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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表演艺术温故《一九四二》:表演艺术新解读

最后更新时间:2024-01-08 作者:用户投稿原创标记本站原创 点赞:15101 浏览:61163
论文导读:
[摘要]从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电影《一九四二》,历史从文字到影像获得了更为真实的呈现。在表演方面,影片实现了:第一,集体践行的体验式表演法;第二,克制的情感表达;第三,诚实多元的人物塑造。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表演艺术创造,影片为观众带来直面灾难的视觉体验和异常压抑的观影心理,使原小说获得了新的解读。影片无意于悲剧的崇高感和净化功能,意在提醒观众民族特性与苦难的直接关联。
[关键词]表演艺术;体验派;灾难片;《一九四二》
作家刘震云创作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记述了1942年河南发生旱灾饥荒,农民艰苦逃难,适逢二战,政府出于种种原因置若罔闻,百万灾民死亡的历史。2012年,根据这部小说拍摄而成的影片《一九四二》于全国上映。从小说到电影,历史不仅通过新的媒介为更多的受众所认知,同时以更真实地形式呈现出来。通过影片导演和演员在表演艺术方面的掌控,影片使原小说获得了更新的解读。

一、方法:集体践行的苦难体验

《一九四二》的拍摄,实现了演员集体的深度体验式表演方法。
体验式表演方法是俄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核心方法。该方法相信角色的真理存在于演员内在的生命,认为演员只有真正进入角色的精神世界,在规定情境中生活于角色,才能把握角色。演员通过探测自身的焦虑、、动机等内在资源,以有机的方式从内向外地逐层找到角色的态度与行为并达成表演。在美国,由斯氏体系发展而成的“方法派”表演技术深入人心,好莱坞著名演员马龙·白兰度、达斯汀·霍夫曼等都是体验式表演的高手。罗伯特·德·尼罗为扮演影片《愤怒的公牛》中的拳击手,向电影原型拳王拉莫塔认真学习了一年的拳击,为了逼真塑造晚年的拉莫塔,他又在四十天内增肥30公斤,完全不顾健康问题。在我国的演员培养中,也普遍采用以体验为主导的斯氏体系,著名演员巩俐、蒋雯丽、斯琴高娃等的体验式表演故事深入人心。
在《摘自:毕业论文翻译www.7ctime.com
一九四二》中,所有饰演难民的演员都成为难民生活的勇敢践行者。为了在形象上更加贴近那些在逃难历程中越来越瘦削、虚弱的难民形象,演员在长达五个多月的拍摄过程中,不断地减轻体重,以符合难民形象的动态变化。扮演逃难者的十几位演员,每天限制能量摄入,甚至通过饮用导致腹泻的饮料加剧饥饿感觉。电影镜头能够捕捉到演员极为细腻的表情和微小的动作,演员的形象也会借镜头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因此唯有经过真实体验的表演才能显得真实。不断的忍饥挨饿和身体打击使演员不仅体验到难民真实的身体感觉,还能把握其特殊的心境。拍摄过程中饥饿感深入骨髓的张国立曾经对编剧提出,老东家一角的台词过多,而他体验饥饿的人是没有心思说话的。张国立从身体的感觉走入他所扮演的角色,这位丧失了地主的全部优越感,饥寒交迫地走在逃荒路上的人,不愿多说。这是演员经由身体所验证的角色合理性。
运用体验式的表演方法,演员让我们看到逼真而动态的难民形象,达成了影片所追求的“纪录片”式的效果,这是观众难以在书本回忆录的语言中获得的形象认知,是从演员的切身体验中唤醒的真实。

