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土地革命以土地革命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论文导读：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人的理论原理也是强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列宁则进一步指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大革命失败后为什么会出现频频“左”倾错误路线呢？究其原因，一方面，党的很多干部虽然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严重
[摘 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其精髓是实事求是，活的灵魂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本文立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具体实际，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的先决条件；密切联系群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的坚实的群众基础；独立自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的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三个方面内容。
[关键词]：土地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土地革命时期，以坚韧不拔、勇于实践的革命精神，立国国情，敢为人先、无畏艰险、为党为民无私奉献；以脚踏实地、攻坚破难的实干精神和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科学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历史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理论成果—思想的诞生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准备。

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先决条件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情况来理解事物，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恩格斯在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要求德国革命者：“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人的理论原理也是强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列宁则进一步指出：“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大革命失败后为什么会出现频频“左”倾错误路线呢？究其原因，一方面，党的很多干部虽然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严重匮乏；另一方面，当时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是在自己的摸索中干革命，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再加之当时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使犯“左”倾错误有其复杂的原因和不可避免性。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与这一时期党的领导大权落到那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对中国国情进行全面深入具体的分析，而把苏联模式经验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张口闭口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只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忽略、抛弃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这一基本原则。特别是自诩“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唯一本事就是引证马、恩、列、斯，做出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写出成堆的决议指示，其实连半点马、恩、列、斯也没有嗅到”。致使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真清理，给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害。
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我们党虽然领导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而且曾经取得过很大的胜利。但是，党尚处于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多少认识，虽然党内有一些领导提出来一些正确的主张，但没有被当时的党负责人陈独秀所接受，因而没有形成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并未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他们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就是从教条主义出发，理论严重脱离实际，结果使他们没有对中国当时的国情给予充分的认识，没有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同时对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指导中国革命的同志，扣帽子，打棍子，斥之为“右倾”、“逃跑”、“动摇”等等，加以打击、排斥，结果把中国革命推向了覆灭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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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坚持武装斗争，并在斗争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找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为主要领导力量的并有其它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由于中国是一个多帝国主义统治的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就规定了中国新主义革命必须是武装的革命，并且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长期性和曲折性；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就成了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论文导读：研究中国的国情，又不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科学，更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是否合乎当时的中国实际，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脱离客观。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可能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则不同，他特别重视对中国实际国情的调查研究，积极寻找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他一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
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可以首先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革命道路，一开始并未得到全党同志的一致赞同，反而遭到历次“左”倾，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打击迫害。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应势召开，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1935年12月，党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进一步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对中国的国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既不结合实际研究中国的国情，又不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科学，更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若干词句是否合乎当时的中国实际，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脱离客观。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可能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则不同，他特别重视对中国实际国情的调查研究，积极寻找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他一再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开口闭口的“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他把社会调查放在开展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还说中国的正确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还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正因为如此，出色地实现了马克思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任务。
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也只有实现这个“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补充和发展。

二、密切联系群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根据建军思想，制定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创造性的应用于革命建设实践，为革命建设和胜利的有效开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军艰苦转战井冈山，面对着力量薄弱，环境险恶，物资奇缺，白色恐怖的险恶局面，我军深刻认识到，只有团结和依靠群众才能站稳脚跟，只有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能发展壮大。南昌起义后全面总结茶陵战斗经验，从中国领导武装斗争是为全国人民夺取政权这个根本目的服务这个观点出发，明确提出了工农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工农革命政权。为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党的前敌委员会和起义军领导人及其重视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周恩来等领导亲自向群众做报告，讲解党的路线和政策；部队各级政治机关结合行军作战的进行，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激发了广大官兵和群众的革命斗志。在红军各级政治机关建立群众工作机构，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组织赤卫队，发展地方党、团和工会、农会、妇女会等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我军的政治舆论影响，壮大了我军的群众基础，奠定了军民团结的政治基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甘共苦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和红军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指出：“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吗？那么，就得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做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做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红军根据党和的正确决策，坚决落实红军既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的重要指示，深入基层，了解实情，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痛痒。心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牺牲精神，极大地激发论文导读：
了人民群众投身革命的热情。广大群众义无反顾的参加斗争，倾其所有支持红军作战，形成了一道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正如所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是完全打不破的。

