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本近现代日本社会变革内在逻辑怎样

论文导读：
【作者简介】
王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研究方向：日本论、亚洲论、近现代日本政治外交思想史、日本右翼、日本智库、日本军事安全战略、日本政局及中日关系走向分析。
主要著作：《日本右翼——组织·人物·思想》、《日本智库与对华外交》、《中日韩民族主义》等。
摘要从明治维新到平成维新，日本社会一直没有解决好是向“西”还是向“东”的问题，日本政府实施的是“现实主义”外交方针，而社会底层却一直涌动着“理想主义”的暗流。中日两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以及近代化步伐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近代日本与现代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未来，中日两国如何处理对美关系，如何调整两国之间的矛盾成为这两个亚洲大国必须认真完成的“作业”。
关键词 变革逻辑自我定位现实主义正常国家右翼势力
当1889年亚洲第一部宪法在日本颁布，人们希望日本能带头走一条之路。当“兴亚”呼声起于日本，东方一些国家渴望“亚洲一体”。然而，众所周知，近代日本的“兴亚”以“侵亚”告终。同样，西方的“制度”至今也没能真正在日本扎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近70年，日本仍在“自立”与“附庸”之间徘徊。战败，使日本从“亚洲盟主”的高位跌落下来；崛起，使日本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经济大国。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日本在走向“正常国家”的过程中，其躁动与不安，不仅给周边带来恐惧，也考验着处于十字路口的大和民族的理性与智商。
社会变革：从“明治维新”到“平成维新”
从“明治维新”开始，历经“昭和维新”，再到“平成维新”，我们发现日本社会变革具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革命”被“改良”所取代。人们常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究其原因，正是由其社会发展的改良性质所决定的。近代日本“文明开化”的旗手是那些“尊王攘夷”者，而那些侵略亚洲的急先锋不是“欧美派”，恰恰是“亚洲派”。明治维新使近代日本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使之确立了政治制度并跻身列强之林。但是，近代日本国家的真正权力核心却是藩阀、财阀与军阀。政党政治想取代藩阀政治，军阀想取代财阀。“昭和维新”就是中下级青年将校替中小资产阶级和农源于：普通论文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民请命，以表达对大财阀、大军阀以及污吏的不满。“满洲国”就是他们的试验场、他们企图在国外建立“理想国”。这里培养出一大批“新官僚”，为战后日本重建准备了队伍，岸信介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却忘了这是在侵害别国的主权。北一辉理想中的“革命大帝国”日本，到头来只能变成了侵略的大日本帝国。
明治维新“废藩置县”、“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是在德川幕府“版籍奉还”、“王政复古”的前提下进行的，近代日本构建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集权政治体制。但正如幕府成立以来“万世一系”的天皇一直都没能真正掌权一样，近代的日本天皇也没能成为决策的真正核心，先是“藩阀”、后是“军阀”，控制着近代日本的政军大权。明治政府的“政治”有名无实，政府成立18年后的1885年，日本“内阁制”才得以建立，而当“帝国议会”于1890成立时，《大日本帝国宪法》已经颁布一年了。尽管如此，日本还是在近代化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其实，中国洋务运动的效果一点不比日本差，1886年“长崎事件”发生时大清朝就已显现出高于日本的实力。但其后仅10年光景，中日力量对比就发生了质的变化。日本不但严格贯彻“和魂洋才”，甚至有政策精英鼓吹“洋魂洋才”。日本除了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在政治法律制度上创立起近代国家框架。另外，在构建教育体系和转变思维模式上，日本也做了不少“功课”。
中日双方力量消长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物质上，更表现在精神上。“中体西用”甚至在今天都没有过时，但在日本，19世纪80年代末期，“汉魂”与“汉才”一样受到质疑，“东洋史学”的建立，就是日本人“中国观”第三次变迁的先兆。以甲午战争为标志，日本蔑视中国的心态正式确立起来。日本在古代曾吸收中国文化，实施“和魂汉才”的改革开放路线。近代以来，汹涌的西化大潮让日本无力抵挡，要想摆脱被殖民化的厄运就必须与列强为伍，并导入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为此，必须排除作为“虚学”的理学，由西方的“实学”取而代之。明治政府的一些高官和智囊对于西方文化也是来者不拒并极端发挥，“鹿明馆文化”就是其中一例。19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日本将吃牛肉、跳交际舞视为近代化的标志，当时的长森有礼甚至异想天开地想给日本人换血，鼓动用与西方人通婚的办法来改变大和民族的落后基因。
