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与中国文化转型-

论文导读：一个比较直接的解答则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具有如下鲜明独特的特征：1.既源于西方文明(我们都知道著名的“三大来源”)，又是“西方”概念的批判者和叛逆者；2.不仅是现代文明一部分，而且如其所自我论证的，代表着比发达资本主义更进步更领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3.它是一种挑战哲学，体现被压迫

在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实质，是西方文明与中国固有历史和文化之间矛与盾、吸与拒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单有早期透过马嘎尔尼觐见乾隆以及战争而表现出的锁国主义，更有清末以迄当代，在认清现代性无可回避之后，就如何确定和选择中国未来而发生的种种曲折的情形。故而，同为“转型”，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较诸西方各国自身从中古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从起因到过程都有深刻的特殊性。
概而论之，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格式要求www.7ctime.com
说，‘转型’意味着以下几点特别的含义：1.被迫性。其“转型”要求并非由本国固有历史文化自发地产生。2.模仿性。一切思想和措施尽由师法而来，自己并无创造性可言。3.摇摆性。“转型”并非根植于自身历史文化的理心而增加了难度，集中体现为对所做选择的善恶判断不明，往往具有权宜的意味。4.矛盾性。异己以及非原发的特性，令“转型”必以自身历史文化的“断裂”为代价，使其本质无法是和谐的。
我们认为，通过文学而表现出的历史，是现代中国的精神困境的一部分；作为民族精神活动的浓缩物和最活跃形式，“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价值以及它最值得深究细论之处，在于这种文学如何展现了20世纪中国精神困境，做出了怎样的应对，其中又留下了什么启示。
对延安文学的研究，如果不置于现代中国精神困境这样一个文化性的宽广语境下，延安文学研究不仅将是黯淡无光的，而且也根本遮蔽了它固有的丰富价值。
老中国死掉和被迫放弃自足、封闭、独立的文明史及传统，搭乘以西方文明理念打造的世界一体化航船，而驶往所谓“现代化”的新大陆——这可以说就是20世纪以后中国最基本的历史命运和现实。历史本身的脉络非常清楚。没有“现代化”的诉求与走向，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输入；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不会有中国和体现其意识形态的政权。这些重大的历史环节，始终紧扣着20世纪中国脱“古”人“现”的主题，无一不直接来自这主题、表现这主题。
中国和它创建的国家政权，是中国“现代化”努力的一种反映、方案和选择。这并无疑问。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会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完整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各方学者写出成百上千的著作，而一个比较直接的解答则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本身。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具有如下鲜明独特的特征：1.既源于西方文明(我们都知道著名的“三大来源”)，又是“西方”概念的批判者和叛逆者；2.不仅是现代文明一部分，而且如其所自我论证的，代表着比发达资本主义更进步更领先的经济、政治和文化；3.它是一种挑战哲学，体现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阶级和民族强权的意志，是弱者对强者统治的造反武器。
可以说，只有这样的精神资源才迎合、满足和呵护了像中国这样饱受西方强势文明压迫而同时又不得不完成自身现代性转型的民族心理需求。它提供了这样一种预期：实行马克思主义，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里照样可以走上现代化，并且做得更好；不仅不必屈从于以征服者姿态强行介入、令我们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蒙羞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且将一举超越之、后来居上，成为更先进更现代的胜利者而傲视西方。这意味着双重的胜利，既成功地摆脱落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和地位，又以西方文明侵略的复仇者的身份重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光是中国，20世纪许多与中国处境类似、处在“主流文明”(“西方”)以外的国家，马克思主义都成为它们一面与之抗争、一面自我更新从而通往‘世界，’和“现代国家”概念的桥梁。这是20世纪“全球化过程”中极引人注目的一种现象，是这一过程同不同国家、民族及其文化传统相互作用所生成的一种普遍效应。