涵和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也功不可没。”导演张军钊说，他们选中这个故事的原因，是因为“感到它与一般的战争题材作品相比，有些与众不同的特点……诗中写的这段故事，是任何史书，无论正史、野史，都找不到的。”
叙事诗《一个和八个》描写的是抗日战争期间的故事：政治教导员、员王金被锄奸科长当成内奸，受到错误整肃，被投入战时监狱，与土匪大胡子、粗眉毛、瘦烟鬼、逃兵老万头、大个子、小狗子以及投毒犯、奸细等八名罪犯关一起。匪兵们对他是侮辱谩骂，同源于：硕士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志们对他是怀疑与仇视，王金并没有丧失对革命正义的信仰，而是忍辱负重，以圣徒般的言行感化了匪兵，唤醒了他们身上潜藏的人性，并启发了他们的民族觉悟。在一次与日寇的遭遇战中，他们奋勇杀敌，一个个成了“最勇敢的英雄”。王金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匪兵们也展示了他们人性善的一面。不幸的是，主人公的错案来不及纠正，却被判处了死刑。
王金的形象设计尽管过于完美，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变信仰的崇高品德却焕发出闪亮的人格光辉。对于匪兵他是痛恨的，但当土匪大秃子扭了脚，眼看鬼子装甲车就要开过来，许志不得已要将其处决的情况下，王金主动背起大秃子前行，使队伍安全到达宿营地，并为大秃子治好了脚。疾恶如仇、恨之入骨、怒火万丈等等这些似乎是为革命者所应该具有的属性被宽恕、忍耐、同情等代替，革命的人转化为的人。所以，五、七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乐观有余而厚重不足、激昂有余而悲壮不足、牺牲精神有余而人道主义关怀不足。
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王金作为革命者的悲剧、内心的“惶乱”和“惊恐”以及他殉难般的宗教气质都使得这一人物显出了独特性。同样的，匪兵们的形象也与当时文学话语的描述迥然有别。从话语层面上而言，这些人是“敌人”。但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处理成面目狰狞、十恶不赦之徒，而是写出了他们在特殊情况下的勇敢耿直及民族正义感。现实生活中的人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评价，因为人性是复杂丰富的。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是从阶级的角度设置人物关系，这是对人性的简化与提纯，因为在阶级性上还有着民族性，而民族性上有着人性。郭小川就是超越了当时的阶级话语进入到民族性和人性的层面，所以匪兵的形象真实丰满，有血有肉，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白雪的赞歌》和《深深的山谷》两首诗创作于1957年。前者写的是女主人公于植在爱人于战斗中失踪后，虽然哀痛，但在革命信念的鼓舞下重新投入革命工作中。因儿子重病，她遇到了医生，情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但对爱的忠贞最终战胜了心灵的烦扰。后者写的是抗战初期，主人公大刘在往延安的路上遇到了“他”，二人因互相倾慕而心生爱恋。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主人公对革命越来越坚定，而“他”却一步步远离集体和斗争。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男主人公跳下“深深的山谷”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两首诗都是以女性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或恋人的在情感方面的缺点——于植的情感出轨和“他”的专注于爱情而忽略了时代——并作出了批判或否定，但我们还是觉得政治主题框架还是掩盖不了特定时期女性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
在得知丈夫失踪的不幸消息后，于植在绝望和哀愁里如同“一只张帆远去的船迷了路途。”这种心理感受不属于女战士而属于女人。尽管她以异乎寻常的狂热拼命地工作，却不能消除一个女性对情感的渴求。面对医生爱慕的暗示，坚贞与背叛使她情感纷乱复杂。医生几天不来，“天天都空让我焦心地把他等待”。尤其在得知医生突然离开她去了前线时：
我简直遭到了尖锐的一击
从他原来的寓所缓缓走回来
热辣辣的眼泪忽然掉下几滴
当时，我自己也感到几分惊奇
......
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对他的感情已不限于友谊？论文导读：吧，因为我们的感情跟雪一样洁白。”这样的结局是诗人的选择，更是时代的要求。但于植内心世界的情感波澜还是反映了爱情之于人生的意义——在个体生命中，爱情是自我存在的确证，是人的一种本能属性。《深深的山谷》中，大刘和“他”也有过炽热的爱情：他那强有力的拥抱和热烈的吻，呵，我的心真是又幸福、又狂乱！当
最终于植让理智战胜了情感，在和丈夫重逢后，毫无愧疚地说出了“今天的白雪格外叫人喜爱，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活的象征吧，因为我们的感情跟雪一样洁白。”这样的结局是诗人的选择，更是时代的要求。但于植内心世界的情感波澜还是反映了爱情之于人生的意义——在个体生命中，爱情是自我存在的确证，是人的一种本能属性。
《深深的山谷》中，大刘和“他”也有过炽热的爱情：
他那强有力的拥抱和热烈的吻，
呵，我的心真是又幸福、又狂乱！
当我清醒些时，才投在他的怀中，
哭泣我失去了少女的心的平安。
……
“延安的三个月的生活，
我们过得充实而且快乐，
延河边上每个迷人的夜晚，
都有我们俩的狂吻和高歌。
但当爱情遭遇革命时，“发生了一次小小的风波” ：“我”想到前线，而“他”只想留在延安，即使这里“也没有我们多少发展的余地”。在双方的争吵中，“我骂他这是卑鄙的个人主义。”这不是普通的恋人之间的争吵，它牵涉到政治思想上的分歧，革命成了爱情选择的唯一标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跳崖了，我与指导员结了婚，虽然他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可是我们走的是共同的人生的道路。/我是经过长久的考虑才爱上他的，/你知道，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幸福。”革命胜利了，可是爱情呢？我们不能怀疑“我”和指导员之间的幸福，可我们同样相信“我”和“他”之间爱情的真诚。这人生中的最宝贵东西的缺失总会造成人生的遗憾。
爱情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歌颂的永恒主题。战争与爱情并不相悖，甚至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下，爱情更显得崇高伟大，也更为弥足珍贵。在革命时代对爱情的书写，正体现了郭小川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生命的尊重，这是作为一名作家难能可贵的精神品格。
注释：
郭晓惠：《长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的心灵重创》，《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
转引自郭晓惠：《长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的心灵重创》，《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