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与历史文化认同推进-

论文导读：
[摘要]以往曾经有过的因为要抬高《史记》地位而贬低《汉书》的做法，对于《汉书》这部名著是极不公正的。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这一标准来探讨，正好能为进一步公正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提供有力的证据。《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项：一是在记载内容上，以进步史识为指导，肯定汉朝代秦而起是历史的进步，强调造成秦汉之势的历史变局是时势所决定的，赞扬汉朝废除藩国、加强国家统一力量等功业：二是在历史编纂上贯彻“实录”精神，突出地记载民族间和好的历史事件，反映出主“忠信”、重“礼义”是中华文化传统对待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
[关键词]《汉书》　民族历史文化认同　汉代功业　民族和好
[]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096－05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不断发展，是考察中国历史过程的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内容，也是从历史编纂角度认识和评价《汉书》这部名著历史地位的一个重要尺度。在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形成《史》、《汉》并举的局面，实有其深刻原因。然而以往一段时间，却曾出现过因为要抬高《史记》的地位，而对《汉书》加以贬低的做法，这对《汉书》来说是极不公正的。从“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推进”这一标准来探讨，正能为澄清以往有过的错误认识进一步提供有力的证据。探讨这一课题，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于当今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具有现实的意义。
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特点，是全国范围内统一规模不断发展，中原民族和周边民族的文化认同不断加强。中国很早就出现统一的趋势，这是由中国大陆广袤，周围有高山、沙漠、大海与外界阻隔，有富饶的平原这种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古代的政治结构和思想也都突出地反映出这种统一的趋势。周代诗人吟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表达的就是歌颂统一的思想。东周时期王室衰弱，各国分立，而实际上是酝酿着更大规模的统一，《周礼》、《禹贡》这些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典籍，都反映出天下共归于统一的政权的思想。而孔子和孟子的学说之所以受到后世尊崇，更由于他们大力倡导统一。孔子修《春秋》，对诸侯国无视周王室的僭越行为严加挞伐，这种态度得到司马迁的高度赞赏，称：孔子《春秋》，乃因愤慨于“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卷47《孔子世家》)7L子之希望重新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序局面，他之主张“从周”，都是愤慨于当时各国互相攻伐的纷乱局面而倡导统一。孟子处在战国时期，各国纷争征伐，赋敛残酷，民众痛苦不堪。孟子痛感时事之非，他以弘扬孔子学说为己任，全部《孟子》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做到“天下归之”，阐发孔子所言“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的道理，倡导推动中国走向统一。孟子还预言“不嗜杀者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下》)断言战国纷争局面终将被统一所取代，并且预见最终由“不嗜杀者”来统一。汉代的董仲舒和司马迁都是孔孟政治思想的继承者，董仲舒(以及公羊学派儒生)主要是进行经义的阐发，司马迁则撰成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统一的信史，使之流传后世。从孔孟到董仲舒、司马迁，一脉相承地代表了华夏族的历史文化认同，他们的思想和著作推进了国家统一趋势的向前发展。
班固《汉书》自觉继承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为推进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方面值得发掘和总结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本文限于篇幅，只简要地论述以下两项。

