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反鲁原因之考探-

论文导读：
【摘要】苏雪林扮演反对鲁迅的急先锋并以之为“事业”，国民党政府的推手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根本原因还在于苏雪林偏激的性格。正是其恨屋及乌，固执己见，皂白不辨，夸大歪曲，简单粗暴，主观恶意，老调重弹，肆意渲染的偏激性格，使其在反鲁“事业”中，思维上对立，情绪上极端，语言上恶毒，内容上重复。这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但更多的是个人的悲剧。
【关键词】苏雪林；反鲁；原因；苏雪林日记
1008-0139(2012)02-0140—5
苏雪林高调反鲁世人皆知，她执拗地将“反鲁”视为毕生的事业更成为文化界的一个笑柄。苏雪林为什么会终生反对鲁迅?是什么因素导致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地“捍卫”自己“反鲁斗士”的“声誉”?除却迎合国民党意识形态之需要外，是否还有其个人的性格因素在作祟?因为在我们看来，苏雪林的反鲁几乎都是毫无道理、毫无事实根据的“本能性”反应，这就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不再考辨于外部恩怨的前因后果，而是转向对其内在自身动因的历时性考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有幸得到了台湾成功大学编辑出版的《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当我们得以全窥苏雪林在台期间的日记后，我们认为，偏激的性格是她癫狂地反对鲁迅的主要因素，也是她终生乐此不疲、执迷不悟的重要缘由，更是她悲情一生、寂寞于世的悲剧所在。本文即以1948年10月一1996年10月间的《苏雪林日记》为例，揭示其反鲁的性格动因。
众所周知，苏雪林反鲁始于1937年3月，在当月1日与16日出版的《奔涛》第l期和第2期上，她接连发表写给胡适和蔡元培的两封信——《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和《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正式向鲁迅发难。在鲁迅刚刚逝世不久，苏雪林的反常与高调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胡适的“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就是对其飙态的最好规劝。但是，这仅是苏雪林反鲁的开始。30年后，即1966年10月，定居台湾的苏雪林再次借鲁迅逝世30年之际，将其1950—60年代撰写的一批反鲁文章结集为《我论鲁迅》，于第二年3月由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在序中，她向世人表明了她之所以要出版该书的理由：“我见了台湾文坛近年‘捧鲁’有渐成风气之势，已有人呼喊在台湾重印鲁迅的著作了。这些当然都是无心的。但我担心鲁迅偶像又将在台湾竖立起来，鲁迅崇拜也将在台湾日益推广，却是非常危险的事，无论如何，不能坐视。”这种将重印鲁迅著作视为一种“非常危险的事”因而“不能坐视”，正是国民党政府当年强烈反鲁的典型心态。在1960年代，一些反鲁人士为配合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在台湾重新撰写或出版了反鲁的旧作，掀起了一股反鲁风潮，如陈西滢和梁实秋先后在文星书店重版了《西滢闲话》(1964年)和《偏见集》(1965)。当然，陈西滢与梁实秋都曾在鲁迅在世时与鲁迅有过笔战，此番重印似有“公报私仇”之嫌。不过，两人在文中虽多讽刺、歪曲之语，但也不尽是全无可取之处，其中陈西滢还是盛赞了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亦未收入他写给徐志摩的那封指责鲁迅抄袭的信；梁实秋也不赞成台湾对鲁迅作品的全面查禁。苏雪林则完全不同，她与鲁迅前世无怨无仇，却在鲁迅逝世后竭力迎合政府，主张全面查禁鲁迅的著作，变本加厉地肆意污蔑鲁迅，其态度之蛮横，语言之恶毒，如泼妇骂街，其乖张与偏激之情，完全超出学者应有的理性限度。但苏雪林却引以为傲，并将这一姿态贯穿在其一生的反鲁“事业”中，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思考其内在的性格原因。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其偏激的性格及反鲁原因。

