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文化哲学：民族性深思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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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原文出自:中报教育网论文中心 www.zbjy.cn
摘 要：对民族文化的哲学讨论既可以是唯名论的，也可以是实在论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是超验的实在，只有通过神秘的直觉才能体悟；但这种超验的文化精神又必须在具体的文化现象中经过感官被人们接受。民族文化的这一特性一方面决定民族认同是比阶级认同、团体认同更加根本的认同；另一方面，使得民族文化必须有经济繁荣、政治强大的国家作为外壳。
关键词：民族文化；国家；宗教；文化哲学
作者简介：谢·尼·布尔加科夫（С.Н.Булгаков，1871—1944），俄罗斯著名哲学家、东正教神学家。
译者简介：徐凤林，男，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哲学、东正教研究。
1000-7504（2013）02-0017-08
在对待民族性理由的态度方面，也像文化哲学的其他理由一样，必定表现出一般世界观性或这样一些哲学前提的性质，这些前提永远与思维判断过程相伴随——有时甚至不依赖于判断者的意识，乃至预先决定判断过程。应当直言不讳和确信无疑地说，关于民族性的理由完全不属于可以“无前提地”（voraussetzungslos）、只是严格地运用科学策略来研究或考察的理由之列（假如确实存在这样的理由的话）。无论对民族性的各种表现的科学研究多么重要，然而在这种科学研究中不会提出也不能包括关于民族的一般形而上学理由，亦即关于民族的本质、价值和理念理由。像在其他场合一样，科学只是接近这些理由，为这些理由的提出提供材料，如果科学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真正权限，它就会就此止步了。毫无疑问，民族性作为一种完全独特的历史力量是存在的，关于这一点，任何人都无异议，甚至那些力图消灭这一事实的人也不例外。关于民族在历史、生活、习俗和组织机构上的表现，我们可以从不断扩展的生活和历史经验以及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但关于什么是民族这个理由，则使讨论转向了更一般的基础。在对这个理由的回答上，也必定会表现出基本的形而上学分歧。无疑，在哲学史上有两个基本流派，它们在各阶段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实在论对应现代哲学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或唯心主义（当然是先验唯心主义）和神秘实在论或唯灵论的实在论。对于第一种观点来说，存在仅限于意识状态的直接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在自己的表达和逻辑加工中具体化为一般概念和判断符号。对于另一种观点来说，真正的现实要比经验现实性深刻得多，经验的表征仅仅是真正事物（res）与我们的主观性的关涉，是事物的变动的、不完善的、不对等的符号。如果说第一种观点即唯名论对世界的认识必定成为封闭的内在经验（并且是有人为局限性的、标本化了的经验）的主观幻想主义，那么，第二种观点则设定了一个事物的、存在者的世界，并力图在我们现在所能达到的形式中认识这个世界。
把这种哲学思维的分歧运用于民族理由，则得出这样的结果。对于实证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唯名论和幻想主义来说，民族只不过是一些与民族生活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事实的总和，或是一个集合概念，就像森林是许多树木的集合一样。在这里，通过尽可能完全地列举民族特点和民族现象而得到的总和，在原则上是民族概念的内容，用历史学策略对民族的起源予以解释，就是对民族理由的完全解决。新老启蒙哲学都持有这种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这样讨论民族理由；米留科夫的论述也与此接近。如今的新康德主义唯心主义的追随者们如果坚持自己的逻辑，也应当这样认为，尽管按照某些人的误解，其中有些人也说要创造民族文化。
实在论哲学完全从另一种观点说明民族理由。对它来说，民族不仅仅是科学所列举和研究的外部民族现象的总和，而首先是某种实体本原，它创造性地表现自身，但不完全容身于自己的任何一种表现，因此不和自己的表现相混同。正是从这种形而上学方面看，历史法学学派（19世纪初在德国产生的法学学派）所采用的“民族精神”思想是不周密的，但在这种思想中，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已经被正确地表述出来，虽然使用的是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术语。民族不是集体概念或逻辑抽象物，而是创造性的活的本原，是一个精神有机体，它的成员都处于同这个有机体的内在血肉联系之中。当我们体验民族感的时候，当我们在自身中体验到民族的存在或在民族中体验到自己的存在的时候，我们所体认的是存在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个副现象论的定义。在把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进行对比的时候，把对祖国的关系通常比作与母亲的关系，这种对比是很有作用和教益的。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自然科学家所喜欢说的遗传的神秘力量的本质是什么？对于一些人来说，就是，然后是机体在母体内的发展——“十月怀胎”，然后是一系列的日常生活关系，童年的回忆，生活习惯等等，此外，还有疾病、禀赋乃至细微的性格特点的遗传。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是奥秘的奥秘，简直是超自然物的直接显示。也许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这里一样表现出生命的奥秘与深度，以及人类的现实统一性。祖国（patrie，fatherland）只是父子关系概念的推广，是不断地生育子女的父与母的集合。把民族作为现实的血缘的统一体，这种民族观念在《圣经》语言中得到了形象的表达，在这里，种族和民族的作用就是按其首领或领袖的名字划分的人群（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亚述、摩押、歌革等），显然，这种将民族性拟人化不仅仅是艺术形象或表达方式，而是意味着一定的宗教-形而上学观念。
这样，唯名论和实在论这两种哲学世界观必定要导致关于民族的两种形而上学，在一种情况下把民族理由完全诉诸现象学，在另一种情况下则确认民族是一种超验的实在，是一种在直接体验中才能直观到的实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歧完全不关涉对民族的经验研究和关于民族的科学，科学忠实于自己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于哲学前提进行研究。但是，当讨论到价值理由时，一般地说，当一个人不仅仅是科学的记录者，而是遵循一定的理想、情绪和意愿动机而行动的活动者的时候，这些哲学前提就会明显表现出来。从神秘主义实在论的前提出发，我们应当把民族性深思为某种本体的存在，是先于意识的存在物，是意识的出发点。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的成员，是因为我们在论文导读：原文出自:中报教育网论文中心 www.zbjy.cn
