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宋代论宋代“文人之易”及其解易策略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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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摘要：宋代是易学研究史上的黄金时代，除了邵雍、程颐、朱熹等理学家热衷于易学研究之外，以欧阳修、苏轼、杨万里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也参与其中。在易学史上这样的“文人之易”的现象是很独特的，但一直被研究者忽略。从方法上说，他们的解易著作具有“以文解易”的特点，从思想上说，他们的解易著作具有“形而下”的特点。“以文解易”的方法，具体说就是文人在解易当中将《周易》看作一个文本，从文理、文势、文脉的角度去理解、判断《周易》；他们在解易中善于利用自身在文义的理解与阐释方面的优势；他们的解易同时是他们创作的一个方面，所以他们往往将自己的文风带入易学的著作中；他们还可以不拘泥于一般的经学注释方式，可以在各种文学文体中“以《易》为文”，展开对具体易学问题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易学；宋代；“文人之易”；以文解易
1003—0751（2013）02—0102—05
宋代是易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同时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杰出的大文学家热衷于易学研究，其中的欧阳修、苏轼、杨万里是重要的代表人物。易学摘自：本科毕业论文结论www.7ctime.com
研究一方面对于他们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文人的介入，也给易学史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留下了一些非常独特的解易著作。朱熹将解经者分成三类，他自己以“儒者之经”自居，以苏轼为代表的是“文人之经”，还有一类“禅者之经”。①朱熹提出的“文人之经”包括了苏轼等人的《书经》、《诗经》、《春秋》等经的研究，自然也包括了《周易》的研究。笔者将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的易学称为“文人之易”。在朱熹看来，也只有程、朱一系的“儒者之经”对于经典的阐释才是符合儒家思想的，所以他对于“文人之经”多有批评。朱熹对于“文人之经”的批评多集中在其儒家“理”的挖掘的一面，如他说的“东坡经解不甚纯”②。朱熹也有对于“文人之经”的褒扬，褒扬之处多集中在“文”的方面。这当然有朱熹的门户之见，但文学家解经的文人特色确实是很明显的。
从解经的方法上来看，文人解经有利用其文学特长“以文解经”的一面。具体在易学中，“以文解易”包括以下几个特点：一，文人解易，既尊重《周易》的经学性质，认识到其在六经中的地位，但又不像一些经学家将其神化，他们更能够平实地将其看作一个自足的、普通的文本，从文理、文势、文脉的角度去评价、分析、判断《周易》。二，“文人解经”具有的一个优势，就是文人在章句训诂、解读文意等方面的特长，这也是“文人之易”的特点之一。三，“儒者之经”往往可以“得意忘言”，抓住了儒家义理，不会过于在意其文词，不会带有特别鲜明的个性特色。不同于此，文人的解经著作，同样是他们的创作成果，几乎都带上了自己的文风，如欧阳修的平实，苏轼的奔放，杨万里的委婉，个性色彩浓厚。
朱熹在评价欧阳修的《诗》经学研究特点时说：“欧公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③这就是从文学家的角度看欧阳修经学的特点。是否符合文理，更是欧阳修易学的一大判断依据。欧阳修在易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第一次提出《系辞传》等易传并非孔子所作，否定河图、洛书以及谶纬等易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朱伯崑说欧阳修是“从逻辑上和文章的结构上，怀疑《系辞》等传为孔子所作”④。从文本的角度出发，欧阳修发现《系辞》等传有很多不合逻辑之处，存在着“众说淆乱”、“繁衍丛脞”的现象。比如“三才之道”的论述，有两次重复，《文言》乾之初九、《系辞传》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等语句有四处重复，“系辞焉而明吉凶”有五处重复。再如“自相乖戾”、“自相抵牾”之处，《系辞传》中关于八卦的起源有三说：一面说八论文导读：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在苏轼的《易传》中有段“解文释义”的话就得到了朱熹的称道，《易·说卦》中说：“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苏轼认为：“二‘言’，衍文也。当云‘说乎兑’‘成乎艮’。古者‘兑’‘说’通，无从‘言’者。或从而
卦来于天降（河出图洛出书说），一面又说是人为（圣人观象立卦说），还有八卦出于揲蓍说，这三种说法明显地自相矛盾，这也可以看出《系辞传》非圣人所作。又如，关于“子曰”，欧阳修认为在《论语》中因为是弟子记载孔子的话，所以才出现了“子曰”的字眼，而《易传》一直被认为是孔子亲自所著，那么出现“子曰”岂不自相矛盾？所以欧阳修说：“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⑤正是这些《易传》文本自身出现的不合文理之处给了欧阳修怀疑的证据。朱伯崑先生认为欧阳修对于《易传》的各种质疑，影响很大，这一成果的取得，与他的文学家身份和历史学家身份的修养是分不开的。⑥也有人对于欧阳修的结论表示不同意见，如台湾学者徐芹庭说：“欧阳修执为文之道，以考易十翼之文，而因其丛脞，致谓非出于孔子，此其弊在以《易》为文，非以《易》为道也。”⑦赞扬与批评都建立在欧阳修的文学家身份，以及他“以文解易”的特点上。
杨万里在《诚斋易传》中阐释《系辞传》也根据文势文脉来判断《系辞传》可能存在的乱简。他说：