西化派的极端做法遭到传统派的抨击，“国粹派”诞生并主张恢复日本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价值标准。“保守派”与“民族派”的诉求在19世纪末西化派对外扩张的进程中成为社会与民意基础，其后的“大正运动”使之受到一约。但进入昭和时代后，日本的国际战略环境以及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短暂的政党政治结束，取而代之的便是军部影响的不断扩大。军部上层的对外扩张以及中下级军官对现实的不满交织在一起，使日本的权力结构发生倾斜并失去平衡。在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影响下，青年将校们频频发动军事政变，以此逼迫政府实施社会改革。他们在积极向亚洲扩张势力的同时，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战败后，日本在盟军司令部的监督下实施了近代以来的第二次“化”改革，并颁布了《日本国宪法》，即所谓的“和平宪法”。这次改革虽然也保留了旧官僚机构，但较之近代，来的更彻底：天皇由“神”变成“人”，军队发动战争的权力被剥夺。战后日本走出了一条重经济、轻武装的“和平主义”道路。作为战后日本的主流路线，“吉田路线”除了在初期受到鸠山一郎内阁挑战外，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基本规定着战后日本的政治体系框架。吉田路线严格地限制日本发展武装，但其前提是“亲美反共”。“追随美国”并成为美国附庸，是这条路线的基本战略选择。也正是这条路线，使日本在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大和民族在战后废墟上站立论文导读：国的“特殊利益”也不放松，但此时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与西方世界抗衡。进入昭和前期（1926年～1945年），世界金融危机困扰着日本，在内外交困的现实面前，日本试图利用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资源，为自己与西方列强争霸创造条件，这就是其兜售“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目的。日本以“亚洲盟主”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却是为自己谋求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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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列强的冲击面前，如何认识西方、如何调整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为自己在新国际秩序中进行重新定位，是摆在日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外交课题。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签订，这是日本“开国”以来所签订的唯一一个平等条约。日本终于使天皇与大清皇帝处于平等的位置。与此同时，日本也似乎找到了凌驾于朝鲜之上的理论根据。刚刚进入近代的日本并未选择与周边国家建立对等关系的道路，而是选择了扩张“国权”的道路。日本开始向亚洲显示其“武威”，并企图在北部割占满洲、南部割占台湾、吕宋诸岛，并迫使朝鲜、琉球朝贡。
在实施对外扩张的进程中，“征韩论”首先拉开了日本“大陆政策”的序幕。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征韩派”（“亚洲派”）和主张先治理国内的“内治派”（“西化派”）意见不一。“内治派”认为日本应“休养生息”、先搞经济建设，养源于：论文封面格式www.7ctime.com
精蓄锐之后再图向外扩张。“征韩派”则想抢在西方列强之前占领朝鲜，将西方殖义者挡在东亚大门之外。其实，两派只是在征韩时间的先后上意见不一致。当时的朝鲜属于华夷秩序的一员，他们只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而不认可日本。日本想通过与中国签订平等条约来获得与其平起平坐并高朝鲜一头的地位，但遭到朝鲜的拒绝与反对。于是，日本通过1875年的“江华岛事件”与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西方殖义者对付亚洲的那一套拿来对付近邻国家。日本通过条约中承认朝鲜“自主独立”的条款来否定大清朝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为摆脱中国干涉和入侵朝鲜扫清道路。
