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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战百年历史视野中中国抗战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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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在当代学术界,抗战文学大概是最少争议的一个研究命题。但事实上,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这个看似没有问题的命题却静悄悄地向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抗战文学是一个固定的历史陈迹还是一个动态的文学过程?如果是一个过程,那么它的起点又在哪里?这些问题似乎正在等待着人们的回答。

一、“八年抗战文学”与“百年抗战文学”

抗战文学这个名词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学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因为随着卢沟桥的一声响,抗战之说迅速流行,许多新办报纸杂志都以抗战为题,许多新作诗歌、戏剧等也都冠以抗战之名,抗战成为时代最强音,谁是抗战一词最早的使用者难以确认,但它出现于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是没有疑问的。但抗战文学/文艺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而广为人知,应归功于蓝海的《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7年9月)。《中国抗战文艺史》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断代史,也是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抗战文学的开山之作,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文学史观念与叙述风格上,甚至是文献资料上,都“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文学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参照。”尽管《中国抗战文艺史》并没有对抗战文艺这一概念作明确的界定与说明,但从它对文艺运动、创作现象及其作品的梳理、论述、选择的情况看,所谓的抗战文艺/文学就是指八年抗战期间出现的描写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表现反帝爱国主题的文学。“八年抗战文学”的观点得到了许多文学史家的赞同。1950年代以来出版的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以及唐弢等人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都大致在八年抗战的意义上使用着抗战文学的概念。1980年代以来,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抗战文学的文学史地位有所弱化,上限有所前移(延伸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或更早的“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但抗战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直到1990年代中期还有人坚持认为:“‘抗战文学’作为一个科学术语,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内容方面的,一个是时间方面的。从内容说,抗战文学的对立面是‘汉奸文学’,凡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直接、间接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或对抗日战争起了一定助力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叫作抗战文学。从时间说,这种文学作品一定是要产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当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人们仍然以抗日战争为题材进行创作,那是不在抗战文学这个范围里的。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种文学是‘与抗战无关’的,它数量不大,可看作那一时期我国文学的支流,而主流则是抗战文学。”就是摘自:毕业论文工作总结www.7ctime.com
说,抗战文学是具有一定的时空限制的封闭的概念,是“一种文学历史陈迹”。新时期以来有关抗战文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数是在“八年抗战文学”这样的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如苏文光的《抗战文学概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
