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日元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结构影响及对我国启迪

论文导读：
摘 要：“广场协议”迫使日元短期内大幅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作者将日元的升值过程分成三个阶段，即升值准备期，快速升值期和相对稳定期，并认为贸易摩擦和贸易顺差是促成日元升值的主要原因，并分析了日元升值对经济结构产生的影响。最后，本文从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升值 贸易结构 产业升级

一、日元的三个阶段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至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前，是日元升值准备期。这一阶段是世界各国汇率体制由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的适应期，又是美元脱离金本位制束缚并逐步替代黄金成为世界货币的过渡期。从1985年G5国签署“广场协议”到1987年G7国签署“卢浮宫协议”是日元的快速升值期，即日元升值的第二阶段。1985年9月22日，英美法德日五国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声明为使汇率更准确、更适当的反应各国根本经济情况而展开密切合作，日元开始走上快速升值的道路。1987年2月22日，G7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一致同意将汇率稳定在当前阶段，并签署了“卢浮宫协议”。至此，日元的升值趋势从主观上得到扭转，日元“被”升值的过程正式结束。1987年至今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期，即第三阶段。虽然卢浮宫协议并未产生预期效果，美元依然保持贬值势头，但贬值的幅度和速度已大大缓和，美日两国汇率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时日元升值是日本对外贸易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必然效应，政治因素的作用弱化。

二、日元升值的原因分析

1.日益严重的贸易摩擦是促使日元升值的直接原因

日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里根总统时期日美贸易摩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首先，贸易摩擦的对象不仅限于个别品种，而是日本整个出口行业。其次，贸易摩擦的对象领域开始扩大到技术尖端产业和以金融业为首的服务业。最后，美国分别于1962年和1974年制定的《贸易扩展法》和《贸易法》中的第301条规定，使得美国对日本实施贸易制裁有了本国的法律支持。80年代中期的日美贸易摩擦已不仅仅局限在日美两国之间，而是成为决定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的关键问题。最终，美国召集其他四国在纽约签订了广场协议，通过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来迫使日元大幅升值，实现打压日本出口的战略目的。

2.长期积累的贸易顺差是导致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在对美贸易中出现贸易顺差。进入80年代，美国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信奉“供给经济学”的里根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减税政策。1984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高达330亿美元，在美国当年12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中占了近30%。日元在经常项目上巨额顺差使日元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因此在签署广场协议之前，日本甚至曾主动要求日元升值20%。尽管此前日元一直在小幅升值，但无法满足美国力图改变现状的需要。加之日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严重，美国凭借其在军事和政治上对日本一直保有的控制力，最终导演了“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快速升值，以摆脱对日贸易赤字带来的经济困扰。

三、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结构的影响

1.出口结构显著优化

理论上讲，日元升值会抑制日本的出口，挤压出口企业利润，反之进口会逐渐增多，贸易顺差也将缩小。然而，自1985年日元开始大幅升值以后的十年内，日美贸易顺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逐渐扩大，并和汇率变化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日元升值使得另外一些资金规模雄厚，技术领先的大型外贸企业开始实施海外扩张战略。1985-1989五年内全产业技术进口件数达38218件，共支出9797万美元，按照当年即期汇率折算日元，平均折算比率不到1：146。同时，全产业技术出口件数则稳步增加，直至1997年，日本当年出口总件数达到13194件。由此可见，日本利用日元升值迅速从国外进口先进技术实现全产业的技术升级，在本国的技术基本完成升级之后，日本从单纯出口产品转向了产品和技术双重出口。

2.制造业的升级和服务业的崛起

在日本经济由外需转向内需的过程中，日本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逐渐被服务业所替代。部分低端制造业利用新技术带来的优势实现了自身产业升级，带动整个制造业迅速向新技术领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高端制造业。而传统制造业如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日元升值的推动下加快了向海外转移的步伐。1986论文导读：
年底到1987年初，随着由日元升值带来的进口替代效应日益放大。在1986-1989四年内，衣服类丝织品出口减少15%，进口增加117%；钢铁类金属出口减少12.1%，进口增加133%；原材料类产品进源于：科技论文www.7ctime.com
口增加47%。日本经济开始从进口原材料、出口加工品的贸易结构，转向进口半成品，出口完成品的结构形式。在此过程中，工业制品的进口显著增长，加之亚洲新兴国家工业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为日本转移低端制造业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四、启示

1.加速产业升级，推动低端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顺差中加工贸易顺差远高于一般贸易，而货物贸易顺差又始终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服务贸易一直是贸易逆差。自2006年初起，福建广东等东部沿海各省频频出现用工荒现象，预示着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已经面临巨大的产业升级压力。加之人民币长期以来的升值趋势带来的出口成本增大和利润降低，东部沿海各省的产业结构升级已经刻不容缓。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庞大，人口众多，在地域上有广袤的土地可以容纳大量制造企业，而且巨大的人口存量也为我国持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因此，中西部各省可以抓住机遇，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引导劳动力回流。经过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东部沿海地区将逐渐走向产业链两端，通过依托研发创新或者提供高质量服务实行品牌战略。

2.扩大内需，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2012年，我国GDP总量超过50万亿人民币，约为8.36万亿美元，人均GDP早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近十年来也稳定在40%左右，商品性消费占总支出的比例逐年下降，服务性消费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增长较缓。为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应提高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以促进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应进一步发挥以流通产业为代表的传统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基础作用，发展以现代商业和物流业为代表的现代流通产业，提高流通产业的整体水平。同时，要着重支持以金融保险业和计算机信息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逐步取消金融管制，缩小其与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之间的差距，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实现我国经济的战略转型。
参考文献：
竹内弘（日）.《日本现代经济发展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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