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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楚简重论芍陂创始与地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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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关键词:楚简;芍陂;灌溉区
摘要:包山楚简表明,战国中期楚在东方有一个经济区名曰“啻苴之田”,是楚王新大厩所在,其范围当今固始县以东、霍邱淮水以南、六安以北、定远以西的地方。“啻苴”的合读接近于“鹊”音,与秦汉时期的芍陂之芍的读音、地理范围正相当,与孙叔敖修造的诸陂塘分布范围也接近。而研究生论文www.7ctime.com
清华简记载楚国灵、平、昭王皆都于亳州之南的乾溪之上,结合文献记载知此时芍陂一带得到较好开发,并成为楚平、昭王“马政”之属地。芍陂灌区还可以推到春秋后期,这已接近孙叔敖的时代。过去认为芍陂始建者是春秋时期的孙叔敖,颇有道理,而战国后期某人修造说则完全不能成立。
10012435(2012)04044109
芍陂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规模也最大的陂塘蓄水灌溉工程,两千多年来时修时废。其早期情况因为资料不足,学者间颇多异说,尤其是创始者为谁、地理范围的大小以及名称问题。现结合包山楚简、清华简资料与传世文献重新讨论,期以推进这一重要水利史问题的研究。

一、芍陂音义及名称由来

芍陂的得名,一般以郦道元的说法为依据。《水经注》卷三二“肥水”条叙其支流豪水曰:“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1]但是,“芍陂”之名在传世文献中最早见于东汉班固的《汉书》等。①《汉书·地理志》庐江郡“潜县”条云:“沘山,沘水所出,北至寿春入芍陂。”颜师古注:“芍音酌,又音鹊。”该志六安国“六县”条亦云:“如溪水首受沘,东北至寿春入芍陂。”颜师古注:“芍音鹊。”《后汉书·王景传》载:王景“迁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
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
李贤注亦曰:“芍音鹊。”《太平御览》卷七二地部“陂”条,注云:“芍,魏志音鹊。”看来芍陂之“芍”读如“鹊”是注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而“陂”则较好理解。《诗经·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注云:“陂,泽也。” 《说文解字》曰:“陂,池也。”《方言》卷六:“陈楚荆扬曰陂。”《尚书·泰誓》孔疏云:“泽障之水,使不流溢,谓之陂。”《周礼·地官·稻人》:“以潴畜水。”郑众注“潴”:“畜流水之陂也。”陂就是古代畜水的湖池、水塘之类,有人类加工的成分,是淮河、长江流域流行的叫法。《礼记·月令》:“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尚书·禹贡》云:“九川涤源,九泽既陂。”这两部作品一般认为北方学者所作,说明北方也有“陂池”的说法,当然也可能是相互影响的结果。
芍药是一种草药,芍药之芍,古音学家尽管属韵不尽相同,或者说在宵部,或以为药部,而两部邻韵,差别不大,一些学者就把两韵合为一部。如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十一家古韵分部异同表”,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页;另如潘悟云主持的《东方语言学网》“上古音查询”“芍”字古音,http:∥www.eastling.org/。鹊字古音,或者说在铎部,或者以为鱼韵,清母。参考潘悟云主持“东方语言学网”上古音查询。鱼、铎相邻,音甚近,与芍药之芍声韵不同,但也不甚远。近来阅读一些研究芍陂的文章,关注者或者重复郦道元所言[2],或者说芍陂即期思陂,期在舒六方言读为ci,与泚同,泚水、沘水即期思水,“鹊与期同声,与芍同韵,鹊声显然是由‘期’声演变而来。这就说明芍陂的读音是由‘期思陂’演变而来。”[3]我们知道泚水与沘水并不相同,期、思古音都在之部,与鹊在鱼部也不一样,不可直言期与沘同读。
姚汉源提出芍陂得名可能有三种情况,即以芍药或汋约,义为绰约,形容陂之美;以多凫茈(今名荸荠)等水产物得名;以从汋义为激水声,汋汋之声,为取水时之声,汋通酌。而他个人倾向于第三义,即芍陂或汋陂古有取水灌田之利,因名。姚汉源《泄水入芍陂试释——读〈水经注〉札记》,载《芍陂水利史论文集》,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等,1988年印。这个解释很有特点,但是否如此不能征实。
