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陷阱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若干深思怎样

论文导读：
摘要：收入陷阱存在于各收入阶段，表现为低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高等收入陷阱。西方国家及“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告知我们必须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积累效应以及收入的公平分配。而中国目前人力资本投资及收入分配状况都令人堪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就不能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乏力。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正面临着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要顺利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先解决好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及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关键词：收入陷阱；人力资本；收入分配；社会阶层
1007-2101（2012）06-0037-06

一、各个收入阶段都有收入陷阱

在全国政治经济学第十四届年会上（2012，太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提出了如果说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话，是否各个收入阶段都会存在收入陷阱的疑问。我们认为，我们在关注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不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各收入阶段都有收入陷阱。

(一)低等收入陷阱

低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由于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始终难以跨越低等收入水平鸿沟的现象。有代表性解释成因理论主要有以下四种。
1. 马尔萨斯的“人口危机”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有一些内容过于激进，但其揭示的“人口危机理论”能够解释目前非洲地区经济发展滞后，跳不出低收入陷阱的部分原因。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必定会引起贫穷的出现。2009年，非洲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2.45%，而人口（100 835.4万人）占世界总量（682 798.8万人）的14.77%①，并且非洲的人口增长还将持续，有专家预计非洲2050年人口将达到20亿。经济增长方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非洲依赖资源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增长将更趋缓慢。庞大的人口比例与极少的经济财富形成强大的反差，使得非洲长期处于“低收入陷阱”。
2. 纳克斯的“贫穷循环”论。纳克斯（1953）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论证低收入国家与地区为何长期陷入贫穷，走不出“低收入陷阱”：从供给方面来讲，低收入意味着低储蓄能力，低储蓄能力决定了低资本的形成，低资本投入必然形成低产出，低产出最终导致低收入，这一过程在没有外力的助推下，会无休止的循环下去；从需求方面来讲，低收入意味着低购买力，低购买力使得投资不足，投资不足形成低产出，低产出导致低收入，这一过程在没有外力施加下，也会无休止的循环，使得低收入地区难以逃出贫穷循环的魔咒。
3. 纳尔逊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经济学家R.R.Nelson（1956）发表了以《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为题的论文，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形成，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跳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和经济增长。
4. 萨克斯与华纳的“资源诅咒”论。萨克斯和华纳（1995）以71个国家为样本，研究自然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与地区，经济增长慢于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与地区，这一现象被称为“资源诅咒”。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徐康宁等以中国各省为样本，研究认为国内也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国内拥有丰裕自然资源的地区如云南、贵州、山西、陕西、甘肃、东北等，其经济增长明显滞后，并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低收入水平。对于“资源诅咒”形成的原因，Auty（1995）认为是进口替代政策导致；Torvik（2001）认为是寻租引起生产效率下降；Gylfason（2001）认为自然资源的繁荣使得大量资本流入该产业，导致了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而人力资本则是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重要动力。

(二)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目前，“拉美陷阱”是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案例，原因在于拉美地区中大部分国家滞留“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过长。截至2011年，智利滞留40年，乌拉圭滞留38年，墨西哥滞留37年，巴西滞留36年，哥伦比亚滞留32年，阿根廷滞留49年②。此外，还有以泰国、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亚国家，也已经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较长时间，且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摘自：毕业论文模板www.7ctime.com
人均收入增速放缓，部分学者担心这些国家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综述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如下：收入差距过大；人力资本投资缺乏；进口替代战略的实施；比较优势丧失或不明显；产业结构升级滞后；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腐败多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

(三)高等收入陷阱

根据“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我们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收入达到高等收入水平后，由于未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福利、负债、老龄化、经济泡沫等关系，造成经济增长危机，这样的现象称为“高等收入陷阱”。日本的经济泡沫、美国的金融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案例可以解释“高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
1. 经济泡沫陷阱影响经济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日本经济经历了10年高速增长，却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历了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幻灭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幻灭后的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10年（1992—2002年）的经济衰退，期间经济波动较大，直到2003年才逐步复苏（见图1）。
2. 金融陷阱拖累经济发展。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阶段，失业问题严重，2008年美国的经济达到零增长状态，2009年更是出现了负增长，失业率高达9.30%（见图2）。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还在持续，目前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在8%以上，经济增长也依旧乏力。源于：标准论文格式范例{#Get论文导读：穷状态进入中层或高层，即使新成长“文二代”和当前的一些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高收费、高物价也逐步走向了奴化（房奴等）和贫穷化，使得中产阶级逐渐减少。这一现象正在加速贫富两极分化。另外，高税收、高房价、高收费、负利率、股市黑幕使得中产阶级不能成为促进中国经上一页1234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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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亚洲四小龙”跨跃“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经验