自子曰：“夫《易》者何为者也？”以下一章，窃意亦有脱简紊编者。如曰“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此二语上下皆与前后之文不相联属，别释于后，姑试铨次之曰“子曰夫《易》者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⑧
杨万里没有认同欧阳修的《系辞传》非孔子作的观点，但他对于《系辞传》的文本也有怀疑，认为其中有很多的错简之处，怀疑的根据是“前后之文不相联属”，也就是说还是凭借文学家的敏锐，感觉到了文本的文脉不联，所以产生怀疑，重新对这段《系辞》文字进行了多处的调整。杨万里对这段文本的调整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其调整的立足点还是在把《周易》看作一个文本之上。所以朱伯崑说杨万里也是“注重从文字和义理两方面进行串讲，力求文理贯通”⑨。
《朱子语类》记载了一些对话，比较程颐和苏轼的《易传》：
曰：“程《易》不说《易》文义，只说道理极处，好看。”⑩
曰：“吕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谓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应有错处。”曰：“他说道理决不错，只恐于文义名物也有未尽。”又曰：“公看得诸家如何？”浩曰：“各有长处。”曰：“东坡解《易》，大体最不好。然他却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
从朱熹的话，可以看出他对于“儒者之易”与“文人之易”的基本判断。程颐的《易传》是“儒者之易”的代表，其长处在于“道理决不错”，说道理处“好看”，其劣势是“不说《易》文义”、“只恐于文义名物也有未尽”。苏轼的《易传》是“文人之易”的代表，在儒家义理的大问题上“大体最不好”，其优势在于“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在苏轼的《易传》中有段“解文释义”的话就得到了朱熹的称道，《易·说卦》中说：“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苏轼认为：“二‘言’，衍文也。当云‘说乎兑’‘成乎艮’。古者‘兑’‘说’通，无从‘言’者。或从而加之，故遂以为‘说言’，而离‘诚’以为二也。”这里苏轼是从他对文法的熟悉程度作出的判断，清人李元春说苏轼“明于古文，亦就本文例之”。这正是朱熹称赞苏轼解易“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的地方。
对于《周易·涣》卦的阐释多是集中在揭示散与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常聚焦于人心涣散与人心凝聚的关系。《涣》卦九四爻辞为：“涣其群，元吉。”程颐解释“涣其群”为：“天下涣散，而能使之群聚，可谓大善之吉凶也。”朱熹虽然服膺于程颐的《易传》，对于苏轼《易传》多有批评，但在这里朱熹一改常态，对苏洵、苏轼的《涣》的解释大加赞赏，他说：
问：“诸家《易》除《易传》外，谁为最近？”曰：“难得。其间有一二节合者却多，如‘涣其群’，伊川解却成‘涣而群’。却是东坡说得好：群谓小队，涣去小队，使合于大队。”
老苏云：“《涣》之九四曰论文导读：
：‘涣其群，元吉。’夫群者，圣人之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惟九四能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苏天资高，又善为文章，故此等说话皆达其意。
“涣其群”，言散小群做大群，如将小物事几把解来合做一大把。东坡说这一爻最好，缘他会做文字，理会得文势，故说得合。
朱熹认为程颐的解释，是将“涣其群”解释成“涣而群”，是指涣散之后再将人凝聚起来，这不符合原意。而苏洵的解释是“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就是指使“小人私群”涣散，而成就一个“公道”的大群，这才是“涣其群”的原意。苏轼在《易传》中说：“涣而至于群，天下始有可收之渐。其德大者，其所群也大；其德小者，其所群也小。小者合于大，大者合于一，是谓‘涣其群’也。”这个解释也是延续苏洵而来，就是使小群队涣散，并做成一个大群。朱熹分析的苏洵、苏轼解释更接近原意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文学家身份“善为文章”，“会做文字，理会得文势”。
三、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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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家解经最重要的是挖掘经典所蕴含的意义，所以往往可以“得意忘言”，不在乎解经文字的艺术性。文人解经往往是将经学著作也当成了作品来进行创作，所以他们的解经著作会打上文人独特的个性风格，他们的文风也相应影响到他们的经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东坡易传》云：
至其他推阐理势，言简易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词博辨，足资启发，又乌可一概屏斥耶？
对于苏轼的《易传》历来争议很多，四库馆臣在这里其实是肯定了其价值。但这种肯定多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进行的。他们给《东坡易传》的三点评价“言简易明”、“曲譬之旨”、“文词博辨”，也正是苏轼文章的特点，这也是作为文学家的苏轼研究易学的独特之处，他是将其文风带入易学著作的创作中。首先说的是其《易传》的简明，这其实也是苏轼文风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曲譬之旨”，施补华《岘佣说诗》：“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苏轼诗文的善用比喻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他的《易传》同样具有他为文的这一特点。苏轼《易传》好用比喻说理，如“水”是苏轼在解易当中常用的一个喻体，在苏轼的《易传》中，水具有很多的意义。如在《乾》卦中以水为喻来说明乾的刚健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涣》卦中以水为喻，说明“不与民争，听其自择，从而导之”自然主义的道理。第三点是纪昀评价苏轼《易传》的特点“文词博辨”。纪昀所说其实延续了明人陈所蕴的评价，陈所蕴在《苏氏易解序》中说：
