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之契约制度-中心

论文导读：国秦汉时代，傅别、质剂与书契仍广泛使用。但到汉代，契约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进入其历史发展的第二时期。2.分支契、单契自汉始，由判书逐渐发展出分支契，至唐始又出现单契。分支契的最初形式为下手书，后又有画指券、合同、和同等名称。均是指两份相同的文书，当事人各执其一。其中下手书出现于汉代。《周礼
摘　要：合同，中国古代称之为契约，在当时已有比较详尽的规定。今天重新回顾对我们现在的合同制度也不无裨益。
关键词：中国；古代；契约
1673-291X（2012）22-0236-02
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可谓源远流长，它与中国的法律文化同步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时期，契约行为就开始活跃。

一、契约的形式

1.判书
《周礼》中就有许多关于契约制度的记载。《周礼·天官·小宰》：“听称责（债）以傅别、听取予以书契、听卖买以质剂。”其中傅别、书契、质剂都是券书的一种形式。其用途或有不同，但均采用将契文分成两半的形式，双方各执一半，这种双方各执一半的契约形式，表示了双方对合意行为的承诺与信证。东汉郑众注：“傅别，谓券书也”，傅即附，指附著并约束于文书；别指分别，即将文书分别为二，当事人双方各执一半。当时的傅别主要用竹木简牍，故容易分割。傅别主要用于借贷之债。“质剂”据郑众注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长曰质，短曰剂。”另在《周·地官·质人》：“质人掌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鬻）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郑玄注：“质剂者，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牛马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主要适用于买卖之债。“书券”可泛指所使用的文书凭证，狭义上则指官府所使用的契约。
西周时期以契约形式调整民事行为，在奴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状态下表现出了相对成熟性，并且对封建社会的契约形式，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傅别、质剂与书契仍广泛使用。但到汉代，契约形式出现了新的变化，进入其历史发展的第二时期。

2.分支契、单契

自汉始，由判书逐渐发展出分支契，至唐始又出现单契。
分支契的最初形式为下手书，后又有画指券、合同、和同等名称。均是指两份相同的文书，当事人各执其一。其中下手书出现于汉代。《周礼·地官·司市》郑玄注：“质剂谓两书一札而别之，若今下手书”。至唐进一步发展为“画指券”，下手书指双方当事人须在质剂文书上按捺手印，画指券则须在质剂文书上画指模。
合同形式出现较晚，两晋时，在买卖借贷之债中开始使用“合同契”，隋唐时广泛使用。《唐律》中称为“和同”或“两和”，习惯上也称为“分支合同”，由于“合同”使用极为普遍，这时“契约”往往就指合同。其主要特征在于必须在两支契约押缝处共书一个“同”或在两支契书上分别书写相同的“和同”或“合同”。
而单契虽也是契约，但却与分支契有重大区别，分支契为双方各执一契，验证时必须复合；而单契只是一方出具给他方，他方收执，验证时不发生合券问题，但它仍是以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基础。
唐始，不动产绝卖关系中单契与合同契并用；因为单契在立契、转移权利手续上比较简便，故采用日益增多；到宋代，单契发展成为官印契约，由官府出卖；元明清各代均采用此法，以官契印卖，可以达到两个目的：要求和效力明确，防止争讼；保证契税（即交易税）的征收。官契有印，印为红色，故官契又称红契，立契未红官授印者为私契。
另外，在婚姻问题上，可分为两类，一为婚书和私约，可视为合同；二为休书，是夫方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并未征得妻方的同意。即使为“和离”，也仍须采用休书形式，不过是丈夫给妻子的休弃凭证，使妻子被休后可以改嫁，不表示休书即为单契。

二、中国古代契约的特点

1.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

在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如汪洋大海，商品经济不过是是涓涓细流。这必然限制了契约关系的发展。因为契约这种法律形式主要是商品流通过程的反映。进入商品流通过程的商品越多，契约关系就会越发展，但是中国契约主要是在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围绕着租佃关系、田宅、农产品、手工产品的转让展开的。它缺少一个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前提。