历史上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顺利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用了17年，新加坡用了18年，韩国用了23年，中国台湾用了17年，使人均GDP突破10 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见表1）。
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等国家或地区相比，“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主要有：
1. 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公平化。“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各有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重视人力资本投资，重视教育的公平化。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为它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等一系列的改革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例如新加坡，其教育经费在1959—1983年，增长了27.3倍。韩国教育经费在1966—1976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年均8.8%，1984年更是达到13.3%③。而拉美国家中的墨西哥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在1970—1995年，只是在3%上下浮动。“亚洲四小龙”除了在人力资本上加大投入外，更是注重教育机会的均等化，极重视基础教育投入，这也是为什么拉美国家在加大教育投入后，未产生与“亚洲四小龙”一样的经济效应的原因之一。比如，1985年，委内瑞拉高等教育预算占教育支出的43.4%，而韩国仅为10.3%，委内瑞拉基础教育支出比重仅有31%，韩国却高达83.9%。对基础教育的重视，才能使得更多的民众分享教育资源，使得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2. 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方式发生明显转变，从生产要素投入为主的传统增长模式转变为以技术和生产效率提高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表现为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比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以韩国为例，1970年劳动生产率、资本劳动比、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14.2%、5.9%、38.3%，至1990年，这些数值分别变为29.9%、24.3、49.0%④。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亚洲四小龙”成功摆脱低成本优势战略，转换到创新优势战略。与此同时，韩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1980—1997年，其第一产业占GDP比重由14.7%降至5.7%，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由39.8%升至42.9%，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由45.5%升至51.4%，这一产业结构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为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注重社会公平及收入阶层结构合理化。“亚洲四小龙”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保证居民收入的同步增长，并摘自：论文查重站www.7ctime.com
不断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形成了中产阶级居多的“橄榄球型”收入阶层结构。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1961—1970年，其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这一期间是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关键时期，极易出现收入差距扩大及社会两极分化的情况，但由于对这一问题的足够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应对，其收入差距没有扩大，反而有所下降。1953年，基尼系数高达0.558，1964年降为0.321，1980年更是降至0.277⑤，之后其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3左右。尽管如此，政府依旧将增加居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任务，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最终形成中产阶级比例高的收入阶层结构。尽管1998年之后，台湾的经济增长放缓，但其中产阶级依然保持在55%左右。

三、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程度低，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较为严重，且一些现象也在阻碍着缩小收入差距的进程。

(一)工会组织无力保障劳动者收入的增长

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而世界平均值是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均值则为50%。对于劳动者工资的保障，西方国家的劳动者有工会作为强大的后盾，而目前我国很多企业中还没有组建工会，在组建的工会中，工会职能也与国外工会大相径庭。原因如下：首先，国外工会是由工人自发组织，领导人由工人推选，组织经费由工人们自筹的代表工人群体利益的自治组织，而中国的工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工会却由资方组建，领导人由资方任命，经费主要由资方拨付。其次，国外工会是资方的对手，而中国的一些工会则是资方助手或朋友，甚至是下属机构。在国外，工会一旦提出什么要求，资方就必须派出代表与工会代表平等协商或谈判，如果谈不拢或解决不了问题，工会就可能“闹事”，比如罢工。但中国还没有形成这种机制，所以，不能有效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不能通过工会的力量保障职工的收入增长。

(二)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的以GDP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长期以GDP为导向的增长方式，让中国在2010年登上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位置。但这样的增长方式也应该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民幸福度，人民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成果。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本地区的GDP，将过多的资源用于投资，而不用于民生方面。1978—2007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65%降到1