所自《周易》而下，既受程、朱《传》、《义》而卒业，或窥其一斑。后得《苏长公易解》于武林卓尔康氏，乍读之，若望海若茫无际涯。再读之，稍稍有伦脊。三四读，不自知其沉面濡首矣……《苏氏易解》于二家《传》、《义》，合者不能什二三，顾其言纵横荡恣、奥渺汪洋，创为千古以前未经剖判之论，垂为千古以后不可磨灭之见，要以借《易》之旨而发摅胸中自有之奇，其意所欲达，即不难纡徊曲折以伸其说，然于《易》之旨卒无悖，而于《传》、《义》异而不害其为同也。
陈所蕴在这里肯定了苏轼《易传》的价值，虽然他也认识到了和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相比，苏轼的《易传》相合之处甚少，但他认为这不足以成为否定其价值的根据。他高度肯定了苏轼《易传》所带有的苏轼的文风，初看是“茫无际涯”，语言“纵横荡恣、奥渺汪洋”，以及“纡徊曲折以伸其说”的表达方式。这样的评价同样与人们对苏轼文风的评价几无二致。
《诚斋集》卷九四《庸言》十四，有问“汉儒句读之学何如？”杨万里答曰：“非不善也。说字无字外之句，说句无句外之意，说意无意外之味。故说经弥亲，去经弥疏。”汉学与宋学是经学的两大形态，汉学的特色在于章句之学，宋学的特色在于义理之学。杨万里认为汉学的说经文字，过于繁琐力图穷尽意义，他并不认同。杨万里认为说经和作诗一样，不能把话说尽，不能穿凿附会，需要有“字外之句”、“句外之意”、“意外之味”，这样的提法不由令人想起他文学批评中常常提到的饴荼之喻的“诗味”说，他将其论诗的心得，拿来论经，认为阐释六经同样也需要反对直白，提倡含蓄蕴藉的风格。他的《诚斋易传》也正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诚斋易传》最大的特点是以史证易，在这个证易的过程中，往往历史是言，而现实才是言外之意，历史是味，政治才是味外之味。对论文导读：说卦曰乾刚，又曰乾为天，为君，故君德体天，天德主刚，风霆烈日，天之刚也，刚明果断，君之刚也。君惟刚则勇于进德，力于行道，明于见善，决于改过，主善必坚，去邪必果……故亡汉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刚健之过也。然强足拒谏，强明自任，岂刚也哉。杨万里是主战派，在《乾》卦的阐释中则特意发挥《乾》中的刚健
于当下政治的不满，杨万里不是采用了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以史解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杨万里对于《乾》卦的解释：乾杂卦曰乾健，说卦曰乾刚，又曰乾为天，为君，故君德体天，天德主刚，风霆烈日，天之刚也，刚明果断，君之刚也。君惟刚则勇于进德，力于行道，明于见善，决于改过，主善必坚，去邪必果……故亡汉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刚健之过也。然强足拒谏，强明自任，岂刚也哉。
杨万里是主战派，在《乾》卦的阐释中则特意发挥《乾》中的刚健之意，他没有直接批评朝廷的主张，而是以汉唐的史实来委婉告诫皇帝，发挥刚健之德，不然会有亡国的危险。还有刚健之德应该表现在对外作战，而不是对待劝谏的大臣们。
杨万里在《庸言》中有颇耐人寻味的一段话：
或问：“程子说《易》，谓‘五，君位也，惟《旅》之六五，独不取君义，盖君无旅也’，信乎？”杨子曰：“出居于郑，在干侯，孙于越，旅也。幸蜀，幸奉天，亦旅也。”“然则程子谓君无旅，何也？”曰：“是固作易者与说易者之所讳也。非讳也，不忍言也。”
《旅》卦顾名思义，是旅行在外之意，而其中的六五又是君王之象，程颐认为君王不可能有落魄旅外的情况，杨万里不同意这样的解法。这样的情况在程颐的北宋没有发生，但在杨万里这里显然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隐指他《虞允文神道碑》中提到的宋高宗“解散百官，浮海避狄”的那段往事。在杨万里看来，含蓄委婉、温柔敦厚，既是诗歌的表达方式，也应该是说易的方法。以史证易，以史论为政论，以史实喻现实，这大概就是杨万里所说的说经的“字外之句”、“句外之意”、“意外之味”，是他说的“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杨万里的经学著作也确实具有诗文那样的“味外之味”。
与文人、文学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提到两点，一是“宋儒以《易》为文”，一是“以韵文赞《易》”。“以《易》为文”就是宋代文人在创作当中以易学的问题为文、论、赋的主题，“以韵文赞《易》”是用诗赋的方式赞美《周易》。
王禹偁有以《周易》为主题一些赋、论，如《贤人不家食赋》取自《大畜》卦的彖辞“不家食吉，养贤也”，意谓在上者能够礼贤下士。《明夷九三爻象论》是对《明夷》卦九三爻爻辞“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的解释。王禹偁有《复见其天地之心赋》一文，是对《复卦》彖辞“复见其天地之心”的阐释。同样是针对《复》卦，苏舜钦的《复辨》一文多被忽略，这应该是宋代易学史很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对于王弼易学的批判。王弼易学在宋代有褒有贬，褒其义理解易的方向，批判其老庄解易的思想倾向。苏舜钦的《复辨》正是对王弼易学中的道家思想展开的批判，他以儒家的“有”对抗道家的“无”，以儒家的主动主刚对抗道家的主静主阴，他的批判开了程颐批判之先声。苏舜钦对于《复》卦的阐释也是时代学术风气转变的一个信息，是儒家思想对抗道释的一个缩影。
欧阳修有篇文章《送王陶序》，又名《刚说送王先辈之岳阳》，这篇文章名为序，而其实是一篇关于《易》的刚健精神的专论。主要讨论君子是否应该用刚，以及君子如何用刚的问题。整篇文章欧阳修提到的卦有《乾》、《姤》、《剥》、《坤》、《复》、《大壮》、《夬》、《泰》等，围绕的话题就是如何实现《周易》中的刚健精神。