现实上属于这个民族，就像属于一个活的精神有机体一样。我们的这种从属关系完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这种从属性存在于意识之前，不通过意识甚至与意识相背离。它不仅不是我们的意识或意愿的产物，甚至相反，民族意识和民族意志本身在下述作用上倒是民族性的产物，因为自觉的和有意志的生命就已经是以某种存在的人格核心为前提的，人的意识和意志正是在这种人格核心的有机环境哺育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然，意识和意志一旦形成，也能够作用于人格本身。无论我们怎样定义这个人格核心——像柏格森所说的本能也好，像詹姆斯所说的“升华意识”也好，或者利用显意识中所创造出来的任何理性主义概念也好，这一切在实践上对于“工具”目的来说，都或多或少是有益的。当然，这些做法也同样是一些不对等的尝试，也就是用语言来表达那种非逻辑的，或超逻辑的，或反逻辑的，同时又是逻各斯的基质的东西，把这种东西逻辑化。意识活动是在存在与非存在的边界之上发生的；意识就是区分，或者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任何生成（合题）都是存在（正题）和虚无（反题）的综合，一切规定都是否定。所以，经验的“自我”不仅不能表达我们真实的、本体的人格，而且不能有这种奢望，它不是与我的人格对等的；这种经验的“自我”只能显现我的人格，而且是扮作了另外一种存在，具有装扮的性质。人虽然在具有造物主形象的同时，也获得了创造力量文化哲学：民族性的深思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但人毕竟是被造物，而不是自己的创造者；在这个作用上，人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现成的实在。按照造物主的不可违背的规定，人是作为父、母、子、女而被创造出来的，这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现实的作用上，就像树枝在森林中不可能直接从空气或土地上长出来，而只能从树干上生长出来一样。在这种实在方面，我们无力转变任何东西，正如俄国人不可能再生为外国人一样，即便她像方维津笔下的准将一样具有法国人的灵魂，或者无论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最近如何猛烈地诽谤俄国。科学思维驻留于抽象物的世界，在这种科学思维中，抽象的东西和较有一般性的东西，要比实在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更习以为常，科学仿佛只是出于宽容才容许某种反抗的和不服从的个体的存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科学来说，个体性都是非本质的（accidentia），而一般性的、类的特征才是本质的（essentia）。当然，不应由于这种有条件性而指责科学，这种有条件性是由于科学的“实用”目的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这种局限性迫使人求助于抽象思维；然而，同时应当永远同把这种思维习惯推广到科学界限之外的做法进行斗争。按照这种习惯，通常认为，人类或一般的人（homo sapiens——自然科学的人“类”定义）是直接存在的，尽管这个人属于一定的民族，讲着一定的语言（在发明世界语之前），文化哲学：民族性的深思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是一定的家庭成员。真实的关系和这种想象恰恰相反，在现实中存在的是具体的人，是个人，他出生于一定的家庭、一定的种族、一定的民族，并且他是通过自己的直接具体性而进入每一个群体的，不是消灭具体性，而是在一定作用上再度生成具体性。构成抽象的全人类性的抽象的、世界主义的普遍人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全人类是由民族构成的，而民族又是由种族和家族构成的。只需把科学的抽象语言转化成现实的具体语言，就足以使关于普遍人类的东西与民族的东西（或个人的东西）的关系理由得到一种全新的提法，这时，成理由的已不是民族性是否与普遍人性同时存在，而是相反，成理由的是民族性中的普遍人性、具体性中的一般性是否可能。
这样，现实是具体的，这种具体性为人所体验。在人的这种体验中，假如我们不对它进行随意压缩，不回避它的指示，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些原始情感，如为父之情，为子之情，民族情感。这些东西首先正是一些情感，或者也可以说是本能，只是在进行反思的时候，这些感受才作为观念而被意识到。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不是意识产存活在或本能，而是存在产生意识。民族性是不可能被作为一种自觉的、反思的思想观念被臆造或创造出来的，而是先于此观念而存在，是此观念的基础。可以为这种情感的起源寻找各种解释，比如说，占统治地位的进化论对这个理由的解决就是假定，先有一些无感性的、无限小的变化和适应，它们在保持“遗传性”的同时，创造了上述现象。这类解释完全消除了理由的实质，将其消融于进化之中。无论我们怎样从进化论上解释人的起源，以下事实都仍然是无可辩驳的：人是诞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某种科学上无法解释的“超越”（transcensus），在此之后突然产生了新个体、新人。进化论竭力抹杀这一界限，消除这种“转化”。民族性也是这样，虽然民族性在历史上是从复杂的民族混合体中产生的，但同样可信的是，民族性也是诞生出来的，就是说，存在着一个历史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后，民族混合体转变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存在、自我意识和本能的民族，随后，这个民族就过着独立的生活，为维护自己的存在和独特性而斗争。而关于“人起源于猿”的理论的全部逻辑焦点只能导致悄然消除人区别于猿的界限，所以这种理论没有对人如何起源于猿作出解释，却只是消除了人与猿的区别，以此作为解释。
这样，民族性是在对现实的内在体验或神秘经验中被认知的，在这种体验中显露出本体存在，即作为自身的现象学之基础的本质存在。但现象学并不包含本质存在，而只是揭示、显现它。民族精神不仅限于自己的任何表现，不与这些表现混为一谈，不在这些表现中凝固不动。不能把民族精神完全归属于任何一种外部表现，无论这种表现多么有价值；民族精神是活的、创造性的本原。这是对对待民族性的绝对保守态度的谴责，因为这种态度事实上把活的东西当作死的东西；同时，这也是对对待过去的轻率与不敬态度的谴责，因为民族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对民族精神本体的历史表达。
我们对本质的体悟是在神秘经验中的，但我们对本质的认识只能在其现象学中。我们认识自己的民族性不能靠反观自身或把我们自己放在放大镜下细看，而必须通过研论文导读：者对被爱者有一种特殊情感。爱愈强，信愈坚，两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我们的最基本、最深刻的感受不是生自判断推理，而是先于判断，来自我们个性的黑暗深处。所以证据在此只有次要作用。爱的情感力图在这些证据中认识自己和更完全地展现自己，但如果认为爱的情感诞生于这些证据，则是错误的。民族使命思想就是这样诞生和巩固起来的原文出自:中报教育网论文中心 www.zbjy.cn
究客体化了的民族创造的个别产物。这种研究是归纳性的，而不是直觉性的，当然，这种研究离开原初的直觉也是盲目的，只有强烈的直感才能使其明晰起来。正因为如此，在民族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时代，人们也十分关注民族文化现象学，研究民族语言、抒情诗、叙事文学、艺术、风俗等等，一切在民族自我意识薄弱时没有被发现或辨别出来的东西，这时都活跃起来，都色彩鲜明起来。注意力向这方面的转移，在这方面的敏感，对祖国的东西的爱的觉醒，这本身就是民族自我意识的功绩，因为民族自我意识正是靠这些来培育的。本能转化成意识，而意识又成为自我意识，由此又可以产生新的民族创造。当然，装模作样或故意做作不是民族性，因为民族性在根本上是潜意识的或超意识的本能，而全部本能的东西都不是蓄意为之的，在这个作用上都是天真的（所以任何对民族性的蓄意苛求都是令人不悦和腻烦的），但民族意识或情感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策略培育起来的，当然，也是可能蜕变的。
当民族性的本能从模糊成为明晰进入认识的时候，这种本能就被体验为对自己民族的某种深刻的、神秘的倾慕和爱，此爱不是理性主义学所理解的枯燥乏味的和道德主义的爱（比如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而是神秘主义作用上的爱，是某种能生出灵魂翅膀的情爱，是在与他人的统一中的享受，是对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的体验，是真正的超越自我，是特殊的“超越”。当然，这种天然的团结一致或聚和性与教会的大公性有原则区别，如果任何一种天然的聚和性（民族、阶级、国家、人类）把自己置于大公性的位置，那么，它就会成为假聚和性，为了低级的、自发的东西而否定高级的、神赐的东西。在聚和性的秩序中也有某种等次，违背了这一等次之序就会受到惩罚。但人对自己脱离整体的个人主义的克服、对自己自发“反叛性”（протестантизм）的克服，对聚和性的感受，是一种，是一种爱，它使爱者对被爱者有一种特殊情感。爱愈强，信愈坚，两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我们的最基本、最深刻的感受不是生自判断推理，而是先于判断，来自我们个性的黑暗深处。所以证据在此只有次要作用。爱的情感力图在这些证据中认识自己和更完全地展现自己，但如果认为爱的情感诞生于这些证据，则是错误的。民族使命思想就是这样诞生和巩固起来的。民族救世主观念除了被放入其中的一定内容之外，首先是一个纯粹形式范畴，这一范畴必定以民族自我意识、对自己民族的爱和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民族救世主观念的内容可以在斯拉夫主义者的宗教使命观——“俄罗斯的基督”向世界显现的思想中看到，也可以在赫尔岑和民粹主义者的民族社会主义倾向中看到，最后，可以在近年来的革命者俄罗斯“末世论”革命性思想中看到，由于这种革命性，俄国将在欧洲之前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对立的或不同的内容具有形式的相似性，都是民族使命观的不同表现。这种民族救世主观念在全部时代和所有民族的高涨时期都会表现出来；这是民族个体性意识的一般形式。……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方向继续前 进，我们就会遇到某种困难。理由在 于，民族性不仅必须自我克制，同时还应当加以保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在对抗中发展的。民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应当谴责的，爱国主义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必需的。
