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历史变革与新文学功能现代性转型-

论文导读：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观念、文学形式等因素生成、嬗变的主要动力大多不是来自文学内部，而是主要来自现代社会制度、现代文化形态等外部世界的变革力量及影响。特别是在巨大历史变革时期，文学旨向、文学功能乃至叙事形式都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思想意识等社会话语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在这样一个史无前例、“政弦更张”的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社会在国家体制、工业经济、文化形态诸多领域开始跨入现代性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取向、现实功能、审美形式等也随之进入了现代性发生、发展的历史转型之中。

一、“改弦更张”与启蒙现代性的发生

从现代性的时间概念出发，五四现代性的意义摘自：写论文www.7ctime.com
在于它的批判性和创新性。一方面，它的现代性指向是与一切“古代”“传统”的对立。如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马泰·卡林内斯库说，现代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限定词，永远指向“现在”“此刻”“刚才”“很快”等意思，它被用来描述任何同“现在”有着明确关系的事物，它永远与“古代”相对，与“古代一流”“可尊敬的传统”“典范”等相对。“现代”对过去的权威怀有深刻的矛盾心理，它越来越将自己移注到转瞬即逝的“今天’及其需求、梦想或梦魇，并越来越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或无可挽回地走向腐朽与颓废。另一方面，它的现代性指向是“新”，它强调一种“求新意志”，一种在彻底批判旧传统基础之上而进行的“革新与提高”。即，“在重构现代性历史的过程中，有趣的是探讨那些对立面之间无穷无尽的平行对应关系——新旧，更新/革新，模仿/创造，连续/断裂，进化/革命，等等。它们的出现，被推翻，又一而再地出现……过去与现在互相阐明，这样一种意识对于理解历史现象是很关键的，特别是对于理解知识史上那些较大的趋势和对立的趋势。较早的论争(如古今之争)对于较新近的论争(如现代与后现代之争)发生影响”。
从现代性的社会学视域出发，五四现代性的意义在于它开启了中国现代社会体制各个维度的“改弦更张”。它涵盖了诸多充满歧异、充满张力的不同社会层面的互动关系。首先，它是政治领域关乎民族前途的历史变革，如指出：“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凸显着现代中国走向开放理性的伟大开端。其次，它是社会学领域关乎国家制度、经济秩序等方面的历史变革，它引发了中国社会现代体制维度中现代性的发生，突出表现为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秩序的坍塌，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崛起以及工具理性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广泛渗透和强力制约：包括权利统治、工业革命、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历史进程，也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人口的迁徙等领域的社会变迁。再则，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和思想解放，促进了思想、道德、文化、文学、审美等领域中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发生。先进的人、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更加清楚地看到国家命运的岌岌可危，更加深切地感到社会现实的腐败黑暗，他们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积极地去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
如果说西方世界启蒙现代性的发生是源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发达对人的压迫，那么，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发生则是源于对封建主义制度、封建道德和诸种封建思想意识的批判。双方的理论主张都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都共同提倡自由、平等和思想，但欧洲的思想家们多侧重政治制度和政权性质方面的理论阐述，中国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更多地倾向意识形态、道德方面的思想张扬。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在思想启蒙的理性旗帜下，以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为指向，大力倡导“改弦更张”。他们大声疾呼，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遵循“新陈代谢之道”才能健康隆盛，否则，必然走向衰败灭亡。此时的中国，较之西方社会，已经落后几千年了，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道德，还是法律、学术、礼俗等，无一不是封建制度之遗留，“陈腐朽败之细胞”已经充塞了全身，如“不作改进之图”，只能使“人身死”“社会亡”。中国已经到了“新陈代谢”的关键时刻，“陈腐朽败者”正“无时不在”处于一种“天然淘汰之途”，它必然要给“新鲜活泼者”让出“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在五四启蒙现代性的理性诉求中，诸多“改弦更张”的思想主张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与“科学”的口号上。他们解释：乃是“人权”的表现，即一种“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人都应该享有的“自主之权”这是一种“以自身为本位”、以“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为本位的权利。这种“自主之权”和“独立自由之人格”是一种绝不奴役他人的权利，也是一种绝不“以奴自处”的权利和义务。在“”与“科学”的思想旗帜下，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自然科学等领域中新理论、新观念迅速衍生，它们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急剧地唤醒了中国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中沉睡多年的“人的意识”的觉醒。
无论是时间视域的解读，还是社会学视域的认知，五四启蒙现代性的指向都在于它破旧立新的历史过渡性。应该说，五四新文学的原初样态就是一种变化中的、过渡中的转型期面貌。一方面，它自身的存在是发展的、变化的，它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不断地挣扎反抗，不断地蜕旧变新，逐步走向新生走向现代。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文学几千年漫长的发展历史，以五四运动为序幕的五四新文学又有着一种过渡性的意义。它面对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是一种决绝的断裂和新鲜的反叛；它面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历程，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开端。

