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出发点 杨绛文学创作出发点学位

论文导读：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③，但对家国的责任和热爱已渗透到她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高贵人格的一部分。留在国内，就意味着要与荒谬抗争，智慧又勇敢地保持自己“出淤泥而不染”的姿态。杨绛在中身体和精神受到双重的摧残，依然能淡然面对，自我调侃。但对于其他善良的人，尤其是正直知识分子的遭遇，她却表现出少有的出
摘要：罗马散文学家西塞罗说：“喜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风俗的榜样，真理的造像。”①杨绛无论是创作喜剧、小说，还是散文，都或隐或现地隐藏着对某些人事态度，或讽刺，或会心一笑，旨在进行理性的批判，探索真理的影子。杨绛的一生所追求的真理，就是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探索，对人性之善的信仰。本文从悲悯的现实关怀和苦难中信仰人性两个角度出发阐述了杨绛作品中信仰人性的创作出发点。杨绛善于将理智驾奴于情感之上，把自己的现实关怀意识内化为对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追求上。她凭借着自己的知识素养来安排现实人生，稀释人性中的矛盾一面，对冷酷的现实总是抱着一种智性的希冀。
关键词：杨绛；出发点；现实关怀；信仰人性
1005-5312（2012）26-0001-02

一、悲悯的现实关怀

成长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杨绛，崇尚父亲不畏强权，坚持正义的“疯骑士”行为，形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惯有品质，关注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关注国家、民族命运走势。同时，杨绛又出国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西方文化中知识分子更侧重智性表达的一面也深深影响着她。因此，在杨绛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探索上，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方式上，有别于五四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凭借一腔热情，把文章当，对民族劣根性进行彻底的剖析，地批判。杨绛即使在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她也从未有过竭斯底里的抗争方式，她总是在平和中凸显着自己的理性表达。在万人如海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卑微的智性和悲悯的情怀表达着自己的现实关怀。
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等几部外国小说，都充满了世俗人生的荒谬，善者在社会的陷阱中处处碰壁，但他们为了扬善，依然孜孜不倦。杨绛借助《论萨克雷》中的话总结这些作家的社会关怀意识：描写社会的丑恶，是为了宣扬“仁爱”。杨绛的“仁爱”最直接体现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夕，她和钱钟书夫妇依然选择坚守自己的家园，坚定爱国的信念。在散文《我们仨》中，杨绛直言：“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是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下自家人。”②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朴素的家国情感，没有刻意张扬，更没有源于：论文网www.7ctime.com
响亮的口号，“虽然在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③，但对家国的责任和热爱已渗透到她的精神世界，成为他们高贵人格的一部分。
留在国内，就意味着要与荒谬抗争，智慧又勇敢地保持自己“出淤泥而不染”的姿态。杨绛在中身体和精神受到双重的摧残，依然能淡然面对，自我调侃。但对于其他善良的人，尤其是正直知识分子的遭遇，她却表现出少有的出离愤怒。傅雷中不堪遭受侮辱，夫妇双双，杨绛在《代序》中控诉：“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偏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为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一连串的反问句，一句句的质问，把不合理时代的罪恶句句罗列，杨绛喊出了于心不忍的沉重。这种直接的控诉式抒情，在杨绛作品中很少见，与其说是杨绛对阴霾时代的绝望，不如说是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的最强音。
更多的时候，杨绛善于将理智驾奴于情感之上，把自己的现实关怀意识内化为对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追求上。她凭借着自己的知识素养来安排现实人生，稀释人性中的矛盾一面，对冷酷的现实总是抱着一种智性的希冀，如在后的长篇小说《洗澡》中，杨绛塑造了两个精神高贵的形象：许彦成和姚宓。婚外恋往往是被鄙视的不合法感情，小说中二人的感情不断在情与理之间纠葛，并伴随着在“三反五反”斗争中有尊严地生存下去的勇气。这场“玩火”的感情被姚宓“月盈则亏”的理性战胜，他们都以君子之行克制着对彼此的爱欲，小书房的对话可谓是理性展示最充分的部分。杨绛没有直接传达这场以爱情为主体的对话内容，两人内心的波澜起伏，而是用悲悯的爱护，让二人用理智斩断情丝，用知识分子的自律精神和道德底线升华了这场完美无邪的爱恋。杨绛选择让许姚放弃单纯爱情的行为背后，诠释的是她本人的人文主义现实观：“人的贵贱，不在地位血统，只以美德为贵；美德靠个人的努力，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④
内省中寻找对现实的超脱，而不是逃避，这是杨绛现实关怀意识的最高境界。杨绛借此给芸芸众生尤其是知识分子上了一堂课：人生中总是充满了摩擦、冲突，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如果多几分自省意识，懂得用理性克制对现实的无奈，懂得放弃和抉择，懂得在忍耐中寻求精神的平衡、道德的自我完善，又怎会出现人人自危、甚至互相伤害的历史谬误？杨绛的性格中，隐藏着强大的精神势能，她试图用这种精神势能鼓舞历经劫数的一辈人，也传递着终极的社会关怀。