郑肇经又提出一种新说法:“我认为孙叔敖主持修筑的一系列陂塘当时可能受生产工具和施工技术的局限,工程较为粗放,经过后世人把这些陂塘工程逐渐加以改进和扩展,就形成为一个陂塘大灌区,才起名叫做芍陂的。南朝刘宋裴骃《史记集解》说:‘民传孙叔敖曰,葬我庐江陂(指安丰芍陂),后当为万户邑’。这就说明安丰芍陂地处南北要冲,有发展的前景,原名庐江陂,芍陂的名称是后世人起的。”[4]他所说的《史记集解》裴骃的注文引自《皇览》,但其中并没有说及庐江陂名在芍陂之前,况且为数百年后的民间传言,不会是原话,直接说芍陂名后于庐江陂,目前看证据不足。因为汉代早期庐江郡在江南,庐江之名指长江以北的地方是在汉武帝以后。[5]再说,庐江郡先秦本为群舒之地,所说方言与楚人的当有区别,作为楚国贵族孙叔敖所名之陂,与庐江当地人所言似乎也不一定完全一样。还有就是由庐江陂改名为芍陂的理由,这里也不能体现出来。
可以看出,学者们围绕芍陂之名提出了很多解释,但都没有推到先秦,主要根据秦汉及以后的资料加以推测,虽有自己的道理,但不能较好地证实。

二、关于芍陂创始的讨论

芍陂的创始者,先秦文献没有提及,《汉书》只说到“芍陂”之名。《后汉书·郡国志》九江郡“当涂县”条刘昭注补引《皇览》曰:“楚大夫子思冢在县东山乡西,去县四十里。子思造芍陂。”这里说子思造芍陂。但子思何许人也,前后文献皆无载述,而《皇览》隋唐以后散佚了,难辨真伪。前引《后汉书·王景传》说庐江郡“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即说芍陂稻田为春秋时楚国令尹孙叔敖所修造。后《水经注》也言:芍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1]749此后学者多从《水经注》。不仅如此,可能从唐代杜佑《通典》开始还把期思陂与芍陂等同,认为期思陂就是芍陂。杜佑《通典》卷一八一寿春郡“安丰县”条原注:“有芍陂,楚孙叔敖所起。崔寔《月令》曰:‘叔敖作期思陂’,即此。”以后受其影响而认为两陂为一的颇多其人。到清代芍陂研究出现综合性成果,就是夏尚忠的《芍陂纪事》,该书分上下卷,共有水源、陂图、闸坝等21个门类,4万字,全面系统地叙述了芍陂的历史与现状。20世纪60年代,钮仲勋用现代的方式著有《芍陂水利的历史研究》一书,钮仲勋《芍陂水利的历史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1963年;部分内容又同名发表在《史学月刊》1965年第4期。对芍陂的发展演变做了新的研究。夏、钮二人都是相信芍陂为孙叔敖所创修的。芍陂创始问题研究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期间发表了数篇相关的论文。1986年,安徽省水利部门专门召开了一次“芍陂水利史学术研讨会”,主要讨论芍陂创始与名义问题,并编辑了《芍陂水利史论文集》(1988年),学者们关于芍陂创始问题的意见主要是延续过去的说法,即孙叔敖说与子思说,而论证则更为细致。突破性的意见是子思被一些学者认定为战国后期人,与从前赵一清、杨守敬等人说子思可能是孙叔敖的字,赵一清《水经注释》卷三十,台北商务印书馆199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678-2679页。即同一个人的观点大不相同。主张战国晚期子思创建芍陂说的有四五位学者,其中讨论较具体深入的为石泉与何浩。他们主要的意见是,期思陂不同于芍陂,芍陂的修建论文导读:于春秋中期楚庄王时代,约在公元前六世纪。期思、阳泉、大业、安丰等陂塘,分布在淮河南岸邻近的支流之间,水脉贯通,‘津梁交络’,形成为一个大灌区,后人总称这个灌区为芍陂。”由于安丰芍陂地当南北要冲,经过历代的修治和屯垦,多次加以扩充,而期思、阳泉、大业诸陂则日渐湮废,所以世人又往往把芍陂的名称专属于安丰塘了。至于
在孙叔敖的时候做不到,主要是孙叔敖执政时期,东部江淮地区动荡不安,“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人力物力条件以及生产技术水平”等, 不大可能修建如此规模的陂塘,只有到了战国后期才有可能,因此认定子思为战国后期人。何浩《楚国的两大水利工程——期思陂与芍陂考略》,《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楚国水利工程——期思陂考辨》,《武汉师范学院》1981年第2期;石泉:《古期思——雩娄灌区 (期思陂) 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境考辨》,《关于芍陂 (安丰塘) 和期思——雩娄灌区 (期思陂) 始建问题的一些看法》,后二文于20世纪80年代刊于内部期刊与文集,以后收入石泉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武汉大学出版,2004年。还有说为楚迁寿春以后修建的。徐义生《关于楚相孙叔敖的期思陂和芍陂》,《安徽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武汉水利水电学院、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水电出版社,1979年。