二、“文以载道”与文学功能的现代性转向

伴随着五四启蒙现代性的发生，中国文学也必然发生了现代性的历史转型。在五四运动这样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中，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封建帝制土崩瓦解、城市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等势不可挡的冲击，中国社会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转型，中国人头脑中的个体意识、民论文导读：
族意识、国家意识倏然猛醒，中国人开始去寻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新主义革命道路。这些历史转型过程中的现代性因素不可避免地深深烙印在作家的艺术思维和文学创作之中，它们既构成了文学发生转型的主要原因，又形成了文学转型的主要动力，更建构了文学转型的主要内涵。或者说，伴随着历史转型的时代进程，在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社会思潮影响下，文学领域的理论主张、创作观念、文学功能、叙事方法等也必然随着社会转型和历史的改朝换代而同步地进行着自身脱胎换骨的转型。此时，中国传统文学理念中的“文以载道”成为众矢之的，新的文学功能的阐释油然而生，诞生了人的文学、为人生的文学、写实的文学、自我的文学等诸多新的文学观。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首当其冲的便是文学功能的转型，而文学功能的现代转型又必须对“文以载道”进行深刻批判和重新思考。
五四启蒙现代性的思想诉求集中指向对中国旧文学传统与旧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文以载道”的批判。胡适指出，文学改良须“言之有物”“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陈独秀指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学都被“文以载道”的“谬见”所误，“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郑振铎说：“中国虽然是自命为‘文物之邦’，但是中国人的传统的文学观，却是谬误的，而且是极为矛盾的。约言之，可分为二大派，一派是主张‘文以载道’的；他们以为文非有关世道不作。……一派则与之极端相反。他们以为文学只是供人娱乐的……传道派的文学观，则是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学陷于教训的桎梏中，使文学之树不能充分长成的重要原因。”沈雁冰认为：“旧派把文学看做消追品，看做游戏之事，看做载道之器，或者做牟利的商品，新派以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诉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扩大人们的同情的。”……批判的浪潮势不可挡，其立场毫不妥协，其观点“不容匡正”。
应该看到，一方面，“文以载道”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源远流长，学派广博，积累厚重。在道家思想中，其指向多是天地大道，所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弥阔天地间，不以人力为转移。在儒家思想中，其指向多是圣人之道，强调君子的个人人格修养，强调对圣人之道的遵守和维护。尽管儒家和道家对“道”的界定各不相同，尽管其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常常呈现为儒道互补的交融或转换，尽管人伦之道与天理之道还常常既相互交错，又各有道行，但合乎于道，是中国文人进行文学表述时的—个既定原则。无论是董仲舒的“诗以道志”(《春秋繁露·洞察名号》)，还是刘勰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心雕龙·原道》)，乃至朱源于：毕业论文致谢怎么写www.7ctime.com
熹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枝叶”(《朱子语录》)，都主张文道一贯，道外无文，都不外乎强调文章内容与道、文章文采与道、文章传世与道的关系。似乎，离开了道的文章，就失去了文章的意义。胡适、陈独秀等人敢于公然反对中国传统文学中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其反传统的魄力可谓惊世骇俗。
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对“文以载道”的批判也是有其特定限制的。第一，他们反对“文以载道”是在反对“文以载道”的“代圣贤立言”，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所蕴藉的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第二，他们反对“文以载道”是在反对“文以载道”的言之无物、空泛说教，反对其机械僵化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第三，他们是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内容转换，强调新文学、新文化必须“载”革命之“道”，“载”新文学之“道”。第四，他们反对“文以载道”只注重道统意识而忽略情感表达的倾向，强调文学中“文以载道”的“道”的真实性、情感性，强调文学的真实性、独立性以及文学情感的真实性。或者说，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既激烈地反对“文以载道”，又强烈地主张“文以载道”。正是这种自相矛盾、二律背反的理论表述，揭示了五四启蒙现代性发生之际文学功能的现代转型，即“文以载道”论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发生着本质性的内涵转变。或者说，新文学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以载道”论的批判，也是五四现代性理性诉求视域下对文学启蒙功能的一种持续强化和重新建构。因为，在新文学倡导者那里，文学功能也必然要承载启蒙现代性的理性诉求，所以，无论是倡导“文以载道”，还是批判“文以载道”，目的都在于努力去增强文学承载社会革命思想的能力，使新文学这样新兴的、大众化的文学载体，很好地发挥“诗言志”“文以载道”的社会功效。

