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农民工论当代文学中农民工思想道德书

论文导读：
摘 要：在现代商品经济冲击下，中国近代以来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旧有的乡村自然经济和生活方式日益瓦解，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和乡村到城市谋生，这种社会现象引起文学的关注，“农民工”便成为文学描写的重点对象。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对其探寻合理的书写方式成为当前底层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 思想道德 城乡差别
一
中国古代的城市是政治与军事的中心，经济只是在城市主要功能基础上衍生的附加功能，没有体现出城市与乡村质的差别。“从我们今天的现代意义上毋庸置疑的说：整个古代中国都是乡村性的，因此它没有必要独立出一个农村来。”而近代以来殖义经济与军事的东方化扩张和他们在通商口岸城市的经济与政治统治，打碎并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性质与功能。20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民一直走在从乡村到城市的路上，“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民就成了疲于奔命的追赶者。”在现代商品经济冲击下，中国近代以来造成的城乡二元对立，旧有的乡村自然经济和生活方式，日益瓦解，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和乡村到城市去谋生，这种社会现象引起文学的关注。从五四到30年代，出现了描写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的作品，这些作品从经济到社会动荡和民族与阶级压迫的角度探究农民离乡的原因，叙写他们的城市遭遇和心路历程。抗战爆发使描写乡村破败和农民被迫进城的文学中断。20世纪80年代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边缘与贫穷，使大批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大量涌入城市谋生，他们是城市生活方式的追求者，城市建设和社会需要的劳动力，又是城市的底层和牺牲者。当下文学对作为城市外来者的农民工进行了大规模的描写，形成了独特的人物形象系列，成为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迷离乡土，进入城市，由农村人变为城里人，便成为现代文学中不倦的命运主题。”[3]潘训的小说《乡心》是20世纪20年代较早出现的描写农民进城的小说，“这一篇小说虽然并没有写到正面的农村生活，可是他喊出了农村衰败的第一声悲叹。主人公阿贵是抱着‘黄金的梦’从农村到城市去的第一批的代表”[4]。老舍的《骆驼祥子》虽然没有对祥子生活过的农村作具体的描写，但从作品的其他情节折射出，仍然是农村的贫困和军阀战争造成的动乱。而萧军小说《第三代》则描写了经济以外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因素：帝国主义渗透下东北农村阶级压迫与反抗的激烈，以及反抗失败后的被迫离乡。经济的、政治的、生活的多种原因全面瓦解着乡村，逼迫农民走向城市。
所以，当民工潮汹涌澎湃，作为城市外来者的民工群体日益庞大并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的时候，描写和展现在城市的二元社会结构挤压下农民的离乡进城，被城市冷遇和弃城返乡——农民在城乡之间跋涉转换的人生际遇和转迹，成为当下文学的重要现象，甚至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农民工”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潮流，“农民工”形象渐成系列且蕴含丰富复杂、完善和接续了现代文学对“农民工”的关注与同情的传统。表现农民对城市及其文明的渴望和千方百研究生论文www.7ctime.com
计的进城行为，成为当下文学普遍的聚焦点。
二
被城市的浮华迷惑，为了进城，“不择手段”，并最终走向偏激。80年代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似乎延续了铁疑小说的“母题”，小说中对城市充满了强烈渴望的宋家银，虽然仅有一次匆匆的北京之行，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城市的永恒向往。李铁的小说《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农村姑娘崔喜为了能够进城费了一番心机，争取到了嫁给死了妻子30多岁的安东的机会，如愿的成为一个城市人。身份的改变压抑了年轻的心灵与对真正爱情的渴望。王安忆的小说《富萍》中的农村姑娘富萍来到昔日望而生畏的城市，城市的新鲜也给她带来了许多的欣喜，渐渐的喜欢上了城市，并下决心留在城市。对城市的留恋成为富萍发生婚变并最终嫁给残疾人的根本原因。梁晓声小说《荒弃的家园》里17岁的乡村少女芊子，外出打工回来探亲的小姐妹的时髦见识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和影响，由此而产生的对城市生活的盲目向往和欣羡，已经成为一种病态，这种病态逐渐扭曲了她的人性，使原本善良的一个乡村少女变身为恶。为了能够进城而丧心病狂的对瘫痪在床，拖累自己无法进城的亲生母亲由厌恶、打骂到最后将其置于死地。对城市的追求竟如此扭曲人性，城市的魅力和对之的向往，竟导致乡村少女泯灭亲情走向，导致乡村以血缘家族为纽带的论文导读：
道德的退化和坍塌，这种极端化的文学描写折射出的是历史大潮对部分乡村女性、社会秩序和影响的巨大、复杂和可怕。
然而进入并逐渐熟悉城市之后，他们发现这是一个相当陌生的世界，这里充斥了他们所不熟知也不习惯的，从生活方式到价值取向的各种陌生的人或事。这些“农民工”不仅要承受生理、安全、人格、发展等各个层次的需要被压抑而无法实现的焦虑，而且由乡村进入城市文化背景的转换，更使他们感受到了心理与生活方式和文明价值的冲击。《北京候鸟》中把离乡进城的农民比作迁徙的候鸟，为了生存而迁徙到可以挣得生存资源的都市。但与候鸟不一样的是，农民工对都市的环境、都市文化却不能很快适应，甚至是长时期不能适应。一部分选择回乡，而另一部分因为各种原因走向堕落。他们不再相信依靠辛勤和踏实的劳动能改变生活，能改变自己在城市的形象和待遇，能够真正融入和征服城市。尤凤伟的长篇小说《泥鳅》里的主人公国瑞是一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不甘心几代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命运，来到城市寻找机会。在城市谋生的过程中，国瑞的身心，在城市的磨砺下越来越远离其本性的淳朴善良最终被毁灭。国瑞的悲剧在于他被城市迷失了自我和本性，（这一点也与骆驼祥子相似），过于放纵自己的愿望，在被设计的圈套里，只能越陷越深，最终像大象脚下的蚂蚁一样，被无情、充满阴谋的城市大象踩死和碾碎，身体与梦想都被毁灭。还有一些“外来者”由于城市压力与歧视导致心理扭曲和变化后，选择了另一条“征服”城市的道路和方式——对城市进行破坏和报复。如远子《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等小说对农民工的描写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