不过,春秋时期孙叔敖创建芍陂说仍然是多数人的意见,而论证做得比较好的要数郑肇经与程涛平。郑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有《中国水利史》,郑肇经《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出版,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对中国的水利发展史做过系统研究。针对芍陂修建问题,他指出孙叔敖是一个很有才能和作为的人,执政前修建了雩娄地区的灌溉水利,执政后当然要为楚庄王力谋足兵足食,使楚国富强起来。因此为充实国力,巩固国防,大兴水利,促使农业发展,以维护霸业,兴修芍陂灌区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有条件的。主持修筑的一系列陂塘当时可能受生产工具和施工技术的局限,工程较为粗放,经过后世人把这些陂塘工程逐渐加以改进和扩展,就形成为一个陂塘大灌区。针对期思陂与芍陂的关系问题,他根据《史记集解》等资料指出,芍陂“创始于春秋中期楚庄王时代,约在公元前六世纪。期思、阳泉、大业、安丰等陂塘,分布在淮河南岸邻近的支流之间,水脉贯通,‘津梁交络’,形成为一个大灌区,后人总称这个灌区为芍陂。”由于安丰芍陂地当南北要冲,经过历代的修治和屯垦,多次加以扩充,而期思、阳泉、大业诸陂则日渐湮废,所以世人又往往把芍陂的名称专属于安丰塘了。至于是孙叔敖还是子思造芍陂,他认为,“假使子思是楚庄王时人,则孙叔敖是楚国令尹,处于领导兴修水利的地位,子思是楚大夫,却是奉派参加施工的人;如果子思是楚顷襄王时人,则孙叔敖在楚庄王时作芍陂于前,隔了三百多年,芍陂已经失修,可能是子思对于芍陂进行过整修。古代的工程大都得自传说,史家或记‘孙叔敖作芍陂’,或记‘子思造芍陂’,这也是可能的。”因此他指出,“在没有发现关于芍陂的新史料以前,轻易否定孙叔敖作芍陂的传统说法是欠郑重的。”[4]1014同时,刘和惠也说:“没有更新的资料发现与更有力的论断提出之前,孙叔敖始创芍陂之说是不能源于:毕业论文致谢www.7ctime.com
否定的,也是推不倒的。”[6]
程涛平针对怀疑孙叔敖修建芍阪的两条重要理由,即吴楚在江淮的争夺,与六、蓼的地望问题指出,考察芍陂要明确时间断限,由于吴国一方面发展较迟,另一方面在楚庄王时期楚之疆界已达合肥以东,吴楚相安无事,所以考察庄王去世前楚之东境、必须撇开吴国。又通过对蓼国、六国情况的具体分析,认为孙叔敖在已经成为楚之内地的今寿县南旧六、蓼国之地,领导楚国人民一心一意兴办大型水利工程芍陂,当然是完全具备地理前提的。有关于这两方面的讨论,程文提供的证据是充分的。程文还通过《后汉书》、《水经注》、《史记集解》的有关记载,以及其他一些地志、考古资料,证明孙修芍陂之说不诬。不过,程先生认为芍陂与期思、雩娄地区的水利工程明显不同,后世混为一团。原因与传说邓艾修治芍陂而易名为期思陂可能有关。[7]
最近,李可可、王友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孙叔敖修造说有进一步的讨论。[8]
可以说,芍陂为春秋孙叔敖创修说与战国后期子思所造说大体形成了对立的格局,刘玉堂认为“相形之下,第二种观点(引者按:即战国后期说)的说服力似乎要强一些。”[9]这种情况急需要利用新的有价值的资料来进行重新讨论。

三、包山楚简“啻苴之田” 与芍陂灌区的比较

1987年,湖北省荆门市包山二号楚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资料,其中编号为153、154简记述淮河南岸经济区的资料异常珍贵,地理范围上接近芍陂灌溉区,为讨论先秦时期这里的情况提供了新资料(为印刷方便,有关文字皆直写为通俗体):
之田,南与录阝君佢疆,东与陵君佢疆,北与鄝阳佢疆,西与鄱君佢疆。其邑:一邑,妥阝一邑,竝一邑,古阝一邑,余为一邑,隼阝一邑,凡之六邑。
王所舍新大厩以啻苴之田,南与录阝君执疆,东与陵君执疆,北与鄝阳执疆,西与鄱君执疆。