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向“现代”的转型，将不情愿却不得不走直接皈依西方文明的道路。所幸，历史不仅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这另一种选择，且通过俄国革命的成功将这种选择的示范效应加以放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虽是诗一般的句子，却并无夸张之处。从历史而言，中国拒绝了作为西方文明正统的资本主义，皈依其批判者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宿命的意味。它必须以拒绝的形式来完成转变，这不仅仅是心理的需要，更出于保持与自身历史文化之间平衡的必然。
但道路最终成形，却经过了一段曲折。
传统与现代性是一对如影随形的难兄难弟，对于非自愿非原动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发达国家民族来说，这对矛盾的彼此冲突和弥合，尤其内在于它的历史过程。但这二者的关系，并非割裂着的，相反重要的是，它们实际上有一种依存性，亦即，恰因现代性这一维度，传统作为另一维度才有意义，反之亦然。传统的意义与价值的彰显，以现代性追求为前提，否则它根本不会被意识和被强调。
对此，吉登斯就“传统”所做的论述颇中肯綮：“传统是惯例，它内在地充满了意义，而不仅仅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而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地存在于活生生的行动本身之中。惯例性活动的意义既体现在一般意义上对传统的尊重乃至内心对传统的崇敬上，也体现在传统与仪式的紧密联系上。仪式对传统常常是强制性的，但它又是令人深感安慰的，因为它所注入的是一整套具有圣典性质的实践。总的来说，就其维系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连续性并连接了信任与惯例性的社会实践而言，传统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
然而，中国“自身传统”的延续，到19世纪末实际上是终结了。随着“西方”的卷入，或者说，随着中国被卷进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中国文化本土体系和本土经验，全部解体和失效。基本上，甲午战争之后，存在了两千五百年(倘以孔子修《诗》、作《春秋》为标志)的精神范式就完全死去，随后是一个过渡期；到1910年代中期，中国确立了“脱古人现”、从技术文明到精神文明全面师法“西方”的观念。其标志，正是被视为中国现代史开端的“五四”运动。
这一基本格局，我们可以借文学的情形窥其一斑。从“五四”到1930年代，现代文学始终承袭着20世纪初形成的“走向世界”的强大思潮论文导读：一句名言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古今、洋／中这两组对应关系中，浓缩着终其一生试图完成的两个目标——既用革命推动中国脱胎换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强国，又顽强地抵抗使中国在文化和价值上西方化的结果，而寄希望于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住民族特色。他对待文学艺术问题如此，甚至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
。这种文学排斥传统，以为文学的新生恰恰需要斩断传统的脉络。人们在观念上强烈渴望融入世界的、先进的艺术方向，在形式、技巧、语言上激进地追逐欧化，而基本的创作风貌则表现出强烈的城市倾向。可以说，到那时为止，现代文学的主流与乡土中国自矜地保持着思想和审美上的距离，是不折不扣的现代城市知识分子的文学。但是，1942年5月，这种文学突然在延安遭到批评。指出，新文学以往“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他指责这种文学的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内心世界是由“资产阶级学校”培养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在未改造之前他们本人也只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批评不光严厉，而且十分新颖——既往二三十年，还从未有人这样指责过新文学。但实际，它确实道出了“五四”以来文学的客观表现：以由学生、职员、店员为主体的城市读者为接受者，脱离以广大乡村为背景的本土文化审美传统，语言欧化，作者队伍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培养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及其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本身作为文化转型结成的“五四”以来新文学，重新发出了‘转型”的呼吁——当时所用的词语是“改造”：“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改造的目的很清楚：使创作“为群众所欢迎”，结束现存的‘‘格格不入”状态。