一、恨屋及乌，固执己见

早在1937年苏雪林反鲁时，胡适先生就曾规劝她，评价要客观，“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但苏雪林从未贯彻导师的教诲，几十年来，她不仅全盘否定鲁迅，而且提及与鲁迅相关的人与事亦充满厌恶。在上世纪80年代初周令飞赴台事件中，苏雪林将这一偏激表现得淋漓尽致。1982年9月，为了与在日本认识的台籍女友张纯华结秦晋之好，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冲破大陆有关方面的禁令从日本飞抵台湾。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周令飞特殊的身份，周令飞此举令大陆非常不悦，周海婴及其夫人也受到牵连。台湾许多报纸则借机以“《阿QZE传》作者之孙”为题源于：本科www.7ctime.com
对周令飞赴台一事进行了大量的新闻炒作。其实，这本来是一件私事，于报界而言也只是一个暂时可以引发“卖点”的职业性行为，但在苏雪林眼里却是“”统战的一个手段。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阅时报，对鲁迅孙子来台事渲染之极。令飞之来，疑系统战手段，盖一心将鲁迅偶像输入台湾，苦无机会，今偕此为由，必引起台湾轰动，而别有用心之文人，可借此大谈鲁迅。鲁迅宣传必将活跃一时，则之狡计售矣。”(《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台湾成功大学，1999年，下引该书不再注出处)两天后，看到《时报》又大幅刊登此事，更是充满怨恨。她又记道：“午睡起，又阅时报，连篇累牍谈周令飞，讨厌之极!”由于台湾报纸在谈及鲁迅时难免对其《阿QiY传》、《呐喊》、《彷徨》等名著进行评述，也难免对鲁迅突出的艺术成就予以不同程度的肯定，但这却使苏雪林忧心忡忡。她以“阅时报副刊，大捧鲁迅，甚可虑”为感写下了她的不满。而当她得知周令飞的文章遭禁，鲁迅著作亦未解禁，则大松一口气。10月30日的日记就表明了她的心迹：“进早餐，阅报，读新闻报副刊章世玮杂记，谓日本人好读鲁迅著作，深以台湾不开放鲁著为憾，又谓周令飞刊于中国时报之三十年话从头遭腰断，各报疯狂捧他之举亦似被禁止，亦深以为憾。已有好几天未见三十年话从头，今乃知其遭禁，在章氏以为憾，在我则以为喜。”由此可见，苏雪林反鲁不仅是反鲁迅个人，而是在反与鲁迅相关的一切，这种恨屋及乌，固执己见的性格实在令人难以认同。

二、皂白不辨，夸大歪曲

如果说苏雪林厌恶周令飞尚有其为鲁迅之血亲的缘故，那么，苏雪林反共则是政治立场使之然。问题是，苏雪林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反共与反鲁混为一谈，夸大事实，歪曲真相，甚至荒谬地认为中国夺取政权的原因是因为鲁迅有功，而为了崇功报德才将鲁迅奉为偶像大加膜拜，这就是纯属无稽之谈了。例如论文导读：
，她这样回忆鲁迅逝世时文艺界悼念的情景与目的：“民国二十五年秋间，左翼巨头鲁迅病逝上海，潜伏的共党指挥他们的御用文人铺张丧事，拼命宣传，把整个中国闹得江翻海沸。全国报纸刊物连国民党办的在内，无日不有悲哭鲁迅之声，纪念鲁迅之语，尚嫌不足，同时又新刊行了无数宣传品，把鲁迅尽量烘染涂抹，务要把这尊偶像，更装点的金光万丈，紫雾千条，吸引全国青年都来焚香膜拜，皈依鲁迅座下，进一步便可变成集团的新细胞、新血轮。”令人啼笑皆非。她将1930年代上海文坛的变化也归结为鲁迅与共党的合谋：“霸占整个文坛及整个思想界，仅是六七年间之事，所以能如此，果然不得不归功于鲁迅，他是靠着强劫硬抢、蛮打狠杀的手段来干的。我们喊鲁迅做‘流氓’、做‘土匪’丝毫没有冤屈他吧?”对于鲁迅加入左联，她更是怀恨在心，认为这是对鲁迅采取的招降手段，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和满足鲁迅的领袖所做的卑鄙勾当。每念及此，苏雪林对鲁迅总是恨得咬牙切齿，以至于30年后依然心绪难平：“今日写鲁迅传论第四段左派对鲁迅的招降完，鲁迅本虚无主义者，其投降左翼乃所以满足其领袖欲，余久已知之。余乃得痛论，所苦者每日至多写七页，即四千二百字。”结论“痛”不言而喻，作之“苦”则值得玩味了。显然，苏雪林在这里不是“苦”于如何下笔，而是“苦”于自己年至古稀，难以挑灯夜战，无法一夜杀青，其中的“痛苦”只有苏雪林个人才能体会了。更为荒唐的是，她居然心存幻想，想当然地认为她的“反鲁”文章会得到大陆的呼应，因此在日记中自负地记道：“今日来太阳报，大陆发生批鲁风，虽言鲁迅罪状不甚中肯，然六十年以来已将鲁迅捧为神明，神明乃神圣不可侵犯者，居然有人批斗，看来我之我论鲁迅将为彼方所重视。”这真是得意而忘形了。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达到其反共反鲁的目的，苏雪林有意将政治与文学——将反共与反鲁相混淆，以攻击性的语言发泄其内心的愤恨，而所谓的痛苦、自负亦缘自于此，可悲可叹。