苏轼以易学为主题的论、赋，主要有《通其变使民不倦赋》、《御试重巽申命论》、《物不可以苟合论》等三篇。《通其变使民不倦赋》出于《易·系辞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苏轼此赋所要阐释的道理和《系辞传》类似，他反对僵固思维，讲究通变，提倡顺应民意。《御试重巽以申命论》是苏轼殿试的考题，题目来自《巽》卦的《彖传》：“重巽以申命。”巽为风，象征君命的畅达，意谓上可以申命下达，下应该以下从上，苏轼在文章中则强调了体恤民意、仁爱地对待百姓的一面，以实现“重巽之道，上下顺也”。《物不可以苟合论》题目来自《易·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卦是象征文饰的，苏轼在《易传》中说：“直情而行谓之‘苟’，礼以饰情谓之‘贲’。”人与人的交往（《噬嗑》卦）需要“以礼饰情”（《贲》卦），也就是强调儒家的文饰礼义的合理性。君臣、父子论文导读：
、夫妇等关系中都需要有“礼”（即“贲”）的存在，而不能“苟合”在一起。因为经学注释体例的限制，很多的问题无法深入在《易传》中加以探讨，苏轼便在这些文章中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是苏轼才情的体现，也是其易学思想的展开。
范仲淹也创作了相当多的以《周易》内容为主题的律赋。据李凯的文章《范仲淹与易学》所统计，范仲淹现存律赋35篇，此为宋人现存律赋最多者。在这35篇律赋中，篇题出自于《周易》（包括经、传）就有10篇之多，它们是：《蒙以养正赋》、《贤不家食赋》、《穷神知化赋》、《易兼三才赋》、《乾为金赋》、《体仁足以长人赋》、《制器尚象赋》、《天道益谦赋》、《圣人大宝曰位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范仲淹有专门的解易著作《易义》，对六十四卦当中的二十七卦进行了阐释，他的这些以《周易》为主题的律赋，是他利用文章的形式其对《周易》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更深入的探讨。
文人在解易时以文章的形式或论或赋，对某个易学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这是“以《易》为文”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种徐芹庭说的“以文赞《易》”的情况，这一些诗文并不直接涉及易学的某个问题，而只是表达对于《周易》的一种态度。如范仲淹诗云：“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况有南窗姬《易》在，此心那更起纤尘。”梅尧臣《闲居》诗云：“读《易》忘饥倦，东窗尽日开。庭花昏自敛，野蝶昼还来。谩数过篱笋，遥窥隔叶梅。唯愁车马入，门外起尘埃。”欧阳修《读易》诗云：“饮酒横琴销永日，焚香读《易》过残春。”周敦颐诗云：“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苏轼诗云：“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策曾忤时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诗。”魏了翁诗云：“起傍梅花读《周易》，一床明月四檐声。”
宋代文人解易的现象比较突出，“文人之易”遭到以朱熹为代表的儒者的轻视，但“文人之易”也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有其个性化的特点，“文人解易”也给易学史带来了新的气象与特色。
注释
①②③⑩《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93、3120、2089、1650、1663、1641、1685页。④⑥⑨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91、94、405页。⑤《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1123、633页。⑦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中国书店，2008年，第639页。⑧《诚斋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本，1990年，第223、3页。《苏氏易传》，《三苏全书》第一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394、327、410、398页。金生杨：《〈苏氏易传〉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第238页。《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003页。《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页。《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第1552页。《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3613、3566页。李凯：《范仲淹与易学》，《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范仲淹全集》，薛正兴校点，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86、77页。《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27页。《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第247页。《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75页。《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第15
