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背景下“南京大屠杀”三种叙事及国家形象建构-学术

论文导读：。影片以历史资料为中心，试图全景式叙述“南京大屠杀”，放弃了虚构的艺术特权。之所以把《南京！南京！》作为第二种叙述模式，是因为陆川在叙述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历史资料的图解7彩论文网怎么写论文www.7ctime.com，也不是非人的政治批判，而是站在超越阶级性、民族性的人性的角度上进行了艺术化叙述，体现在如
摘 要：“南京大屠杀”的跨文化叙述，就是在全球化语境中处理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经验，也是民族国家借助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塑造、展示自我形象的重要契机。目前出现了“正史”、“艺术”与“商业化”等三种叙事模式，但均缺乏本民族文化价值的阐释与立场，失去了从文化传统的深处表达民族灾难的思想力度。在遭遇他族入侵、惨遭杀戮的重大灾难面前，强调内部同一性的民族主义在凝聚人心、提振精神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这种民族国家意志的正当性、合理性不仅存在于叙述的影像世界，对于正处于“本土全球化”阶段、文化竞争激烈的当下，也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电影艺术；“南京大屠杀”；三种叙述模式；跨文化；民族主义；国家形象；建构
：A
与普通题材相比，构建国家形象所需的素材往往与国族政治相关，其中，民族存亡、浩劫、危机的灾难性事件，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以回溯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为契机，重述民族的生存危机、释放民族巨大悲痛，有效凝聚起国内民众的意志，表达特有的民族情感，形成利益高度一致的共同体。不仅如此，民族国家的灾难及其影响已经难以局限在国内，难以避免地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因此，对本民族灾难性事件的叙述，即是在世界舞台上表达民族国家特有的集体意志、政治观与价值观，展示、传播国家形象；并因其灾难性，更易于激发国际舆论人道主义的支持，被其他国家接受与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适合构建国家形象的素材之一。它具有宏大而高阶的全球性平台，如“二战”反法西斯的背景，类似的集体暴力与种族灾难，以及本身的多国性特征，曾经吸引了西方国家的关注。①到目前为止，国内电影出现三种各具特点的叙事模式，以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为代表的正史叙事模式，以陆川执导的《南京！南京！》为代表的文艺片模式，还有张艺谋新近的《金陵十三钗》的商业化叙事模式。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无论何种模式叙述效果都差强人意，在跨文化传播中遭到来自不同层面的质疑，内外效果差异甚大。我们认为，本民族灾难的叙述未能展示出一个健康、理性的国家形象，反而被认为是虚假的对外宣传，矫揉造作的情节剧，个中原因固然复杂，但客观地说，这与我们对这一题材的叙述缺陷密切相关。