三、简单粗暴，主观恶意

大凡欲对某人某事进行评论，总要在充分掌握其人其事及其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所谓知人论世即是也。但苏雪林攻击鲁迅，既不了解鲁迅其人，也不掌握基本的材料，更不做调查，往往想当然地予以粗暴的指责，源于：论文格式范文www.7ctime.com
主观随意性很强。她写鲁迅的传记，既不读《鲁迅全集》，也不看《鲁迅年谱》，仅凭二手材料就洋洋洒洒几万言，并颇为自得。她说：“今日写鲁迅的传记，幸而昨日将郑学嫁鲁迅正传找出，昨夜阅到十一时半，阅毕，其中颇有资料可取，且可校正余之错误。盖余所恃者，不过自南洋购得之鲁迅论一本，而郑则阅过其年谱及全集也。”不错，郑学稼细细地读过《鲁迅全集》，他的《鲁迅正传》是他读完《鲁迅全集》后的产物，虽然总体上是在否定鲁迅其人其作，但其中也还带有学理的成份，他对鲁迅价值的肯定：“所谓鲁迅的真正价值，就是他以文学家身分，指摘中国旧社会的残渣。他是这工作的优秀者，他又是这工作在文艺上的唯一完成者。”也是较为公允的结论。1953年，郑学稼在香港亚洲出版社再版《鲁迅正传》，虽没有改变他对鲁迅总体上的否定，但删除了许多苛薄的言论。苏雪林以《鲁迅正传》作为立论的依据，专嗅其中有损于鲁迅又与事实相去甚远的气味，并自得“其中颇有资料可取”，其主观恶意与别有用心一目了然。但是，苏雪林选材虽然主观，但写作态度却极为细致，认真。她卖力的构思，细致的推敲，甚至为之失眠。在她的日记中，对此有多次详细的记载：如1966年11月6日记：“昨夕通夕失眠，天亮始稍一朦胧，今日赶鲁论，头脑麻木，运思甚蹇。……下午补睡一觉起来，写文，觉文思渐活，居然将最后一大段写完，亦颇有力。晚在灯下自阅一遍，将第一页重抄，又重抄若干处。”仅与编辑刘绍唐的联系半个月就记载了三次：11月9日再记：“写信与刘绍唐，命修改鲁稿二小段。”11月23日又记：“接刘绍唐先生寄来鲁传排稿，共十四页，分上下篇。一篇各七页，倒也整齐，尤可喜者，稿曾三校，甚为清楚，可以有修写余地。余今日费了整个下午功夫，共校二次。晚餐后，继续用功，直到十时许始罢。”11月24日仍记：“今日四时许醒，再也睡不着，起床则为六时二十五分，又将昨日之鲁传稿改了小小几处，写信与刘绍唐。八时赴邮局将鲁稿限时寄出，赴校上课，因表慢了五分，已上课矣。”选材如此简单草率撰写却如此认真细致，目的只有一个：批倒批臭鲁迅，永世不得翻身。有学者曾以学理的层面衡量苏雪林的文风后所感叹其文风轻浮，殊不知苏雪林在批鲁时根本不存在学风问题，她自始自终就没有将反鲁视为学术问题，她撰写反鲁文章选材上简单、态度上粗暴，情绪上主观，立意上草率，都是她反鲁情态下的自然反应，是其刻意而为之。也就是说，她并非要用其中的材料“怎么说”，而是要用其中的材料“说什么”，以彰显其“反鲁斗士”之名而已。既然如此那又何必细究于义理，考据于辞章呢?即便重复又如何呢?真可谓用心良苦，只可惜“心术不正”矣!

