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议反思比较语言文化背景下对翻译反思

论文导读：比较文化语言学等理论让我们意识到：语言内部的问题，常常需要跨出语言形式的束缚，到语言之外去寻找答案。翻译及其教学就不能总是停留在对“主体”的“内省”中谋求问题的解决，而应该从“客体”“外拓”借助于语言学、文化学以及比较文化语言学等学科的滋养，通过对翻译流程及其赖以运作的周边环境的合理优化以及对诸多变量
摘 要：本文通过探讨翻译的过程和本质，简述了翻译中的折线过程和二度对话，和应该考虑到的四周环境，并提出翻译应该具备理解、比较和表达三个步骤，并在翻译时应该考虑到翻译目标、翻译方法和跨语言、跨文本、跨文化的思维方法，提出只有在比较语言文化的范围之中进行，才能够译味、译意。
关键词：翻译 比较语言文化
“翻译”一直被看作是最难的功课。学习了多年的外语经验告诉我们，在处理两种语言的翻译问题时，如果仅仅在字面上做文章，是触及不到问题的真相的，甚至会背离其原本的意义。时至今日，语用学、应用语言学、文化语言学乃至比较文化语言学等理论让我们意识到：语言内部的问题，常常需要跨出语言形式的束缚，到语言之外去寻找答案。
翻译及其教学就不能总是停留在对“主体”的“内省”中谋求问题的解决，而应该从“客体”“外拓”借助于语言学、文化学以及比较文化语言学等学科的滋养，通过对翻译流程及其赖以运作的周边环境的合理优化以及对诸多变量的综合考察来谋求问题的解决。
如果把翻译设定为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语言）“关系学”，那么翻译及其教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两种语言之间的内外关系，使之在改变了各自的形式之后依然保持其内在蕴含的“故我”，不失原有的“风姿”：如果直线式运作流程是造成翻译结果误差的理论根源，那么就应该有一条折线型转换流程与之相区别而存在；一次性转换是不足以完成“达意”的实践原因，那就需要增设一个过渡性预备转换过称，为翻译的最终“达意”先做好铺垫；如果仅靠单一的文本“上下文”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那么就需要构建一个超出文本环境的“周边环境”，从而给翻译流程提供一个良性运作的“大语境”——“话语”氛围。
句子的深层结构蕴含了一个句子的核心语义关系，在语言的深层结构中是具有相似性的，这些相似性在其表层结构的表现下就形成了不同的语言结构。深层结构被应用于早期的语义学理论中，强调了语法理论发展中现代分析法的重要性。对于学习者来说，利用这一理论可以来解释翻译的一条“线路”问题，即一条“折线”：首先要分析句子原语的表层结构，而后了解其深层结构蕴含的意义，再用目的语的表层结构中显现出准确的原语意义。也就是说，对等是存在于原语和目的语句子的深层结构之中的， 而并非表层结构之中。
既然走了折线，翻译的过程实际是一个二次对话的过程。首先，译者需要用原语和原语作者进行一度对话，理解其深层次的含义，之后再与读者或听者用目的语进行一度对话，将原语的意义完整准确的表达。要做到“得‘意’忘‘形’”，得深层意义，忘记句子的表象。
翻译应该有三个过程：理解、比较和表达。理解翻译走的“折线”道路，过程中进行的“二度对话”，以及翻译中要考虑到的“四周环境”。是在传递不同的文化，为了保证两种语言的使用者都能够理解，译者首先应该学会用译文表达思想，即要考虑“语境”。我们不能把翻译孤立的停留在句子和词汇上，翻译处理的是具体的、描写性的、充满个性的言语，语句或话语的意义所反映的特征并不仅仅由上下文（即文本因素）一种关系所独立决定，它既包括文本、文化、语言因素，又包括非文本、非文化、非语言因素，翻译时必须把双语中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乃至作者的生平及其写作风格等语外因素统统纳入到对话的语言环境中去统筹安排。一旦进入交际，涉及到跨文化的问题，纯粹的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或是比较文化学都不足以解决这里的问题，这是在一个大的比较语言文化学的环境之中进行的。目前很多书目着重对理解和表达的介绍和讲解，比较部分也只局限于对两种语言外在结构的比较，试图找到一种结构上的差异，这其实只是在语言的文字层面上做文章。而两种语言的差异，是不能仅仅从字面上来解释的。我们要做的不是单纯片面的把人们说出来的话（言语）作为一种符号去进行对比（从词汇、结构上），比较应该上升到文化比较的范围之中。文化有差异，也有偶然相合，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有区别，文化的区别归根结底还需要提升到哲学层面上去分析，也需要从思维模式上去寻根，更需要从生存环境上去考察。这些自然不是几篇文章能概括详述的，然而，它们确是翻译工作者所应该尽力做到和考虑到的。实际上，翻译不仅是一种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单位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所译文字必须在译语文化中产生预期的作用，并且发生相应的文化功能才算论文导读：
有效。翻译必须走出文本，走出科学，以便从文化语境的规约中求得在社会与文化层面的信息和效果的对等。只有比较好了，才能准确的运用目的语表达出来。
现在很多翻译教科书大部分是技巧式的经验传授和技术训练贯穿始终，将英汉和汉英翻译分而处理，无意中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立起来。一味的技巧操练，会忘记语言骨子里的东西——思想情感和文化，无助于学生创造思维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养的提高。真正好的教科书应该是可以让学生举一反三，明白一个道理，解决很多问题。我们不应过度重视语法规定性而不对语言的基本功能——描写性——给予重视，只有注重翻译处理言语的描写性特征，才能译味、译意。方法并不具有主宰性。未必用高明的技巧来指挥翻译，而应用活的思想去指导翻译实践，从自己的实践来重新看待技巧，不仅仅是一人的经验技巧的阐释就足够的，并不是否定方法，而是否定千篇一律的解决问题。语法结构是基础，但语言具有语义选择的功能，“言有尽而意无穷”，说的就是我们不能用具体的规定的语言去表达我们抽象的思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语言要处在文化之中，将翻译的东西真正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理解，并同时传递了作者的感情思想和风格，这才是翻译的目的。
参考文献：
Chomsky， Noam （1972）.Language and Mind.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1999）.
[3]许建平.《英汉互译实践与技巧》.（摘自：毕业论文提纲www.7ctime.com
2007）.清华大学出版社.
[4]丁衡祁.汉英翻译实践是再创作的过程[J].中国翻译，2005，26（5）：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