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泰译本历史价值及当下意义-

论文导读：
摘　要：泰译本作为《三国演义》的第一个英语全译本，首次完成了小说文本在英语世界的全面再现。在西方汉学的发展进程中，它丰富了研究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在中国古典小说西译的历史背景下，它参与了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构建；在《三国演义》英译史上，它启迪了后世译者；在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去”的现代语境下，它又为当下的典籍英译实践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三国演义》　泰译本　历史价值　典籍英译
一、引言
英国人邓罗（Charles Henry B摘自：学年论文www.7ctime.com
rewitt-Taylor，1857—1938）是晚清政府高薪引进的外籍人才，先后在天津、北京和福建等中国海关任职，并在1925年翻译出版了《三国演义》的第一个英语全译本San Kuo Chih Yen I， or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本文简称泰译本），因而被誉为“中国海关税务司与翻译先驱”①。然而，国内研究者（如徐彻，1990；向中银，2000、2008；郑大华，2005；粟进英等，2009）提及邓罗的成果集中在晚清时期外籍人才的引进以及他们在中国近代事业中的作用等史学层面，从中我们可以零星地了解邓罗服务中国的情况，但是他译介中国的翻译行为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就《三国演义》英译研究而言，王丽娜（1982:52）最早介绍了泰译本及西方的评价；周燕等（1988：16-18）则首次以中国传统译学的“信达雅”标准全面评价了泰译本的得失。在最近十年里，张晓红等（2005，2007）、潘演强等（2007）、朱玉屏（2008）、骆海辉（2009）、郭艳红等（2011）、陈晓莉等（2011）也从不同的视角开展了泰译本研究。但是从总体上讲，译界目前对邓罗的译者身份关注不足，对泰译本褒贬不一。为此，本文将尝试性地分析泰译本的历史价值，并探讨泰译本在中华文化典籍“走出去”的现代语境下的现实意义。

二、泰译本的历史价值

泰译本“全书分为二卷，由别发洋行（Kelly and Walsh Limited）先发行标准本，很快地就销售一空，1929年乃印普及本发行”（罗香林，1985:5-6）。时至今日，泰译本流经了近九十年的时间长河而不衰，“在东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王丽娜，1982：52；郑大华，2005:13），在西方汉学发展、中国古典小说西译及《三国演义》英译的历史语境下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泰译本为西方汉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西方汉学初创于17至18世纪，当时来华的旅行家、传教士、商人等撰写了游记、宗教著述、商务指南等是西方汉学最原始的文献资料。而泰译本则提供了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参考，丰富了相关的研究文献。事实上，邓罗“他们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为近年来东西方的汉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年来东西方汉学家除译出《三国演义》新译本之外，有的还对这部小说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获得了可观的成绩。……西方的汉学家近年来不止一个人选择《三国演义》作为撰写博士论文的题目”（王丽娜，1982：64）。而且，泰译本也多次被研究者节选引用。例如，“爱德华兹（Evangeline Dora Edwards）编译的《龙》（The Dragon Book）一书，选有布鲁威特-泰勒的《三国演义》全译本（1925年版）中的八段节译文……又，1931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由袁家骅与石民选译的《三国演义与西游记》（Romance of Three Kingdoms and a Mission to Heen）一书，其中《三国演义》部分即是节选泰勒的译文。”（王丽娜，1982：49，50，52）
泰译本参与了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构建。一方面，中国古典小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中国古典小说所具有的‘自我投影’和‘他者审视’特性，使其成为西方想象中国的重要文本依据，构成了从‘道德理性之乡’到‘中国情调’、再到‘多面的中国’三种被集体认同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宋丽娟、孙逊，2009：185）。另一方面，由于邓罗在华的时间长达四十一年（1880—1921），而且之前就摘译过几个三国故事，如“《深谋的计策与爱情的一幕》（A Deep-laid Plot and a Love Scene），载《中国评论》第20卷。内容为《三国演义》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节译”（王丽娜　杜维沫，2006：71）。所以，邓罗在华的生活经历及翻译实践使他对《三国演义》具有独到的体认——即他在译者注解的首句所言：“《三国》根据说唱故事改编而成，至今传唱，具有显著的东方特色。”这句话以小说的大众文学性质和东方特色吸引西方读者，激发了译本读者想象东方的。更重要的是，邓罗在华的生活经历及翻译实践也赋予了泰译本一种源自东方的吸引力，译本读者会认为邓罗对《三国演义》及中国文化的体认更加真实可靠。
2002年重印的泰译本也力图多个角度地干预译本读者有关中国小说的阅读预期。印在封底的推介文字显然是经过精心编排的：它引用《东方文学词典》指出《三国演义》是“最伟大且最受喜爱的大众文学作品之一”；它介绍了三国故事发生在公元220年汉朝统治分崩离析之后及刘关张与曹操争霸的因由，以精彩纷呈的历史故事来吸引读者；它告诉读者“三国演义是中国最古老的小说，是历史小说这一文学传统中的第一部”，而华盛顿大学中文与比较文学教授何谷理（Robert E. Hegel，1943—）撰写的导言对小说的历史依据、文学起源及主要人物等颇有深刻的见解。它还指出，“这是一部英雄史诗，讲述了中国历史上最喧嚣的一段时期中兄弟情谊与群雄对抗、忠实与背叛、胜利与死亡、英雄与奸雄争斗的风云故事，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化不可磨灭的核心部分，并持续地使当代读者着迷。”这段精彩的文字在读者阅读译本之前就勾勒出一幅生动的中国人群像。
邓罗在文本翻译上则是以特定的翻译策略来再现中国文化形象。林长洋（2012）在比照分析了泰译本的《三国演义》开篇词的译文后指出，邓罗“通过改动，译文呈现论文导读：
出青山、夕阳、朗月、春风、渔夫、樵子、渔筏临江、把酒谈笑的画面。这是西方读者心中东方文化的形象（庞德等人译的唐诗中展现了这种形象，当时的中国译者如林语堂向西方人介绍的东方也是这种恬静的生活场景）”。而我们在泰译本的文本考察中也发现，邓罗的确是用心良苦地再现小说的民族文化特色。例如在小说第四回的译文中，他以音译法将地名“山东”译为Shangtung，毫不顾忌译本读者可能将此理解为今天的山东省而非“华山以东地区”；以直译法将“北面长跪”译为kneel facing the north，保留了“北面”的方位意义，又以styling himself minister and requesting commands方便译文读者解读“北面长跪”表示“臣服”的文化语义；以增词法将古代礼节中的“避席”译为left his seat and went over to，强调了“避席”“离开座位”的动作，又增加了“向某人走去”的动作，译文生动形象。源于：硕士论文www.7ct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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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骆海辉，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编　 辑：钱丛　E-mail:qiancong081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