‘群众’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很显然，它们包含着这样几点含意：1.“多数人”。换言之，被列为改造者的以往的文学，是属于“少数人”的，而在中国这个国度，“多数人”的概念所直接对应着的无疑是占人口90％的农民。2.传统。‘群众”的文化状态天然地是本土的，他们生活在几乎没有或很少现代文明的农村，也根本无缘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文化教育，唯一能够对他们形成精神影响的只有几千年来渗透到他们的起居、饮食、仪式、伦常和娱乐之中的本土的传统文化体系，亦即吉登斯所说的形形色色的“惯例”，他们的接受力、理解力、形式感、兴奋点由秧歌、小调、说唱、演义、戏曲等传统文化形式所给予所决定，也许不是“群众”与新式文学“格格不入”，但培养了他们的艺术趣味的那些形式却与后者是“格格不入”的。
不过，受到如上批评的‘现代文学’，本身并不是一种排斥大众的“雅文学”。否定贵族的、高雅的文学，追求大众的、社会的文学，早在“五四”之初就已成为新文学运动提倡者的共识。然而，之所以仍旧发生了“离群众”的问题，真正起因在于洋土之分。新文学立足于洋化的“现代”来破坏中国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造成了“少数人”与“多数人”的格格不入，即“知识分子”与“群众”的格格不入。
七十年后回头再来体会当时扭转现代文学方向的动机，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首先，它具有一种实用的策略的目的，亦即，要求文学能够起到宣传革命、普及革命、帮助革命的作用，如果容许新文学继续保持那样一种与群众格格不入的状态，它根本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其次，根据对中国社会的透彻分析和清醒认识，他已经断定革命的胜利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依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因而必须让作为革命工具的文艺事业顷从和符合农民的需要，决不是符合一小部分城市人特别是城市知识分子的需要。不少在座谈会受过教育的文艺家，事后回头重温《讲话》的内容，才醒悟实际上是未雨绸缪，为解放战争做准备；比如罗烽就这样说：“他已经是想到了将来的必然还有场战争，战争里面文艺工作者要起革命的作用，这就不仅是延安陕甘宁后方区的问题，而且是各个游击区都需要增添文艺工作者在武装斗争中起重要作用。”
不过，仅从实用策略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是过于简单了。应该说，它表明了整个文化思想、文化战略的一个基点，这个基点完整而精当地概括在他的一句名言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古今、洋／中这两组对应关系中，浓缩着终其一生试图完成的两个目标——既用革命推动中国脱胎换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强国，又顽强地抵抗使中国在文化和价值上西方化的结果，而寄希望于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住民族特色。他对待文学艺术问题如此，甚至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如此；虽然他从未渲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但的确始终强调它存在中国化的问题。　这本身有些悖论色彩。既要现代化，又不弃文化的民族本位；既以最彻底的世界主义亦即奉行“解放全人类”宗旨的马克思主义为信仰，又把它置于民族传统的检验之下。然而，这个悖论是历史加之于中国的，它背后的民族心态不能无视，更不容轻慢。整个20世纪，中国民族心态都处在极其矛盾的状态下：不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 范文www.7ctime.com
革命不行，不革命就会有一种“被动挨打’、被世界所抛弃乃至民族灭亡的恐惧；完全革命，像“五四”时代所主张的“全盘西化”，把历史、传统全都当成破烂扔掉，同样不行，你可以推翻帝制，可以把孔夫子的圣人牌位打碎，却无法消解传统的深层结构，“传统是惯例，它内在地充满了意义，而不仅仅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
因此，对于因为现代性转型而身陷悖论的中国，中国交出了最具抚慰性的答卷。首先，它提供一种更革命的意识形态，反对封建生产关系及其道德，令激进知识分子和农民都感到满意；其次，以拆分旧文化的方式巧妙地解决了在革命中传统的延续性问题，也即否定旧文化的层面(儒家)，然而却褒扬和接受旧文化的民间层面——至于此二者千丝万缕的联系则置之不论，那不过是一个表述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可以轻松地将它们分开，甚至说成截然对立的两种文化。
凭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解中国的现代转型与传统认同两种必然之间的矛盾的同时，延安实现了自古以来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的文化领论文导读：
导权向革命政党的顺利过渡。