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的盖布或罩住它们的硬壳。这个硬壳就是国家。当然，也有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在这个作用上民族先于国家。正是民族产生了作为自己的必要外壳的国家。按照拉萨尔在关于费希特的讲话（对德意志民族）中的优美表达，民族精神在国家中寻求自己的体现。一个具有最高作用的显著事实是，国家不是由世界公民的契约建立的，也不是由某些阶级或集团利益建立的，而是由寻求独立的历史存在的、自我确立的民族建立的。国家在起源上和根本上是民族的——这是思想必须关注的事实。即便是那些在其最终形态中是由多个民族和种族构成的国家，也是作为某一个民族的建国活动的结果而产生的，这个民族在这个作用上也是“掌权的”民族，或主导民族。无论在承认各民族的政治平等方面走多远，这都不能确定各民族历史上的价值平等。在这个作用上，俄国当然是俄罗斯民族的国家，尽管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和实行最广泛的民族平等。一国之中的多民族共存不仅使各民族之间具有团结关系，而且具有竞争和斗争关系。在这一斗争中隐藏着民族情感，这一情感总是具有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危险，虽然民族主义的外部表现在不同历史时代可能有很大差异。现代人的道德意识越来越不能容忍主导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压迫；现代人把这一行为首先看作是主导民族的不体面和不可容许的不公正。但与这些政治关系一道，还存在着各民族之间的道德关系，这些道德关系不总是按照政治关系来分配的。由于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理性主义的世界主义观点在报刊和社会舆论中的引导，在俄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仿佛俄罗斯民族性由于其令人反感的政治优越性而在大众意识中受到道德抵制；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任何表现都遇到不信任和敌视，这种抵制或俄罗斯自我意识在俄罗斯社会中的自我抵制，反映了俄罗斯自我意识的精神软弱性。这种状况的不正常性从直接日常经验中就能够充分感受到，在对这一理由的最委婉的涉及中也鲜明地表现出来。……
个人主义的增长显然会带来民族情感的尖锐化，同时也将带来民族情感的分化。与全民族或全国家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一道，地方自我意识、种族自我意识也在增长，民族性的表现越来越五花八门，各民族之间的斗争更加具有复杂性，并且不仅具有政治性也具有文化性。无论如何，未来的国家法专家将面对如何在政治方面有效解决这些理由的更多工作，对此，俄国杰出政治思想家德拉戈曼诺夫早在19世纪就已有了清醒认识。
尽管在同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各民族之间有竞争和斗争，但国家毕竟是它们的共同家园，对这一共同性的觉悟越高，它们的政治主动性就越强。这样，从民族自爱的个别表现中形成了一般国家的爱国主义。国家或政权具有其自主的、神秘的因素，正如权力意志一样，政权是人身上的服从能力。按照使徒保罗的定义，政权的这一超验因素是上帝制定的，它只是表现在生活中，而不是由经验的国家所造成的。因此，像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那样，把国家看作某人发明的和为了一定目论文导读：原文出自:中报教育网论文中心 www.zbjy.cn
的按照社会契约来建立的，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和反历史的。国家在我们内心，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存在于我们身外，如果离开了这一前提，政权的存在就会成为完全不可知的怪物，国家就会被无政府状态所战胜，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无政府状态中从来没有产生过国家。但这并不妨碍如下观点，即在价值等级中国家低于民族，国家是民族的工具或手段。
虽然国家之外的生活是不存在的，但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不是民族存在的唯一可能形式，犹太民族的历史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表明了这一点。但独立自主的国家是最高的民族价值，因此爱国主义必定扩展到国家身上，即民族的政治身体之上。我珍爱俄罗斯国家，不因为它是国家或一定的法制形式（我们知道它在这方面很不完善），而是因为它是俄罗斯的，在这里我的民族性拥有自己的家园。那些同样生活在俄罗斯国家中的其他民族，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在家的感觉，他们与俄罗斯民族具有多大程度的历史关联，他们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这一情感。这一情感不仅仅是柏拉图式的，它表现在对国家的关心中，关心国家的外部安全和强大，关心国家的内部富有。因此，在对外战争期间会有爱国主义情感文化哲学：民族性的深思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的强烈爆发，如果没有这一情感，那么或者是由于缺乏公民意识，或者是各种理性主义情绪压倒了本能。在正常条件下，以国内改革为纲领的解放运动也可以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与健康的、牢固的国家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国民经济，它只有在民族国家组织中才能得到发展，虽然它将来会超越这一形式。不可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得到经济发展（这还需要证明吗？）和政治稳定，以便使民族国家的身体能够健康和强大。而这就说明了国家具有一整套健康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国民经济纲领，这一点应当直言不讳地指出。因为如果深入深思当代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性质，深思这一斗争的发展（从作为民族利己主义之经典表现的重商主义时代，直到当代帝国主义为止），就不能不看到这里进行的国际斗争中，落后者或软弱者必定败落和出局。因此，民族利己主义，民族-国家的自卫感（如果举小范围的例子，就好像对自己家庭富足的关心）必定成为政治的主导规范，成为政治美德。因为我们面对着对自己邻人和对自己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但我们在此面对高级规范与低级规范的冲突。因为关心民族身体和为民族利己主义服务很容易超越自己的界限，那样，政治就将变成国际掠夺，取得胜利的民族就蜕变成强盗。因此，在这里必须有矫正，在这里民族自我限制和民族禁欲主义之心应当时时警醒。但除了这些冲突之外，创造或维持国家强盛和经济强大的任务虽然无限重要，但毕竟不是首要的。民族性在历史中的存在不是为了用铁拳威胁每一个竞争者和养肥自己。如果说健康是福，关心健康是必要的，那么，不应当使对保护健康的关怀成为最高的或唯一的行为规范。如果这样的目标成为主导目标，就是发生了道德的蜕变，然后是国家的蜕变。在这种情况下理想的目标就退到远处，被意识中的非理想目标所挤压。在此，灵与“肉”的冲突在民族国家的规模上重现。