日本的自我定位与其中国观、亚洲观以及国际观密切相连。一方面，日本把欧洲作为“文明的偶像”，另一方面又把欧洲看成利欲熏心的殖义者。“近代日本人的国际观是在‘东洋对西洋、文明对野蛮’的框架内形成的，在按道德划线时日本把自己划归东洋，在按文明划线时日本又把自己划归西洋。日本自视为‘东洋内部的小西洋’，将自己看成亚洲文明的中心，并具有一种‘促进清韩两国国内改革’的责任感。”③福泽谕吉就曾断言，如不实行改革，“清韩两国在数年之内必亡”。结果，不幸被他言中。日本之所以要与亚洲分手，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以及对西方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认同。日本将自己放在亚洲的对立面，其目的就是想与欧洲列强为伍，共同吞食在亚洲的利益。当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急需海外市场，而亚洲被其视为理所当然的势力范围。1915年，日本提出了“对华21条要求”，明确地亮出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招牌。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全面奋起反抗日本殖民帝国主义者侵略的标志性运动。
国家利己主义是近代日本国家政治价值观的主要特征。明治维新是在把口号从“尊王攘夷”换成“尊王开国”的情形下开始的。因此，近代日本社会从一开始便蕴含着一种内在矛盾。“尊王”的价值取向源于东方价值观，“开国”的价值取向源于西方价值观。从19世纪80年代起，不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日本都面临着是向“东”还是向“西”的价值观抉择问题。④国家战略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所谓国家利益应该是从长期性、综合性角度考虑的国民利益的抽象化。近代日本的国家利益可概括为“主权线、利益线、生命线”，向大陆扩张是整个近代日本不懈追求的战略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从明治维新到二战失败，日本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运用各种手段极力寻找一条能够给日本带来实际利益的道路。
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的“欧化政策”，是近代日本所实施的第一个国家发展战略方针，尽管它遭到“征韩派”与“国粹派”的极力反对，但日本政府还是不遗余力地执行了这条现实主义路线。20世纪20年代日本推行的“协调外交”路线，可以看作是近代日本所实施的第二个国家发展战略方针。两条“现实主义”路线的共同目标，就是在羽翼并未丰满且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大东亚共荣圈”是近代日本所采取的第三个国家发展战略方针，它将“大陆政策”推向极致。
通观近代日本确立的国家战略目标，不论是学西方、与西方协调还是与西方列强争霸，其战略追求的“目的合理性”特征都十分明显，而日本外交功利性强且缺乏“价值合理性”与战略性思考的弱点随处可见。近代日本发动了数次大规模战争，即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甲午战争被日本人定位在“文明对野蛮”的框架之中；日俄战争被定位为黄种人战胜白种人的亚洲民族解放战争；而太平洋战争日本则称作“大东亚战争”，日本企图将太平洋战争定位在“解放亚洲”的层面上。只有中日战争让一些日本人自觉理亏，他们想为这场侵略战争贴上“解放”的标签。日本的外交战略选择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特征，现实主义不仅表现在政府的外交战略与政策中，也影响到民间的亚细亚主义者、国权主义者、日本主义者，这是近代日本政治哲学的根本特征。
日本的“自我定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力量的消长而有所变化的。明治时期（1868年～1911年）的日本是通过向亚洲扩张来完成其崛起过程的，此时的日本以“亚洲盟主”自居。大正时期（1912年～1925年）的日本，在巩固扩张成果的同时，采取了与西方列强“协调”的立场，企图达到“利益均沾”的目的。与此同时，日本对于自己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也不放松，但此时日本的实力还不足以与西方世界抗衡。进入昭和前期（1926年～1945年），世界金融危机困扰着日本，在内外交困的现实面前，日本试图利用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资源，为自己与西方列强争霸创造条件，这就是其兜售“大东亚共荣圈”的真实目的。日本以“亚洲盟主”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却是为自己谋求私利。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冷战框架内享受着安宁，并利用与美国结盟的机会发展经济。但随着实力的增强，日本又开始寻找“自我存在感”。20世纪80年代，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决意要对日本进行“战后总决算”。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对内搞“民营化”、“重新武装”，对外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日本走向“正常国家”打基础。进入21世纪后，日本的视野更加扩展，“世界中的日本”成为日本自我定位的出发点，自卫队也从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到追随美国干预他国事务。源于：论文例文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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