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中心-结论

论文导读：侵都缘于此。郑珍曾慨叹道：“入时闻言者道苏货、广货相诧极矣。十年来仍盛尚洋货，非自洋来者不贵异。今日英吉利即洋货所由来者也，其于中国何如耶？自去年扰秽海疆，至今大半年，积半天下兵力而犹未荡涤，是何由致之。”④“沙滩”文人仍旧不顾时变，忠于传统的农业经济。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沙滩”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一
摘　要：“沙滩”文人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他们以此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并世代相传，其具体概括为“真”“忠”。但随着中国国门被打开，他们的思想在固守传统时发生了新变，在政治、经济和技术方面提出了新的主张，摆脱了传统的自闭心态而心忧天下。他们思想的流变与近代中国走向世界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边缘　中心　“沙滩”文人　思想流变
黄万机在《浅谈“沙滩文化”资源的评估与开发》一文中，概述沙滩的“有形”文化同时，还提出一个“无形”文化的概念，“沙滩文化精神”，即沙滩文人读书撰述、立身行事中所展现的精神风采和人格力量。①作者并对其具体表现做了如下概括：一、淳厚的家风；二、悯民爱国的清正操守；三、刻苦自励，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四、虚怀若谷，函纳殊方的气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对“沙滩”文人的思想流变做深入的探究。

一、“沙滩”文人思想的探源

儒家的核心是“仁”，以仁为本，以修己为务，坚持“独善其身”。同时，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关心天下治乱，坚持“兼善天下”。其修养立身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纵观郑珍、黎庶昌和莫友芝等人的著述不难发现，三家所遵循的是儒家的教化，以儒家思想作为立身行事的根本准则。“沙滩”文人的先贤在教育后代时，也多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使其世代相传。历代“沙滩”文人均把儒家的信条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坚持躬行实践，要求从日常的洒扫应对做起，勇于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培养坚强奋进的意志，关心民瘼，和睦乡邻，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郑珍《母教录》的主旨与儒家“仁”的核心思想可以说一脉相承。全书一共六十五则，集中起来，它阐明了如下一些思想：勤奋、自主、勤劳、节约、友爱、孝顺、忍让、和睦、注重细节，其中强调得最多的是勤劳。这与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正心、诚意是相吻合的。这些思想也是世代相传。书中第七则这样记载道：“母曰：‘先舅未作秀才时，常白日放牛割马草，夜始读书。布袜惟入冬始得者。独子之家，衣食饶足，教之严且如此。闻之汝曾大母云’。”②这句话一方面透露出“沙滩”文人勤劳吃苦的精神；另一方面，表明这一精神星火相传。郑珍的母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她的父亲是“沙滩”文化的奠基者黎安理，更多的受到其父亲的影响。她后来又按照这些准则教育其后代。
我们可以说，“沙滩”文人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其具体表现，首先可以将其浓缩为一个“真”字。真，真诚、真实之意。“沙滩”文人生活于天末贵州，地势隔绝，生活穷困而闭塞，但他们敢于真实地面对生活。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的这种真实表现为刻苦自励、自强不息。“沙滩”文人大都从逆境中奋然崛起，青少年时代经历过贫困境遇的磨砺，但他们意志坚定，努力拼搏。黎安理小时，艰苦备尝，际遇坎坷。但他刻苦向学，通常回到家里，一边劳作，一边学习，最终中举而成为黔中文坛中坚。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源于：论文致谢范文www.7ctime.com
人未尝不是？在逆境中，每天读书数万言，经常“肘不离案，衣不解带，恒达里夕”。虽久困科场，仕途不顺，但他们读书治学的劲头不减，终于在文学、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的成就。对社会而言，“沙滩”文人心忧天下，敢于大胆地揭示黑暗的社会现实。沙滩文人，不论为官与否，都抱有“匹夫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为官时，他们清正廉洁，为民着想。黎安理出任山东长山知县时，多次平反冤狱，甚至平反了“钦定”要案。黎兆铨任云南寻甸知州时，多次抗拒大府搜刮民财的苛政。云贵总督下令坑杀回民，黎兆铨愿以全家几十口性命作保，巧妙抵挡制乱命，保住了十几万回民性命。“沙滩”文人在接人待物方面，多以真诚著称。他们的真诚交往不仅仅局限于“沙滩”文人的内部，而且对待外国友人也如此。黎庶昌的外交之旅让我们深有感触。他曾出使西欧各国并西渡进驻日本，结识了不少国际友人，并且有的还成为莫逆之交。
其次，我们可用一个“忠”字对其概括。沙滩文人的忠，主要体现在忠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和封建政治的统治方式。沙滩地处天末，条件极其的艰苦，并且“沙滩”文人更多的是处于社会的中低层，农业生产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勤耕苦读，耕读传家成为“沙滩”文人的精神品格，并以此作为一种传统而流传于后世。黎恺在《教余教子录》中，反复教育子女要勤于劳作，从事农业生产。郑珍在《母教录》中也多记此事。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母曰：‘河梁庄宅前大土，寻常必五六工始芸一次。汝曾大母告我言：“吾与汝曾大父白天出芸，一从东畔起，一从西畔起，至晚即薅币。汝曾大父犹嫌迟也。”先代勤德如此。’”③ 足见其勤于农业生产。
清末，我国门户逐步被开放，商品经济渐趋发展，传统的农业经济开始解体。以郑珍为代表的“沙滩”文人对此感到忧虑和不满，他们甚至认为世风的变化，外国的入侵都缘于此。郑珍曾慨叹道：“入时闻言者道苏货、广货相诧极矣。十年来仍盛尚洋货，非自洋来者不贵异。今日英吉利即洋货所由来者也，其于中国何如耶？自去年扰秽海疆，至今大半年，积半天下兵力而犹未荡涤，是何由致之。”④ “沙滩”文人仍旧不顾时变，忠于传统的农业经济。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沙滩”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但一味地局限于此，便是后来“沙滩”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
“沙滩”文人更多的是接受传统的教育，在他们的思想深处有固守正统的一面，他们的立身行事表现出一种对封建统治的忠诚，即使当时社会黑暗动荡，统治者腐朽无能，残酷地压榨百姓，民生凋敝。他们看到了人民的不幸，并现出一种强烈的同情心。但是他们并没从根本上去揭示封建专制的弊端。他们却把惩治赃官、治理乱世的希望寄托于“良臣”身上，“方今犷兽颇乱狺，斩绝种类需良臣”（《捕豺行》）。幻想任用良臣来治理国家，以便更好地维护封建统治。他们在交往中接触了曾国藩、程恩泽、贺长龄、李鸿章等封建士大夫。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更受其影响。“沙滩”文人们面对起义的农民，不是从统治者身上去寻找根源，而是无情地指责这些起义军。其中莫友芝的九弟莫祥芝等人还亲自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军。当得知起义军惨遭失败被镇压下去时，大家表现出无限的喜悦之情。摘自：学术论文格式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