梁启超1896年说：“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这段话倒教我们记起来，遭遇西方列强之前，中国虽切切实实亡了几次，却从未激起文化根本之变，原因便在于，“环列皆小蛮夷”，文化上全非中国对手。西方列强的可怕，不在船坚炮利，而在强大发达的文化；不在使我城破国论，而在使我们优越了两千年的人文传统被动摇。　结论落在“文化”上。比之于战败、皇权专制、政治腐败等等原因，文化的朽旧和束缚，才是中国落后于西方、蒙辱于西方的根子，才是中国萎靡不振、死气沉沉的渊源。陈独秀痛陈：“(儒教)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鲁迅则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开出‘死亡证明”：中国的精神文明，早被炮打败了，经过了许多经验，已经要证明所有的还是一无所有。讳言这“一无所有”，自然可以聊以……但那报应是永远无药可医。
一夜之间，“怏泱文明古国”被发现一无所有，汗牛充栋的典籍不过是一堆废纸，以至于“中国书虽有劝人人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随儒家文化一起烟消云散的，是读书人头上的光环。自古以来无比风光、备受尊重的“读书人”三个字，突然有了丑陋可笑的意味。单单从鲁迅笔下，我们就看到多少尖锐的抨击：“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欧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知识分子危机，或者如“”发明的独特词语“臭老九”所表示的那种含意，远非到20世纪下半叶才呈现到社会生活表面。从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在“现代性”面前丧失功效那天起，危机就已经到来。“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一场思想更新，一方面未必不可以视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拯救和挽回颓势。它是整个古典时期由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文化领导权的最后一次延续，它试图通过承认、迎合大众的方式，保住摇摇欲坠的地位。在这个阶段，知识分子以自我批判、抉心自食的方式，展开了恢复声誉的努力；只要看看他们在鼓吹白话文时是怎样刻意站在“引车卖浆之徒”的立场上，以及不光鲁迅那样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就是本质上并不适合“民众”字眼的胡适，也那么热衷大谈特谈“民间…平民化…民众化文学趋势”，就足见知识分子内心大势已去的恐惧。
实际上，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在“五四”后即处于瓯脱状态，之所以表面上仍由知识分子掌握，只是接管者尚未出现而已。如果说过去两千多年来儒生集团始终牢牢享有对民众自上而下、决定性的文化影响，那么，在20世纪头三十年这种影响显然不存在了。虽然新式知识分子通过引进新知、新思维、新道德仍然占据精神制高点，但他们对民众的触动与从前相比微乎其微，他们的很多话语不过是在本阶层内部起作用而已，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处于思想价值与言论的脱节，知识阶层与一般民众成为精神上互不相干的两个板块。
这是一个巨大的空缺，一种客观上的“虚位以待”。既然文化领导权的老所有者已被证明失去掌控能力，势必等待一个新的权威。寻诸新的社会元素，它极有可能是刚刚在中国出现不久的政党势力。历史花掉几十年时间来恭候这样一位文化领导权的继任者，却迟迟没有遇到足够有能力的。延安是真正的转折点，在那里，透彻分析了现代语境下中国文化的症结，总结、批判了“五四”以来的文化发展，提出了未来文化的基本方向。尤其是，以明确的意识着手建设新型的文化领导权，通过“知识分子改造”将知识分子置于党的一元化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范例www.7ctime.com
领导，转化为政党意识形态的有机成分，从而在中国成功实现文化领导权的易手。这既是中国自有文化基础坍陷所带来的合情合理的结果，又是中国精神史亘古所无的变故。
四
文化领导权易手，或知识分子从社会精神生活金字塔顶端的跌落，进一步引发中国文化诸多深刻的、根本的、结构性的变异。
没有人会把延安文学及其意识形态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可是面对西方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如下描述时，我们却有似曾相识之感：
后现代主义导致了社会的终结，社会联系的纽带被离断肢解了，有秩序的社会转变成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大众聚合。
后现代的实质是“符号等级结构的消解”，或者说“符号秩序的崩溃”。发达资本主义以其对巨大的消费社会的培育，走到了这一步。过去中国虽与那样的社会无关，我们却仍然从中发现极类似的东西——这就是延安时代以来革命意识形态对“大众文化’的大力开发与扶植。虽然此“大众文化”与彼“大众文化”不是一回事，然而，当中国开始市场经济后，两者间却轻而易举有着平滑的过渡——不妨思索，1 990年代中国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崛起，真的不曾借重1940年代起于延安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所打下的基础吗?