摘要：宋代是易学研究史上的黄金时代，除了邵雍、程颐、朱熹等理学家热衷于易学研究之外，以欧阳修、苏轼、杨万里为代表的文人群体也参与其中。在易学史上这样的“文人之易”的现象是很独特的，但一直被研究者忽略。从方法上说，他们的解易著作具有“以文解易”的特点，从思想上说，他们的解易著作具有“形而下”的特点。“以文解易”的方法，具体说就是文人在解易当中将《周易》看作一个文本，从文理、文势、文脉的角度去理解、判断《周易》；他们在解易中善于利用自身在文义的理解与阐释方面的优势；他们的解易同时是他们创作的一个方面，所以他们往往将自己的文风带入易学的著作中；他们还可以不拘泥于一般的经学注释方式，可以在各种文学文体中“以《易》为文”，展开对具体易学问题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易学；宋代；“文人之易”；以文解易
1003—0751（2013）02—0102—05
宋代是易学史上的重要时期，同时还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杰出的大文学家热衷于易学研究，其中的欧阳修、苏轼、杨万里是重要的代表人物。易学摘自：本科毕业论文结论www.7ctime.com
研究一方面对于他们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文人的介入，也给易学史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留下了一些非常独特的解易著作。朱熹将解经者分成三类，他自己以“儒者之经”自居，以苏轼为代表的是“文人之经”，还有一类“禅者之经”。①朱熹提出的“文人之经”包括了苏轼等人的《书经》、《诗经》、《春秋》等经的研究，自然也包括了《周易》的研究。笔者将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的易学称为“文人之易”。在朱熹看来，也只有程、朱一系的“儒者之经”对于经典的阐释才是符合儒家思想的，所以他对于“文人之经”多有批评。朱熹对于“文人之经”的批评多集中在其儒家“理”的挖掘的一面，如他说的“东坡经解不甚纯”②。朱熹也有对于“文人之经”的褒扬，褒扬之处多集中在“文”的方面。这当然有朱熹的门户之见，但文学家解经的文人特色确实是很明显的。
从解经的方法上来看，文人解经有利用其文学特长“以文解经”的一面。具体在易学中，“以文解易”包括以下几个特点：一，文人解易，既尊重《周易》的经学性质，认识到其在六经中的地位，但又不像一些经学家将其神化，他们更能够平实地将其看作一个自足的、普通的文本，从文理、文势、文脉的角度去评价、分析、判断《周易》。二，“文人解经”具有的一个优势，就是文人在章句训诂、解读文意等方面的特长，这也是“文人之易”的特点之一。三，“儒者之经”往往可以“得意忘言”，抓住了儒家义理，不会过于在意其文词，不会带有特别鲜明的个性特色。不同于此，文人的解经著作，同样是他们的创作成果，几乎都带上了自己的文风，如欧阳修的平实，苏轼的奔放，杨万里的委婉，个性色彩浓厚。
四、“以《易》为文”，文人利用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特长，不
仅在专门的易学著作中如《易童子问》、《东坡易传》、《诚斋易传》中阐释其易学思想，同时突破经学注释的体例所限，发挥文学家的特长，利用文、诗、论、赋等形式，就某个易学问题展开更深入的论述。一、文理文势
将六经看作一个文本，从文本的自足性去理解、分析、判断经学文本，这是“文人之经”的一大特点。欧阳修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疑古的经学家，他经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可以称之为“以文解经”。就是在经学阐释中，常常从文本的文理、文势、文脉等角度去怀疑经学著作的真伪，判断后人经学的阐释得失之处，进而表达自己的理解。朱熹在评价欧阳修的《诗》经学研究特点时说：“欧公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③这就是从文学家的角度看欧阳修经学的特点。是否符合文理，更是欧阳修易学的一大判断依据。欧阳修在易学上最大的贡献，就是第一次提出《系辞传》等易传并非孔子所作，否定河图、洛书以及谶纬等易学中的神秘主义倾向。朱伯崑说欧阳修是“从逻辑上和文章的结构上，怀疑《系辞》等传为孔子所作”④。从文本的角度出发，欧阳修发现《系辞》等传有很多不合逻辑之处，存在着“众说淆乱”、“繁衍丛脞”的现象。比如“三才之道”的论述，有两次重复，《文言》乾之初九、《系辞传》的“乾以易知，坤以简能”等语句有四处重复，“系辞焉而明吉凶”有五处重复。再如“自相乖戾”、“自相抵牾”之处，《系辞传》中关于八卦的起源有三说：一面说八论文导读：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在苏轼的《易传》中有段“解文释义”的话就得到了朱熹的称道，《易·说卦》中说：“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苏轼认为：“二‘言’，衍文也。当云‘说乎兑’‘成乎艮’。古者‘兑’‘说’通，无从‘言’者。或从而
卦来于天降（河出图洛出书说），一面又说是人为（圣人观象立卦说），还有八卦出于揲蓍说，这三种说法明显地自相矛盾，这也可以看出《系辞传》非圣人所作。又如，关于“子曰”，欧阳修认为在《论语》中因为是弟子记载孔子的话，所以才出现了“子曰”的字眼，而《易传》一直被认为是孔子亲自所著，那么出现“子曰”岂不自相矛盾？所以欧阳修说：“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⑤正是这些《易传》文本自身出现的不合文理之处给了欧阳修怀疑的证据。朱伯崑先生认为欧阳修对于《易传》的各种质疑，影响很大，这一成果的取得，与他的文学家身份和历史学家身份的修养是分不开的。⑥也有人对于欧阳修的结论表示不同意见，如台湾学者徐芹庭说：“欧阳修执为文之道，以考易十翼之文，而因其丛脞，致谓非出于孔子，此其弊在以《易》为文，非以《易》为道也。”⑦赞扬与批评都建立在欧阳修的文学家身份，以及他“以文解易”的特点上。
杨万里在《诚斋易传》中阐释《系辞传》也根据文势文脉来判断《系辞传》可能存在的乱简。他说：
自子曰：“夫《易》者何为者也？”以下一章，窃意亦有脱简紊编者。如曰“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此二语上下皆与前后之文不相联属，别释于后，姑试铨次之曰“子曰夫《易》者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⑧
