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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配研究综述-

最后更新时间:2024-04-09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5055 浏览:19321
论文导读:
【摘要】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社会风险也在种类、数量、强度影响等方面急剧增加。对于风险社会的研究也是目前社会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因此,本文试图对既往有关风险特别是风险分配的理论与研究做一个梳理。
【关键词】文献综述;风险社会;风险分配

一、风险研究的三种理论范式

在诸多风险研究中,主要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一是由玛丽道格拉斯等人为代表的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理论。二是由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三是由埃瓦尔德等人借助福柯的理论提出的“治理性”理论。以道格拉斯为代表的分析是建立在文化是一个社会的认知手段和保护方式的基础上的。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一种在当代西方社会维护文化边界的手段。风险主要被用作抱怨的借口,“有风险”的群体或制度被视为危险的。“有风险的”他者会对个人的身体健康或所从属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象征性形态产生威胁。对风险的理解必然是通过文化假定完成的,因此是共同分享的惯例或期望;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英国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家们的分析侧重于后现代社会中加深人们对风险关心程度的宏观结构因素。他们认为,在后现代性条件下,风险不仅大量出现而且全球化了,因此比过去更难以被计算、管理或避免。在他们看来,现代性不再是毫无疑问的过程,而是产生了许多危险或“缺陷”。后现代性的核心制度──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治理性”论者利用福柯的理论,他们认为自16世纪以来,一个巨大的专家知识网络已经形成,与之相伴的是围绕这些知识的建构、再生产、传播和实践而出现的结果,它强调维持秩序和规则依靠的是自愿的“自我训诫”而非暴力或强制。因此,风险被理解为政府使用规训权力的一种战略,用来控制和管理人口,以最好地实现人道主义。(杨雪冬等,2006)而在这些研究之中,尤以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范式影响最大,因此本文主要对贝克的相关理论为主要分析对象。

二、“风险社会”理论及两种风险分配逻辑

(1)风险社会理论概述。与鼓吹“后现代性”的德里达等人所不同,贝克是沿着不同的进路对工业社会与现代性进行深入研究的。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一致,贝克同样也注意到了现代化力量造成的社会发展的断裂。他将现代性区分为“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将现代化区分为“(传统)现代化”与“自反性(反思性)现代化”。(传统)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进程对传统社会的抽离与再造,而“自反性现代化”则意味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对工业社会(阶级社会)的抽离与再造。自反性现代化是充满风险的,它指涉人们在传统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运用的科学技术以及种种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制度对其社会自身的重大威胁与毁灭。用贝克的话来说它意味着“创造性(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他将简单(传统)现代化对应为“工业社会”,也即“阶级社会”,将自反性现代化对应为“风险社会”。工业社会关注的是财富如何分配,而风险社会关注的则是如何避免、减弱、改造或疏导在发达的现代性中系统地产生的风险和威胁。用贝克的话形象的来表述,“阶级社会的梦想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和应该分享蛋糕,风险社会的乌托邦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免受毒害。阶级社会的驱动力是: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是:我怕!”贝克揭示了西方社会的重大转变:从“阶级社会”转向“风险社会”,并通过对“科技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政治制度”的深刻剖析全面阐述了其“风险社会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2)风险分配的两种逻辑。从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风险分配模式:一方面,“依附于阶级的”、“不平等”的风险分配模式。用贝克的话来说:“风险分配的类型、模式与媒介与财富分配有着系统的差别。在这种意义上,风险社会和阶级社会有着很大部分的重叠。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以颠源于:毕业小结www.7ctime.com
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由此可见,此种风险分配模式具有明显的“不平等”的特征,即有权有势的人比无权无势的人承受更少的风险。然而,贝克认为,这并没有触及风险分配的核心。另一方面,风险更多的体现一种“超越阶级的”,相对“平等”的分配模式。在贝克看来,与风险状况加剧相对应的是人类逃脱风险的途径和可能性在减小,即使你拥有财富,也不可能逃脱风险的折磨。他形象地论述道:“自来水管中的污水不会因为谁是总裁而在他家水龙头前停止流淌。”,“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的。”因此风险在其范围内表现为相对平等,它打击所有人,即使是富人也无法幸免。风险在扩散过程中表现出“飞去来器效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风险的等级制逻辑被打乱了,随着风险的扩大会呈现风险分布平均化的局面。从总体上讲,贝克有关风险分配的模式的论述涉及两种逻辑。一是“差异”逻辑;二是“平等”逻辑,并且他更为强调这种“平等”逻辑,认为是它主导了风险分配的逻辑。

三、国内学者对“风险分配”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风险分配”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分配”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如李友梅辨析了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的不同逻辑,强调风险分配核心内涵还是以“平等”逻辑为主,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旧有的阶级、阶层区分,并提出风险分配可能会成为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路经(李友梅,2008);杨亮才认为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是现代性的两种不同路径,而这两个问题是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杨亮才,2011);刘群(刘群,2007)姚伟(姚伟,2011)等人则从“风险分配”的不平等出发,对贝克风险理论中的有关分配的理论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一定程度的修正。另一类是对“风险分配”的实证研究。如景军以“泰坦尼克号定律”为分析框架,利用流行病学数据,深入分析了中国的艾滋病风险,提出中国艾滋病风险的分配无论是客观风险还是主观风险认知,都在具有不同社会等级与差异的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显论文导读:
著差异,从而对风险社会理论过于强调风险分配的平等性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景军,2006);张玉林则以当地统计资料与新闻报道为基础,对山西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得出环境风险与灾难会向农村地区以及底层弱势群体倾斜,从而造成“另一种不平等”的结论(张玉林,2009)。刘岩、赵延东通过对二手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公众的主观风险感知呈现地区差异和多重复合等特点,三重复合—高度不确定性风险、两重复合—中度不确定性风险和单重—低度不确定性风险三种结构的社会风险共存。研究发现公众普遍对低不确定性的单重风险感知最高,对高不确定性的三重风险感知最低;教育水平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对高不确定性三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底层社会群体则对低不确定性单重风险的感知程度较高的结论(刘岩,赵延东,2011)。吴雪明、周建明以城乡分野为视角,得出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已与城市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基本趋同,而农村居民拥有的抗风险机制却远远弱于城市居民,以收入水平表征的抗风险能力也远不及城市居民。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必需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政策体系以有效降低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结论(吴雪明,周建明,2006)。由此可见,国内对风险分配的研究也是从“平等”与“差异”这两方面着手的,但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分配逻辑的“差异”与“不平等”。
参 考 文 献
乌尔里希·贝克等.自反性现代化[J].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
乌尔里希·贝克等.风险社会[J].南京:译林印书馆.2004:36,57
[3]杨雪冬等.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李友梅.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中国社会结构重组的一种新路径[J].社会.2008(6)
[5]景军.泰坦尼克号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5)
[6]张玉林.另一种不平等:环境战争与“灾难”分配[J].绿叶.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