四、老调重弹，肆意渲染

其实，自1937年反鲁以来，苏雪林其实没有说出多少新意，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陈词滥调。她在日记里也如此描述：“今日写鲁传论第二段鲁迅的性格，抄自己旧讲义。但既要发行余之新文学讲义，则此项讲义不如保存，免得重复。写虚无主义一段，颇为吃力，本想取消此一节目，但余十余年前论鲁迅，均言其思想虚无，革命乃伪，今不可不为阐发，幸而居然如愿写就。”“今日余觉得精神略为振作，开始撰写鲁序，忙了_一整天居然写了四千字光景，虽说的话不免与旧文重复，然颇精彩，可以寄中副发表矣。鲁迅现在成了野蛮民族的Tabo，我们可痛骂，然而不能指摘鲁迅一言半语，此皆四十年造成我们之交替心理习惯也。”即便旧事重提，也是老调重谈，过度渲染。如1988年，九十多岁高龄的苏雪林在《香港月刊》第11期发表了《大陆刮起反鲁风》—文，再次誓言要将反鲁“事业”进行到底。但全文除将过去一贯的恶语不厌其烦、唠唠叨叨地加以极度的渲染外，毫无新意，文中那些对鲁迅个人生活琐事的攻击，也多是道听途说，望文生义。对此，她在日记中也如实地予以记载：“这几天算已论文导读：5).上一页123
将文之头绪理出，故写作较易，并未起稿，一路写下去，写鲁之爱财，身为左翼大师，竞在国民政府所率立之研究院，每月领干薪二百元，一直到死为止。然后论其性格、行为及学术上之成就，卑无足道，大陆掀起反鲁风，一时当无结果，然有个发轫总是好的。写完，计两百字一页，共十九页，为三千八百字，收场稍草草，然尚写得不坏，特皆为说过之话耳。”一篇不足，又写一篇，自觉“比第一张为完备，恨不得刊物转刊”。全文完成后，她又“加以补充，凡用蓝笔看一次，用黑笔者又一页”，并希望“重排后当分寄文(各)报重要人物”。真是处心积虑，唯恐天下人不知。可以说，苏雪林在其一生的反鲁言行中，并没有为学界提出什么有价值的具有学理性的新观点和新论据，在连篇累牍的文章中，她不断地旧调重提，并夸大渲染其中的情节，以哗众取宠、泼妇骂街式的腔调，以仿佛谎言重复三遍就成真理似的卑劣心态，将鲁迅痛骂得体无完肤。殊不知这一招颇具讽刺意味，“向来以平庸公正为荣的苏雪林，在此陷入了‘骂’的泥沼中。她在数落鲁迅是无情无义的恶魔的同时，自己也沦落到恶魔的精神自扰中”。
澳大利亚学者寇志明说：“苏雪林的反鲁工作只是一种手段，与她的作品本身毫无关系。对苏雪林而言，无论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还是后来被国民党占领的台湾，鲁迅都只不过是一个靶子，一个政府用来操控离心份子的靶子。”到台湾后，身处于国民党打压文化异见的先锋队中的苏雪林，“作为鲁迅时代的一员，或者起码是与他身处同一时期的人，她具备足够的有利因素来毁坏他在台湾和海外华人中的声誉。这些优势自然逃不过当局政府的眼睛。”的确，苏雪林扮演反鲁的急先锋并以之为“事业”，国民党政府的推手作用不可忽视，但是，缘何在台湾反鲁的潮流中，唯独苏雪林以偏激的姿态与苛薄的言语出现在世人面前，除了人身攻击和肆意辱骂外，几乎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呢?这不能不说与她偏激的性格有关。可以说，紧张的政治环境为苏雪林提供了高调反鲁的气候与土壤，偏激的性格使她可以肆无忌惮地渲泄心中的愤闷，二者一拍即合。因此，思维上对立，情绪上极端，语言上恶毒，内容上重复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但更多的是个人的悲剧。这也使我们想起梁实秋的话：“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枝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这话用之于苏雪林反鲁，完全合适，无需更改一字。
【参考文献】
胡适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J].奔涛，1937，(1).
苏雪林，我论鲁迅·自序[M].台北：文星书店股份有限公司，1967.2.
[3]古远清，周令飞飞台引发的冲击波[J].钟山风雨，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