杨万里没有认同欧阳修的《系辞传》非孔子作的观点，但他对于《系辞传》的文本也有怀疑，认为其中有很多的错简之处，怀疑的根据是“前后之文不相联属”，也就是说还是凭借文学家的敏锐，感觉到了文本的文脉不联，所以产生怀疑，重新对这段《系辞》文字进行了多处的调整。杨万里对这段文本的调整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其调整的立足点还是在把《周易》看作一个文本之上。所以朱伯崑说杨万里也是“注重从文字和义理两方面进行串讲，力求文理贯通”⑨。
二、解文释义
“文人解经”有一个优势在于解释文义方面，对于苏轼的《易经》研究，朱熹肯定其长处在于对于“文义”的解释。《朱子语类》记载了一些对话，比较程颐和苏轼的《易传》：
曰：“程《易》不说《易》文义，只说道理极处，好看。”⑩
曰：“吕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谓若如此看文字，有甚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应有错处。”曰：“他说道理决不错，只恐于文义名物也有未尽。”又曰：“公看得诸家如何？”浩曰：“各有长处。”曰：“东坡解《易》，大体最不好。然他却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
从朱熹的话，可以看出他对于“儒者之易”与“文人之易”的基本判断。程颐的《易传》是“儒者之易”的代表，其长处在于“道理决不错”，说道理处“好看”，其劣势是“不说《易》文义”、“只恐于文义名物也有未尽”。苏轼的《易传》是“文人之易”的代表，在儒家义理的大问题上“大体最不好”，其优势在于“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在苏轼的《易传》中有段“解文释义”的话就得到了朱熹的称道，《易·说卦》中说：“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苏轼认为：“二‘言’，衍文也。当云‘说乎兑’‘成乎艮’。古者‘兑’‘说’通，无从‘言’者。或从而加之，故遂以为‘说言’，而离‘诚’以为二也。”这里苏轼是从他对文法的熟悉程度作出的判断，清人李元春说苏轼“明于古文，亦就本文例之”。这正是朱熹称赞苏轼解易“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的地方。
对于《周易·涣》卦的阐释多是集中在揭示散与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经常聚焦于人心涣散与人心凝聚的关系。《涣》卦九四爻辞为：“涣其群，元吉。”程颐解释“涣其群”为：“天下涣散，而能使之群聚，可谓大善之吉凶也。”朱熹虽然服膺于程颐的《易传》，对于苏轼《易传》多有批评，但在这里朱熹一改常态，对苏洵、苏轼的《涣》的解释大加赞赏，他说：
问：“诸家《易》除《易传》外，谁为最近？”曰：“难得。其间有一二节合者却多，如‘涣其群’，伊川解却成‘涣而群’。却是东坡说得好：群谓小队，涣去小队，使合于大队。”
老苏云：“《涣》之九四曰论文导读：
：‘涣其群，元吉。’夫群者，圣人之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惟九四能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苏天资高，又善为文章，故此等说话皆达其意。
“涣其群”，言散小群做大群，如将小物事几把解来合做一大把。东坡说这一爻最好，缘他会做文字，理会得文势，故说得合。
朱熹认为程颐的解释，是将“涣其群”解释成“涣而群”，是指涣散之后再将人凝聚起来，这不符合原意。而苏洵的解释是“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就是指使“小人私群”涣散，而成就一个“公道”的大群，这才是“涣其群”的原意。苏轼在《易传》中说：“涣而至于群，天下始有可收之渐。其德大者，其所群也大；其德小者，其所群也小。小者合于大，大者合于一，是谓‘涣其群’也。”这个解释也是延续苏洵而来，就是使小群队涣散，并做成一个大群。朱熹分析的苏洵、苏轼解释更接近原意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文学家身份“善为文章”，“会做文字，理会得文势”。
三、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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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家解经最重要的是挖掘经典所蕴含的意义，所以往往可以“得意忘言”，不在乎解经文字的艺术性。文人解经往往是将经学著作也当成了作品来进行创作，所以他们的解经著作会打上文人独特的个性风格，他们的文风也相应影响到他们的经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东坡易传》云：
至其他推阐理势，言简易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词博辨，足资启发，又乌可一概屏斥耶？
对于苏轼的《易传》历来争议很多，四库馆臣在这里其实是肯定了其价值。但这种肯定多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进行的。他们给《东坡易传》的三点评价“言简易明”、“曲譬之旨”、“文词博辨”，也正是苏轼文章的特点，这也是作为文学家的苏轼研究易学的独特之处，他是将其文风带入易学著作的创作中。首先说的是其《易传》的简明，这其实也是苏轼文风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曲譬之旨”，施补华《岘佣说诗》：“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苏轼诗文的善用比喻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他的《易传》同样具有他为文的这一特点。苏轼《易传》好用比喻说理，如“水”是苏轼在解易当中常用的一个喻体，在苏轼的《易传》中，水具有很多的意义。如在《乾》卦中以水为喻来说明乾的刚健具有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涣》卦中以水为喻，说明“不与民争，听其自择，从而导之”自然主义的道理。第三点是纪昀评价苏轼《易传》的特点“文词博辨”。纪昀所说其实延续了明人陈所蕴的评价，陈所蕴在《苏氏易解序》中说：