尽管“八年抗战文学”的观点在学界有着广泛的认同度,但它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抗战文学虽然发生于抗战期间,但它并没有随着抗战的结束而结束,不仅没有结束,而且还比战时有了更大的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反映抗战的文学作品如《新儿女英雄传》《风云初记》《铁道游击队》《平原烈火》《战斗的青春》《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大江风雷》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反响。“”期间,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也还有《大刀记》《煤城怒火》等小说问世。1980年代以来,抗战文学更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抗战文学在战后仍然源源不绝并不是简单的创作惯性使然,这也是中国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反帝爱国精神驱动的结果,只要有这种精神在,抗战文学就不会消失。那么,如何看待这些描写抗战的文学呢?一个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办法,是把战后出现的抗战文学进行“革命收编”。1950年代以来,体现着鲜明的抗战文学特征的文学作品尽管源源不断,但却失去了抗战文学的身份而成了“革命历史题材文学”或“革命斗争题材文学”“革命军事斗争文学”中一个组成部分。茅盾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中说:“从上次会议到这次会议的四年中间,我们出版了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约计二百三十九部(这是不完全的统计)。”这其中就包括当时发表的有关抗战的文学作品。山东大学中文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人论文导读:说:两条战线的战争”,也是将战时与战后的文学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因此,将抗战文学的历史流程强行打破只能是对这种文学的伤害,而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民出版社,1960年版)、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是“”前仅有的三部文学史著作,而在这三部文学史中,也都将抗战文学置于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中加以论述。
但是,将战后的抗战文学从抗战文学中强行切割出来并组合到革命历史题材中并非合理之举。首先,将抗战文学置于革命历史题材中,无疑是消弭了抗战文学的基本特性。表面看来,将战后的抗战文学置于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之列,不过是文学研究中的分类问题,是为了更好地叙述事实而已,其实不然。抗战文学的核心是一场民族的生存之战,是全民族的斗争,在这场战争中,最需要的是民族团结而不是革命斗争,因此,当抗战文学进入到革命历史题材的行列中的时候,也就无法脱离“革命”意识形态的制约。诚如黄子平所说,这一新的命名的背后有着“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的意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抗战文学之所以未能获得较大的突破与发展,与此不无关系。其次,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看,也并无将此一文学局囿于战争这个特定时期的先例。前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经典大多产生于战后,而欧美国家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也是在战后才繁荣起来的。陈敬泳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小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小说研究的开拓者,全书七章,“战争年代的战争小说”只占一章,其余几章全是有关战后小说的分析论述。李公昭的《美国战争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的第四部分“二战战争小说:两条战线的战争”,也是将战时与战后的文学视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因此,将抗战文学的历史流程强行打破只能是对这种文学的伤害,而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抗战文学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开放的概念开始在当代文学视域中回归。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发起了“中国作家协会所属报刊‘中国抗战文学征文奖”’公开征集并集中刊发以中国的抗日战争为表现内容的作品。“实际上这是一次由国家意志和体制操作的大型文学活动,它直接冠以‘中国抗战文学’称号,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同时也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一些涉及抗战题材与主题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有意识地将“抗战文学”独立出来进行学术考察。论者在1990年代中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已开始注意到中国抗战文学战后的发展问题,并以此为课题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后以《中国抗日战争小说史论》为题出版,这也是将抗战文学作为一个历时性现象进行综合研究的最早的尝试。此后,此类研究成果渐多,比如邵国义的《论中国现当代小说中抗战图景的时代变迁》(山东大学,2007年),厉梅的《塞下秋来风景异:抗战文学中的风景描写与民族认同》(北京师范大学,2007年),潘海军的《变异与拓展——新时期以来抗战小说研究》(吉林大学,2010年)等博士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都为抗战文学作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文学现象和整体存在提供了依据。抗战文学确实已经到了彻底开放其历史空间的时候了。
