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大众大众化与纯诗化之间

论文导读：
摘要 在诗歌大众化走向极致的50年代，翻译家查良铮（诗人穆旦）翻译的普希金抒情诗在满足大众化需求的同时，发出了“诗首先是诗”的呼声，保留了纯诗的色彩，这不仅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同时使“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终于在中国大放异彩。
关键词：查良铮 普希金抒情诗 大众化 纯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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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良铮与普希金抒情诗在中国的译介

新中国成立前，普希金作品翻译成汉语最全的是小说，14部中译介了12部，其次是长诗，14篇中汉译了8篇（不包括《叶甫盖尼·奥涅金》）；童话诗6种译了3种；戏剧7种也译了3种。而差距最大的是他的抒情诗，全部880余首抒情诗仅译介了120余首。
查良铮正是在前人译介的基础上着手翻译普希金抒情诗的。在《普希金抒情诗二集》的“内容提要”中，译者提到，《普希金抒情诗集》选译抒情诗160首，《普希金抒情诗二集》选译240首，两册共译介400首。普希金中学以后所写的完篇的抒情诗已经译有十之。实际上，普希金共写抒情诗880余首，因此查译占诗人全部抒情诗的一半。可以说，50年代出版的《普希金抒情诗集》和《普希金抒情诗二集》，大大丰富了普希金抒情诗在中国的译介，填补了普希金抒情诗在中国译介的严重不足。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下册），这是新时期出版的第一部普希金诗歌集，曾多次再版印刷，或选入各种版本的诗集中，影响十分广泛。
在诗学观念极端政治化的50年代，诗人穆旦并未退出文坛，而是以翻译家的身份参与了诗学建构。在他的诗学变换过程中，纯诗因素一直没有被否定和放弃，不像何其芳等在理论上坚决地与旧我的诗学告别，而是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综合特征。在进行新诗的思考时，他依然从已经内化了的纯诗的立场出发。因此，与其说他皈依了大众化诗学，不如说他融合了大众化诗学中的合理性因素，扩大了纯诗诗学的界限与内涵。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来说，做出这种诗学观念上的某些必要的、顺应时代潮流的调整之后，呈现出一种更为成熟的面貌。