1.15%，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62.34%下降到42.6%。

(三)社会阶层流动固化正在催生畸形的收入阶层结构

社会阶层流动固化使我国内部人控制扩大化、职业世袭化、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日趋严重。“官二代”“富二代”“微富二代”“垄二代”“星二代”正在承继父辈成为新的富有阶层，而“农二代”“工二代”“穷二代”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贫穷状态进入中层或高层，即使新成长“文二代”和当前的一些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高收费、高物价也逐步走向了奴化（房奴等）和贫穷化，使得中产阶级逐渐减少。这一现象正在加速贫富两极分化。另外，高税收、高房价、高收费、负利率、股市黑幕使得中产阶级不能成为促进中国经论文导读：资途径，但目前中国以圈钱为主导，极少分红的资本市场，散户盈利者已是凤毛麟角，2011年，中国股民平均亏损达到4万元人民币⑥；同时，负利率也使得中产阶级的财富大大缩水。这一系列因素，将促成中国“哑铃型”收入阶层结构（穷人和富人越来越多，而中产阶级逐渐减少）。这种畸形的收入阶层结构很难形成我国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济发展的强大消费力量。中国内地的中产阶级无法享受到香港人20万年薪只交200元人民币个税的幸福；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是美国的4.17倍，日本的3.76倍，欧盟的2.33倍；因公路收费推高的物流成本，使得民众承担了比国外高出许多的商品物价；面对一些城市上百万的房价，一套房子足以消灭一个中产阶级，为购买房产的中产阶级只得减少消费与投资；股票投资是中产阶级比较普遍的投资途径，但目前中国以圈钱为主导，极少分红的资本市场，散户盈利者已是凤毛麟角，2011年，中国股民平均亏损达到4万元人民币⑥；同时，负利率也使得中产阶级的财富大大缩水。这一系列因素，将促成中国“哑铃型”收入阶层结构（穷人和富人越来越多，而中产阶级逐渐减少）。这种畸形的收入阶层结构很难形成我国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四)一些国有企业加剧收入不平等

虽然长期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国有企业存在的一些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加剧收入不平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加大了国有企业在职员工与下岗员工的收入差距；国企高管过高的薪酬又加大了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一些垄断企业高薪酬还加大了与竞争企业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有研究报告指出，石油、电力、烟草等行业人员职工数占全国职工不到8%，而其工资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为社会分红提供资金支持。

(五)社会分红的实现遥遥无期

由于中国的很多资源都集中在国家手中，因此“国富”是容易的，但是要做到“民富”就很难，根据国际经验，实现社会分红能实现“国富”与“民富”同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俄罗斯每年都从国有垄断企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提取资金用于提升国民收入和福利。再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州政府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资源性收入，1976年通过宪法修正案成立“永久基金”，以便向所有的阿拉斯加州居民发放等额分红。1982年，阿拉斯加州居住期在6个月以上的40多万居民每人收到了第一张价值1 000美元支票的社会分红，近些年提高到每年每位居民3 000美元的分红。委内瑞拉也利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带来的丰厚收益实施了社会分红。新加坡也实施了社会分红，但其是对财政盈余部分的分红，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不久，2001年，为了帮经济困难的民众度过难关，新加坡政府从多年财政盈余中拨出资金，向国民免费派发股份，至此定期与国民分享财政盈余便成了新加坡政府的惯例。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曾有专家提出在我国实行社会分红的建议但还没有被采纳。

四、中国必须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一)经济增长来源已由投资和出口转向了消费和分配

纵阅经济学说史，财富是来源于流通、生产、消费、分配四环节：重商主义强调财富来源于流通环节；古典主义学派中李嘉图等强调财富重点来源于生产环节；西斯蒙第反对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强调消费优先于生产，生产服从消费；凯恩斯主义特别是新剑桥学派强调分配，特别是收入公平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长期以来我国利用增加投资和出口使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目前依赖于流通和生产创造财富的方式已遭遇瓶颈，必须通过消费创造财富，而解决好消费不足的问题，势必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解决好公平分配问题。