二、情感:克制中的真实

《一九四二》的表演极力克制了煽情的成分。“煽情”并不是贬义的词汇,大多数情况下,优秀演员的煽情是由于对角色的同情共鸣所产生的自然流露,属于一种表演的真实。好演员所具有的异常敏锐的感觉力,使之对于剧情不可能不做出深刻的感情响应。例如徐帆的表演。在《唐山大地震》中,观众见识了她对母亲角色的投入,对情感表达的巨大爆发力。而在这部影片中,她所饰演的农民花枝,也是一位命运悲惨曲折的母亲。花枝与丈夫、婆婆和两个孩子一路逃难,中途婆婆、丈夫相继死去,只剩她带着两个孩子,弹尽粮绝、孤苦无依。她于是不惜卖掉自己给陌生人当媳妇,换来三升小米,以保全孩子的生命。在她要与孩子分别的这场戏中,徐帆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母亲,对此生离死别不自主地流露真情掉下眼泪。但是,导演却制止了这样的表演。因为在更加真实的世界里,难民在经受饥寒交迫、丧失亲人,不断地被掠夺的持续打击后,其情绪神经会变得麻木迟钝,他们的道德底线不断地被冲破,他们的信仰最终落在了生存的门槛,亲人离散天各一方早已经成为意志外的奢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花枝想到能够通过卖身保全孩子时,这种生存的满足感已经大于离别的苦楚。观众所看到的论文导读:
徐帆最终的表演是克制、内敛的:花枝只是淡淡地把先辈的牌位交给儿子,让他保管好,把风车交给女儿,告诉她这是父亲留给他们的念想,完全没有痛苦的表情和一滴泪水。这种表演的确显示了更深层的合理性,并且会更加剧观众对于难民的决绝的无奈,如风中之石般处境的同情。
当然,难民在逃难路上的情感发展是有层次的递减,并非从一开始就麻木不仁。花枝在逃难前,去老东家处借粮食,的少东家借口要花枝用身体换粮食,花枝大惊失色地拒绝逃脱了。而后来的逃难路上,同样的花枝,却可以为了两块饼干,面无表情地表示自愿出卖身体。老东家的女儿星星,这位受高等教育的女学生,清高孤傲,逃难路上带着她的宠物黑猫,最初不惜将自己的食物让给宠物吃。可是好景不长,嫂子生产后没有食物,黑猫成了锅中汤,星星面无表情,默默地也去喝了一碗汤。这种变化是真实而生动的,告诉观众,我们所了解的木讷、麻木、怯懦的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正是因为“苦难”二字所造成。
在《一九四二》中,恰恰是演员克制的表演,让观众发现,在木讷背后埋藏深厚的生存意志、坚韧的态度与情感的涌动。

