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周恩来应科学地评价周恩来历史意义

论文导读：
周恩来是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也是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近些年来，由于受某些所谓披露“秘史”、还原“真相”另类书的影响，学界对周恩来的看法比过去有了更多歧见。有歧见不是坏事。但是，在少数著作中出现了一种恶意“贬周”的倾向。对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辨析。这里，笔者归纳了非议周恩来的几种说法，讲点个人看法。

一、关于所谓“愚忠”问题

所谓“愚忠”，是非议周恩来的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周恩来一生是忠于党和人民、忠于民族的，在任何情况下从未改变过这一信念。像他那样的忠诚，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上也属罕见。他在逝世前110天作最后一次大手术，在上手术台前用力呼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这是他一辈子心声的倾诉，也是向培育他的党和人民作的源于：免费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最后话别。
在周恩来的“忠”里，是不是也包含对党的领袖有迷信，有守“君臣之道”的意味呢？中国两千多年来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是不会随着封建制度被摧毁而在短时期内消逝的。在党内产生迷信思想，首先与党的领导体制不健全、集中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集体领导没能真正形成有密切关系。这就提供了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的条件。对周恩来而言，自遵义会议后，他已将视为中国的领袖；在延安时期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对的领导心悦诚服。不只是他个人，全党高级干部均如此。正因为这样，思想在党的七大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领袖权威也随之树立。尽管此后周与毛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过不同意见，但周从未在政治路线和重大方针政策上怀疑过决策的正确性。在党内产生对领袖个人的迷信和领袖个人凌驾于党之上这种现象，主要是领导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形成的。正如所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若是客观地、全面地揭示周恩来与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将周对毛的态度的主导方面归咎于“君臣之道”的“愚忠”，因为“君臣之道”论完全将两个历史伟人的关系封建化了。
还应当指出的是，对周恩来与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关系，既不能热衷于“君臣之道”的视角，也不能津津乐道于个人恩怨、权谋捭阖。在思想政治路线正确时期，主导党内人际关系和领导关系的绝非恩怨、权谋之类。若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毛与周，既不能正确地反映两位领导人的本质关系，也不能科学地说明党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中国毕竟诞生在20世纪，是一个与时代同步的先进政党。它聚集了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既接受过与科学思想的阳光沐浴，更具有宏大抱负和高尚的精神境界，不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且前仆后继和义无反顾地去奋斗献身。正因如此，这个党能够历经艰难险阻，愈挫愈勇，愈战愈强，最后取得革命胜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怎么来解读这恢弘的历史呢？不讲理想信念，不讲奋斗宗旨，不讲的那些基本原则，是不可能正确说明中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发展历程的。

二、关于周恩来在“”中的处境和作用问题

有一种议论认为，周恩来具体主持日常工作，是“”的实际执行者，对这场灾难，难辞其咎；若没有他的实际运作和中和制衡，“”早就破产了，他实际上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这种观点明显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实际。
第一，周恩来对“”的支持是被动的，他始终不赞成“”的那些过火做法。人们对“”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过程。回首40多年前，有几人能说他一开始就反对“文化大革命”？本人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最后也只承认有三分错误，并认为这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周恩来最初对发动“”跟其他领导人一样也不理解，要求自己“紧跟、紧学”。尽管如此，他始终不赞成“”的混乱和过火行为，并努力加以约束和克服。林彪事件之后，他积极领导批判极“左”思潮，实际上也是一次拨乱反正。对于“”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就全党来说，是在打倒“”之后，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形成的共识。对于“”，除林彪集团和“”集团以及那些触犯刑律者外，绝大多数人被卷入进去都不能说是参与危害国论文导读：地反映历史的。第三，周恩来在“”中努力“治乱”，减少损失，绝非“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既有“造乱者”，就会有“治乱者”、抗争者。人民所拥戴的周恩来是抗争、治乱力量的中流砥柱。这种力量只能发挥减轻历史灾难的作用，而不可能起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发动“”时最初设定的时间是很短的，但这样全
家、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活动。他说过的一些错话，也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政治背景。研究“”中的周恩来，应该对上述问题逐一作具体分析。
第二，“”的实际执行者是“”，而不是周恩来。这在发动“”的文件中早有明确说法。当时，“”的实际地位远在周恩来之上。因此，简单地说周恩来是“”的实际执行者，没有文件依据。当然，周恩来主持日常工作，要贯彻执行关于“”的一系列指示。对这些指示要作具体分析，也不能简单地说都是错误的。按照的设想，“”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既然如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存在“造乱”与“治乱”两种力量。“”就是不断“造乱”，唯恐天下不乱，越乱越好。周恩来则是不断约束“造乱”，努力“治乱”，如《历史决议》所说的为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为尽量减少“”造成的损失呕心沥血。也正因如此，他成了“”的眼中钉。与此相联系，那种认为周恩来在“”的“天下大乱”中充当了执行者和补救者“双重角色”的说法，同样是没有真实地反映历史的。
第三，周恩来在“”中努力“治乱”，减少损失，绝非“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既有“造乱者”，就会有“治乱者”、抗争者。人民所拥戴的周恩来是抗争、治乱力量的中流砥柱。这种力量只能发挥减轻历史灾难的作用，而不可能起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发动“”时最初设定的时间是很短的，但这样全国性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之后，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治乱”工作接二连三，难以收拾。所以，“”并没有因为周恩来的去世而结束。只是在粉碎“”这股“造乱”力量之后，才事实上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因此，说周恩来起了“延长历史灾难”的作用，有悖历史发展的实际逻辑。