与人们的民族和国家统一体一道，还有人们的经济集团，它是建立在“阶级”利益基础上的。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阶级高于民族。“无产者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口号如今人人皆知。不应贬低阶级团结的力量和共同经济利益的联合行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斗争的力量。但是，民族性比阶级情感更强烈。的确，尽管无产阶级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但正如在国际冲突中所表现的，工人与本族企业主的联系毕竟比与外国无产者的联系更加紧密。更不用说，经济生活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指出这一关系是弗·李斯特的不朽功绩），但阶级本身是在民族内部存在的，而不是把民族分割成部分。如果后一种情况有可能存在，那也只是病态。经济集团的根基是变化不定的外部生活条件，是历史经验；而民族性则是本体性的，其根基要比经济基础更深。人们不是生来就是无产者或资本家，而是后来成为无产者或资本家的；他们可能在社会阶梯上更换位置，但人们生来就是某个民族之子，而不是后来成为的。存在着民族文化、民族创造、民族语言，但世界上还没有阶级文化。民族团结的神经穿透了阶级分化的铠甲。如果这一点在日常生活条件下没有被意识到，那仅仅是因为，近处的低矮的山丘能遮挡住远处的高山，但如果后退几步站得远一点，就可以看见高山。阶级是人们之间的外部关系，这一关系有可能产生共同的策略，按照阶级利益规范决定行为，但它不能从内部把人们联合起来，像家庭或民族关系那样。在个人与人类之间存在的只有民族，我们是作为民族的成员参与人类的一般文化工作的。
民族性表现在文化创造中。当然， 不应把文化等同于现代文明，因为文化 创造要比现代文明更加原始和古老。反映民族灵魂的最强大的文化手段是语言（难怪在斯拉夫语中“语言”一词的直接含义是“民族”，也难怪费希特在《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中认为语言的原初性和纯洁性是民族性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在语言中发掘出无尽的文化宝藏，同时也可以看到民族灵魂的创造和反映。因此，热爱自己的民族就不能不首先热爱自己的民族语言。因此，像屠格涅夫这样的语言大师，尽管持有怀疑论和西方论的观点，却仍然清楚地意识到，“伟大的俄罗斯语言只能赋予伟大的俄罗斯民族”。
和语言一样，历史初级阶段的民族信仰也具有民族性，这也反映在一个民族对信仰的用词上：对俄罗斯人来说，基督教与东正教是同义词。非基督教的自然宗教产生于宗教本能的黑暗深处，是纯粹民族的东西。自然宗教表达了整个民族的宗教自我意识。当然，宗教具有民族性，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宗教与民族性的联系尚未得到充分估价。现代科学所热衷探求的宗教混合主义现象和假设的宗教信仰变迁现象，完全不能否定上述事实，甚至可以说，这些现象的例外反倒是对一般规则的确证。此外，甚至那些非假设的、毋庸置疑的宗教混合主义现象，也完全不是对外来新宗教的机械照搬，而是某种同化作用，是有机过程，对此现代历史学家未给予充分注意。从我们所持的民族实在论观点来看，这些民族宗教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然启迪，是对神的世界的涉及论文导读：原文出自:中报教育网论文中心 www.zbjy.cn
，只不过这种神的世界之光经过了民族灵魂及其独特观念的折射。这些宗教的神学或神话学是这些独特体验和启迪的象征性表达。当然，如果只把它们看作是神话或寓意，那么，宗教混合主义现象就可以得到十分简单的解释：仅仅是文学上的影响和照搬。如果抛弃这种对自然宗教（或多神教）之本质的完全不科学的和非宗教的理解，把自然宗教首先看作是一定的宗教体验和这些体验的系统化，那么，宗教混合主义理由就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于是提到首位的就是这样一个独立理由，即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成分的掌握或同化的内在条件理由。只有一种超民族的、真正大公性的宗教——圣道化身的宗教，它是面向“一切民族”的。它的内容是绝对真理的启迪，因而摆脱了民族局限性。然而，即便是这种宗教，也只在内容上是超民族的，而在掌握方式上仍然不是无民族性的。它无论对哪一个个人、哪一个民族都传布同样的福音，它以此来创造超民族的普遍的人。但这个普遍的人仍然是活的、具体的个人，注定具有民族-历史的血肉。对统一的福音，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听取的，都要翻译成自己民族的语言，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福音的普世传布没有把人变成抽象的、无个性的存在物；每一个灵魂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复活者的召唤文化哲学：民族性的深思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因此，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基督教也是以民族的方式被接受和实现于生活的；各地方教会早就确立了自己各自的民族性，这种差别导致了后来的东西方教会大分裂。我们完全不是要把基督教各派信仰的分歧（特别是教会基督教与新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全部归结为民族类型的区别，况且，在一个民族（如德国人）范围内也可以找到不同的基督教信仰，尽管这是一个特例。但毋庸置疑的是，不同基督教宗派的信仰差别毕竟与民族性有某种适应关系。甚至在同一种信仰范围内也可以感到不同的民族特点。因此，斯拉夫主义所说的“俄罗斯的基督”，可以理解为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实上各不相同的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基督。在这个作用上可以说（这是完全严肃的，没有任何亵渎神明的意味），不仅有俄罗斯的基督，而且有希腊的基督、意大利的基督、德意志的基督，就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圣徒一样。无疑，在自身宗教体验方面，在直接内在性方面，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更为亲近的正是我们自己的基督，萨罗夫的圣色拉芬的基督，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吉的基督，而不是伯纳德的基督或卡特琳娜的基督或圣方济各的基督。我们完全不是以此将宗教变成民族的属性，相反，民族性在此成为宗教的属性，确切地说，成为领受普世真理的个体形式，成为普世真理的接受者。正是这种善于以完全特殊的方式领受神的完满性的能力，这种善于从神的光源中分离出自己的特殊光线的能力，对于宗教观点来说，是民族本性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神圣罗斯”是俄罗斯民族灵魂赖以领受基督和教会的方面，这方面对整个民族生活来说，就是在黑暗中闪亮的光。人们经常把一般民族的东西和一般人类的东西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一般人类的东西可以有两种性质——抽象人类的、无个体的、超民族的性质和具体人类的、个体的、民族的性质。在第一种作用上，被普遍运用的任何技术发明一经确立便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科学真理，都是一般人类的东西。生活的技术方面，被称作外部文化的东西，以及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都同样属于这种类型，都是无个人的、不署名的统一人类的财富，因为统一人类是在机体存在中创造和发展这种“科学”和“技术”的。民族性在这里表现得相对薄弱，只表明共同天赋或社会能力的程度，在这方面，文化年龄和历史发展水平具有很大作用。
在第二种作用上，一般人类的东西存在于个人或民族之个体性的最完满的表现中：当尼采从自己身上抛掉凝结的血块和胆汁，揭开自己受尽折磨的灵魂，当歌德创作了像《浮士德》这样在语言和精神上都达到了彻底民族性的作品，这时，我们毫不怀疑，这是全人类的财富，同时，这种财富只能从个体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深处才能诞生。无疑，用世界语永远也写不出《浮士德》和类似的作品。幸运的是，用抽象的人取代具体的人（homo）不是可以轻易做到的，人的抽象化主要在外部文化和生活技术领域取得了胜利。而创造精神价值的全部文化作品都是具体的、民族的。这个原理对应艺术来说现在可以认为是公认的，因为大家都明显承认艺术的神秘根源在于母亲怀抱并直接靠她的乳汁喂养。但对于那些同时既属于抽象领域又属于具体领域的人的精神活动来说文化哲学：民族性的深思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情况就复杂和有争议得多了。我们指的是哲学。毫无疑问，有些哲学理由或领域可以完全归属于科学范围，例如，逻辑学、策略论和认识论的局部理由（但不包括认识论的基本的和核心的理由——知识的本质理由和真理理由）。在此有作用的只是文化年龄的差别理由，较为年轻的民族自然应当成为年龄较长的民族的学生。在这个作用上，当然要直接承认（据我所知也确实从来无人否认），年轻的俄罗斯哲学必须向更成熟的西方哲学学习，应当加入世界哲学思想运动中去。但这就是哲学思想的全部任务吗？为了回答这个理由，必须指出哲学世界观的一个基本差别，就是我们在开头说过的实在论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对于唯心主义先验论来说，哲学的任务仅限于对经验观念的逻辑加工和认识论理由。