三、“人的文学”与文学启蒙功能的勃兴

以文学作为启蒙的工具，始于清末的谴责小说，但其现代功能的实质性实现还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五四新文学彻底批判了传统文化理念或传统文人雅客所指向的文学的娱乐功能、消遣功能，文学被历史地赋予了社会批判、社会革命的启蒙功能，它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一种积极面向民众、面向社会的职能转向。
中国新文学启蒙功能的建构基础是厚重的。就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言，它源于五四运动所引发的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经济转型、文化转型的现实土壤，源于中国社会结构变革、社会性质变革的现代性发生发展的历史源流，这是中国社会现代性发展进程所限定的一种不可规避的文学选择，也是文学现代性自身所承担的一种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就作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言，新文学现代性启蒙功能的建构也源于五四新文学作家们深刻的社会体验和人生体验。新文学倡导者作为一定意义的社会精英和先知先觉者，自觉地肩负着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作为新一代的作家和思想家，置身于波澜壮阔的历史转型的漩涡之中，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都比较贴近现实社会贴民阶层。当他们以现代意识去观照现实，去审视现存的社会环境、人的生存状态时，他们痛苦地发现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中种种“黑暗的闸门”，发现了种种鲁迅所谓国民性的陈规陋习，他们不能不去热切地呼号，去沉痛地控诉，去强烈地抗争。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强烈的使命感和悲剧意识，是一种深刻的功利观和批判意识。于是，五四现代性的思想诉求必然以政治启蒙、思想启蒙为主导，以批判功能、教育功能为指向。这种兼容了作家自我的社会体验和人生体论文导读：
验、兼容了文学的批判功能和审美功能的多元面貌的文学存在、多元样态的文学功能，恰恰是创作主体的生命价值在动荡时势中重塑的现实反映，也是现代文学活跃的、永久的生命力的表现。
五四文学的现代功能集中表现为以“人的文学”来完成文学的启蒙功能。或者说，在五四历史转型期，无论是政治启蒙、思想启蒙，还是文学启蒙，都集中指向人的启蒙。这种从文学的娱乐功能转向文学为社会、文学为民众的启蒙功能的过程，既是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也是一种民族主体自我觉醒的过程，既是一种个体自我的“人的意识”的觉醒过程，也是一种文学主体的自我发现、自我认知的觉醒过程。此时，各类文学社团流派、各种文学理论主张都集中到人的觉醒、人的解放、人的个性、人的自我实现等“人的意识”上。“人的文学”成为在五四历史转型期文学启蒙的主要理论纲领，几乎所有的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都对此进行大力倡导并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刻的阐释。鲁迅说：“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的，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周作人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于是，中国新文学的启蒙现代性开始以“人的意识”的觉醒为核心而兴起，而勃发生机。“人的意识”以及“人的文学”这一大字标语开始赫然地凸现在中国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并以其独具特色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的文学功能开启了新文学现代性追求的新篇章。“人的文学”的启蒙现代性功能主要通过两个视域表现出来，一是它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二是它的个性主义立场。前者的意义在于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人的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人性的七情六欲的合理性充分肯定。后者的意义在于从个性主义立场出发来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位置。同时，这两个视域的“人的文学”的启蒙又是主要通过两种具体途径的转型来实现的，一是从“神”到“人”的转型，二是从贵族到平民的转型。前者立足于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立场，集中批判种种封建的、权威的思想桎梏对人的束缚，充分肯定人的各种生理、心理需求的合理性，他们极力强调“人”，强调“人性”的构成是灵肉二者的合一：“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到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除了自我的要求以外，一切的权威都没有的，我是唯一者，我之外什么也没有。”，后者在于倡导一种全社会的、平民的文学形式和文学语言。胡适说，人们总是习惯于把社会分成愚妇顽童稚子与智识阶级两个层次，认为前者的“他们”使用的白话文是民间的粗俗的，后者的“我们”使用的古文古诗则是文雅的。而文学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从前那些白话报的运动和字母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总觉得‘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不怕难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人上人’大发慈悲心，哀念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那种所谓‘引车卖浆之徒’的俗话是有文学价值的活语言”。
以“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为指向的文学的启蒙意义和启蒙价值，自然引发了文学功能的现代转换。这种文学功能的现代转换表现在多种领域中。例如，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大量的白话体小说、白话体自由诗以及现代白话体散文不断问世，文学的题材、主题、创作方法、形式风格都随之发生了一系列蜕旧变新的革命。例如，现代传播媒介的迅速繁荣，大量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各类期刊，文论及文学作品的受众范围急剧扩大。这些变革既繁荣了文学创作的实绩，也促进了批评家作家与读者群的活动，既进一步推进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走向，也更有效地、更广泛地发挥了启蒙世人、启蒙民心的文学功能。