我的基本观点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抗战文学是指以反对、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各种侵华战争为基本内容的文学。这里所说的“抗战”,有“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之意,泛指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所有侵华行为,并不特指20世纪三四十年生的中日全面战争。这里所说的“文学”,是包括不同文体与语体的文学,并不特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抗战文学的上限为甲午战争,没有下限。抗战文学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包含着几代中国人对国家、民族、历史、现实、人生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与认识,体现着几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将抗战文学仅仅局限于八年抗战期间,无法全面认识与理论文导读:
解抗战文学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为了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整体格局上与世界对话,也为了更好地繁荣当代中国的抗战文学,有必要打破传统的抗战文学的时空限制,将其从“八年抗战文学”封闭的疆域中解放出来,也有必要将其从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中解放出来,在百年中国的广阔视野与多重观照中,给抗战文学一个独立的文学地位,让它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

二、抗战文学的初潮起于何时

抗战文学的初潮起于何时?我的观点是:甲午战争。
把抗战文学的滥觞延伸到甲午战争的理由有三点。第一,甲午战争是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一系列侵华战争的开端,没有甲午战争,也就没有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就有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野心,而其矛头则对准了中国。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前的吞并琉球、制造台湾事件,还是日本对中国的小心试探,那么,甲午战争就是其侵略中国的公开步骤。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又相继参与了庚子事变,并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了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公然要求取代德国在华利益,占领山东,直到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最终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尽管从甲午战争(国外称第一次中日战争)到后来的全面抗战(国外称第二次中日战争)相隔了四五十年,但其中的侵略逻辑是一致的。“这吞灭中国的一步一步,日本究竟有没有计划呢?答案是肯定的。该计划就体现在《田是奏折》内,奏折上写着:‘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蒙满。’白纸黑字,谁也抹杀不掉。”因此,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开端,对于两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战。“对日本来说,其胜利既是其把握近代化机遇的结果,又是其于甲午战后国运腾飞机遇的开始。而对于中国来说,其失败既是对其未能及时把握社会变革机遇的惩罚,又是丧失其未来机遇的导因。”第二,甲午战争是中国人民民族主义意识觉醒的导火索,正是甲午战争的爆发与失败让中国人民真正感受到了民族生存的危机。尽管在此之前也发生过中英战争、中法战争,但唯有甲午战争,才真正让中国人感受到了失败的痛苦,真正开始有了民族危亡意识。甲午之战后,康有为在上书皇帝的奏折中有一段沉痛的告白:“夫以中国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比之日本,过之十倍,而为小夷嫚侮侵削,若刲羊缚豕,坐受剥割,耻既甚矣,理亦难解。”在这种情势下,
“中国政治与知识精英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而持续的危机感,正是在这种危机感的驱源于:论文模板www.7ctime.com
动下,形成一种强烈而亢奋的变革动力。”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要求维新变法;表现在文学上,则出现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并最终推动了中国社会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所谓转型时代,是指一五年至一九二○年初,前后大约二十五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第三,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酝酿形成了以暴露社会腐败黑暗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文学潮流,特别是产生了直接反映甲午中日战争及其他反侵略战争的抗战文学。中国近代之有侵略战争并不自甲午战争始,早在1840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就发动了第一次战争,并于1856年发动了第二次战争。嗣后,法国也于1883年发动了旨在攫取中国在越南利益的中法战争。这些战争都以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结束,对中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是,这些战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很小,而直接反映战争、中法战争的文学更少。“如此剧烈变动的时代,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何以竟然在文学创作上乏善可陈”,确实令人困惑。但是,甲午战争之后,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人们不仅关注刚刚发生过的甲午战争,写了许多反映甲午战争的抗战文学,而且先前从未被文学关注的战争、中法战争也成了此时文学的重要内容。比如反映战争的《芙蓉外史》(吴中梦花居士)、《花》(观我斋主人),反映中法战争的《死中求活》(对镜狂呼客),反映庚子事变的《邻女语》(忧患余生)、《剑腥录》(林纾)、《救劫传》(艮庐居士)等。过去多少年没有人关注的战争、中法战争,及至甲午战败之后,却突然成为作家们写作的重要题材,原因何在?论文导读:,几分惊慌,还有几分茫然。”这也必然影响到甲午战争文学普遍性的忧郁激愤的特色。表上一页123456下一页