在这个作用上，哲学被作为科学，当然，它因此就失去了民族特点。但哲学还具有另外的、创造性的任务，这些任务使其与宗教和艺术相接近。哲学力图成为完整世界观的学说，其基础是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哲学也从存在的神秘根源中汲取养料，在哲学创作中也必定表现一定的民族特性。当然，民族哲学思想的全部重要作品都必定成为全人类的财富，但这并不妨碍柏拉图或普罗提诺仍然是真正的希腊人，康德（或李凯尔特）是典型的德国人，而詹姆斯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完全可以在这样一种对哲学的任务和本质的理解中来谈论俄国哲学，虽然它与欧洲这些方面相比还很年轻，完全适宜在其初期阶段和早期萌芽中，就热情地寻找并内在地意识到它自己的民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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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民族文化的哲学讨论既可以是唯名论的，也可以是实在论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是超验的实在，只有通过神秘的直觉才能体悟；但这种超验的文化精神又必须在具体的文化现象中经过感官被人们接受。民族文化的这一特性一方面决定民族认同是比阶级认同、团体认同更加根本的认同；另一方面，使得民族文化必须有经济繁荣、政治强大的国家作为外壳。
关键词：民族文化；国家；宗教；文化哲学
作者简介：谢·尼·布尔加科夫（С.Н.Булгаков，1871—1944），俄罗斯著名哲学家、东正教神学家。
译者简介：徐凤林，男，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及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俄罗斯哲学、东正教研究。
1000-7504（2013）02-0017-08
在对待民族性理由的态度方面，也像文化哲学的其他理由一样，必定表现出一般世界观性或这样一些哲学前提的性质，这些前提永远与思维判断过程相伴随——有时甚至不依赖于判断者的意识，乃至预先决定判断过程。应当直言不讳和确信无疑地说，关于民族性的理由完全不属于可以“无前提地”（voraussetzungslos）、只是严格地运用科学策略来研究或考察的理由之列（假如确实存在这样的理由的话）。无论对民族性的各种表现的科学研究多么重要，然而在这种科学研究中不会提出也不能包括关于民族的一般形而上学理由，亦即关于民族的本质、价值和理念理由。像在其他场合一样，科学只是接近这些理由，为这些理由的提出提供材料，如果科学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真正权限，它就会就此止步了。毫无疑问，民族性作为一种完全独特的历史力量是存在的，关于这一点，任何人都无异议，甚至那些力图消灭这一事实的人也不例外。关于民族在历史、生活、习俗和组织机构上的表现，我们可以从不断扩展的生活和历史经验以及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了解到。但关于什么是民族这个理由，则使讨论转向了更一般的基础。在对这个理由的回答上，也必定会表现出基本的形而上学分歧。无疑，在哲学史上有两个基本流派，它们在各阶段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实在论对应现代哲学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或唯心主义（当然是先验唯心主义）和神秘实在论或唯灵论的实在论。对于第一种观点来说，存在仅限于意识状态的直接现实性，这种现实性在自己的表达和逻辑加工中具体化为一般概念和判断符号。对于另一种观点来说，真正的现实要比经验现实性深刻得多，经验的表征仅仅是真正事物（res）与我们的主观性的关涉，是事物的变动的、不完善的、不对等的符号。如果说第一种观点即唯名论对世界的认识必定成为封闭的内在经验（并且是有人为局限性的、标本化了的经验）的主观幻想主义，那么，第二种观点则设定了一个事物的、存在者的世界，并力图在我们现在所能达到的形式中认识这个世界。
把这种哲学思维的分歧运用于民族理由，则得出这样的结果。对于实证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唯名论和幻想主义来说，民族只不过是一些与民族生活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事实的总和，或是一个集合概念，就像森林是许多树木的集合一样。在这里，通过尽可能完全地列举民族特点和民族现象而得到的总和，在原则上是民族概念的内容，用历史学策略对民族的起源予以解释，就是对民族理由的完全解决。新老启蒙哲学都持有这种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这样讨论民族理由；米留科夫的论述也与此接近。如今的新康德主义唯心主义的追随者们如果坚持自己的逻辑，也应当这样认为，尽管按照某些人的误解，其中有些人也说要创造民族文化。
实在论哲学完全从另一种观点说明民族理由。对它来说，民族不仅仅是科学所列举和研究的外部民族现象的总和，而首先是某种实体本原，它创造性地表现自身，但不完全容身于自己的任何一种表现，因此不和自己的表现相混同。正是从这种形而上学方面看，历史法学学派（19世纪初在德国产生的法学学派）所采用的“民族精神”思想是不周密的，但在这种思想中，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已经被正确地表述出来，虽然使用的是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术语。民族不是集体概念或逻辑抽象物，而是创造性的活的本原，是一个精神有机体，它的成员都处于同这个有机体的内在血肉联系之中。当我们体验民族感的时候，当我们在自身中体验到民族的存在或在民族中体验到自己的存在的时候，我们所体认的是存在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个副现象论的定义。在把这两种对立的世界观进行对比的时候，把对祖国的关系通常比作与母亲的关系，这种对比是很有作用和教益的。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自然科学家所喜欢说的遗传的神秘力量的本质是什么？对于一些人来说，就是，然后是机体在母体内的发展——“十月怀胎”，然后是一系列的日常生活关系，童年的回忆，生活习惯等等，此外，还有疾病、禀赋乃至细微的性格特点的遗传。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是奥秘的奥秘，简直是超自然物的直接显示。也许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像在这里一样表现出生命的奥秘与深度，以及人类的现实统一性。祖国（patrie，fatherland）只是父子关系概念的推广，是不断地生育子女的父与母的集合。把民族作为现实的血缘的统一体，这种民族观念在《圣经》语言中得到了形象的表达，在这里，种族和民族的作用就是按其首领或领袖的名字划分的人群（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亚述、摩押、歌革等），显然，这种将民族性拟人化不仅仅是艺术形象或表达方式，而是意味着一定的宗教-形而上学观念。
这样，唯名论和实在论这两种哲学世界观必定要导致关于民族的两种形而上学，在一种情况下把民族理由完全诉诸现象学，在另一种情况下则确认民族是一种超验的实在，是一种在直接体验中才能直观到的实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分歧完全不关涉对民族的经验研究和关于民族的科学，科学忠实于自己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依赖于哲学前提进行研究。但是，当讨论到价值理由时，一般地说，当一个人不仅仅是科学的记录者，而是遵循一定的理想、情绪和意愿动机而行动的活动者的时候，这些哲学前提就会明显表现出来。从神秘主义实在论的前提出发，我们应当把民族性深思为某种本体的存在，是先于意识的存在物，是意识的出发点。我们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民族的成员，是因为我们在论文导读：原文出自:中报教育网论文中心 www.zbjy.cn