当我们把文化视为一种符号的集合，会发现这种集合并不是随意的，而始终在表达某种结构；各个时代的文化实际上是将符号加以结构性定位，来明确和表现各种符号的地位差异，这就叫“符号等级结构”或‘符号秩序”。说到这里，可以举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文化品位”一词为例。“‘品位具有分类作用，并把分类者也分了类’。消费及生活方式偏好，包含有敏锐的判断力，它使我们同时具有独特的认同或区分他人品位的判断能力。特殊的品位系列、消费偏好和生活方式实践，与具体的职业和阶层、群体密切相关。”曾经，知识分子就是利用“文化品位”建构了那种以他们为中心的符号等级结构，他们把合于自己文化品位的东西划为“高雅”，把与之相反的东西划为“粗俗”，通过控制这个界限，知识分子不仅将论文导读：得最广泛的民众，而欲赢得最广泛民众，又势必首先解决与民众间的通信问题，不然，两下里各操一套言语，彼此不能通融，民众不易甚或不能理解党的主张，而致使思想和感情相互隔阂，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此其一。进而言之，延安的现代汉语史的第二次语言革命，又非完全功利主义的，只是党的政治利益和抑制知识分子目的之产物；从中国现代性转
自己与大众在文化身份上做了高低的区分，并且形成和保持着对后者的压力，令他们有一种提升的向往和需要。
“随着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之间差别的消弭，向后现代文化的转轨，给知识分子带来一种特别的威胁。”有趣的是，在欧美这由后现代而来的文化转向，在中国却从延安已经开始。经1950年代、1960年代直抵“”，三十多年内革命意识形态一直明显地促使高雅文化或日知识分子文化“贬值”，一方面用阶级分析理论给知识分子趣味及其文化形式打上政治上的可疑标记，一方面推崇并开发许许多多照文人话语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形式。经过这样一个较长久的过程，文人、知识分子传统上占有的文化领导权，以及它用来保护和尊崇自己特殊地位、与“粗俗文化”区分开来的藩篱和围墙，都被拆除、。
后现代文化作为精英社会瓦解的表征，显示的是“”理念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的演进。继18世纪、19世纪从政治上提出这一理念之后，今天，它已经提升到了文化层面——美国文化评论家威廉·A·亨利指出：“针对精英主义的愤怒情绪与’其说是源于财产上的差异，倒不如说是源于平义，源于平等思潮对我视为弥足珍贵的种种智识上的甄别和藐视。”或许可以借助这样一个视角，来理解在延安发生的文化转型。尽管延安不会欣赏资本主义的“”概念，尽管它消解旧有的知识分子中心文化秩序，出发点是建构党的文化领导权，但撇开“主观”意志，只看历史的客观效果，延安的文化转型的确顺应了“文化重心下移”这一社会趋势，并给知识分子以外的文化带来更大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文化“”的潜在指向，并且终于在今天把这一潜能发挥了出来。相关的细部观察，可从语言方面展开。尽管“五四”终结了文言文的权威，但我们今天的语言却并非它的延续。同样是现代汉语，如果拿今天的文学作品同“五四”时期至1930年代的文学作品相比，或拿1950年代以后的电影对白同1930年代、1940年代电影对白相比，或拿大陆的书面语、口语同台湾的书面语、口语相比，将发现二者间存在明显而巨大的差异。
在延安出版和发表的文学作品，早期和后期语言风格差异极大；直到1941年，延安作家的遣词行文、句式句法还承续着“五四”以来的语言风范，但1942年后面目大变，先前风格荡然无存，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换了一个人。如今人们用“文人腔”来形容“五四”式语言风格，也的确是简明扼要，盖因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并不是从民间和一般社会层面内在和自发地产生，而是由“先觉”的知识分子群体带动，自“上”而“下”推行开来，所以反映在语言革命上，“现代白话”的实质也是知识分子强行发动和主导的语言现代化运动，它天然与中国日常和民间普通语言存在一种隔阂。
就此而论，“现代白话”与古典“文言”实乃一丘之貉，两者皆是与日常脱节，与民众脱节的‘言语’或文人语。中国日常和民间语言既被置于“野俗”的低下地位，本身又因地域的关系而极其庞杂，故而长久以来难于以此为基础形成中国的为最广泛民众所共享的普通语。但这却又是现代化进程非解决不可的工作；“五四”语言革命的初衷确在这里，然而它的知识分子性质使这个初衷很难真正贯彻。及至延安，这症结终因文艺整风而获克服。