简153前两字漫漶不识,简154有“ 之田”,两相对照,整理者定为啻,[10]即“啻苴”,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参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1996年版,第70页;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可以相信。其田之四至皆有定名。南方与录阝君地“佢疆”即接壤,录阝即六,楚国封在六地的封君,当今六安市北偏东一点,学者意见较一致。不赘。西边是鄱。鄱或隶作番,由于学者对于原鄱国的具体所在看法有分歧,因之此鄱君所在何地也有一些不同意见。[11]98102何浩、刘彬徽认为:“春秋时淮南确有一个潘国。……战国时期楚国潘君的封地,应当在故潘国东境的寝丘一带”,其地在今河南固始县境内。[12]何琳仪也认为当今固始县。[13]徐少华说:“蓼国故地,在今河南固始县一带,位于蓼之西南的鄱邑,当不出今河南固始县西部的潢川、光山、商城等县之间。……此摘自:学年论文www.7ctime.com
番,应即春秋早期以后的番国故地。”[14]李学勤、陈伟对是否存在番国持审慎保留的态度。李学勤《论汉淮间的春秋青铜器》,《《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159页;陈伟:《楚“东国”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出版1992年版,第33-36页。颜世铉认为包简鄱君的封地应为番国故地,其地所在徐少华说可取,对于因此而带来的鄝阳、鄱君两地较近的问题,虽然认为何浩、刘彬徽鄝阳在霍丘说与其他三地较相称,但暂不取其说。颜世铉《包山楚简地名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97年版。从“啻苴之田”的四至及与六(六安)的位置关系看,番地所在,各说分歧只是具体地点所在不一样,而大体方位在今固始或再西一点的地方则问题不大。
北边是鄝阳。鄝即蓼,鄝阳从字面讲当即蓼国之南。蓼国的位置,旧时志书多认为在固始县东、东北,参见《水经注》卷三二“决水”,《清一统志》卷一七六光州“古迹”条。或霍邱县西北。 参见《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九寿州“霍邱县”条,《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一寿州“霍邱县”条。乾隆《光州志》说的更明白:“寥国之境半在霍丘,半在固始”。其国都所在当如《水经注》所言在固始县东北史、灌河入淮处,而疆域则至少涉及固始、霍邱两县地。所以何浩、刘彬徽将鄝阳定在霍邱,与六安南、北正相对,又符合蓼国之南的大形势,可取。个别学者将鄝阳定在蓼国都城所在的固始,[11]197与在固始的鄱国距离未免太近,也不符合在六安以北的方位,故不可取。
东与陵君地接论文导读:
壤。陵,何浩、刘彬徽以为当在今安丰塘水库以南偏东的水网地区。又提到秦汉之阴陵县,在今定远县西北接近长丰县的地方,战国时可能更偏南。[12]574刘信芳认为陵即《左传》昭公十二年“陵尹”之陵,汉为阴陵县地,当今六安市东。[15]97度其位置,当以今安徽定远、长丰两县交界以西为是。
总上,“啻苴之田“的范围大体包括今河南固始以东、安徽霍邱淮水以南、六安以北、定远以西的大部分地方。古代“田”作为土地有广狭二义,狭义的田指耕地,广义的田包括非耕地,陈伟说“啻苴之田”有六邑之大,“也是广义的田”陈伟《包山楚简初探》第71页。,这是对的,所以这样的经济区可以成为楚国的新大厩所在,即在这里养马。楚国在这里养马,文献留下蛛丝马迹。如《水经注》卷三二:“淠水又西北迳马亭城西,又西北迳六安县故城西。县,故皋陶国也。”其中的马亭城,《后汉书·丁鸿传》载元和三年作“马亭乡”,曰“徙封马亭乡侯”。注引《东观记》曰:“以庐江郡为六安国”,所以徙封为马亭侯。其地正在六安市一带。[16]汉“马亭”之名或者与此前楚国在此养马有关。六安故城还曾称为驺虞城。《旧唐书·地理志》:“盛唐,旧霍山县。神功元年,改为武昌。神龙元年,复为霍山。开元二十七年,改为盛唐,仍移治于驺虞城。”此驺虞城即故六安县城。有学者指出,六安称驺虞城始于东晋,与当时大别山区蛮人的活动以及东晋朝廷的相关政策有关。[17]我们认为其与早期楚王在此养马设置马场可能更有关系。汉贾谊《新书·礼篇》云:“驺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兽者也。”《说文》:“驺,厩御也”,《玉篇》:“驺,养马人名”,皆可以说明这一点。楚王新大廐正是所谓“御厩”。《古玺汇编》0130有“六阝行府之玺”,一般理解为楚王设在六地的府库,也有说是楚王行宫的府库,郑超《楚国官玺考述》,《文物研究》第2辑,黄山书社1986年版。说明六安在楚国地位重要,经济发达,楚王已在此设立专门的库府。
包山楚墓埋葬的年代,由出土文字知为公元前316年,当楚国怀王时期,即战国中期,其中简文写定的时间自不会晚于这一时期。