现实上属于这个民族，就像属于一个活的精神有机体一样。我们的这种从属关系完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这种从属性存在于意识之前，不通过意识甚至与意识相背离。它不仅不是我们的意识或意愿的产物，甚至相反，民族意识和民族意志本身在下述作用上倒是民族性的产物，因为自觉的和有意志的生命就已经是以某种存在的人格核心为前提的，人的意识和意志正是在这种人格核心的有机环境哺育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然，意识和意志一旦形成，也能够作用于人格本身。无论我们怎样定义这个人格核心——像柏格森所说的本能也好，像詹姆斯所说的“升华意识”也好，或者利用显意识中所创造出来的任何理性主义概念也好，这一切在实践上对于“工具”目的来说，都或多或少是有益的。当然，这些做法也同样是一些不对等的尝试，也就是用语言来表达那种非逻辑的，或超逻辑的，或反逻辑的，同时又是逻各斯的基质的东西，把这种东西逻辑化。意识活动是在存在与非存在的边界之上发生的；意识就是区分，或者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任何生成（合题）都是存在（正题）和虚无（反题）的综合，一切规定都是否定。所以，经验的“自我”不仅不能表达我们真实的、本体的人格，而且不能有这种奢望，它不是与我的人格对等的；这种经验的“自我”只能显现我的人格，而且是扮作了另外一种存在，具有装扮的性质。人虽然在具有造物主形象的同时，也获得了创造力量文化哲学：民族性的深思相关论文由www.7ctime.com收集,如需论文.，但人毕竟是被造物，而不是自己的创造者；在这个作用上，人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现成的实在。按照造物主的不可违背的规定，人是作为父、母、子、女而被创造出来的，这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现实的作用上，就像树枝在森林中不可能直接从空气或土地上长出来，而只能从树干上生长出来一样。在这种实在方面，我们无力转变任何东西，正如俄国人不可能再生为外国人一样，即便她像方维津笔下的准将一样具有法国人的灵魂，或者无论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最近如何猛烈地诽谤俄国。科学思维驻留于抽象物的世界，在这种科学思维中，抽象的东西和较有一般性的东西，要比实在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更习以为常，科学仿佛只是出于宽容才容许某种反抗的和不服从的个体的存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科学来说，个体性都是非本质的（accidentia），而一般性的、类的特征才是本质的（essentia）。当然，不应由于这种有条件性而指责科学，这种有条件性是由于科学的“实用”目的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这种局限性迫使人求助于抽象思维；然而，同时应当永远同把这种思维习惯推广到科学界限之外的做法进行斗争。按照这种习惯，通常认为，人类或一般的人（homo sapiens——自然科学的人“类”定义）是直接存在的，尽管这个人属于一定的民族，讲着一定的语言（在发明世界语之前），文化哲学：民族性的深思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是一定的家庭成员。真实的关系和这种想象恰恰相反，在现实中存在的是具体的人，是个人，他出生于一定的家庭、一定的种族、一定的民族，并且他是通过自己的直接具体性而进入每一个群体的，不是消灭具体性，而是在一定作用上再度生成具体性。构成抽象的全人类性的抽象的、世界主义的普遍人是不存在的；现实中的全人类是由民族构成的，而民族又是由种族和家族构成的。只需把科学的抽象语言转化成现实的具体语言，就足以使关于普遍人类的东西与民族的东西（或个人的东西）的关系理由得到一种全新的提法，这时，成理由的已不是民族性是否与普遍人性同时存在，而是相反，成理由的是民族性中的普遍人性、具体性中的一般性是否可能。
这样，现实是具体的，这种具体性为人所体验。在人的这种体验中，假如我们不对它进行随意压缩，不回避它的指示，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些原始情感，如为父之情，为子之情，民族情感。这些东西首先正是一些情感，或者也可以说是本能，只是在进行反思的时候，这些感受才作为观念而被意识到。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不是意识产存活在或本能，而是存在产生意识。民族性是不可能被作为一种自觉的、反思的思想观念被臆造或创造出来的，而是先于此观念而存在，是此观念的基础。可以为这种情感的起源寻找各种解释，比如说，占统治地位的进化论对这个理由的解决就是假定，先有一些无感性的、无限小的变化和适应，它们在保持“遗传性”的同时，创造了上述现象。这类解释完全消除了理由的实质，将其消融于进化之中。无论我们怎样从进化论上解释人的起源，以下事实都仍然是无可辩驳的：人是诞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存在着某种科学上无法解释的“超越”（transcensus），在此之后突然产生了新个体、新人。进化论竭力抹杀这一界限，消除这种“转化”。民族性也是这样，虽然民族性在历史上是从复杂的民族混合体中产生的，但同样可信的是，民族性也是诞生出来的，就是说，存在着一个历史界限，在这个界限之后，民族混合体转变成为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存在、自我意识和本能的民族，随后，这个民族就过着独立的生活，为维护自己的存在和独特性而斗争。而关于“人起源于猿”的理论的全部逻辑焦点只能导致悄然消除人区别于猿的界限，所以这种理论没有对人如何起源于猿作出解释，却只是消除了人与猿的区别，以此作为解释。
这样，民族性是在对现实的内在体验或神秘经验中被认知的，在这种体验中显露出本体存在，即作为自身的现象学之基础的本质存在。但现象学并不包含本质存在，而只是揭示、显现它。民族精神不仅限于自己的任何表现，不与这些表现混为一谈，不在这些表现中凝固不动。不能把民族精神完全归属于任何一种外部表现，无论这种表现多么有价值；民族精神是活的、创造性的本原。这是对对待民族性的绝对保守态度的谴责，因为这种态度事实上把活的东西当作死的东西；同时，这也是对对待过去的轻率与不敬态度的谴责，因为民族性的具体表现也是对民族精神本体的历史表达。
我们对本质的体悟是在神秘经验中的，但我们对本质的认识只能在其现象学中。我们认识自己的民族性不能靠反观自身或把我们自己放在放大镜下细看，而必须通过研论文导读：者对被爱者有一种特殊情感。爱愈强，信愈坚，两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我们的最基本、最深刻的感受不是生自判断推理，而是先于判断，来自我们个性的黑暗深处。所以证据在此只有次要作用。爱的情感力图在这些证据中认识自己和更完全地展现自己，但如果认为爱的情感诞生于这些证据，则是错误的。民族使命思想就是这样诞生和巩固起来的原文出自:中报教育网论文中心 www.zbjy.cn
究客体化了的民族创造的个别产物。这种研究是归纳性的，而不是直觉性的，当然，这种研究离开原初的直觉也是盲目的，只有强烈的直感才能使其明晰起来。正因为如此，在民族自我意识非常强烈的时代，人们也十分关注民族文化现象学，研究民族语言、抒情诗、叙事文学、艺术、风俗等等，一切在民族自我意识薄弱时没有被发现或辨别出来的东西，这时都活跃起来，都色彩鲜明起来。注意力向这方面的转移，在这方面的敏感，对祖国的东西的爱的觉醒，这本身就是民族自我意识的功绩，因为民族自我意识正是靠这些来培育的。本能转化成意识，而意识又成为自我意识，由此又可以产生新的民族创造。当然，装模作样或故意做作不是民族性，因为民族性在根本上是潜意识的或超意识的本能，而全部本能的东西都不是蓄意为之的，在这个作用上都是天真的（所以任何对民族性的蓄意苛求都是令人不悦和腻烦的），但民族意识或情感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策略培育起来的，当然，也是可能蜕变的。
当民族性的本能从模糊成为明晰进入认识的时候，这种本能就被体验为对自己民族的某种深刻的、神秘的倾慕和爱，此爱不是理性主义学所理解的枯燥乏味的和道德主义的爱（比如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而是神秘主义作用上的爱，是某种能生出灵魂翅膀的情爱，是在与他人的统一中的享受，是对聚和性（соборность）的体验，是真正的超越自我，是特殊的“超越”。当然，这种天然的团结一致或聚和性与教会的大公性有原则区别，如果任何一种天然的聚和性（民族、阶级、国家、人类）把自己置于大公性的位置，那么，它就会成为假聚和性，为了低级的、自发的东西而否定高级的、神赐的东西。在聚和性的秩序中也有某种等次，违背了这一等次之序就会受到惩罚。但人对自己脱离整体的个人主义的克服、对自己自发“反叛性”（протестантизм）的克服，对聚和性的感受，是一种，是一种爱，它使爱者对被爱者有一种特殊情感。爱愈强，信愈坚，两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持。我们的最基本、最深刻的感受不是生自判断推理，而是先于判断，来自我们个性的黑暗深处。所以证据在此只有次要作用。爱的情感力图在这些证据中认识自己和更完全地展现自己，但如果认为爱的情感诞生于这些证据，则是错误的。民族使命思想就是这样诞生和巩固起来的。民族救世主观念除了被放入其中的一定内容之外，首先是一个纯粹形式范畴，这一范畴必定以民族自我意识、对自己民族的爱和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民族救世主观念的内容可以在斯拉夫主义者的宗教使命观——“俄罗斯的基督”向世界显现的思想中看到，也可以在赫尔岑和民粹主义者的民族社会主义倾向中看到，最后，可以在近年来的革命者俄罗斯“末世论”革命性思想中看到，由于这种革命性，俄国将在欧洲之前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对立的或不同的内容具有形式的相似性，都是民族使命观的不同表现。这种民族救世主观念在全部时代和所有民族的高涨时期都会表现出来；这是民族个体性意识的一般形式。……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方向继续前 进，我们就会遇到某种困难。理由在 于，民族性不仅必须自我克制，同时还应当加以保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在对抗中发展的。民族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应当谴责的，爱国主义就在多大程度上是必需的。