2.在反映经济关系的同时，被用来维护等级特权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等级森严的社会。尊卑贵贱分明的等级关系人身依附关系也渗透到契约关系中。除奴隶、奴婢买卖、妻妾买卖、佃客买卖外，在田宅货物的买卖租赁中，当事人之间的不平等也是相当普遍的。雇佣关系带有长期的人身依附性，租佃关系也有很多人身依附关系的残余。
各种等级关系如宗法关系、强制从属关系、男尊女卑关系、行会特权关系等等，在契约关系上都有表现。如田宅买卖要受宗法关系的制约。例如要先问亲邻，由亲邻批价，若购买条件相同，亲邻有先买权，这一法律要求有便利亲邻，方便田宅转让，便利田宅的使用保护的积极作用，又有妨碍业主随意处分权，妨碍田宅权利流转，巩固宗法关系的消极作用。
同时，妇女不能面对契约的他方当事人，是宗法关系在契约关系中一个鲜明的表现。《宋刑统》户婚律引杂令后有文：“臣等参详，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人或钱主人亲信人当面署契帖，或妇女难于面对者，须隔帘幕亲闻商量，方成交易。”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约束下，妇女如与契约对方当面对话，是有失礼法的，但这种要求实际上仅适用于富有之家。
古代契约本身由于等级关系的渗透，必然有维护等级的作用，如利用契约买卖奴隶、奴婢、妇女，利用契约来限制佃户的人身自由，利用契约把债务人变为奴婢等等。但是特权在一定情况下也不得不服从商品关系的内在要求，它要求交易的双方平等相待。要求商品贵贱相当，要求按契约履行，反映了一定商品经济的要求。

三、国家的管榷制度和重农抑商的政策，使契约关系受到严重影响

在中国奴隶制时代，商业主要由国家经营。至封建时代，国家仍经营一部分商业。
封建时代，自秦汉到清末都实行管榷制度，差别只是范围的宽窄。所谓管榷，就是国家对某种物品进管制专卖，其主要对象是盐、铁、酒、茶。管榷制度主要是带有行政性质的经济法规，有一部分为民事法规。管榷制度本身有积极因素，但是其对自由商品经济的排斥和在实行管榷时产生的弊端，如强制摊购，带有国家的强制性，不利于契约关系的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强调土地所有权，重农抑商，认为农为本、商为末，重本轻末。这一观点在中国一直占有优势，而且历来被统治阶级奉为基本国策。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契约可以发挥作用的范围大大减小了。
论文导读：发展在中国古代，契约纠纷通常在乡里解决，不向县府起诉。由里老社长调解解决契约纠纷，是由来已久的习惯。《元史·刑法志》：“诉诸婚姻、家财、田宅、债务、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事解决，免使荒废农务，烦扰官司。”明《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
　四、受礼教的影响，调解为解决契约纠纷的重要行为；另一方面，用刑事手段处理违约行为，使得当事人不轻易打官司，也阻碍了契约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契约纠纷通常在乡里解决，不向县府起诉。由里老社长调解解决契约纠纷，是由来已久的习惯。《元史·刑法志》：“诉诸婚姻、家财、田宅、债务、若不系违法重事，并听社长以理事解决，免使荒废农务，烦扰官司。”明《日知录》卷八“乡亭之职”：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命有司择民间高年老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者，则会里胥解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
乡里在解决有关田宅买卖、婚约、债务纠纷时，适用封建法律，也适用乡约、民俗，这三者无一不受礼制的影响。契约纠纷提交官府后，官府也注意调解，甚至“再三劝谕，使之从和”、“令两家在外和对”。契约官司打到官府后，败诉也可能受刑事制裁。中国古代源于：7彩论文网论文范文格式www.7ctime.com
“民刑不分”，对民事纠纷往往采用刑事手段处分，使得当时人很少打官司，同时也阻碍了契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概要[M].台北：三民书局印，1979.
林泳荣.中国法制史[M].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1976.
[责任编辑 王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