二、苦难中信仰人性

“（叶芝）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在现实的悲剧面前，他并不一定要投身其中，从一定距离、从高出加以审察将更为合适；而艺术比较起具体的人生、社会问题来，将更有力，也能摆脱暂时性而获得永恒。”⑤杨绛在书写那段不堪的历史时，就采用了历史性的超越视觉，跳出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也跳出了回忆历史时惯有的感伤和愤怒情绪，没有参与到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宣泄合唱中，而是隐忍地“苦中作乐，悲里寻欢”。有学者认为，这是杨绛的精神境界使然，但让·格雷尼埃说：“作品的重要性并不是来自作者的智慧，而是来自作者的性格力量，来自他得以说‘不’和‘是’的能力。”⑥杨绛在回忆的散文中，自始至終贯穿着这样一种性格力量：透过荒谬和苦难，坚守着自己的真理，传递的是善良和乐观。这是她毕生信仰人性的人格使然。
十年，知识分子大多被丢在穷乡僻壤，进行艰苦的劳动锻炼。这种魔鬼式的再教育，不仅毫无益处，还毁坏着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一些知识分子难以忍受消磨生命式的苦难，不堪命运的捉弄，用来结束生命。他们原有的信仰，既定的善恶美丑标准被彻底颠覆。浩劫不断啃噬着人们的精神和信仰，所谓论文导读：
的平等、善良、宽容等美好道德被践踏，一些知识分子甚至为了自保而选择弃明投暗。而杨绛，却在黑暗中固守着精神世界的纯洁，坚守着内心的信仰。杨绛于黑暗中找到光亮，信仰人性之美好，在人生态度上表现为俯下身子、人人平等的意识。在干校劳动，她丝毫没有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入乡随俗，源于：免费论文网站www.7ctime.com
与村民同吃同住。更难能可贵的是，下放本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身心，杨绛却能苦中作乐。从她的文字间，传递更多的不是悲苦，而是田野的闲趣，比如种菜：“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⑦养小狗也情趣不断，甚至险些丧命的冒险，也充满着绝处逢生的幸福，还暗中窃喜。
杨绛的平等意识还体现在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上，她目睹了百姓物质生活的贫苦和精神生活的匮乏，为他们感到忧伤。《学圃记闲》中零星地记录了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已经由父母之命定了终身，而且“她们都不识字。”杨绛曾替一个姑娘给当解放军的未婚夫写信，“那位解放军连姑娘的照片都没见过。”⑧村上还有大把大把的半大小子，因为和贫穷，失去读书的机会，每天闲来无事，浪费着宝贵的青春。杨绛站在年轻人的位置上，用平等的视角对一瞥，叹息这可悲的十年，剥夺的不仅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尊严，更是年轻一代的美好未来，间接批判了带来的精神戕害。杨绛的忧伤中还常常掺杂着歉意，作为干校菜园的看守者，她常常矛盾着，比如明知贫穷的村妇偷菜吃，她这个看守者却常常表现得“表里不一”： “一次我刚绕到窝棚后面，发现三个女人正在拔我们的青菜，她们站起来就跑，不料我追得快，就一面跑一面把青菜抛掷地下。她们篮子里没有赃，不怕我追上。其实，追只是我的职责；我倒但愿她们把青菜带回家去吃一顿；我拾了什么用也没有。”⑨
杨绛的乐观和对人性的信仰，在被揪出来批斗时表现得最为直接。伊始，杨绛夫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侮辱，挂牌子示众、剃阴阳头、甚至被皮带猛抽、被安排打扫厕所等，“‘牛鬼蛇神’互相勖勉、互相安慰的官话是‘相信党，相信人民’，虽然在那个时候，不知有谁能看清党在哪里，人民又是谁。”⑩在知识分子集体的精神迷惘中，杨绛却能做到不控诉、不绝望，她时常记起佣人阿姨的话：“究竟还是坏人少。”在《丙午丁未年记事》中，杨绛在描写阴霾岁月的同时，总不忘记穿插着记录被帮助的点点滴滴：杨绛被发配打扫厕所时，趁着上厕所悄悄问候一声的朋友们，多年之后，依然让她心存暖意。时，革命群众也曾做过一些邪恶之事，但回忆这些普通人时，杨绛有着自己的写作分寸。她汲取了前期描写喜剧的手法：“所谓普通人，非英雄只是其一个方面，他的另一面则是非邪恶。毫无疑问，世态化喜剧中的大部分人物身上都有某种丑的特质，但是作家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让他们滑向邪恶的领域。”{11}所以，杨绛总能与读者“会心一笑”，描写革命群众身上善良的一面：革命团体的组秘书，冒着危险保护杨绛的手稿《堂吉诃德》；杨绛手上扎个小刺，革命群众的女同志竟然尽心地帮忙把刺挑出来；下放干校时，当初“揪出”他们的革命群众，竟然亲自帮他们把行李捆好；甚至素不相识的年轻人，愿从遥远北京为在干校劳动的钱钟书带一个热水瓶……这些“披着狼皮的羊”，时或许本性善良，只是身不由己，或许一时被革命的浪潮吞没，但无论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曾经让杨绛夫妇吃尽苦头，但杨绛都能宽容他们，看到隐藏在不理性背后的人性之光。
在回忆的所有文本中，杨绛都能避开中的黑暗画面，更没有“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的悲壮呐喊，总是在回忆时不忘记记录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善事。这是经过岁月沉淀后，对自己一生所信仰的人性之善的浓缩，正如她在《乌云的金边》中所言：“乌云遮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12}
注释：
①转引自吴学昭.杨绛的喜剧双璧.原载《文汇报》，2007-10-15.
②杨绛.杨绛文集（第三卷）.我们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23.
③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丙午丁未年记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67.
④杨绛.春泥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25.
⑤洪子成.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139.
⑥转引张晓东.、干校六记.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8(1).
⑦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干校六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1.
⑧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干校六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5.
⑨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干校六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3.
⑩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丙午丁未年记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67.
{11}张健.喜剧的守望.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252.
{12}杨绛.杨绛文集（第二卷），.丙午丁未年记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91.
参考文献：
吴学昭.杨绛的喜剧双璧[J].文汇报.2007-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