一、政治、文化与经济：“南京大屠杀”的三种叙事模式

毋庸讳言，虽然国内政府与社会群体、民间组织对“南京大屠杀”周年都有规模不一的纪念、宣传，但这种社会仪式与活动大多停留在例行公事的层面上，大众传媒（包括电影等叙事媒介）的重视程度、持久程度均远远不够，这导致整个话题在国际上缺乏传播力。有学者指出：“整个‘冷战’时期，南京大屠杀是区域性话题，基本没有走出国门，至多也只是中日双边关系的议题。大屠杀被看作具体的历史事件，不具有哲学意义，无法提高到人类生存境遇和普遍经验的高度。”而在“冷战”之后，“南京大屠杀”在西方世界上依然处于失语状态。②
事实上，国内电影不乏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1987年罗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和吴子牛1995年拍摄的《南京大屠杀》代表了一种依据正史的叙述模式，坚守民族国家的特定立场，凝聚成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如出现中日组合的夫妻/恋人、台湾被征召入伍的日本士兵），严厉鞭挞日本军国主义非人的暴行、残忍，突出国人过去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他者的妖魔化和我族的凄惨形成强烈比照。然而，这种叙述局限于义愤的民族情感上，简单地理解这场灾难，缺乏直逼人性的力度。影片虽然叙述了相关的历史，但很难以探知灾难发生的深层原因。如吴子牛把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发生，归因于躲避负责安排难民饮食理由（“找筷子”），显然过于轻率，难以让人信服。但重要的是，电影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是在一个值得认同、理解的叙事者引导下，想象地经历故事虚构的情境。它强调叙述的特殊性、体验性。《南京大屠杀》里，医生一家（秦汉扮演）和老师（刘若英扮演）和观众之间并未建立起深刻的认同，其悲欢离合流于视觉表面。概言之，“正史”叙事模式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强调民族灾难中的集体形象，于是，镜头对准散落的人群，难以真正聚焦具体人物，深入复杂的内心世界。影片以历史资料为中心，试图全景式叙述“南京大屠杀”，放弃了虚构的艺术特权。
之所以把《南京！南京！》作为第二种叙述模式，是因为陆川在叙述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历史资料的图解7彩论文网怎么写论文www.7ctime.com
，也不是非人的政治批判，而是站在超越阶级性、民族性的人性的角度上进行了艺术化叙述，体现在如下几点：①在塑造人物方面，有意地跨越中日民族界限，以日本军人角川为视角，探索南京大屠杀对人性的摧毁。影片在中日民族之间平均用力，一方面大量的中国人毫无抵抗地被屠杀，另一方面，角川等在紧张、惶恐中度日，导演意欲表达“日军在战争中也付出了很多代价，可这个想法让我成为了众矢之的。”③②弱化民族主义，强调普适性的价值取向。影片虽然存在陆建雄、国际难民营等多条线索，但贯穿剧情始终的则是角川，表现日军的人性苏醒。和存在具体立场的民族主义相较，这种普适性主题要超越得多。③大量的日军日常的生活内容，淡化冲击，模糊战争的残酷性。陆川有意穿插大量的生活形态，试图把日本侵略者从“魔鬼”还原成“人”。④黑白片的艺术形式，突出光线的造型功能，体现了精致的艺术感。如果说他用普适的人性价值代替民族主义立场遭到了国人的强烈质疑，那么，黑白片的艺术形式，颇感艺术质感的光影造型，极具抒情的电影音乐还是得到了肯定。
相对说来，张艺谋的新作《金陵十三钗》具有特殊意义。影片上映以来占尽优势，成为2011年度票房最高华语影片，赢得国内观众的称赞，获得政府大力支持，代表中国大陆角逐美国奥斯卡。在商业资本天然趋利的推动下，它呈现出华语电影迄今最为开放的国际性，如编剧（移居美国的华裔作家）、导演（最具世界影响的华人导演）、题材（美国人救助中国女孩）、人物（好莱坞一线明星）与语言（大量使用英语对白）及其宗教元素（基督教），等等。由此出现了第三种叙事，即商业化模式。质言之，影片之所以国际性，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赚取票房，谋取更大的经济回论文导读：太了，有些看不下去。到影片放完时，就只剩下一些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残酷画面留在学生的脑子里，他们对影片的整体却没有把握。”⑧的确，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强调正史的叙述角度，注重“把档案馆里冷冰冰的资料视觉化”，如影片出现的两个日本军人杀人比赛，日军在中国小孩手中放炸弹等细节，更强调忠实于史料，给美国学生造成
报。因此，《金陵十三钗》虽然叙述沉重的民族灾难、历史记忆，却充满了商业化的世俗气质。“”（世俗性）挺身而出的壮举，改变了原来的负面形象，成为被称颂的“金陵十三钗”。对于可能制造全球票房障碍的民族主义，影片采取了迂回的叙事策略，一方面选取更具影响力的美国人，另一方面低调处理民族主义。们代替女学生赴会，并不是基于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是为了让女孩获得生存机会。影片有意省略可能刺激民族情绪的惨烈结尾，一切都在书娟等待、期盼的叙述声中突然结束。如此，“南京大屠杀”这一体现民族主义的重大历史题材，在张艺谋的叙述中反而透露出流行文化的特征，即用世俗的生命价值（如何在乱世中生存）削弱了民族在特殊时刻的超越性与神圣感，出现了平义倾向。吉姆·麦圭根认为：“文化平义是一些流行文化研究者的思想预设：普通人的符号经验和实践有重要意义，从分析和政治的观点来看问题，他们的经验和实践比大写的文化还重要。”④平义之所以盛行于流行文化，“普通人的符号经验和实践”之所以比“大写的”精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发表网www.7ctime.com
英文化更重要，是因为在当下社会中，普通人/多/量构成了对精英/少/质的包围，表现出“反精英”、“反智主义”的特征。它在专制的权威主义面前，显示出重要的价值意义。但是，在“后英雄”时代的大片中，自由、平等的生命观当下泛滥的消费主义合流，成为流行文化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甚至是衡量流行的重要标准。这是因为，“文化平义只专注消费这一维，其态势是钳形运动；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则推进全盘市场化”。⑤如上所述，文化平义之所以凸现多数的“普通人经验”，不外是因为消费行为“量的最大化”原理所决定的，也就是商业资本扩张的文化策略。可以说，《金陵十三钗》显示了经济资本整合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
这三种叙事模式均存在种种弊端。吴子牛“正史”的叙述模式突出民族浩劫的表面现象，未能充分发挥这一题材的极端性，拘泥于历史资料记载的真实性，仅仅停留在惯常的人伦情感，未能真实地表现“南京大屠杀”造成的内心震撼、人性裂变。陆川的《南京！南京！》借助普适的人性价值强调了这一题材的艺术性，但却回避了这一题材本身“难以回避”的国族政治特征，在本民族无比悲恸的惨剧面前，施暴的一面无论怎样也难以等同于受难者。因此，影片未能满足国内观众（特别是与之相关、已然存留着历史记忆的中国人）抚慰本民族精神创伤的观影期待。⑥张艺谋的“好莱坞式”商业叙述模式，在国内之所以受到热捧，不外是这一“英雄传奇”在中日民族对立的叙事框架中表现了反日的民族情绪（“金陵十三钗”和先前中立的美国人约翰最后都参与到抗日的行列），并且提供了华美的视觉和好莱坞一线明星。但是，这种商业化叙事严重侵蚀了题材的严肃性，被经济资本彻底驯服的故事传奇抽空了沉重的历史经验。这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