那么,这一片战国时期称为“啻苴之田”的灌区与芍陂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秦汉时,这一带利用陂塘进行水利灌溉农田的,目前所知最有名的就是芍陂,而且面积也很大,涉及几个县,和“啻苴之田”的范围几乎相当。相关记载甚多,试举几例。
一者,前述王景做庐江太守时“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其时的庐江郡北部包括安丰、安风、阳泉、蓼县、雩娄、六安等,东与属于九江郡的寿春、成德接壤,当今固始、商城以东、六安以北、霍邱淮河以南地区。这一带有芍陂稻田,说明芍陂不限于寿春县。王景在此“驱率吏民,修起芜废”,说明芍陂灌区此前荒废,现在重为修造。考古资料也能说明汉代确曾修整过芍陂。1959年安徽省文物工作队曾在安丰塘越水坝附近发掘汉代水利工程——草土混合结构的堰坝遗址,出土遗物有刻铭“都水官”的铁锤等,说明至少汉代已设官管理芍陂。参安徽省文物局《安徽著名文物古迹》,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8页。而庐江郡北部加上寿县南部一带,正是“啻苴之田”的大致范围。
二者,《汉书·地理志》等记载显示,芍陂的一部分是达到今霍邱地界的。庐江郡的潜县与六安国六县提到的沘水、如溪水,都是“至寿春入芍陂”。有的学者因此认为芍陂只在寿春,有的认为庐江、九江两郡都有芍陂。后一说因为王景时庐江郡界有芍陂而可以认为不误,前一说把入陂的水口在寿春理解为芍陂只在寿春,未免狭隘了。《水经注》卷三二说淠水在六安故城西分为两支,一支入芍陂,一支北会濡水,乱流西北注入淮河。濡水又叫泄水、濡溪水,即《汉书·地理志》如溪水,汉时它也是入芍陂的,在淠水之西,略近于今天的汲河,而汲河是流入霍邱城东湖的。已有学者指出:“城东湖在西汉时可能包括在芍陂范围内。”[20]今霍邱城东湖一带,距离今安丰塘有上百里地,连接起来的芍陂面积比《水经注》时代的芍陂大很多。上引《华夷对境图》亦云:“芍陂,周回三百二十四里”,比《水经注》所述周回一百二十里大了很多。三者,固始县一带很晚还有叫芍陂的地方。清乾隆五十一年《固始县志》有这样一段记载:
芍陂即寿州安丰塘。今县温家集东南亦有名芍陂者,惜《志》缺,不可考。而霍丘水门塘,世传孙叔故所作大业陂。是寿州、霍丘皆有叔敖遗迹。
这则材料说明固始县史灌河地区的陂塘,清代还存有“芍陂”之名,惟是当时的人们只知道寿县有芍陂,不能明白固始何以也有芍陂的遗迹,认为不可考。而如了解芍陂当年是一个大的灌溉区的总名,后世在这里留有孑遗就好理解了,其地正当“啻苴之田”的西部。近日,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赵以国局长面告笔者,固始县至今仍有叫“芍陂”的地方。
四者,芍陂又曰期思陂,有两种可能,一是楚期思县最初统辖区可能源于:论文摘要怎么写www.7ctime.com
包括芍陂灌区一带,其地面上的陂塘自外人看来也就都是期思之陂塘了。楚人占据期思以后向东发展,六安以北的地方楚人初占时可能隶属期思县管辖(这种情况古今甚常见),所以人们将东边新修的陂塘一并谓之期思陂即期思县的陂塘灌溉区了。二是受孙叔敖早先“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的影响。先期的排涝灌溉工程效果甚好,名气较大,接着在东部地区的新工程也被人笼统地称为“期思陂”了。这种情况古代也有。《水经注》卷二八载:“夷水,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后人因其渠流以结陂田,……水流周通。”所结陂池有土门陂、新陂、熨斗陂、臭陂、朱湖陂等,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大灌区而曰“白起渠”灌区。芍陂与期思陂的混称可能就与孙叔敖先治期思、雩娄一带的水利,后及六安以北的地方相关。故自每一地方言之,都有其具体的名称,总言之又可以芍陂或期思陂名之。清夏尚忠《芍陂纪事·古迹》中记有安丰旧县 “在芍陂西北堤上,……或云期思县,系魏邓艾所更,陂亦因期思云”,但是古文献未见邓艾更名的记载。程涛平分析认为,邓艾更名芍陂为期思陂,完全在乎情理,参见程氏著《楚芍陂溯源》,载《芍陂水利史论文集》(1988年)。时代属于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也有文云:“孙叔三射(谢)恒(期)思少司马,出而为命(令)尹,堣(遇)楚臧(庄)也。”[21]说明孙叔敖当初在期思县可能担任过一些官职如少司马,或声名响亮很有影响力,是以能组织人力进行陂塘的修造。以后担任统辖全国的令尹,乃扩及于更东边的地方,这里逐渐成为楚在东方开发最好的经济区,或专属经济区,于是又命之曰“啻苴之田”。