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的盖布或罩住它们的硬壳。这个硬壳就是国家。当然，也有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在这个作用上民族先于国家。正是民族产生了作为自己的必要外壳的国家。按照拉萨尔在关于费希特的讲话（对德意志民族）中的优美表达，民族精神在国家中寻求自己的体现。一个具有最高作用的显著事实是，国家不是由世界公民的契约建立的，也不是由某些阶级或集团利益建立的，而是由寻求独立的历史存在的、自我确立的民族建立的。国家在起源上和根本上是民族的——这是思想必须关注的事实。即便是那些在其最终形态中是由多个民族和种族构成的国家，也是作为某一个民族的建国活动的结果而产生的，这个民族在这个作用上也是“掌权的”民族，或主导民族。无论在承认各民族的政治平等方面走多远，这都不能确定各民族历史上的价值平等。在这个作用上，俄国当然是俄罗斯民族的国家，尽管是由多民族构成的和实行最广泛的民族平等。一国之中的多民族共存不仅使各民族之间具有团结关系，而且具有竞争和斗争关系。在这一斗争中隐藏着民族情感，这一情感总是具有转化为民族主义的危险，虽然民族主义的外部表现在不同历史时代可能有很大差异。现代人的道德意识越来越不能容忍主导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压迫；现代人把这一行为首先看作是主导民族的不体面和不可容许的不公正。但与这些政治关系一道，还存在着各民族之间的道德关系，这些道德关系不总是按照政治关系来分配的。由于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理性主义的世界主义观点在报刊和社会舆论中的引导，在俄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仿佛俄罗斯民族性由于其令人反感的政治优越性而在大众意识中受到道德抵制；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任何表现都遇到不信任和敌视，这种抵制或俄罗斯自我意识在俄罗斯社会中的自我抵制，反映了俄罗斯自我意识的精神软弱性。这种状况的不正常性从直接日常经验中就能够充分感受到，在对这一理由的最委婉的涉及中也鲜明地表现出来。……
个人主义的增长显然会带来民族情感的尖锐化，同时也将带来民族情感的分化。与全民族或全国家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一道，地方自我意识、种族自我意识也在增长，民族性的表现越来越五花八门，各民族之间的斗争更加具有复杂性，并且不仅具有政治性也具有文化性。无论如何，未来的国家法专家将面对如何在政治方面有效解决这些理由的更多工作，对此，俄国杰出政治思想家德拉戈曼诺夫早在19世纪就已有了清醒认识。
尽管在同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各民族之间有竞争和斗争，但国家毕竟是它们的共同家园，对这一共同性的觉悟越高，它们的政治主动性就越强。这样，从民族自爱的个别表现中形成了一般国家的爱国主义。国家或政权具有其自主的、神秘的因素，正如权力意志一样，政权是人身上的服从能力。按照使徒保罗的定义，政权的这一超验因素是上帝制定的，它只是表现在生活中，而不是由经验的国家所造成的。因此，像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那样，把国家看作某人发明的和为了一定目论文导读：原文出自:中报教育网论文中心 www.zbjy.cn
的按照社会契约来建立的，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和反历史的。国家在我们内心，正因为如此，国家才存在于我们身外，如果离开了这一前提，政权的存在就会成为完全不可知的怪物，国家就会被无政府状态所战胜，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无政府状态中从来没有产生过国家。但这并不妨碍如下观点，即在价值等级中国家低于民族，国家是民族的工具或手段。
虽然国家之外的生活是不存在的，但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不是民族存在的唯一可能形式，犹太民族的历史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表明了这一点。但独立自主的国家是最高的民族价值，因此爱国主义必定扩展到国家身上，即民族的政治身体之上。我珍爱俄罗斯国家，不因为它是国家或一定的法制形式（我们知道它在这方面很不完善），而是因为它是俄罗斯的，在这里我的民族性拥有自己的家园。那些同样生活在俄罗斯国家中的其他民族，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在家的感觉，他们与俄罗斯民族具有多大程度的历史关联，他们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这一情感。这一情感不仅仅是柏拉图式的，它表现在对国家的关心中，关心国家的外部安全和强大，关心国家的内部富有。因此，在对外战争期间会有爱国主义情感文化哲学：民族性的深思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的强烈爆发，如果没有这一情感，那么或者是由于缺乏公民意识，或者是各种理性主义情绪压倒了本能。在正常条件下，以国内改革为纲领的解放运动也可以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与健康的、牢固的国家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国民经济，它只有在民族国家组织中才能得到发展，虽然它将来会超越这一形式。不可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得到经济发展（这还需要证明吗？）和政治稳定，以便使民族国家的身体能够健康和强大。而这就说明了国家具有一整套健康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国民经济纲领，这一点应当直言不讳地指出。因为如果深入深思当代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性质，深思这一斗争的发展（从作为民族利己主义之经典表现的重商主义时代，直到当代帝国主义为止），就不能不看到这里进行的国际斗争中，落后者或软弱者必定败落和出局。因此，民族利己主义，民族-国家的自卫感（如果举小范围的例子，就好像对自己家庭富足的关心）必定成为政治的主导规范，成为政治美德。因为我们面对着对自己邻人和对自己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但我们在此面对高级规范与低级规范的冲突。因为关心民族身体和为民族利己主义服务很容易超越自己的界限，那样，政治就将变成国际掠夺，取得胜利的民族就蜕变成强盗。因此，在这里必须有矫正，在这里民族自我限制和民族禁欲主义之心应当时时警醒。但除了这些冲突之外，创造或维持国家强盛和经济强大的任务虽然无限重要，但毕竟不是首要的。民族性在历史中的存在不是为了用铁拳威胁每一个竞争者和养肥自己。如果说健康是福，关心健康是必要的，那么，不应当使对保护健康的关怀成为最高的或唯一的行为规范。如果这样的目标成为主导目标，就是发生了道德的蜕变，然后是国家的蜕变。在这种情况下理想的目标就退到远处，被意识中的非理想目标所挤压。在此，灵与“肉”的冲突在民族国家的规模上重现。
与人们的民族和国家统一体一道，还有人们的经济集团，它是建立在“阶级”利益基础上的。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阶级高于民族。“无产者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些口号如今人人皆知。不应贬低阶级团结的力量和共同经济利益的联合行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斗争的力量。但是，民族性比阶级情感更强烈。的确，尽管无产阶级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但正如在国际冲突中所表现的，工人与本族企业主的联系毕竟比与外国无产者的联系更加紧密。更不用说，经济生活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指出这一关系是弗·李斯特的不朽功绩），但阶级本身是在民族内部存在的，而不是把民族分割成部分。如果后一种情况有可能存在，那也只是病态。经济集团的根基是变化不定的外部生活条件，是历史经验；而民族性则是本体性的，其根基要比经济基础更深。人们不是生来就是无产者或资本家，而是后来成为无产者或资本家的；他们可能在社会阶梯上更换位置，但人们生来就是某个民族之子，而不是后来成为的。存在着民族文化、民族创造、民族语言，但世界上还没有阶级文化。民族团结的神经穿透了阶级分化的铠甲。如果这一点在日常生活条件下没有被意识到，那仅仅是因为，近处的低矮的山丘能遮挡住远处的高山，但如果后退几步站得远一点，就可以看见高山。阶级是人们之间的外部关系，这一关系有可能产生共同的策略，按照阶级利益规范决定行为，但它不能从内部把人们联合起来，像家庭或民族关系那样。在个人与人类之间存在的只有民族，我们是作为民族的成员参与人类的一般文化工作的。