一、肯定西汉功业

汉朝在中华民族进化史上，是一个富有活力、成长迅速的重要时期。中国中古时代的政治设置、典源于：7彩论文网毕业小结www.7ctime.com
章制度、思想观念、学术文化的基本格局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我国今日的辽阔版图，是在汉朝奠定的，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是在汉朝形成，并且以这一强盛朝代命名的。汉朝从立国至宣帝时期，一直保持上升和强盛的局面，长达100余年。汉朝人富有智慧，善于议论国家的政治得失、历史教训、军事政治文化的重大设施，“引大体慷慨”，思想顾忌少，敢于针对重大问题慷慨陈言，正与当时社会旺盛的创造力相合拍。由此可以看出，班固以庄重的史笔记述西汉的功业，记述汉朝人充满智慧的议论，对于后人正确地认识中华民族走过的道路和推进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班固对汉朝建立的进步性，是从历史变化的大方向来认识和把握的。《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总结说：自虞夏至秦之得天下，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创业：虞夏之兴，积德累功数十年；商汤王、周武王兼有天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历十余世，而后成功；秦的帝业，先由襄公崛起，经过文公、穆公、献公、孝公、昭襄王、庄襄王历代经营，“稍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并天下，真可谓“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难也”。然则，刘邦得天下却与历代君主相去天壤，“无尺土之阶，繇(同‘由’)一剑之任，五载而成帝业。书传所记，未尝有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大变局?班固认为，这是因为秦始皇的倒行逆施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为汉朝的迅速兴起准备了条件。秦始皇本来冀图以取消分封制、销毁天下兵器、禁绝儒学、大事征伐等，“用壹威权，为万世安”。结果恰恰激起人民的反抗，“十余年间，猛敌横发乎不虞，适戍强于五伯，间阎逼于戎狄，响应美其名瘩于谤议，奋臂威乎甲兵。乡秦之禁，适所以资豪杰而速自毙也。”
班固用这段掷地有声的精警语句揭示出形势的实质，原先秦始皇采取的严禁措施，反过来却被反抗的豪杰们所利用，加速了暴秦的灭亡。这样，刘邦“无土而王”、汉朝建立这一亘古未有的历史新格局，就完全可以用能够确切指明的时代条件来解释。班固用“势”的命题对此加以概括，说：“古世相革，皆承圣王之业，今汉独收孤秦之弊。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拉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秦的使民众积蓄着反抗的怒火，起义一爆发即成摧枯拉朽之势，汉朝代秦而立，就是由这种历史时势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班固上述对历史时势的看法，是在司马迁认识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的。司马迁极为重视探讨汉朝兴起的原因，《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中论述刘邦得天下的原因，确已论及秦的暴政为汉的兴起准备了条件，表现出其卓识，谓：“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钮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间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这里既深刻地分析了历史时势，但不能否认，司马迁所讲的“天”又有“命定论”的意味，所以他称刘邦为“受命而帝”的“大圣”。相比之下，班固完全用历史时势来分析，摆脱了“命定论”的影响。《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序的分析，与前文论及的《高帝纪》中强调刘邦在艰难征战中实行安抚民心的政策，以及建国之初确立各项制度，“规摹弘远”的议论正相呼应，说明班固确实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因而更能揭示出汉朝建立这一历史性进步的实质。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结论www.7ctime.com
世，承武帝奋击之威，直匈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后单于稽首臣服，遣子人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论文导读：
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并且将宣帝以后汉与匈奴和好的和平景象，与王莽挑起与匈奴的战争而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作对比：
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源于：7彩论文网如何写论文www.7ctime.com
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汉书》中着重记载加强民族和好、促进民族交流的例证还有不少。如：宣帝元康中，匈奴与汉争夺车师屯田，宣帝及朝廷计议，欲利用匈奴衰弱，出兵进击。丞相魏相谏议阻止出兵，说：因争车师屯田出兵，是报“纤介之忿”，师出无名。而现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以动兵”。征发士卒，徭役繁重，必然引起社会不安，所以首先要重视国家的安定与治理。(《汉书》卷74《魏相丙吉传》)宣帝采纳了魏相的建议，避免了与匈奴的一场战争。又，宣帝五凤年间，值匈奴大乱，朝廷中有不少人提出，匈奴长期为害，正好乘其内乱出兵攻灭之。宣帝向御史大夫萧望之询问对策。望之即引《春秋》之义作为根据：“《春秋》晋士匄帅师侵齐，闻齐侯卒，引师而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动孝子，谊足以动诸侯。”他用《春秋》之义比附当前情况，认为匈奴单于愿意归附，遣使请求和亲，“海内欣然，夷狄莫不闻”。在此情形下，伐之不义，恐劳而无功。“宜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四夷闻之，咸贵中国之仁义。”这样定会使之感动，决意归附汉朝。(《汉书》卷78《萧望之传》)宣帝遂采纳萧望之建议，派兵帮助呼韩邪单于安定匈奴内部，从此大大密切了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的关系，导致此后其决然内附。
有关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汉书》也有值得重视的记载。《司马相如传》载其《喻巴蜀檄》，以武帝时代国家统一加强、中原与边境民族联系空前密切的事实，昭告巴蜀人士：“陛下即位，存抚天下，集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屈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焚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惰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乡风慕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这段话，若剔除其中炫耀朝廷武力和歧视边境民族的成分，所描绘和赞扬的确是各民族交流大大加强的局面。并通告朝廷派使者通西南夷，目的并非为兴兵革之事，以此安慰巴蜀居民，并说明由此引起沿途转粟运输，增加巴蜀居民负担，或有惊恐逃亡之事，都非皇帝本意。司马相如又在《难蜀父老》文中作进一步申论。当时巴蜀有一部分耆老搢绅反对朝廷通西南夷的做法，认为是“割齐民以附夷狄”，意为损害了四川各郡利益而给“夷狄”以好处。司马相如批评这种说法，首先辩明：“必若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让“夷狄”永远是“夷狄”，是与巴蜀本身历史相违背的。巴蜀原先是“夷狄”，处于落后地位，因为接受了巾原文化，所以才成为今日捂绅所谓中国。他进而提出武帝作为贤君，采取的是“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留爽暗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汉书》卷57《司马相如传》下)司马相如以敏锐的眼光和高度概括的手法，指出“兼容并包”、“遐迩一体”是汉武帝时代民族政策的根本，贯彻的是儒家《春秋公羊传》从文化上区分“夷狄”和“中国”、促进民族间交流和好的思想。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汉书·赵充国传》则展现了老将赵充国在复杂条件下在甘肃河西地区安辑西羌所取得的成功。宣帝即位后，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牧地，逐渐渡湟定居，郡县无力禁止。其后，先零羌与诸羌种豪200余人解仇结盟，酿成边患。羌侯狼何又借助匈奴兵力，企图袭击鄯善、敦煌，隔绝汉朝与西域的通道。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宣帝诏遣义渠安国行视镇压，遭羌人反抗，安国败退令居。当时赵充国年70余，仍主动请兵，率万骑由金城出发。他远斥候，坚营壁，先计而后战。酒泉太守辛武贤向宣帝建议边郡屯兵并出酒泉、张掖，合击罕、开诸羌。赵充国则坚持先集中解决为首反叛的先零羌，对附从的罕、开实行分化、安抚，并避免大兵四出转运艰难，且防止匈奴、乌桓袭扰长城一线。宣帝终于同意其部署。赵充国以“拊循和辑，保胜安边”为方针，释放无罪被拘执的羌人酋长，进入羌族居住区后，又“令军勿燔聚落，刍牧田中”，(《汉书》卷69《赵充国传》)遂得羌人罕、开部先行归附。后赵充国屯田河西，等待羌人内部分化，终于争取到羌人大多数部落降汉，汉朝置金城属国以接纳归附的羌人。
主“忠信”、重“礼义”，确实是班固对待边境民族问题的主导思想，也反映出中华文化传统对待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意识。《汉书》中有关记载汉代北方、西北、西南民族关系的篇章，正因为贯穿了这一指导思想，因而具有珍贵的价值，历来被人们反复研读，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人们由于读了《汉书》，不但真切地了解到汉代的功业远超前代，而且真切地了解到中原民族与周边民族的交流、融合越来越向前发展，因而在客观上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
责任编辑　郭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