由上可见,芍陂的地域包括固始以东至寿县之南,六安以北至淮水之南的地方,与“啻苴之田”的范围相当,说明汉时的芍陂,尽管大家注意的是寿县以南的部分,而实际的范围不限于寿县之南。再从名称上看,“啻苴”的合读与“鹊”即芍音也相近。“啻”,古为端母锡韵,“苴”属精母鱼韵,锡与鱼、端与精相去皆不远,说明两字可能是叠声字,缓读就是一个音。前言鹊即芍陂之“芍”为清纽鱼韵,与“啻苴”的音韵皆近,其为一音之异写是很明显的。秦汉与战国相接,芍陂之名的来历本不难查对, “啻苴之田”的发现可以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综合言之,汉代的芍陂灌溉区与战国时“啻苴之田”的地域基本重合,“啻苴”合读与鹊音近,因为时代不同称谓、写法有所区别,实则同指一地。秦汉以后这里分为多个县,诸县又分属不同的郡与国,最明显的是它之大部论文导读:南。合起来看,这几个孙叔敖开启的陂塘,地理范围北自霍邱淮水之南,南达金寨、六安以北,西自固始、商城以东,东到寿县以南,地理区间与“啻苴之田”的范围也大略相当。这不应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何况孙叔敖修建芍陂的说法传之久远,结合在一起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我们还可以自“啻苴之田”向前追溯。《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楚昭
分属于六安国与后来的庐江郡(秦时可能还有衡山郡等),而寿春、成德则属于淮南国与九江郡。这样,原来统一为楚王专属经济区的情况不存在了,统一的名称也就不需要了,原来统一的称谓也就渐渐转为其中重要部分的称谓,如芍陂多指霍邱寿县以南、六安以北的大陂塘。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也不再知道它原是更大一片灌溉区的大共名,而以为是某一陂塘的专称了。但仔细研读史料还是会发现,当初芍陂泛指一个更大的灌溉区的情况在不少方面都能够体现出来。

四、“啻苴之田” 与孙叔敖在淮南修造陂塘的历史联系

“啻苴之田”与汉代的芍陂灌区接近,地理区间当西汉六安国大部分地区,东汉庐江郡北部地区、九江郡西北部等。进一步比较还会发现,正是在这块土地上,传为孙叔敖兴修的陂塘也遍布各地。
首先是《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因而委以重任。这句话过去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对于本句的理解,学者间差异较大,参考《芍陂水利史论文集》有关论文;吴长城等著《“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刍议》(《农业考古》2009年第4期)。不少学者以为 “而”字为衍文,决期思之水与灌雩娄之野为两事。要以说为两事即在期思地区疏导水患、在雩娄之地引水灌溉最在理,符合期思县城附近低洼而雩娄地区丘陵高地的实情。期思在固始以北接近淮河主干道的地方,也就是“啻苴之田”的西北部,而雩娄则在这个区域的西南。其次是霍邱地界的大业陂、阳泉陂,传说最初也是孙叔敖所建。南宋章樵《楚相孙叔敖碑》注引《元和郡县志》云:“寿州安丰县有芍陂,灌田万顷,与阳泉陂、大业陂说并孙叔敖所作。叔敖庙在陂塘之上。”参考章樵《古文苑》卷十九“楚相孙叔敖碑”注,台北商务印书馆199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胡三省注《资治通鉴·魏纪六》“决芍陂”句下引《华夷对境图》亦云:“芍陂,周回三百二十四里,与阳泉、大业并孙叔敖所作。开沟引渒水为子午渠,开六门,灌田万顷。芍音鹊。” 大业陂的遗存即今日霍邱县城东北之水门塘水库,隋大业时整修过,故名。汉阳泉县在今霍邱临水镇,北临淮水,西接泉河、史河,与河南固始县地相连,这些都在“啻苴之田”的北部。再者就是记载更多的寿县以南的芍陂事,如前述《后汉书·王景传》、《水经注》卷三二及历代史地书的记载等,大都说是孙叔敖开始修建。这一片陂塘在“啻苴之田”的东南。合起来看,这几个孙叔敖开启的陂塘,地理范围北自霍邱淮水之南,南达金寨、六安以北,西自固始、商城以东,东到寿县以南,地理区间与“啻苴之田”的范围也大略相当。这不应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何况孙叔敖修建芍陂的说法传之久远,结合在一起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我们还可以自“啻苴之田”向前追溯。《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楚昭王元年,公元前515年)记载一事与“啻苴之田”作为楚王的马政之属地很相似:吴子欲因楚丧(去年楚平王卒)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遂聘于晋,以观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帅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与吴师遇于穷(谷)。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左尹郤宛、工尹寿帅师至于潜,吴师不能退。