三、独立自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相互支援，发扬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但是完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首先需要各国无产阶级立国，依靠本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去实践，独立思考，独立自主地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选择自己的道路。决不能把本国革命的摘自：毕业论文格式模板www.7ctime.com
希望，完全寄托于某个大党或国际革命领导中心的发号施令，不屈从于任何大国或者大党的压力，这是土地革命战争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在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国际和苏联，曾对中国的创建和中国制定的战略策略、政治纲领，进行了具体的帮助，起到了某些重要的作用，这些是不可否认的。然而，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出现过多次严重的失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在领导中国革命期间曾出现过纠正多次“左”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出现是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指导是分不开的。之后对这些错误的纠正过程中，共产国际也起到一些作用，但总的来说没能真正纠正其错误，相反，由于共产国际的“左”倾思想，致使中国的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特别是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上台以后，使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国的领导机关占统治地位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使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几乎面临绝境。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连续写了几篇文章，认为中国的革命就要到来，并且有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共产国际还派来代表宣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革命道路是以城市为中心，主张进攻进攻再进攻。当时的中国主要负责人照此，造成了土地革命时期第一次“左”倾盲动错误。1929年，共产国际又写来多封指示信，认为右倾是当时中国内“特别危险的倾向”，指示中国党内反右倾；要求改中立富农为反对富农，反对联合富农；要求对中等阶级中间派实行最坚决的斗争等等。对此，中国的主要负责人照此，形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一次“左”倾盲动错误。1931年1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共产国际派代表把持会议硬把王明扶上台，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时最长，危害最深的一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发生变化，共产国际仍然规定中国“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把要求抗日的中间阶层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王明为首的无视中国的实际情况，照此，把中间势力当做“最危险的敌人”；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国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秉承旨意，在苏区打击排挤了的正确领导，并在福建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江西批判了执行正确主张的、毛泽覃、谢唯俊、右柏同志。第五次反围剿时，共产国际派来了军事顾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又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军事顾问李德，听任他不切实际的指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导上的错误是一个方面。但主要原因还是中国自己。中国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一些领导人，不懂得各国的革命“要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实践”，“要靠各国党自己独立思考”，“要靠各国自己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周恩来曾指出：“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主要应当由中国同志负责，犯不犯错误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自己。”[3]当时中国的领导人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验存在盲目崇拜心理，当时不独立思考，盲从迷信的人很多。特别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对他们往往不顾中国实际情况，机械地照抄照搬，忠实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他们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看成神灵，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当做救世主，结果使党和红军，使中国革命几乎断送了。论文导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革命之所以转危为安，正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结果。1935年遵义会议的召开是中国确立独立自主原则的起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指挥下，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的尝试，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活的灵魂的开端。遵义会议之后，尽管我们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在以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下，既争取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又不受共产国际的束缚，始终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同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中国的具体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探索和解决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坚决反对和克服照抄照搬外国革命的模式。遵义会议后，中国独立自主地指挥红军长征和作战；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独立自主地领导了全国抗日运动的新；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独立自主地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出现。
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时说：摘自：学年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来说，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4]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中国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事实反复证明了的这个论断。一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该国无产阶级自己的事，必须由他们自己来承担。一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决策及其革命的道路，也只能依靠该国无产阶级独立自主地去探索去实践去创造。一句话，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不能受制于人。否则，不顾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具体情况，只能有一种模式，只能有一条道路，甚至强制推行某一种革命方式，都给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造成了很大危害。事实反复证明，“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5]。
参考文献：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3]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4].在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单行本）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
[5].文选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作者简介：
孟晓强（1987—），男，河南平顶山人，云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