在文艺整风中，语言问题不能不位居要津；因为党要实现其政治抱负，就必须赢得最广泛的民众，而欲赢得最广泛民众，又势必首先解决与民众间的通信问题，不然，两下里各操一套言语，彼此不能通融，民众不易甚或不能理解党的主张，而致使思想和感情相互隔阂，则一切都无从谈起。此其一。进而言之，延安的现代汉语史的第二次语言革命，又非完全功利主义的，只是党的政治利益和抑制知识分子目的之产物；从中国现代性转型这一历史必然来看，将语言的主宰由知识分子变成普通民众，消解前者的语言霸权，既是对儒教中国旧文化体系的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也顺应文化重心下移、解放社会、促进的大势。延安时期倡导语言大众化，新中国成立后进而推行简体字，都是民众意识的体现，虽不免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在打破文化垄断和解放社会上，功效难掩。
以往社会精神生活的金字塔结构，语言权力是最基础的支撑。居于社会上层的阶级，垄断了语言文字，使之成为他们专享的资源，进而利用语言来构建社会及其文化等级差异。高贵与卑低往往并不需要确切了解一个人的出身、家产，而只通过他使用怎样的语言就可以直接看出来；上层阶级总是自觉维护他们的语言特色，以保持这个最明显的社会差异。所谓文野之分、雅俗之别，这些天然的界限长期存在于语言之中，并随之形成诸多禁忌，下层社会所用语言被鄙视，被坚决排斥在任何正式或高级的场合之外，例如文件书写、国家礼仪活动以及一切具有道德严肃性的文学创作。不必赘言，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四”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观念上已经明白社会如果要进步就必须使文化重心下移、剥夺上层阶级对语言文字的专权；当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彼此就俗文学和语言文字改革所做的探讨，说明了这种意识。不过，观念和行动毕竟是两码事，从有所意识到彻底冲破一切禁忌之间，不仅有许多实际的困难，对知识分子来说更有一层心理障碍。
他们从所受教育中，形成了对历史、旧文化及其审美价值的心理依赖，这种心理依赖甚至是他们自己都无法直接察觉的。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如果写文章中需要择词，他们通常并且也是情不自禁地就会去选择所谓“美”和“非同流俗”的字眼。这种嗜精求雅与他们的社会立场无关，完全是基于文化心理和审美本能。鲁迅就十分有代表性；虽然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号召，但他的作品至少从语言上看是完全不可能成为“大众文学”的，不论小说、散文或者杂文，鲁迅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知识分子式的，精慎、奇崛、严密、独异，苦心积虑，而且经常用典——这样的语言，不要说“大众”，就是非人文学科的大学生读起来也会略感吃力。
数千年来的语言壁垒，在延安被彻底打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番理论它不仅影响了延安文化人的世界观，也无疑冲击着他们的语言观：过去洋洋自得或追慕不已论文导读：让人蒙羞的事。对此，可考察一下沿着不同脉络发展下来的大陆和台湾现今两种中文的语言面貌。比之于海峡对岸，大陆语言充分口语化，有血有肉，更能涵盖三教九流众生相和丰富的人文地理。反观台湾，语言趣味明显较大陆典雅，措辞或行文保持的旧文化遗韵较浓较足，对粗俗语态尚存忌讳，并且偏于书面化。这鲜明反差，昭示了半个多世纪
的那种文笔突然间变得丑陋和见不得人，过去在心里鄙为“土了吧叽”、“下里巴人”的言语现在却光芒四射，如此富于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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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延安的语言革命，既往的文化等级设置在语言上的种种藩篱，统统拆尽了。不登大雅之堂的村言土语，从此毫无阻拦地进入“高贵”的文学作品；原先令文化人有心理障碍和视觉障碍的字句，从此也不被忌讳地使用。久之，语言等级和分野基本消失，单从语言上，已经很难分清人们的职业、教育程度。在这种背景下，以“人民群众”概念出现的人数巨大的群体，其语言取得了由政治来保证的优势。1949年前，可经谈吐判断一个人的出身和教育情况，如今全无可能；教授、艺术家、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官员等昔之所谓“有身份者”，至少从语言上失去了标志，语言矜持感或荣誉感从心理上消除殆尽，乃用词、谈吐的不大众化，相当程度还被视为让人蒙羞的事。对此，可考察一下沿着不同脉络发展下来的大陆和台湾现今两种中文的语言面貌。比之于海峡对岸，大陆语言充分口语化，有血有肉，更能涵盖三教九流众生相和丰富的人文地理。反观台湾，语言趣味明显较大陆典雅，措辞或行文保持的旧文化遗韵较浓较足，对粗俗语态尚存忌讳，并且偏于书面化。
这鲜明反差，昭示了半个多世纪来两地迥异的文化历程。注释：
(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