四、为人生的文学与文学批判功能的建构

文学的题材、主题、表现方法等文学样式也必然伴随着文学功能的转型而在社会变革中担当一定的角色，完成一定的功能。历史转型中的现代文学在进行自身革命的同时，自觉承担起了面对广大民众的揭露讽刺现实社会黑暗的社会功能。
以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为代表的人生派的文学，积极主张文学应该表现人生，激励人生，服务于人生。在他们看来，第一，文学的宗旨和使命必须是直面人生的，必须表现全人类的生活和情感，并代表全体人类向不平等的生活、不可知的命运去呼吁去抗争。如沈雁冰说：“我觉得文学的使命是声诉现代人的烦闷，帮助人们摆脱几千年历史遗传的人类共有的偏心与弱点，使那无形中还受着历史束缚的现代人的情感能够互相沟通，使人与人之间的无形的界限渐渐泯灭。”第二，文学的题材和主题必须反映人生、描写人生、批判人生，“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们怎样生活，社会怎样情形，文学就把那种种反映m来。譬如人生是个杯子，文学就是杯子在镜子里的影子”。第三，文学的批评功能必须实现对于人生现实的启蒙意义和理性指导意义。批评作为“一种理性的意见”，是用一种理性的精神去对世间一切事物进行真理的、正义的批评。王统照曾借用柏格森的理论来解释，由于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是流转、变化的，一切的价值都在时时变迁，都需要时时做出新的估定，所以批评精神的意义也是永存的。“世界无尽，则与之俱来的批评，亦是无尽。人类既不能安于萎缩与退化之途，则欲正批评相标准，不能不籍批评为之引导，指示。”只要我们坚持文学的批判功能，坚持理性的批判精神，用“澄明的眼光”和“判断的意志”去去判断一切“幻影上的东西”，就能够立足在现代的潮头之上，就可以使中国这只“迷途中的鸟”，“迅速找到归途”。第四，面对当前黑暗的现实，到处是荆棘和悲惨，到处是声炮影，文学必须去表现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血与泪的文学，恐将成中国文坛的将来的论文导读：判庭。这是一种历史创造者主体自我的精神审判，一种处于“精神的苦刑”之中的自责、申辩、无奈。作品深刻地揭示出，在五四社会历史转型期启蒙现代性构建的过程中，在“人的意识”的觉醒过程中，一个启蒙者与以祥林嫂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之间的尴尬关系。作为觉醒者的“我”，去启蒙大众，而大众的愚昧又使“我”陷入了深渊。最后，作者
趋向。你看，像这种不安的社会，虎狼群行于道中，弱者日受其鱼肉，谁不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压迫与悲哀呢……因此，我们的情绪便不能不应这外面的呼声而有所言”。
以小说创作为例，五四新文学的文学家们深怀着爱国之志，民族救亡之情，积极投身于社会革源于：大学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命和民族救亡运动，他们以小说作为表现人生、批判现实的武器，以下层人民和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创作或翻译了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揭露现实社会的腐败黑暗，憧憬革命成功后的美好生活，激发国人奋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志。例如《祝福》，作品既有对现实人生的叩问，还有对“人的意识”的觉醒的书写和质疑，更有对人的灵魂的审问。作品不仅描写了祥林嫂的悲惨故事和悲剧性命运，更在一个更深的层次去追问祥林嫂的命运是如何生成的?祥林嫂的死应该由谁来负责?到底谁是杀人者?首先，作品清晰地揭示了作为普通人民大众的祥林嫂与社会统治势力的关系，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如何深深地残害了祥林嫂这位两次守寡的劳动妇女，给她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无法修复的精神创伤。