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凸现代际差异凸现与文学多元化
最后更新时间：202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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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写作群体的崛起，在中国当代作家阵营里，代际分化已越来越明显，代际冲突也时有发生。譬如，2006年的“韩白之战”（韩寒与白烨）与2008年的“韩郑之争”（韩寒与郑彦英），在彼此交锋的文字里，都明确地凸现了不同代际的作家在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鸿沟。针对这一现象，有不少学者开始从代际差别上进行探究，并将新时期以来的作家
随着80后写作群体的崛起，在中国当代作家阵营里，代际分化已越来越明显，代际冲突也时有发生。譬如，2006年的“韩白之战”（韩寒与白烨）与2008年的“韩郑之争”（韩寒与郑彦英），在彼此交锋的文字里，都明确地凸现了不同代际的作家在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鸿沟。针对这一现象，有不少学者开始从代际差别上进行探究，并将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划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四个不同的代际群体，着重探讨他们在代际层面上的审美差异。
有学者却并不认同这种代际差别。他们认为，作家的创作完全是个人化的行为，“完全断裂的文学代沟是人为制造的，至少是被过度放大的，而代与代之间的精神联系则被人为地割裂，这种被夸大的分裂与对立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成为媒体和文化商人推销其产品的噱头。”他们甚至强调：“放大后起的年龄共同体与前辈之间的文化差异，通过激化一种两军对垒式的精神冲突，渲染剑拔弩张的文化氛围，制造轰动效应。”我能理解这类评判背后的隐忧——不断强调代际差别，将会加剧不同代际之间的“精神冲突”，破坏文学发展的内在稳定性和渐进性。但我以为，代际差别的存在，虽然会带来某种局部性的冲突，影响代际间的有效交流，但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却也提供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一
代际差别的存在，既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发展的内驱力之一。如果没有代际差别，人类社会的发展很难出现本质性的飞跃；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是空谈。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的代际分化并不突出；代际差别的存在，很多时候只是局限于家庭等小群体中，且受制于传统秩序的制约，并未成为一种尖锐的社会文化现象。直到20世纪中叶之后，代际差别才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代际差别之所以演化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是基于这样一个重要前提：很多年轻人对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有着高度的适应性，不仅迅速掌握了各种新技术，还获得了强烈的自主意识；而长辈们则受固有经验的束缚，常常显得无所适从。由是，年轻一代不断地向长辈们发起挑战，明确恪守并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促使代际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剧。其中，价值观念的分化，是代际差别形成的核心因素。它直接导致了不同代际群体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审美理想的分化。有学者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包括道德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价值观越来越明显的代际分化、代际差异甚至代际冲突有着密切的关系，价值观的多元分化越来越明显地向社会代际关系领域展开，或者说，价值观的代际分代、代际差异和代际冲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重要表征之一。”著名的“代沟”研究专家马格丽特·米德也毫不讳言地强调：“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其言外之意是，社会发展越快，人们的主体意识越强，代际差别就会大，代际冲突也就越频繁。
进入1990年代之后，受到市场经济、全球化秩序和信息技术的多重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可谓极其迅猛。各种现代技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层出不穷，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心态，焦虑者有之，狂欢者亦有之。这种社会的急速发展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代际差别不断凸现，代际冲突频繁发生，代际问题由此也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文学当然也不例外。进入1990年代之后，无论是审美观念还是表现形态，中国文学都已逐渐步入一个多元共存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多元化”，从本质上说，就是指文学创作中的“每一元”都有其合理的存在价值，都体现了中国当代生活中的某种审美倾向和艺术趣味，隐含了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和生存。陈思和先生就认为，1990年代的文学是一种“无名”状态下的文学，各种文学思潮和另类写作现象多元共生，逐鹿文坛，谁也占据不了主导性的地位，而且，1990年代的文学思潮，正是通过多种冲突并存的形态来达成多元化发展趋向，从而改变了1980年代文学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由“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形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除了作家的主体意识高度自觉之外，也离不开代际差别的不断凸现。
这种代际差别的凸现，主要体现论文导读：通过这种差异反映了文化上的变迁。这种变迁通过新的一代显示出来，经代际冲突而日益清晰，最终经代际更替而完成。尽管一种文化对于具体的某一代人来说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但文化绝不是纯然外在于人的某种实体，它的存在总是生活于某一特定时期的一代人对于它的理解和实践的总和，即总是以‘代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依‘代文化