二、查译普希金抒情诗的大众化倾向

中国新诗自开创以来，一直肩负着“大众化”的使命。所谓大众化，就是普及化，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被民众理解和接受。在特定年代，新诗的大众化就是把诗歌当作宣传、教化的工具，乃至“战斗的武器”。在艺术上，则是基于大众能喜闻乐见，并反映出了对平衡与融合的诗歌艺术追求的努力；文体上则始终贯穿着对诗体本土化、民族化的探索。内容上要求贴近读者大众；语言则要平白、口语化，能够让普通读者大众看得懂。
抗日战争后，文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愈发密切，1939年-1941年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1942年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以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如《新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强调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定为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把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与感情能否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看作是“大众化”的前提和内容。40年代中、后期，大众化诗学沿着诗学一体化的进程大步向前迈进，已经具备了较为严密的诗学体系，越来越走向主流诗学的地位。建国后的前17年间，大众化诗学一统天下，纯诗近乎销声匿迹。
作为成就卓著的纯诗的追求者，现代派诗人穆旦在50年代对原有的诗学观念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对于诗歌大众化诗学持理解的态度，加大、加强了现实性因素在其诗学思考中的分量，逐步向着大众化诗学靠拢。对普希金抒情诗歌的翻译即为重要表现之一。
首先，人民诗人普希金迎合了上述“为人民而艺术”的文学规范。他敢于冲破传统观念，把文学从上流社会的消费品中解放出来，大胆地用来表现社会生活和普通人民的命运，表现出对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巨大同情。如他的《自由颂》、《乡村》、《强盗兄弟》等都描写了农民的悲惨生活。“普希金的诗惊人地忠实于俄国的现实，无论是它描写俄国的自然或俄国的性格，因此，人们异口同声地称他为俄国民族的、俄国人民的诗人。”同时，“普希金也是描绘俄国自然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作为一个彻底的俄国人，他能在平淡无奇的景物中看出它的难以解说的美的奥秘。”“普希金的诗没有奇幻的、空想的、虚伪的、怪诞的理想的东西；它整个浸透着现实。它没有给生活的面貌涂上脂粉，它只是把生活本然的真实论文导读：译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做此摘译，笔者认为，翻译家是借权威评论家及权威文本发表自己的诗歌主张。在要求诗歌极度大众化的50年代，究竟什么才是纯粹的诗歌？诗歌的内在特质是什么？新诗的发展出路在哪里？诗人通过译作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为了表现生活，诗应该首先是诗。”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诗歌时，这样写道。他认为，在
的美表现出来。”
其次，普希金抒情诗使用了人民的语言，口语化色彩十分浓厚。普希金密切接近大众，向大众借鉴和学习口语，发展了俄罗斯的民族语言。他认为，普通群众的口语同样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可以表现实际生活，值得仔细研究，选择使用，使书面语言变得生动活泼。而对那些僵死的古语古词、怪僻的方言土语、不三不四的行语隐语和职业用语，普希金反对使用。同时，他也反对使文学语言流于粗俗。他曾说：“单纯用口头语言进行写作意味着不懂得语言”。
在新诗写作方面，诗人穆旦同样采用口语入诗。在评论艾青的诗集《他死在第二次》时，穆旦赞同艾青在《诗的散文美》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即散文具有不修饰的美，没有脂粉涂抹的颜色，充满了生的气息的健康，因此具有韵文无可比拟的诱惑力。艾青这里提到的诗的散文美，实际上指的是将生活中的口语入诗。他认为，“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而口语是最散文的。”穆旦认为，光就这种语言，就值得特别注意。“因为我们终于在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和贫血的堆砌的词藻当中，看到了第三条路创试的成功，而这是此后新诗唯一可以凭藉的路子。”由此可以看出，诗人穆旦是赞同新诗的口语化倾向的。在这一点上，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体现了一致的诗学取向。
在译介过程中，查良铮着重再现普希金单纯、朴素的白话语言，为中国新诗的口语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同时迎合了建国后中国新诗的大众化倾向，使普希金抒情诗能够在普通读者中间广泛传播。源于：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三、查译普希金抒情诗的纯诗化色彩

在查译《普希金抒情诗一集》中，附录《别林斯基论普希金诗歌》、摘自《俄罗斯文学史》的《普希金的抒情诗》，占有相当篇幅，为译著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做此摘译，笔者认为，翻译家是借权威评论家及权威文本发表自己的诗歌主张。在要求诗歌极度大众化的50年代，究竟什么才是纯粹的诗歌？诗歌的内在特质是什么？新诗的发展出路在哪里？诗人通过译作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为了表现生活，诗应该首先是诗。”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诗歌时，这样写道。他认为，在普希金以前，“还没有这样的诗：它既表现一些东西，发展了某种世界观；又首先是以诗而出现！普希金的使命就在于：他把诗的秘密给俄国生动地展开了。”而果戈里是这样评价普希金的抒情诗的：“这里没有美的辞藻，这里只有诗；这里没有外表的炫耀，一切是单纯的，充满了并非突然呈现的内在的光彩。一切是那么简洁，这才是纯粹的诗。”
上述这一点，对于50年代中国新诗的发展又是何等地切中要害。新诗首先也是诗。然而，在中国新诗发轫之时，新诗的初创者们就从当时的政治出发，一味强调“白话”，却忽视了“诗”，结果是产生的大量白话诗中，只有“白话”而没有“诗”。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一些诗人一味要求“新”，却忽视了“诗”，结果就是大量新诗产生，却没有“诗”。“源于：论文摘要怎么写www.7ctime.com
文化大革命”更是远离诗去写政治的极端化时期，新诗几乎毁灭。直到70年代末期，《星星》诗刊首先提出“诗就是诗”的口号，而查良铮以译作的形式向中国诗坛提出这一观点，却是20年前的事情。花费如此大的心血翻译普希金抒情诗歌，并译介《别林斯基论普希金抒情诗》以及《普希金的抒情诗》这两个重要附录，对于中国读者理解普希金的诗歌，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查良铮利用翻译的形式，发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