三、内涵:形神百态的吾国吾民

《一九四二》中的主要角色有十九个之多,分为几大群体:难民群体,包括地主老东家、佃户、长工及周边亲人;国民党政府官员群体,包括、李培基等各级官员;西方立场群体,包括欧洲传教士、美国记者白修德;二战敌方,日本军队。这些为近代中国的各类群体创造了“群像志”。
值得称道的是,各类群体的人物形象是诚实的。演员对角色的诠释既没有特意美化、高大化,也没有刻意丑化与歪曲。例如,陈道明饰演的形象威武,同时内心变化丰富:由最初对灾情的不相信、不作为,到后来看到记者拍摄的惨烈照片而愤怒、难堪,再到最终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而内心忏悔,表演不露痕迹,却蕴涵丰富的变化层次。李雪健饰演的国民政府河南省长李培基,形象朴素,平易近人。他深知天灾严重但在二战背景下又苦于上报,在粮食究竟给军队还是灾民的选择中,站在灾民的立场与军队艰难对峙。由李雪健出演这一角色,树立了亲民的官员形象。 作为影片最大的群体,难民形象各有特色,摆脱了刻板和概念化。演员所塑造的形神百态的中国百姓形象,显示出鲜明的性格属性与合理的行动依据。张涵予饰演乡村牧师安西满,颇具地方特色。这位自幼被外国神父收养的中国孤儿,笃信基督,衷心传教,希望在这场灾难中,能发挥宗教的神力,最后却在残酷的现实下,信仰崩坍。张涵予用豫剧腔调唱基督赞美诗那一桥段,将地方性与西方宗教融为一体,可谓电影史上中国乡村牧师形象的第一人。佃户瞎鹿则与安西满相反,他不信仰宗教,以“吃”为生存的第一要务。安西满请他拉胡琴配合唱诗抚慰亡灵,他不忘借口挨饿从安西满那讨了吃的才接了活。他为了患病母亲而去卖女儿,与一群散兵游勇抢夺赖以生存的驴子而被杀死。瞎鹿做事保持着对生存算计的小聪明。演员冯远征的形象瘦削、精明,很适应这一角色。他源于:论文提纲范文www.7ctime.com
的表演,揭示出这一农民内在的赖皮、小气,又同时具有求生的爆发力。张默饰演地主家的长工栓柱,突出了他的年轻冲动和忠心耿耿。栓柱怀揣着对地主家小姐的暗恋,带着一些兴奋走上逃荒路。后来,地主小姐卖身换粮,最终栓柱与花枝成为一夜夫妻,花枝走后,他一心照看花枝的孩子,在寻找走失孩子的路上,遇到日本人,在选择食物与孩子的风车之间,毅然选择了风车。这是一个为保护家人肯豁命的青年农民形象,与瞎鹿十分不同。张默的表演如狂风劲草,野劲十足。以塑造小人物著称的演员范伟所饰演的老马,是一个典型的夹杂奴性和善良的国人形象。他是县衙厨子,一辈子最大的荣耀就是给省长做过饭。因为灾难,他被任命为临时法庭庭长,做了短暂的升官梦,后为保命做了日本军队的厨子。当他看到栓柱被日本人捅死时,惊吓心痛不已,却呆若木鸡、袖手旁观,当他被日本人以同样的方式,用刀将食物送入嘴中时,论文导读:
他乖巧地接受了食物,并评价说“辣”,接着又含泪发出讨好的笑容。这段表演,满含屈辱,层次分明,将小人物的辛酸、无奈及可悲诠释的深刻生动。张国立饰演老东家范殿元。张国立的形象尤其适合那种带有几分软弱,同时又善良有人缘的角色,加上他的身形魁梧,又为他的小人物添加了大气。他在老舍先生的悲剧《我这一辈子》中的福海,就显示出不同于石挥版本的个人适应性。这种特点使张国立非常适合影片中老东家一角。他所演绎的老东家从逃荒伊始的衣着光鲜、财粮满车,到家当尽失、亲人死去,一路乐意助人却无奈凄凉,不仅颠覆了刻板地主形象,更将大灾大难的痛苦浓缩于一身。
演员所精彩塑造的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百姓形象,最终都在苦难中归结为沉寂:要么是死亡,要么是以被钝化的情感麻木地生存。这正是多次摆在苦难的中国百姓面前的选题。
四、结语
从表演的角度解读《一九四二》,我们看到,无论是苦难体验式的表演方法,还是克制的真实情感表达,诚实的人物形象塑造,都是为了让观众对灾难“温故”。
观众普遍反映《一九四二》带来的观影体验,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压抑。选择观影的人,在电影的宣传中所获知的信息,使之期待获得悲剧的崇高感或是“净化”感,而《一九四二》却没有对此两种审美体验给出对症下药的处方。不妨对比类似题材影片《辛德勒的名单》,该影片真实地展现了犹太人在二战中的不幸遭遇,在结尾处,也不忘将整部影片的黑白色调转化为彩色,一群幸免于难的犹太人高唱圣歌,向观众走来。观众感到悲剧过后长呼一口气的放松,令人振作起新的希望,获得净化的审美感受。而《一九四二》则在全部的苦难侵袭后,也没有给出什么光明的尾巴:老东家在绝望返乡的路途上,遇到了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叫他一声爷爷,两人就结了缘,一老一小背着包袱,相互拉扯着走向未知的历程。正如刘震云所说,整部影片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这出现在片尾不到一分钟的小女孩。的确,影片没有告诉我们悲剧的一去不复返,而是告诉观众,你就是这个“小女孩”。现代的国人应该知道,我们的民族曾经这样坚硬地活着,曾经如此困难而无奈地应对灾难。今天可能还在我们身上所显露的麻木、自私、懦弱、自卑的民族劣根性,由“苦难”二字所造成,也曾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苦难。
且不论“温故”是否能“知新”,但令人反思的电影是真诚的电影。
[参考文献]
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弗烈齐阿诺娃.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精华[M].李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3]WesleyCragg,ChristineMKoggel.Contemporarymoralissues[M].McGrawHillHigherEducation,2006.
[作者简介]张悦(1981—),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合肥工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