民族性表现在文化创造中。当然， 不应把文化等同于现代文明，因为文化 创造要比现代文明更加原始和古老。反映民族灵魂的最强大的文化手段是语言（难怪在斯拉夫语中“语言”一词的直接含义是“民族”，也难怪费希特在《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中认为语言的原初性和纯洁性是民族性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在语言中发掘出无尽的文化宝藏，同时也可以看到民族灵魂的创造和反映。因此，热爱自己的民族就不能不首先热爱自己的民族语言。因此，像屠格涅夫这样的语言大师，尽管持有怀疑论和西方论的观点，却仍然清楚地意识到，“伟大的俄罗斯语言只能赋予伟大的俄罗斯民族”。
和语言一样，历史初级阶段的民族信仰也具有民族性，这也反映在一个民族对信仰的用词上：对俄罗斯人来说，基督教与东正教是同义词。非基督教的自然宗教产生于宗教本能的黑暗深处，是纯粹民族的东西。自然宗教表达了整个民族的宗教自我意识。当然，宗教具有民族性，这是众所周知的，然而，我们认为，这种宗教与民族性的联系尚未得到充分估价。现代科学所热衷探求的宗教混合主义现象和假设的宗教信仰变迁现象，完全不能否定上述事实，甚至可以说，这些现象的例外反倒是对一般规则的确证。此外，甚至那些非假设的、毋庸置疑的宗教混合主义现象，也完全不是对外来新宗教的机械照搬，而是某种同化作用，是有机过程，对此现代历史学家未给予充分注意。从我们所持的民族实在论观点来看，这些民族宗教是一定程度上的自然启迪，是对神的世界的涉及论文导读：原文出自:中报教育网论文中心 www.zbjy.cn
，只不过这种神的世界之光经过了民族灵魂及其独特观念的折射。这些宗教的神学或神话学是这些独特体验和启迪的象征性表达。当然，如果只把它们看作是神话或寓意，那么，宗教混合主义现象就可以得到十分简单的解释：仅仅是文学上的影响和照搬。如果抛弃这种对自然宗教（或多神教）之本质的完全不科学的和非宗教的理解，把自然宗教首先看作是一定的宗教体验和这些体验的系统化，那么，宗教混合主义理由就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于是提到首位的就是这样一个独立理由，即一种宗教对另一种宗教成分的掌握或同化的内在条件理由。只有一种超民族的、真正大公性的宗教——圣道化身的宗教，它是面向“一切民族”的。它的内容是绝对真理的启迪，因而摆脱了民族局限性。然而，即便是这种宗教，也只在内容上是超民族的，而在掌握方式上仍然不是无民族性的。它无论对哪一个个人、哪一个民族都传布同样的福音，它以此来创造超民族的普遍的人。但这个普遍的人仍然是活的、具体的个人，注定具有民族-历史的血肉。对统一的福音，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听取的，都要翻译成自己民族的语言，同样以自己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福音的普世传布没有把人变成抽象的、无个性的存在物；每一个灵魂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复活者的召唤文化哲学：民族性的深思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因此，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基督教也是以民族的方式被接受和实现于生活的；各地方教会早就确立了自己各自的民族性，这种差别导致了后来的东西方教会大分裂。我们完全不是要把基督教各派信仰的分歧（特别是教会基督教与新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全部归结为民族类型的区别，况且，在一个民族（如德国人）范围内也可以找到不同的基督教信仰，尽管这是一个特例。但毋庸置疑的是，不同基督教宗派的信仰差别毕竟与民族性有某种适应关系。甚至在同一种信仰范围内也可以感到不同的民族特点。因此，斯拉夫主义所说的“俄罗斯的基督”，可以理解为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实上各不相同的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基督。在这个作用上可以说（这是完全严肃的，没有任何亵渎神明的意味），不仅有俄罗斯的基督，而且有希腊的基督、意大利的基督、德意志的基督，就像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圣徒一样。无疑，在自身宗教体验方面，在直接内在性方面，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更为亲近的正是我们自己的基督，萨罗夫的圣色拉芬的基督，拉多涅日的圣谢尔吉的基督，而不是伯纳德的基督或卡特琳娜的基督或圣方济各的基督。我们完全不是以此将宗教变成民族的属性，相反，民族性在此成为宗教的属性，确切地说，成为领受普世真理的个体形式，成为普世真理的接受者。正是这种善于以完全特殊的方式领受神的完满性的能力，这种善于从神的光源中分离出自己的特殊光线的能力，对于宗教观点来说，是民族本性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神圣罗斯”是俄罗斯民族灵魂赖以领受基督和教会的方面，这方面对整个民族生活来说，就是在黑暗中闪亮的光。人们经常把一般民族的东西和一般人类的东西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一般人类的东西可以有两种性质——抽象人类的、无个体的、超民族的性质和具体人类的、个体的、民族的性质。在第一种作用上，被普遍运用的任何技术发明一经确立便成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科学真理，都是一般人类的东西。生活的技术方面，被称作外部文化的东西，以及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都同样属于这种类型，都是无个人的、不署名的统一人类的财富，因为统一人类是在机体存在中创造和发展这种“科学”和“技术”的。民族性在这里表现得相对薄弱，只表明共同天赋或社会能力的程度，在这方面，文化年龄和历史发展水平具有很大作用。
在第二种作用上，一般人类的东西存在于个人或民族之个体性的最完满的表现中：当尼采从自己身上抛掉凝结的血块和胆汁，揭开自己受尽折磨的灵魂，当歌德创作了像《浮士德》这样在语言和精神上都达到了彻底民族性的作品，这时，我们毫不怀疑，这是全人类的财富，同时，这种财富只能从个体精神和民族精神的深处才能诞生。无疑，用世界语永远也写不出《浮士德》和类似的作品。幸运的是，用抽象的人取代具体的人（homo）不是可以轻易做到的，人的抽象化主要在外部文化和生活技术领域取得了胜利。而创造精神价值的全部文化作品都是具体的、民族的。这个原理对应艺术来说现在可以认为是公认的，因为大家都明显承认艺术的神秘根源在于母亲怀抱并直接靠她的乳汁喂养。但对于那些同时既属于抽象领域又属于具体领域的人的精神活动来说文化哲学：民族性的深思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7ctime.com提供,转载请保留.，情况就复杂和有争议得多了。我们指的是哲学。毫无疑问，有些哲学理由或领域可以完全归属于科学范围，例如，逻辑学、策略论和认识论的局部理由（但不包括认识论的基本的和核心的理由——知识的本质理由和真理理由）。在此有作用的只是文化年龄的差别理由，较为年轻的民族自然应当成为年龄较长的民族的学生。在这个作用上，当然要直接承认（据我所知也确实从来无人否认），年轻的俄罗斯哲学必须向更成熟的西方哲学学习，应当加入世界哲学思想运动中去。但这就是哲学思想的全部任务吗？为了回答这个理由，必须指出哲学世界观的一个基本差别，就是我们在开头说过的实在论世界观与唯心主义世界观。对于唯心主义先验论来说，哲学的任务仅限于对经验观念的逻辑加工和认识论理由。在这个作用上，哲学被作为科学，当然，它因此就失去了民族特点。但哲学还具有另外的、创造性的任务，这些任务使其与宗教和艺术相接近。哲学力图成为完整世界观的学说，其基础是对世界的独特感受。哲学也从存在的神秘根源中汲取养料，在哲学创作中也必定表现一定的民族特性。当然，民族哲学思想的全部重要作品都必定成为全人类的财富，但这并不妨碍柏拉图或普罗提诺仍然是真正的希腊人，康德（或李凯尔特）是典型的德国人，而詹姆斯是彻头彻尾的美国人。完全可以在这样一种对哲学的任务和本质的理解中来谈论俄国哲学，虽然它与欧洲这些方面相比还很年轻，完全适宜在其初期阶段和早期萌芽中，就热情地寻找并内在地意识到它自己的民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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