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春播春播桃李三千圃生

论文导读：些年，孙老师给图书发行专业上“图书分类学”课程。我第一次做助教时，孙老师给我的工作是批阅、讲解学生图书分类的作业，再独立上两节课。我当时很想多上课，认为上课是一件很荣耀、很刺激的事，觉得这点工作量有点吃不饱。但从孙老师的角度来想，对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这件事，她是看得很重的，虽然有助教，但从不将自己的课随意推
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从图书发行专业起家至今已有30年了。系里想做纪念活动，丽芳主任问我是否愿意写写老主任孙冰炎老师创办图书发行专业的故事，我没有半点儿犹豫地同意了。从答应后一直没能动笔，不是写不了，而是没有稍为完整一点的时间能坐下来进入写的状态。但从那一刻起，我时常想起孙老师，想起在她的带领下一个专业与一群毛孩子老师成长的故事。
30年前（1983年），我和我们班练小川、徐春和一起从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留校，任图书发行专业教师。那一年图书发行专业开始招生，我们教研室只有7位老师。除孙老师外，廖延唐、罗紫初和胡典世3位老师均年长于我们。当时孙老师已经58岁了。廖老师后来调走了，胡老师几年后去深圳工作了，只有孙老师和罗老源于：毕业论文致谢信www.7ctime.com
师一直带领、提携着我们，见证着我们的成长与成熟。现在，孙老师已经退休20多年了，大家还时常念着她。今年过年时我去给她拜年，她因病已经不认识我了。
那时的我们懵懵懂懂，虽已是老师可连怎么上一门课的经验都没有，且进入一个全新的专业，更是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现在想来孙老师作为教研室主任一定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压力。让我们迅速进入专业教师角色是孙老师重要的专业建设工作思路。因为武大的图书发行专业是全国第一家，师资队伍除了学校培养之外就是从新华书店请有经验的老师，请他们来学校讲课。现在83级、84级的本科生、干修生都还记得来自北京市新华书店的韩益谦老师、上海市店的宋玉麟老师、广西区店的陆宝琪老师和湖北省店的方振益老师等。他们给我们的学生上专业课，同时也培训了我们最早的一批专业老师——大家都跟着听、跟着学。除此之外，孙老师还安排胡典世、练小川、徐春和及我一行4人到北京、上海、辽宁、山东等新华书店实习，了解书店业务流程。从总店、北京发行所、上海发行所、上海市新华书店、锦州市新华书店到县级店代表的黄县新华书店，一个行程下来共计3个月。我们熟悉了各级各类书店，培养了对图书发行的感情，也结识了一批朋友。再回来面对学生上课，心里稍稍有了点儿底。
在孙老师的要求下，青年教师上课前必须试讲。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全系老师讲一节课，然后大家给予批评指导。我记得练小川试讲后，孙老师说声音不够大，要求他再试讲一次。有一天，我去练小川宿舍，在门外便听到他大声练习着，推门进去，他开玩笑地说：我再大声点儿就成吼了。第二次试讲他果然很顺利地通过了。我在他之后也进行了试讲，看到他的努力，我不敢马虎，做了认真的准备，听完试讲，孙老师说我“有做好教师的潜质”。我很受鼓舞。
我是从给孙老师做助教开始的教书生涯。那些年，孙老师给图书发行专业上“图书分类学”课程。我第一次做助教时，孙老师给我的工作是批阅、讲解学生图书分类的作业，再独立上两节课。我当时很想多上课，认为上课是一件很荣耀、很刺激的事，觉得这点工作量有点吃不饱。但从孙老师的角度来想，对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这件事，她是看得很重的，虽然有助教，但从不将自己的课随意推给他人，虽然这门课她已讲过多年，但她课前的一天晚上无论多晚都要认真地再备一次课。孙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对学生、对工作非常负责的好老师。那一年，虽然我只上两节课，孙老师也要求我事先将讲稿全部写好并拿给她看。等从她那儿拿回讲稿，我看到第一张纸的右上方，她将我开场要说的话全都写上了，真是手把手地在教我啊。直到今天，那一叠讲稿、孙老师所写的字仍仿佛历历在目。这是现在许许多多的年青教师都不曾有过的“待遇”。后来，我的课堂讲授量由二节增加到二周。1985年，孙老师因病住院，想必既是不得已也是她的一份信任才让我承担了一多半的课堂授课任务。1986年秋，孙老师放手让我独自开一门新课——“图书学”。这种循序渐进、踏踏实实培养青年教师的方法让我终身受益，也让我懂得了如何尊重课堂、尊重学生、尊重自己。
1984年，彭建炎、梁彦斌、李明三位毕业生也留校分配到了我们专业，孙老师一如既往地采用外出学习调研、课堂练兵的方法培养着如我们一样的小字辈。那时，我们办公条件很紧张，只有一间专业教研室。大家备课、查资料、写教材都在宿舍、图书馆、家中。如果商量、讨论事情便都到教研室集合，连发函授信件都是全体一起动手装材料、封信封。我们还在校内办了一个实习书店，让学生尝试如何进货、如何销售，如何为读论文导读：管理》、黄凯卿的《图书发行自动化》、彭建炎的《出版学概论》、梁彦斌的《读者学》、黄先蓉的《书业法律基础》……等均顺利出版，孙老师也于1990年接受了中国图书发行大专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委托，编著了高校发行学专业的统编教材《图书分类学》，199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教材不仅供我们专业的学生使用，在全国高校相关