二、美国的接受心理：跨文化审视下

三种模式的传播效果
从中日敏感的政治关系说，叙述“南京大屠杀”绝不应当满足于国内的自说自话，或是被动地回应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重提这段国族灾难历史，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政治语境中设置议题，辨明历史真相，争取这段历史与事件的话语权。因此，考量南京大屠杀在美国所代表西方社会的传播效果就成了应有之义。
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在美国似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直到1997年，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一场遗忘的二战浩劫》，这一事件才引起美国的关注，尤其是她以的方式震撼了西方世界。⑦好在执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炎给我们提供了给美国学生放映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的鲜活经验：“学生们开始的反应是太恐怖、太了，有些看不下去。到影片放完时，就只剩下一些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残酷画面留在学生的脑子里，他们对影片的整体却没有把握。”⑧的确，吴子牛的《南京大屠杀》强调正史的叙述角度，注重“把档案馆里冷冰冰的资料视觉化”，如影片出现的两个日本军人杀人比赛，日军在中国小孩手中放炸弹等细节，更强调忠实于史料，给美国学生造成了电影“更像板着面孔的教科书”的印象。可以说，吴子牛“正史”式的叙述模式依赖于国内保存的史料，过多强调题材的政治性、民族性，在缺乏文化阐释与艺术形式的情况下，它被视为当下中国政府对外的政治宣传。
2011年，陆川的《南京！南京！》在美国上映，票房虽仅取得12万美元，但获得了较好评价。⑨如《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认为陆川是一位视觉艺术大师，“对比手法是这部电影的一大特色——有时场面宏大，有时细腻，有时侧重群体，有时关注个人，残酷与温暖并存。……他是一个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艺术家，用宽银幕，再加上用黑白片拍摄，他特意挑选出了一些特别的影像。”⑩《纽约客》认为：“这部中国战争影片展现了近年来很少看到了完美黑白影像。”除了黑白的艺术形式，西方媒体的称赞还包括影片人性化地表现日本军人。“陆川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这次大屠杀交响曲进行了精湛的电影呈现以及对于‘人’这一主题的格外关注，他的全球化的视野及态度在以上两上面都有体现。”这种人性化处理方式，避免刺激民族主义情绪。“《生死之城》没有牵涉到这样沉默的政治考量，但陆坚持要塑造人性化的日本人，特别是通过角川正雄这一角色，这本身就是勇敢的政治立场，也是勇气可嘉的道德立场。他拒绝将日本人描写成历史的野兽或怪物。”也就是说，塑造人性化的日本士兵，成为陆川“勇敢”的政治立场的表征。
与之不同的是，《金陵十三钗》在国内得到一致好评，却在美国市场上遭受恶评与冷遇，《纽约时报》、《好莱坞记者报》等著名媒体纷纷发表评论。伊曼纽尔·利维直言不讳地说：“《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从事电影行业取得成功以来最糟糕的作品之一。”而他所指的成功之作是1990年代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活着》。该影片的商业特征，被清楚地揭示出来。如美国著名影评人迈克·霍尔（Mike Hale）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叙述态度缺乏严肃及必要的尊重，出现“令人吃惊的轻佻”：“《金陵十三钗》由于所描述的事件与张艺谋的距离严重失衡论文导读：
而失败……本质上，对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他拒绝采取一种立场。”贾斯汀则指出：“这部电影无疑是保守的：用过于伤感的电影叙述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美国影评人认为，由于过于商业化，《金陵十三钗》已成为“廉价”的好莱坞情节剧，影像豪华、情节虚假。美国影评人托德·麦卡锡（Todd McCarthy）的文章开头就指出，只有好莱坞最愚笨的（the crassest）制片人才会在可怕的“南京大屠杀”中注入性诱惑（sex appeal），它却成为《金陵十三钗》的中心元素，这使再三被戏剧化的历史时刻呈现出不自然的、缺乏说服力的形态（look）。霍尔说得更明确：“他（指张艺谋——引者注）对待1937事件真正的方式是将之作为一个豪华、充满好莱坞情调的情节剧，这使他成为受欢迎的艺术大师（an art-house forite）。在这个过程中，他未能传达最重要的元素——庄严、历史力量，真正的悲悯——那些本来能使电影更有价值。”贾斯汀也注意到豪华的影像（the lurid beauty of the visuals）和虚情假意的故事（the hokey exaggerations of the story）之间的关联。视觉愉悦、影像华丽，但故事情节缺乏推敲，接近于粗糙的好莱坞情节剧，而与历史所包蕴的真实力量渐行渐远。源于：7彩论文网高中英语论文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