作品将鲁四老爷以及柳妈作为“杀人者”的一方，将祥林嫂作为受害的另一方，从而得出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吃人”的结论。接下来，小说的主题进一步深化，提出了“我”是不是杀人者的质疑：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小说中的“新党”，是唯一能站在正义的、进步的价值观上对封建道德体系给予批判的人物，于是觉醒者“我”与劳动者祥林嫂之间的关系被异常敏锐地置放到启蒙现代性的视域下，形成一种对启蒙者与蒙昧者之间关系的发难或追问。作品写道，祥林嫂这个目不识丁、饱经磨难、孤苦无助的劳动妇女，把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寄托在这个“识字的，又是出门人”的“新党”身上，她问：“人”“究竟有没有灵魂”?这个问题却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很悚然……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我”的这些“惶急”“踌躇”“吃惊”“支吾”“说不清”的答案，就在一定意义上加快了祥林嫂在绝望中走向死亡。“我”也就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庭。这是一种历史创造者主体自我的精神审判，一种处于“精神的苦刑”之中的自责、申辩、无奈。作品深刻地揭示出，在五四社会历史转型期启蒙现代性构建的过程中，在“人的意识”的觉醒过程中，一个启蒙者与以祥林嫂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之间的尴尬关系。作为觉醒者的“我”，去启蒙大众，而大众的愚昧又使“我”陷入了深渊。最后，作者犀利的笔锋毫不留情地直指祥林嫂自己：祥林嫂自己是不是杀人者?她是否应该对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死负有责任?因为，“究竟有没有灵魂”的追问是残酷的，它既是造成“我”的精神困境的根源，也无情地揭示了祥林嫂自身可悲的荒诞处境：她既需要“有灵魂”，使她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看到儿子阿毛，她又需要“无灵魂”，使她可以逃避地狱里的两个男人把她锯成两半的痛苦。祥林嫂的提问本身就是一种无可选择的悲剧，这是落后的民众和不觉悟的弱者不可避免的悲剧。于是，“人的意识”的启蒙和启蒙的艰巨就这样被深刻地揭示出来，“人的文学”的深刻意义就是这样产生于人与社会、人与灵魂的彼此参照、彼此发难之中。
应该说，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新文学创作的核心指向大都在于人的主体性建构。或者说，从五四文学现代转型开始，就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以及现代人生、现代人性格心理的表现与批判。五四启蒙现代性的文学叙事大多围绕这一主题，努力去表现“人的意识”的觉醒，人的自身价值的追求，人的自由意志的发展以及人的主体存在的真实、人的灵魂的真实等，去表现“人”的形象和“人”的心理情感如何挣扎于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东方和西方之间。这些“人的意识”的追求、“人的文学”的表现，既是五四社会历史转型期新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必然产物，又使五四新文学的启蒙现代性的价值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性、现实性的具体品格。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历史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理论的建构》成果，项目编号：10YJ750003]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