者服务，从事真正的图书发行实践。开办新专业条件虽然艰苦，但在孙老师、罗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很少有怨言，十分团结，干得很起劲。后来一些年，不时有新进来的教师，也有同事陆陆续续下海离开了教研室，但让我们十分自豪的是这个专业、这个系一直是信息管理学院最快乐、最有生机的一个群体。这与孙老师的开创之风是分不开的。
除培养师资之外，新专业面临的另一个最大困难是没有教材，用一些书店同志的话来说，他们从来没有发行过关于发行的书，更没有见过关于发行专业的教材。因此，教材建设的重任落到了我们这些开办新专业的老师的身上。大约在1987年前后，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一批发行专业教材。孙老师告知大家后，我们这些不怕虎的初生牛犊便写了起来。现在想想，那时的我们真是年轻无畏。我的《图书学》也是其中一本。好像是1989年底必须交稿，当时我儿子不到二岁，家里的一位亲戚知道写大学教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避干扰集中精力让我每天到她家去写，晚上再回。记得有一天中午接到家里电话说孩子发烧，我立马收拾书稿回家了。我爸爸也是做老师的，当初稿完成后说帮我看看，果真也帮我理顺了一些思路。《图书学》在1991年顺利出版了。当我拿着教材在去送给孙老师的路上，碰到学院工作的一位女老师，她和我说，你们专业好多老师都是出书了就来送给孙老师的。因为有时孙老师家里没人，都是托她转交的。在此前后，罗紫初的《图书发行学概论》、练小川的《图书营销学》、徐春和的《图书发行企业管理》、黄凯卿的《图书发行自动化》、彭建炎的《出版学概论》、梁彦斌的《读者学》、黄先蓉的《书业法律基础》……等均顺利出版，孙老师也于1990年接受了中国图书发行大专教材编审委员会的委托，编著了高校发行学专业的统编教材《图书分类学》，199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些教材不仅供我们专业的学生使用，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那些年，我们办学层次很多，四年制的本科、两年的干部专修科、三年制的函授以及专业证书班等都同时存在。因而所有老师不停地在各地、各种班上上课。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跑十余个函授点上课的经历。多次面对不同的学生上课，锻炼了这支年轻的教师队伍。那时没有像今天这样便捷的通讯工具，辗转各地函授点上课十分不易，给我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印象：深夜三点，踏着厚厚的积雪到火车站，四周是一片穿着破旧、脏乱棉袄、裹着行李卷的乘车人；风雨交加之夜，十多小时汽车抵达某一城市却因错失接站人在街上的那份茫然无助；在简陋的厕所里洗去一路风尘；连续上课、不停说话、说得几乎要呕吐的感觉……这些不易成就了我们的坚强，曾经的艰苦换来专业的蓬勃发展，孙老师说的“岗位练兵”收到了明显成效。
孙老师待人热情真诚。那时没有什么招待费用，工作晚了错过吃饭时间，她会请到她家去吃。很多函授站的老师、书店的领导和我们都在她家吃过饭。她心疼我们，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们的吃住，关心我们的安全，关心我们是否找到合适的对象，关心我们何时结婚、生孩子。有一次教研室聚会剩下一包糖，大家都说让孙老师带回家去。可待开学第一次会时，孙老师又从家里拿了过来，笑呵呵地说她一直放在家里冰箱里，让大家放心地吃。事很小，但我印象十分深刻。有一年我妈妈来学校看我，孙老师请到她家里谈了很长时间。多年之后，我妈妈都还记得关心我的孙老师，询问孙老师的情况。因为孙老师的原因，孙老师的先生、儿子、儿媳以及去世了的智障女童芳都成了教研室的义务工作人员，与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30年前，孙老师领头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图书发行专业，带出了这个专业第一位硕士生。后来，在乔好勤、黄凯卿担任教研室主任，罗紫初、黄凯卿、方卿、黄先蓉、徐丽芳历任系主任中，原有专业已发展成了今天的出版科学系，下设编辑出版、数字出版两个专业，每年本硕博各类毕业生100余人。现有11位教授，1位副教授，2位讲师，其中博士13人，博士后4人，平均论文导读：
年龄40岁。近年来，先后成立了武汉大学出版发行研究所、数字出版科学研究所和武汉大学互联网科学研究中心。我们一同留校的徐春和后来进入业界直接从事图书发行工作；练小川20年前出国，现任美国佩斯大学戴森文理学院出版系教授，在出版发行领域、出版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发挥了重要纽带作用，来往频繁，仿佛又成了我们系的一员。我在一年前调到了华中农业大学，走上了新的岗位，庆源于：大学毕业论文格式www.7ctime.com
幸仍然还是这里的一名教师，依然能为这一学科专业发展尽自己绵薄之力。全系教师教学勤勉，研究领域特色鲜明，走在全国高校同类学科发展之前列。这里仍然是一个团结拼搏、奋发有为、快乐进取的和谐家园。
这是给敬爱的孙老师最好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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