生存的艰难，精神的苦恼，人格的歧视乃至身心屡遭蹂躏等导致梦想破灭以后，最终变得人格扭曲，身心堕落。中国当下小说势所难免地描写了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女性“农民工”以身体堕落为代价，满足自己的城市生存需要和城市刺激引起的要求。进入城市谋生和寻梦的乡村女性的身体堕落的叙事包含和传达着对都市的文明及其价值的社会性与道德性的批判与谴责。《二的》（项小米）中的小白在进入城市家庭做保姆之后，改变了最初进城的那种干活挣钱的简单想法，她对城市越来越认同的同时，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想法，不希望只是劳动力的付出和金钱的回报，还希望感情的回应。她们一厢情愿地将堕落的身体与真挚的感情分离，但这毕竟是她们天真的想法，对于这些来到都市“出售”身体的乡村女性而言，都市只看着她们的身体的“使用价值”而拒绝承认、接受和尊重她们的精神和人格价值。还有《城市里的一棵庄稼》中的崔喜，《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中的王梅，都深刻地表现出“农民工”尤其是乡村女性在追求城市文明，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的代价与牺牲。 一方面，农民工渴望与“城市人”进行交往和交流，思想观念渴望更新，生活习惯渴望改变。但另一方面，原有的习性没有因为生活地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动和职业由农民到工人的变动而改变，也没有因为拥有一定的资产成为雇主而变。如《婆婆来了》中的传祥由弟妹在北京介绍了一个保安的工作，在其工作的时候，他负责检查职员胸牌。某一天，他发现一人并没有佩戴，便将其拒之门外，旁边员工提醒这是他的顶头上司，但他仍然“尽职尽责”，不愿放其通行，坚持人人都得守规矩，按规矩办事。结果惹怒了上司，被上司的另外两个保安暴打不说，还被开除，丢掉工作。死脑筋的他不服气，要找上司理论，老板拒见，他却理解为害怕他的硬拳头。在传祥的意识里，他们农村一般谁的拳头硬，谁就是强者，却不知道这一套在城市是行不通的。这种状况的存在，强化了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边缘化状态，保护和助长了农民工身上所具有的传统观念和小农意识。其结果必然是他们的发展被局限在狭窄的时空临界点上，严重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从而束缚了思想意识的更新与进步。
三
尽管农民工与城市人生活在同一地理空间中，但是他们只能处于“二等公民”的尴尬境地，根本无法享受医疗保险论文导读：。注释：张未民：《批评笔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学位论文参考文献格式www.7ctime.com贺绍俊：《在路上还是在土地上》，文艺报，2004-06-08，（2）。雷达：《评李佩甫》，小说评论，2003年，第3期。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7页。（王东凯甘肃
、社会保障、职业培训等福利政策。长期以来，进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普遍存在社群隔离的现象。城里人天生具有身份和地位上的优越感，甚至有相当部分的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着戒心和歧视，因此就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社会心理距离，而农民工的交往圈子也局限于同类群体，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局限于工作，生活方面的基本联系，情感交流极少。老六《一个谜面有几个谜底》、远子《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等作品里描写的农民工，他们对城市的抗拒与报复心理既来自于城市对自己的歧视与冷遇，城市的排斥与压抑激发了他们向城市报复的，也来自于城市人与乡村人之间深深的隔膜。不论是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精神生活方面，城市人与乡下人都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从而造成他们之间的差距和几乎无法泯灭的鸿沟，这种差距和鸿沟导致双方无法进行现实的与精神的平等交流和对话。来自乡村的农民工感受到他们既是物质上的贫困者，又是人格和身份上的“下等人”或边缘人，更是无法纳入城市语言和话语的“失语者”。这样的心理落差导致部分人的心理扭曲后，只能选择破坏性的对抗与报复。而这样的对抗和报复流露出的是恶向发展的草根意识和流民乃至“流寇”意识，不具有任何文明提升的价值和意义，也无助于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命运，相反，只会使他们的物质现实生存和精神心理趋向更加“劣化”和恶化，加重他们的边缘地位和悲剧命运。可是他们自己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自以为正确而实质是错误的报复道路上，他们其实根本报复不了城市而只能毁灭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加强农民工的道德建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细致入微地体察和关心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了解他们的心理感受和需求，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加强农民工自身素质建设，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断增强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农民工作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特殊阶层，其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社会生活都具有双重性。即职业身份主要是工人，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农民工既在农村生活，又在城市生活。所以应对他们进行宣传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传统美德。更重要的是对农民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增强他们的自身心理调适能力，自觉克服仇富、报复、破坏等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以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应对社会变革和身份的改变，从而促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文学作品对人民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以后有关农民工的创作中，作者要加大力度，进行宣传教育，让更多的具有较高思想道德素质的农民工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
注释：
张未民：《批评笔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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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在路上还是在土地上》，文艺报，2004-06-08，（2）。
[3]雷达：《评李佩甫》，小说评论，2003年，第3期。
[4]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7页。
（王东凯 甘肃庆阳 陇东学院教育学院 74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