“合理的解释是: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使作者对战争的意义有了新感受和认识。过去的历史被甲午战争激活,被视为后者的远因和序曲,或者干脆就是当下事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抗战文学的兴起,才构成了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形成了反帝爱国文学的初潮。
有一种观点认为:近代以来,日本政府虽然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五卅惨案等,“但是这些事件是不具有连续性的单个的军事行动,与后来的整个抗日战争没有十分具体而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将这些战事也纳入抗日战争的范畴,那明显有一点牵强附会。”而甲午之后的抗日文学作品,无论从语言形式来看,还是从叙事策略来看,都与作为新文学的抗战文学大相径庭,“所以,‘9·18事变’以前的反日文学不能被纳入抗日战争题材的文学的范畴。”很显然,这种观点把抗日战争孤立化、把抗战文学“语体化”了。事实上,战争的发生是有过程的,人们对战争的认识也是逐渐形成的,而有关抗战文学的创作也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种否认甲午后的战争文学也属于抗战文学的做法,恰如反对者所说,不仅会人为地肢解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整体行为,也“会切断全国不同阶层的民众以不同方式谱写的爱国史诗”。需要说清楚的是,抗战文学不是新文学的专利,它是中国近代以来时代政治的一种产物,也是中国爱国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最早用文学的形式表现甲午战争的是爱国诗人黄遵宪、丘逢甲等。黄遵宪30岁时即赴日本作驻日使馆参赞,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早有警觉,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中国陆军一败于平壤,海军再败于大东沟,旅顺、威海接连失陷,清廷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黄遵宪极为愤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写下了《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台湾行》《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出军歌》等爱国诗篇。在《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一诗中,诗人热情歌颂了在甲午海战中壮烈牺牲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就中邓林二死士,躬蹈烈火沉重渊。愿公遣使携葆羽,垂手接引援上天。金戈铁马英灵在,倘藉神力旋坤乾。”诗人渴望凭藉民族英雄邓、林的英灵,扭转乾坤,振兴国家。《出军歌》则直接表达了自己为国捐躯的壮志情怀。《出军歌》分《出军》《军中》《还军》三篇,共24首,每首的最后一字连接起来读是:“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不仅辑录了黄遵宪《出军歌》,还给予了高度评价:“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至于他的《赠梁任父同年》更成为近代以来的诗歌经典。丘逢甲不仅是诗人,还是抗日保台的志士。甲午战争之后,丘逢甲率众起义,与日军血战,终因实力悬殊,失败后返归大陆。丘逢甲是清末“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一生作诗数千首,大多是为复台湾、雪国耻而作,慷慨悲壮,雄健奋发,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其中尤以写于光绪22年(1896)的《春愁》最有代表性:“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反映甲午战争的小说在战后也出现了不少,大约有22篇(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高莹(太痴)《梦平倭虏记》,老谈《逐日演义》,时芳《邓世昌》《左宝贵》,简时雨《简大狮》等小说,洪兴全《中东大战演义》,平情客《中东和战本末纪略》,无名氏《台战演义》,古盐官伴佳逸史(易金唐)《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寰宇义民《刘大将军平倭战记》等纪实文学。
由于甲午战争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它也构成了此一时期抗战文学的整体特色,那就是普遍的情绪性。甲午一战,割地赔款,彻底摧毁了国人传统的华夏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带给整个中国不尽的民族悲情。葛兆光说:甲午后“大国在小国的炮口下签订城下之盟,这种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才真正刺痛了所有的中国人。”于是,甲午后开始觉醒的中国人,“有几分恼怒,几分惊慌,还有几分茫然。”这也必然影响到甲午战争文学普遍性的忧郁激愤的特色。表论文导读: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计。”语气傲慢,俨然必胜之军对就擒之敌。然而和日军一开战,吴大征“闻接仗之炮声隆隆,未战已有几分胆怯。”天妆台一战,清军一败涂地,把“吴清帅几乎吓死”。