以上叙述楚昭王元年,楚人还在为灵王办丧事的时候,吴国军队围困在今天霍山县城东北三十里地的楚潜邑。这里是楚国南下江南及与越联系的主要通道,也是吴楚多次争夺的战略要地。吴军到来不久,楚国几路大军立即前来救援,并且包围了吴军。“穷”,杨伯峻注即穷谷,在今霍邱县南,也即六安市以北。“都君子”, 注“为亲军之称号征发自都邑者”,即住在城里的私属亲兵。“王马”,杨注“疑即《周礼·校人》‘掌王马之政’之‘王马’。《楚语下》云:‘国马足以行军,公马足以称赋。’似平日作战仅用国马。此‘王马’亦即《楚语》之‘公马’。”[22]这其中左司马沈尹戌率领军队的组成与战斗地点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潜之战的地点在六之南今霍山县,但左司马沈尹戌军队与吴军相遇的地方在六安以北的穷谷,这里正是“啻苴之田”的中心地区。他的部下是“都君子”与“王马之属”即私属亲兵与管理国家马政的人,无疑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应急军队。左司马沈尹戌一直是楚国镇守东方的军政长官,“都君子”既为住在城里的私属亲兵,他能紧急召集并统帅之,则他们当都属楚国在东方县邑中人士,与楚王在东方的马政之属,并且也都在左司马管辖的范围之内。
其次,司马戌能很快组成军队,并与吴军相遇于六安以北的穷地,则其征召的都君子与王之马政之属所居之地距离穷地应该不相远,否则不易很快赶到这里;若就在这一带则最便捷,这里距离楚军紧急援救的潜邑最近,在这里集合王之养马之人最方便。
沈尹戌能很快组织一批都君子与王的养马之人,自然是以楚国在此较好开发为前提的。实际上,楚国的政治中心此前一段时期已经转移到这里,确切地说就在安徽淮北一带。出土文献已可证明这一点。新发布的清华简《楚居》记载:
至灵王自为郢徙居乾溪之上,以为居于章华之台。景平王立,犹居乾溪之上。至昭王自乾溪之上徙居微郢,微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闾内郢,焉复徙居乾溪之上,乾溪之上复徙袭微郢。[23]
据上,楚国灵王、平王皆都于“乾溪之上”。乾溪,自亳州城父镇之南,流入利辛县西部的西淝水,今名乾溪沟,正在淮河以北不远的地方。昭王初亦在乾溪之上,后徙微郢,据考微郢即《左传》之城父,也在乾溪不远[24],后再迁至乾溪之上。沙水自河南周口一带流入安徽,在亳州乾溪一段与西淝水相近(古代可能就是一水)。潜之战,令尹子常帅师至沙汭即沙水入淮河的地方便退回去,也说明他自北方过来,应该就是乾溪之上楚王所在的地方。《楚居》下文还说:
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王太子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郢。至悼折王犹居朋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
这其中的“柬大王”为楚简王,惠王之子;“王太子”是简王的太子,即后来的楚声王;“悼折王”,即楚悼王,声王之子。“朋”,简文作“崩阝”,整理者指出:“朋郢,见于包山一六五、一七二号简。《说文》:‘崩阝,沛城父有崩阝乡。’在今安徽亳州市东南,即乾溪附近。”说崩阝乡 在城父之南,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25]可见,战国初期的楚简王、声王、悼王也曾在淮北的乾溪之上居住过,安徽淮北是春秋后期至战国初期多代楚王经常居住的地方,灵、平、昭三王在位有六十多年,加上几位战国初期的楚君在位时间,楚王在安徽淮北居住总共当在百年以上。
楚国的政治中心在淮河中游地摘自:毕业论文怎么写www.7ctime.com
区,必然影响这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人口增加,土地开发等,从而设立很多县邑。司马戌一下子能征集到很多都君子与王的马政之属而组成一支军队说明这一点。如此则春秋末期楚平王、昭王时,芍陂一带当已是楚王养马之地与经济开发区了。楚灵王时期去孙叔敖的时代不过四五十年的时间,之前这里还是六、蓼、群舒等族群生息的“蛮荒”之地,灵王以后能成为王的马政之地与经济开发区,自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开发,而庄王时代孙叔敖在此利用陂塘开始兴修水利,无疑是最好的解释。前引郭店楚简说孙叔敖在期思县曾三次谢绝少司马的职务,也可以说明他在这一带曾经有所作为,否则不会聘请他在这里任官。