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作家队伍的迅速壮大、文学作品的急速增量。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坛几乎出现了“七代同堂”的盛大场景——从30后到90后，几乎每一个代际都有一大批活跃的写作群。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50后、印后、70后和80后这四个代际的作家群。第二，由于受到自身成长记忆、知识积淀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不同代际的作家尽管都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群体文化的潜在规约，呈现出代际层面上的文化共性特征，致使不同代际的作家们在彰显自身主体意识的同时，不断凸现了代际之间的审美差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进行了重点阐述，既论述了这种代际划分的依据，也对这四个代际的作家在创作中的审美差异进行了甄别。在我看来，在当今的文学创作中，既有50后一代宏观的、史诗性的文学建构，集历史启蒙和道德理想的载道写作，也有60后一代深邃的、理性化的人性发掘，集存在勘探与生存反讽于一体的审美表达；既有70后微观的、感性化的诗学建构，融日常生活和个体感受于一体的经验性表达，也有80后一代叛逆性、奇幻性的理想书写，融消费文化与时尚气息于一体的市场化书写。每一个代际作家的创作，都体现了当代文化中特定的“一元”。它们彼此互补，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从乡村到都市、从传统到现代，多方位、立体化地呈现了中国当代作家对人类存在及其生存境遇的积极思考和表达，并为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发展空间。
有些学者之所以不能认同代际差别的存在，主要是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是将代际划分标准视为精确的量化规则，不仅在年龄段上存在清晰的沟壑，而且对每位个体作家都应该适应。这种绝对性的数理原则，在人文科学中无疑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文学发展中，会显得更加荒诞。譬如，我们有什么理由认定1949年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端？仅仅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当代文学就与现代文学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二是将文学创作中的个体差异与群体差异混为一谈。文学创作的差异性，既包括作家群体之间的代际差别，也包括作家个体之间的差别，它们都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内驱力。相反，如果一代代作家，始终沿袭着某种相同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圭臬，遵循着某些相似的价值理念和表达范式，那么，这样的文学发展会显得非常可疑，甚至会显得单一化和程式化。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当代作家中所出现的代际差别过于担心。作为多元化文学格局的一种重要体现，代际差别的存在具有自身特有的价值，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多的积极作用。它表明了不同代际的作家群，正以各自拥有的审美特质和艺术优势，共同推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繁荣。 再进一步说，代际差别的存在，意味着不同的代际作家们，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这些各不相同的主体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各个代际作家对自身文化标识的张扬之中，还体现在不同代际立足于自身的审美观念而进行的艺术创新。每一个代际群体的创作之所以拥有其审美特质，就在于它实际上隐含了某种独特的艺术创造，甚至构成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有学者就强调：“‘代’首先是一个文化概念，它反映了不同代人文化上的差异，并通过这种差异反映了文化上的变迁。这种变迁通过新的一代显示出来，经代际冲突而日益清晰，最终经代际更替而完成。尽管一种文化对于具体的某一代人来说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但文化绝不是纯然外在于人的某种实体，它的存在总是生活于某一特定时期的一代人对于它的理解和实践的总和，即总是以‘代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依‘代文化’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代’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创造者。离开了代、代际更替和‘代文化’，就无法理解文化的变迁和文明的演进。”依据这样的文化观念，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是哪一个代际的作家，他们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承者，又是当代文学的开拓者，正是不同代际作家的共同努力，才促进了当代文学不断走向繁荣。
二
文学的多元化，从客观论文导读：
上说，应该体现为各种审美观念和艺术实践的相互补充、共生共长，而不是彼此之间的你是我非、相互否定。也就是说，多元之间并非完全的对立或错位，而是具有共同的艺术理念。即对人的存在及其境遇的追问与思考，对文学艺术发展的有益探索，并且彼此之间能够平等地交流和借鉴。文学的多元化不仅基于创作主体对自身艺术理想的膺服，也是基于作家对人的自由选择及其生命体验的彰显。它所折射出来的，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通常而言，作家的主体意识，主要立足两个层面：一是作家主体的精神自由之空间；二是作家对文学发展的积极推动。前者涉及作家个体对自我艺术潜能的发掘、利用和展示，体现出作家在创作实践中的怀疑、批判和创新；后者涉及作家对文学自律性的一种自觉维护，体现出作家在文化承传上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才能构成一种完整的作家主体意识。
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体制的驱动之下，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各种生活方式层出不穷，各种价值观念也此起彼伏。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趣味更是如此。从“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到“个人化写作”，从“大话文学”到“口语化诗歌”，从“类型化写作”到“青春写作”……这些都表明，当代作家的个体精神空间已日趋独立，其主体意识也已日趋强烈。这种主体意识的高扬所带来的良好后果之一，就是不同代际的作家都能自觉地恪守自己的艺术主张，并对各种既定的历史观念、价值谱系乃至审美观念，进行卓有成效的质疑和解构。譬如，在50后作家群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莫言、刘醒龙、王安忆、李锐等人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各种反思，又可以看到王朔、王小波对各种文化逻辑和权力意志的反讽与解构，也可以看到阎连科、贾平凹对乡土社会内在结构的深度剖析与批判，还可以看到周梅森、张平、范小青等人对官场权力体系的质疑和鞭笞。尽管他们的创作折射了各不相同的主体意识，但从根本上说，他们都体现了这一代际的作家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自觉关注和思考。