作者用类似漫画的笔法,塑造了一个言过其实、迂腐轻狂的“儒将”的生动形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现之一,就是于无望中寻找哪怕是一点点的希望予以放大,或者是采用一种荒诞的方式,给读者一种虚枉的信心。近代以来中日间发生的战争,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后来日本参与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残酷的现实让中国的诗人、作家即使有心创作具有鲜明战斗精神的抗战文学,也因为缺乏胜利的材料而无从下笔。诚如洪兴全在《中东大战演义》的序言中所说,“凡有一点能为中国掩羞者,无论事之是否出于虚,犹欲刊载,留存于后……故事有时虽出于虚,亦不容不载”,此可谓无奈至极的沉痛告白。这种情势下,他只能把流传的一些未经证实的英雄故事加以美化。他描写与敌血战的邓世昌:“迨后邓管带谅众寡不敌,恐失手被擒,乃下令即鼓轮,将船与倭船相撞。俄而致远与俄船皆沉没。邓管带见船将沉,便跳入江中尽节,唯平日管带畜有义犬一头,待之甚厚,见管带下水,其犬以为失足误跌,遂投人水面以救其主。当时虽潮流甚急,而犬尚咬邓管带辫发,随流而去……”(第六回)小说还用了较多的篇幅,描写了台湾人民在刘永福的带领下抗击倭军的英勇斗争故事,虽最终失败,但他们不甘心作亡国奴的伟大精神,确实是本书最能让人感动的内容。高太痴的《梦平倭虏记》与老谈的《逐日演义》,在现实无法提供足以让人有点滴希望的情况下,只能靠梦与想象去打击侵略者,这确实与阿Q有些相似,实在是无奈之举。表现之二是对腐败无能的官吏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倾向,甚至采用夸张、漫画的手法予以强烈的讽刺。甲午战争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清政府的昏聩无能与官员腐败,对此,甲午战争文学表现出了强烈的情绪性愤怒。尤其是历史演义类的战争小说中,作者多把视角置于上层人物身上,描写他们对世界潮流和战争形势的错误把握和对奸臣权相的偏听偏信、赏罚不明、是非不分。如《中东大战演义》描写吴大征统带湘军请命出征,到了山海关出告示晓谕日兵日:“两军交战之时,凡尔日本官兵逃生无路,但见本大臣设投诚免死牌,即缴出刀,跪伏牌下,本大臣专派仁慈廉干之员,收尔入营,一日两餐,与中国民人一律看待,亦不派做苦工。事平之后,即遣轮船送尔归国。本大臣开诚晓示,天地鬼神所共鉴,决不食言,致伤阴德。若竟迷而不悟,拼死拒敌,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立见。迨至该兵三战三北之时,本大臣自有七纵七擒之计。”语气傲慢,俨然必胜之军对就擒之敌。然而和日军一开战,吴大征“闻接仗之炮声隆隆,未战已有几分胆怯。”天妆台一战,清军一败涂地,把“吴清帅几乎吓死”。作者用类似漫画的笔法,塑造了一个言过其实、迂腐轻狂的“儒将”的生动形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以情绪为特征的清末抗战文学的艺术倾向,即源于:毕业设计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以抨击现存的腐败政治和鞭挞封建官僚颟顸无能为创作目的,重在引起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否定和变革的强烈愿望。这种传统也延续到了五四后的新文学,特别是台湾新文学中的抗战文学,也多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认贼作父的汉奸,通过对民族败类的暴露,曲折地表达民族爱国情绪。表现之三是毫无节制地大发议论。在小说的开头、结尾,或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或对政治时局、国家前途乃至世界和中国的历史发表一通见解,在描写人物时也不时夹杂上作者的一些评论文字,这种忽视小说艺术的审美规范,把小说当作“政论”或“新闻”写作倾向,是晚清小说的一大特点,也是甲午后抗战小说的一大特点。比如《中东大战演义》中就有大量这样的文字,在第33回全文抄录《马关条约》之后,复加一段议论,谓“识者谓中国不有此败,未必鼎新革故,改章变通,此亦天假日人以成中国自强之道也。”即使是较为艺术化的《老残游记》也不乏这样的表述。国势衰败之际,如何使国家摆脱受侵略被欺凌的落后挨打局面,是最为紧迫现实的问题。因此,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唤醒民众图强雪耻为宗旨的近代抗战文学,作者如果没有情绪性表达反倒显得有些不合情理了。“从客观效果看,这些饱含的疾呼也确能给读者振聋发聩之感。”甲午后抗战文学的普遍情绪化,是这一时期国人痛苦、愤怒、无奈、焦虑心情的真实体现,这种有感于国家民族危亡而产生的爱国文学,虽然在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但它们的出现仍然是值得尊敬的,它们不仅为近百年来中国的抗战文学奠定了基础,也为近百年来中国苦难而辉煌的文学拉开了帷幕。
抗战文学不仅是八年抗战的产物,而且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产物,它不仅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战后也发挥了重要的论文导读:抗战文学的研究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系统的、全面的、细致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为了给中国抗战文学一个正确的评价,也为了使中国抗战文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学界应该关心一下这个长期被忽视了的文学现象。(责任编辑:张妍)上一页123456
作用,而且在未来仍然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仍将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题材与主题。
中国学界对近百年来中国抗战文学的研究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系统的、全面的、细致的研究成果还不多,为了给中国抗战文学一个正确的评价,也为了使中国抗战文学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中国学界应该关心一下这个长期被忽视了的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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