所自《周易》而下，既受程、朱《传》、《义》而卒业，或窥其一斑。后得《苏长公易解》于武林卓尔康氏，乍读之，若望海若茫无际涯。再读之，稍稍有伦脊。三四读，不自知其沉面濡首矣……《苏氏易解》于二家《传》、《义》，合者不能什二三，顾其言纵横荡恣、奥渺汪洋，创为千古以前未经剖判之论，垂为千古以后不可磨灭之见，要以借《易》之旨而发摅胸中自有之奇，其意所欲达，即不难纡徊曲折以伸其说，然于《易》之旨卒无悖，而于《传》、《义》异而不害其为同也。
陈所蕴在这里肯定了苏轼《易传》的价值，虽然他也认识到了和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相比，苏轼的《易传》相合之处甚少，但他认为这不足以成为否定其价值的根据。他高度肯定了苏轼《易传》所带有的苏轼的文风，初看是“茫无际涯”，语言“纵横荡恣、奥渺汪洋”，以及“纡徊曲折以伸其说”的表达方式。这样的评价同样与人们对苏轼文风的评价几无二致。
《诚斋集》卷九四《庸言》十四，有问“汉儒句读之学何如？”杨万里答曰：“非不善也。说字无字外之句，说句无句外之意，说意无意外之味。故说经弥亲，去经弥疏。”汉学与宋学是经学的两大形态，汉学的特色在于章句之学，宋学的特色在于义理之学。杨万里认为汉学的说经文字，过于繁琐力图穷尽意义，他并不认同。杨万里认为说经和作诗一样，不能把话说尽，不能穿凿附会，需要有“字外之句”、“句外之意”、“意外之味”，这样的提法不由令人想起他文学批评中常常提到的饴荼之喻的“诗味”说，他将其论诗的心得，拿来论经，认为阐释六经同样也需要反对直白，提倡含蓄蕴藉的风格。他的《诚斋易传》也正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诚斋易传》最大的特点是以史证易，在这个证易的过程中，往往历史是言，而现实才是言外之意，历史是味，政治才是味外之味。对论文导读：说卦曰乾刚，又曰乾为天，为君，故君德体天，天德主刚，风霆烈日，天之刚也，刚明果断，君之刚也。君惟刚则勇于进德，力于行道，明于见善，决于改过，主善必坚，去邪必果……故亡汉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刚健之过也。然强足拒谏，强明自任，岂刚也哉。杨万里是主战派，在《乾》卦的阐释中则特意发挥《乾》中的刚健
于当下政治的不满，杨万里不是采用了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以史解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杨万里对于《乾》卦的解释：乾杂卦曰乾健，说卦曰乾刚，又曰乾为天，为君，故君德体天，天德主刚，风霆烈日，天之刚也，刚明果断，君之刚也。君惟刚则勇于进德，力于行道，明于见善，决于改过，主善必坚，去邪必果……故亡汉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刚健之过也。然强足拒谏，强明自任，岂刚也哉。
杨万里是主战派，在《乾》卦的阐释中则特意发挥《乾》中的刚健之意，他没有直接批评朝廷的主张，而是以汉唐的史实来委婉告诫皇帝，发挥刚健之德，不然会有亡国的危险。还有刚健之德应该表现在对外作战，而不是对待劝谏的大臣们。
杨万里在《庸言》中有颇耐人寻味的一段话：
或问：“程子说《易》，谓‘五，君位也，惟《旅》之六五，独不取君义，盖君无旅也’，信乎？”杨子曰：“出居于郑，在干侯，孙于越，旅也。幸蜀，幸奉天，亦旅也。”“然则程子谓君无旅，何也？”曰：“是固作易者与说易者之所讳也。非讳也，不忍言也。”
《旅》卦顾名思义，是旅行在外之意，而其中的六五又是君王之象，程颐认为君王不可能有落魄旅外的情况，杨万里不同意这样的解法。这样的情况在程颐的北宋没有发生，但在杨万里这里显然是有特定含义的，就是隐指他《虞允文神道碑》中提到的宋高宗“解散百官，浮海避狄”的那段往事。在杨万里看来，含蓄委婉、温柔敦厚，既是诗歌的表达方式，也应该是说易的方法。以史证易，以史论为政论，以史实喻现实，这大概就是杨万里所说的说经的“字外之句”、“句外之意”、“意外之味”，是他说的“无刺之之词，亦不见刺之之意”，杨万里的经学著作也确实具有诗文那样的“味外之味”。
四、以《易》为文
台湾学者徐芹庭在《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一书中，注意到了宋代易学源于：毕业设计论文www.7ctime.com与文人、文学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提到两点，一是“宋儒以《易》为文”，一是“以韵文赞《易》”。“以《易》为文”就是宋代文人在创作当中以易学的问题为文、论、赋的主题，“以韵文赞《易》”是用诗赋的方式赞美《周易》。
王禹偁有以《周易》为主题一些赋、论，如《贤人不家食赋》取自《大畜》卦的彖辞“不家食吉，养贤也”，意谓在上者能够礼贤下士。《明夷九三爻象论》是对《明夷》卦九三爻爻辞“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的解释。王禹偁有《复见其天地之心赋》一文，是对《复卦》彖辞“复见其天地之心”的阐释。同样是针对《复》卦，苏舜钦的《复辨》一文多被忽略，这应该是宋代易学史很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对于王弼易学的批判。王弼易学在宋代有褒有贬，褒其义理解易的方向，批判其老庄解易的思想倾向。苏舜钦的《复辨》正是对王弼易学中的道家思想展开的批判，他以儒家的“有”对抗道家的“无”，以儒家的主动主刚对抗道家的主静主阴，他的批判开了程颐批判之先声。苏舜钦对于《复》卦的阐释也是时代学术风气转变的一个信息，是儒家思想对抗道释的一个缩影。
欧阳修有篇文章《送王陶序》，又名《刚说送王先辈之岳阳》，这篇文章名为序，而其实是一篇关于《易》的刚健精神的专论。主要讨论君子是否应该用刚，以及君子如何用刚的问题。整篇文章欧阳修提到的卦有《乾》、《姤》、《剥》、《坤》、《复》、《大壮》、《夬》、《泰》等，围绕的话题就是如何实现《周易》中的刚健精神。