三、关于所谓“表里不一”问题

所谓“表里不一”是“贬周”论者又一个重要观点，实际上旨在从根本上摧毁周恩来的形象。
首先，从周恩来的出身环境和所受的教育看，不存在这个根基。周恩来出身于衰败的、但仍讲忠孝信义传统文化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的父亲为人忠厚老实，生母慈祥、温柔、善良、大度，嗣母性情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他的性格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所受的文化熏陶也使他在求学时期就十分注重道德修养。他在南开毕业时，《同学录》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他一生注重诚信，即使在延安整风中剖析思想、自我检讨时仍然认为：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后期，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他赠与“言必信，行必果”六字。这既表明他作为政治家奉行的诚信原则，也反映了他为人处事的修养信条。对周恩来而言，所谓“表里不一”，与他的人生准则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从周恩来的革命操守和党性修养看，始终不齿于这种背离人的道德行为。周恩来在做青年学子时就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要为中华腾飞世界奋斗。在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经过考察日本和欧洲对各种学说推求比较后，选择信奉马克思主义、献身共产主义。他参与中国的创建，是最早的党员之一。自此以后，他就几十年如一日地按照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并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终身座右铭。在党内，他以坚持原则、严于律己、党性观念极强，不搞宗派、不拉山头，善于与各种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高度重视和努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而著称。在党内斗争中，他从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是与人为善、循循善诱、开诚布公、热情帮助，因而深受各方面干部拥戴。曾说：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周恩来的高尚品德堪称全党楷模。
其三，从周恩来同反动势力的斗争看，始终立场坚定、大智大勇。早在五四运动风暴中，周恩论文导读：
来就指挥游行的数千学生同天津反动军警坚决斗争，曾被捕羁押半年。这监狱，既是他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经济理论的课堂，也是他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起点。此后，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深入虎穴谈判多么尖锐，面对之敌多么狡猾，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光明磊落、坚定沉着地进行斗争。延安整风时，他回顾历史写道：“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也肯定他有三大长处：一是对敌斗争勇敢，二是对工作拼命，三是有广泛的群众联系。他在1972年6月作“六次路线斗争”报告（即《对我们党在新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时，尽管作了过头的检讨，但讲对敌斗争的情况时却毫不含糊地说：我入党50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1973年底，当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污蔑他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一向很少发火的他，对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因此，所谓“表里不一”这样的帽子，是无论如何扣不到周恩来头上的。
其四，从周恩来长期从事的统一战线工作看，始终坚持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周恩来作为中国统一战线事业伟大的奠基人和卓越的领导人，既有深刻的理论著述，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制定的统一战线的方法和原则，强调要有坚定的立场和真诚的态度：要重实际重信义。他的诚信深为与他接触过的人所敬仰。在重庆见过周恩来的蒋经国评论说：周对人那么诚恳，这不全是做作，是出于他确有素养，周做人的工作是第一流的。蒋经国所言不虚。抗战时期，与他谈判的国民党代表是在1932年制造“伍豪事件”陷害过他的重要特务头目张冲。周恩来虚怀若谷、雍容大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坦诚态度尊重对方的“党见”，既坚持立场、坚守原则，又机动灵活、和而不同，使对方逐渐改变对的偏见。谁能想到，经过几年坦诚相见的谈判，昔日仇敌居然成为“甘苦谁与共，安危忆同舟”的知交。他与党派、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的交往，都坚持坦诚相待，肝胆相照。有一位知名人士说：“我看到周恩来先生，从他身上产生一种最大的感觉：中国有了，中国就有了希望。”这说明他已成为中国的“形象代表”。
其五，从周恩来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求真务实，反对虚假浮夸作风。还在青年时代，周恩来就有一颗极盛的“求真的心”。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作风。作为开国总理，他更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地努力工作。众所周知，上个世纪50年代，他是反冒进的主角，强调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搞建设做计划要考虑国家的物力、财力和人力，从国家的基本国情出发，对那些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指标不要乱提。他反对急躁冒进的努力尽管受到严厉批评，但是经过“大跃进”的灾难之后，仍然肯定了他主持制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时期，周恩来同其他领导人一起坚决贯彻落实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为使国家的经济尽快好转、人民生活得到基本保障而殚精竭虑。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反对说假话、搞形式主义那套东西。在1963年学习雷锋的题词中，他突出了要学习雷锋“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也正因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所以他的工作作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严谨精细、一丝不苟，不允许有半点马虎。这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赤胆忠诚。
其六，从周恩来的对外交往和国际活动看，始终坚持党、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从不拿原则做交易，既旗帜鲜明、光明正大，又通情达理、真诚待人，形成独具魅力的外交风格，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评论周恩来的外交风格说：周恩来是一个极具智慧的人。他明白，要同对方达成某项协议，就必须互相之间非常理解、非常诚实、以诚相待。所以他在同我们的交往过程当中，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态度。他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人，中国人民把他看做是中国很多优秀品质的代表。日本公明党前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周恩来“是一个不管制度与立场如何，都能论文导读：
善于听取对方意见的人”。对世界来说，他“是中国的‘代表’，这个‘代表’已赢得了世界的信任与支持，把中国推向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印度外交部亚洲司源于：论文格式模板www.7ctime.com
前司长白春晖说：“世界上有许多十分伟大的人，但是像他这样的，只有一个。”
总之，周恩来既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世界。周恩来其人、其史，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丰厚精神资源，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研究周恩来是一个永久性课题。
作者系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