孙叔敖重视水利经济开发,文献有明确记载。《史记·孙叔敖传》说:孙叔敖 “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论文导读:思墓所在的蚌埠一带,孙叔敖死后不可能埋在那里,故墓在那里的子思不可能是孙叔敖。参前揭程文。但是,古人墓冢因宗(家)族迁徙而新设的情况甚普遍,就是孙叔敖的墓,文献记载至少在荆州与固始县都有。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孙叔敖未到过那里就说墓不可能在那里。结语孙叔敖的时代,楚国开始统治安徽江淮之间的北部地区,因为这里的陂
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这里说春夏时节孙叔敖都要教导百姓治水。其实孙叔敖重视水利是有缘由的,他本人出身水利工程世家,从小受到熏陶。他的父亲蒍贾担任过楚国的工正,《左传》宣公十一年有记载 :“蒍贾为工正,谮子扬而杀之,子越为令尹,己为司马”。工正即是百工之长,这当是他的家族在某一手工作业方面富有特长,领导能力又突出,所以成为百工之长。上古的时候某一手工业专长常常是由某一部(家)族长期专有的。他的兄长蒍艾猎为令尹,也曾组织施工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令尹蒍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趾,具糇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这虽是讲的筑城,但他计算土方、量功命日、打地基、需要粮草多少等等无一不精确计算,而且一月之内就筑成一座大城,自然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土木工程专家。关于蒍艾猎身份,或以为即孙叔敖,或者说是孙叔敖之兄,无论是谁都可以说明蒍氏家族在土木工程方面的专与精。还有孙叔敖的孙子辈蒍掩,曾为司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蒍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既成,以授子木。”子木让蒍掩庀赋,即重新考量全国的赋税问题,而他能“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无疑也是一位水利工程方面的专家。以上几个例子足以说明孙叔敖出生于土木工程世家,其早期能“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即是因为家族的熏陶与教育。以后当为总管全国的令尹,指挥部下规划、修建更大规模的陂塘灌溉就在情理之中了。 由此,清代学人认为子思可能是孙叔敖的字,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程涛平认为楚庄王孙叔敖时楚国疆域未及于子思墓所在的蚌埠一带,孙叔敖死后不可能埋在那里,故墓在那里的子思不可能是孙叔敖。参前揭程文。但是,古人墓冢因宗(家)族迁徙而新设的情况甚普遍,就是孙叔敖的墓,文献记载至少在荆州与固始县都有。所以绝不可以因为孙叔敖未到过那里就说墓不可能在那里。结语
孙叔敖的时代,楚国开始统治安徽江淮之间的北部地区,因为这里的陂塘灌溉系统得到较早的整治,以后逐渐成为楚在东方的经济中心,以致几十年后的楚灵、平、昭等王皆都于淮北,而马政之属则设于淮南,使这里成为经济开发区。不过最初的陂塘灌溉应该是较简单的围堰灌田,“工程较为粗放,经过后世人把这些陂塘工程逐渐加以改进和扩展,就形成为一个陂塘大灌区,才起名叫做芍陂的。”[4]1014人们追溯陂塘灌溉的原始,自然就想到孙叔敖当初在这里引导人们利用陂塘。
楚怀王时,六安以北的广大地区称为“啻苴之田”,一个完整的经济区,这种情况由《左传》等的记载来看,应该是借鉴了楚灵、平、昭王时期的作法。这个事实至少可以说明芍陂为战国后期某人修造是完全不能成立。秦汉实行郡县制,这一带分别为六安国、九江郡与庐江郡各县前后所属,原来统一的名称自然就因各所属不同而自为一名了。霍邱、寿县之南的大陂塘因为较大应该是继承了原来大灌区的总名而曰芍陂。其他陂塘,如靠近泉水之滨阳泉县的陂塘以后便叫“阳泉陂”了。但西边的固始县地很晚以后仍有“芍陂”之地名启示我们,秦汉及以前的芍陂面积广大, 而“啻苴之田”包括汉代好几个县的地方尤足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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