苏轼以易学为主题的论、赋，主要有《通其变使民不倦赋》、《御试重巽申命论》、《物不可以苟合论》等三篇。《通其变使民不倦赋》出于《易·系辞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苏轼此赋所要阐释的道理和《系辞传》类似，他反对僵固思维，讲究通变，提倡顺应民意。《御试重巽以申命论》是苏轼殿试的考题，题目来自《巽》卦的《彖传》：“重巽以申命。”巽为风，象征君命的畅达，意谓上可以申命下达，下应该以下从上，苏轼在文章中则强调了体恤民意、仁爱地对待百姓的一面，以实现“重巽之道，上下顺也”。《物不可以苟合论》题目来自《易·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卦是象征文饰的，苏轼在《易传》中说：“直情而行谓之‘苟’，礼以饰情谓之‘贲’。”人与人的交往（《噬嗑》卦）需要“以礼饰情”（《贲》卦），也就是强调儒家的文饰礼义的合理性。君臣、父子论文导读：
、夫妇等关系中都需要有“礼”（即“贲”）的存在，而不能“苟合”在一起。因为经学注释体例的限制，很多的问题无法深入在《易传》中加以探讨，苏轼便在这些文章中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是苏轼才情的体现，也是其易学思想的展开。
范仲淹也创作了相当多的以《周易》内容为主题的律赋。据李凯的文章《范仲淹与易学》所统计，范仲淹现存律赋35篇，此为宋人现存律赋最多者。在这35篇律赋中，篇题出自于《周易》（包括经、传）就有10篇之多，它们是：《蒙以养正赋》、《贤不家食赋》、《穷神知化赋》、《易兼三才赋》、《乾为金赋》、《体仁足以长人赋》、《制器尚象赋》、《天道益谦赋》、《圣人大宝曰位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范仲淹有专门的解易著作《易义》，对六十四卦当中的二十七卦进行了阐释，他的这些以《周易》为主题的律赋，是他利用文章的形式其对《周易》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更深入的探讨。
文人在解易时以文章的形式或论或赋，对某个易学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这是“以《易》为文”的情况。除此之外，还有种徐芹庭说的“以文赞《易》”的情况，这一些诗文并不直接涉及易学的某个问题，而只是表达对于《周易》的一种态度。如范仲淹诗云：“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况有南窗姬《易》在，此心那更起纤尘。”梅尧臣《闲居》诗云：“读《易》忘饥倦，东窗尽日开。庭花昏自敛，野蝶昼还来。谩数过篱笋，遥窥隔叶梅。唯愁车马入，门外起尘埃。”欧阳修《读易》诗云：“饮酒横琴销永日，焚香读《易》过残春。”周敦颐诗云：“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苏轼诗云：“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策曾忤时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诗。”魏了翁诗云：“起傍梅花读《周易》，一床明月四檐声。”
宋代文人解易的现象比较突出，“文人之易”遭到以朱熹为代表的儒者的轻视，但“文人之易”也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有其个性化的特点，“文人解易”也给易学史带来了新的气象与特色。
注释
①②③⑩《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193、3120、2089、1650、1663、1641、1685页。④⑥⑨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二，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91、94、405页。⑤《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1123、633页。⑦徐芹庭：《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中国书店，2008年，第639页。⑧《诚斋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本，1990年，第223、3页。《苏氏易传》，《三苏全书》第一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394、327、410、398页。金生杨：《〈苏氏易传〉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第238页。《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003页。《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页。《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第1552页。《杨万里集笺校》，中华书局，2007年，第3613、3566页。李凯：《范仲淹与易学》，《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范仲淹全集》，薛正兴校点，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86、77页。《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27页。《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第247页。《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75页。《苏轼诗集》，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第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