四、查译普希金抒情诗的诗学意义

查译普希金抒情诗在诗歌大众化和纯诗化之间，做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这在建国后诗歌大众化发展到极致的年代，对于促进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1 保留了诗之为诗的火种
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爆发，这一政治权力操纵下的种种荒诞，使得中国新诗陷入全面危机，新诗的“大众化”达到极致。大众化诗歌成为政治、功利的附庸。对诗歌功论文导读：
利性的过分强调，对大众本位的追求，导致对大众的迁就与迎合，最终造成艺术和审美上的缺失，并导致诗歌的口号化、概念化。新诗愈加远离了诗的内质，新诗的诗艺全面萎缩和凋敝，最终失去了“诗之为诗”的根本及其自身的发展，沦落为“非诗”的境地。“”后更是一片空白，出现少有的没有诗歌的年代。在新诗诗艺全面凋敝的时期，查良铮用白话传神地翻译了普希金抒情诗歌，在满足诗歌大众化需求的同时，用译作的形式向中国诗坛发出了“诗首先是诗”的呼声，保留了诗之为诗的火种。
2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在中国大放异彩
五、六十年代，中国青年及其他广大读者多是在阅读普希金的诗中汲取精神力量，当时的中国青年学子许多具有“普希金情结”。因为在那个时代，政治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提倡的是集体英雄主义，讲的是阶级情分和同志友爱，一切所谓资产阶级的情调都遭到禁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青年的情感需求受到了压抑。而普希金的抒情诗，尤其是爱情诗，情感奔放、气质优雅、语言生动，充满了神秘的异国情调，大大填补了青年心灵上的空白。同时，普希金又被赋予了英雄形象，成为值得崇拜的偶像，可以引导年轻人成为时代的歌手，为理想和正义献身。作家莫文征曾经提到，在50年代的战斗岁月中，他在广州一个藏在山体中的密闭建筑中日夜监视美蒋敌机的活动。在一个连空气也靠外边输送的地下室，生活极端枯燥，后来有幸从中山图书馆借书，便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中外作家作品。“而外国诗中最钟情的莫过于普希金。……而背诵得最多、时常脱口而出的要数《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了。”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永远向前憧憬，
尽管活在阴沉的现在：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诗话朴实、平和，没有说教，却富于哲理，娓娓道来，充满了人情味。正如别林斯基所言：“在普希金的任何情感中，永远有一些特别高贵的、温和的、柔情的、馥郁的、优雅的东西。由此看来，阅读他的作品是培育人的最好的方法，对于青年男女有特别的益处。”
因此，随着查译普希金诗歌在普通读者之间的广泛传播，偶像普希金也从读书界走进了广大普通读者中间，极大地满足了他们的阅读期待，产生了强烈共鸣。他的诗人形象在中国的语境下也愈加清晰、明朗：坚定、乐观，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大丈夫的英雄气概。这一切愈加增强了中国读者对他的信仰与崇拜，普希金在中国广大读者中间真正具有了偶像般的诗人形象。“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终于在中国大放异彩。
五 结语
对普希金抒情诗的翻译体现了诗人翻译家的诗学选择，可谓意义重大，既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大众化诗学的追求，使“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在中国大放异彩，同时又以翻译体的形式阐释了诗之为诗的本质，充分发挥了诗歌教育人的功能。
注：本文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十八大后全球涉党涉华舆情与受众研究”，项目（PXM2013_014221_000030）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查良铮：《普希金抒情诗一集》，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康林：《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3] 艾青：《诗的散文美》，《文化战士》，1939年第2期。
[4] 穆旦：《他死在第二次》，《穆旦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莫文征著：《难忘一首诗》，孙绳武、卢永福主编：《普希金与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刘贵珍，女，1975—，河北保定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工作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应用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