(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要由物本经济发展转向人本经济发展

物本经济思想过于强调物质财富的增值，单纯的追求物质财富，忽视“公共目标”，就会造成失业、通货膨胀、贫富差距、腐败、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使人的幸福感大大降低。人本经济思想则主张追求公平，注重劳动解放，保障人权，不是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是更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历史的发展及中国目前的现实情况，都决定了物本经济发展转向人本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1. 物本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由物本经济发展转向人本经济发展。物本经济发展自1825年出现经济危机后，先后发展为V字型→U字型→L字型。20世纪30年代L字型经济大危机标志着物本经济的终结，凯恩斯革命标志着人本经济的开始。
2. 物本经济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想方设法提高本地区的GDP：一方面，大兴土木，翻修路段，重复建设，最终GDP提升了，但白白浪费很多宝贵的资源。另一方面，大量引进外资，耗用大量的土地、矿产等资源，同时造成污染，恶化生态环境。
3. 物本经济造成高额国民痛苦指数。全球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的“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有71%的人表示自己生活艰难，17%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困苦。此外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幸福度排名榜显示，中国排名第112位，这与经济总量排名第2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政策建议

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达国家或地区成功的经验告知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发展，这些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要通过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积累及合理的收入层次结构的形成来实现。因此，目前中国必须先解决好人力资本投资及收入分配问题。
1. 转变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人本经济思想体现了人们追求幸福的本性，主张追求公平，注重劳动解放，保障人权，不是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是更关注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中国以GDP为导向的物本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牺牲社会公平及社会幸福度为代价的，必须转变为人本经济增长方式，那么指导经济发展的思想先要转变，表现在考核经济增长的指标上，可用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基尼系数、人民幸福度等人性化指标取代GDP指标，GDP指标只作为参考。
2. 通过合理的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加快缩小收入差距的进程，可利用税收机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第

一、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且累进税率应该具有更明显的差别性论文导读：

，降低月薪20 000万元以下的税率，月薪20 000元以上的税率应逐级提高，通过个税改革减缓收入差距过大的局面。第二，要降低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培养更多的中产阶级。第三，仿效西方的遗产税与赠与税并收的方法，防止通过提前赠与的方式偷漏缴遗产税，也同时减缓代际收入差距。
3. 消除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的不利影响。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现象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更严重的是其阻碍了中国人力资本的完善，必须消除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现象：首先，建立三公（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就业市场，扫清就业过程中的不公平制度，杜绝公务员招选过程中的“走后门”事件，取消垄断行业及事业单位的就业人员内度等。其次，降低房产等生活成本，让家庭释放出更多的收入进行教育投资。
4. 逐步实现国企利润全面共享化。实现国企利润全面共享化可通过三种方式：第一，提高国企利润的上缴比例，形成政府的财政收入，将财政盈余以分红的方式发放给全社会公民。第二，通过全民持股的方式，基于能源、金融、烟草等国有企业稳定并强大的盈利能力，全民持有这些企业的股票使得全民一直分享到企业发展带来的利益。第三，将部分国企收益充实社保基金，改善落后的养老及医疗保障水平。第四，对垄断暴利型国有企业按照一般竞争型企业获得利润标准，超出部分以社会红利形式交由国家，分配给全体国民。
5. 教育投资数量和质量增长并重。综合中西方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不难发现这些国家的共性：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教育状况前景堪忧，教育投资的数量与质量都与“亚洲四小龙”及西方国家差距过大。要改善这种情况，首先，提高教育投资额占GDP的比重；其次，在加大教育数量投资的基础上，要保证质量的提升，比如重点投资基础教育、缩小农村与城市的教育差距、重视职业教育投资、拨付于高校的资金用在实处等。
注释：
①资料来源于联合国统计司，2011年。
②转引自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1期，第2-15页。
③资料引自张飞，全毅：《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比较》，《亚太经济》，2012年第1期，第89-93页。
④资料引自全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东亚的经验及启示》，《世界经济研究》，2012年源于：硕士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第2期，第70-75页。
⑤资料引自韩跃明：《台湾地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做法和启示》，《大连干部学刊》，2012年第1期，第50-53页。
⑥资料来源于《活不下去的中产阶级》，腾讯财经，finance..com，2012-05-20。
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