而60后作家则在“个人化”写作的支撑下，从一开始就自觉地退到了各种主流文学思潮之外，他们不再关注公众的聚焦热点，不再迎合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也不再沉迷纯粹的文本实验，而是立足于创作主体的个人意愿和思考，在创作中突出对个体生命体验的迷恋、对自我心灵空间的恪守、对本能的极致化演绎，等等，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全面体现作家个人的审美理想和主体意识源于：论文网站www.7ctime.com
。评论家汪政曾说：“新生代作家正以差异性、个人化、离散状态以及自由主义等呈现出迥异于七八十年代集体风格和话题主义的90年代文学景观。”尽管汪政并没有探讨这一代作家在“个人化”追求上的本质意图，但是，他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代人对个体生命的充分彰显，其实隐含了他们对集体主义话语的逃离。
70后作家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反叛性写作主张，但是，他们自觉地沉迷于日常生活的诗性建构，力图回避各种重大的历史和社会命题，致力于还原人类生活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包括对身体的修辞性表达。在论及70后的诗歌创作时，有人就这样说道，这一代的内心依然拥有自己的“广场”，“懵懂年代的革命、政治、运动的广场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烟云，而无限膨胀的现代化进程则成为这一代人生存的一个全新的‘广场’。‘70后’一代在‘广场’上更为关注的是后工业和城市语境下个体的尴尬宿命和生存的沉重与艰辛以及巨大的荒诞感。革命的、政治的、运动的、集体性的广场尽管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那广场和纪念碑高大的阴影却难以抹掉。而更为令人尴尬的还在于在无限膨胀、无限加速度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广场正在建成。金钱和正在成为新时代广场上的旗帜或新的纪念碑。”
80后作家从一开始写作，就以绝决的方式，抛开了所有传统的写作规范。他们将青年亚文化视为自我独立和自由的法宝，以强烈的否定性写作，彰显自身的主体意识。所以，很多学者在讨论他们的青春写作时，发现他们的作品既不同于以往的校园文学。也不同于传统的青春文学，“阳光意识”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则是激烈的否定、极端的放纵和惊悚的冷酷。他们的类型化写作，从盗墓到悬疑，从耽美到架空，完全游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充满了虚拟时代的精神气质。
这些充满反叛和解构意味的创作，既体现了不同代际作家们在主体意识上的彰显和抗争，也折射了代际文化对他们的主体精神的潜在影响。不可否认，由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规约，论文导读：
每一个代际的作家们都会受到代际文化的制约，但是，当他们在面对文学发展而作出自己的承诺时，却并没有简单地沿袭前辈们的艺术思维和审美理念，也没有主动地模仿前辈们的表达策略和审美形式，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恪守自己的审美理想。对此，白烨就曾指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50年代出生的作家就有不同，个人化写作倾向就更为凸显，社会、历史的东西在淡化，个体、个性的东西在上升。70年代人出来后，比60年代人走得还远，包括卫慧、棉棉在内的这样一批作者，青春期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环境度过的，他们必然要把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爱情观，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因而给文学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但比较而言，‘50人’和‘60人’之间，‘60人’和‘70人’之间，虽有差异但差距还不是非常大，但到了‘80人’这一代，差异就特别的大，简直就是一条鸿沟了。”新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在个性化上走得更远，这说明新一代作家比上一代作家在精神上拥有更多的独立和自由。 这种主体意识的彰显，也是代际差别在当代文学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它并没有强化同一代际的作家在代际文化上的自我认识，而是让不同代际的作家们都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优势，也使他们充分发挥自由独立的精神空间，通过反叛、解构和重构，在超越前辈作家的写作经验之中，开拓属于自己的审美天地。
三
代际差别的存在，不仅体现了不同代际群体在主体意识上的自我觉醒与彰显，更重要的是，它还展示了青年一代奋力崛起的勇气和活力。如果没有青年一代对既定秩序的挑战和否定，代际差别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玛格丽特·米德正是在目睹了欧美1960年代的一系列青年运动之后，才由衷地感叹道：在人类历史上，两代人竟如此第一次公开地进行了痛苦的大决裂，青年一代以自身特有的膂力，促使了美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进入衰落，并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后喻文化”。相对于“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而言，“后喻文化”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
但是，要使这种“后喻文化”在人类文化的代际承传中，成为一种常态性的文化模式，并非一件易事。因为在经验丰富的长辈们看来，青年一代常常是一种不成熟的代表，甚至充满了诸多反意义上的“亚文化”特征。从伯明翰学派开始，人们在讨论亚文化时，总是将之统称为“青年亚文化”。表明人类“亚文化”中的诸多特质，主要体现在青年群体之中。事实也是如此。当拥有社会地位的长辈们把持着社会的主导文化时，任何不同于主导文化的各种差异性、附属性文化，都被纳入“亚文化”的概念之下。这就像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观念产物一样，它隐含了主导文化的某种正当性和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很多学者在研究“亚文化”时，都极力回避对“亚文化”作出单一而明确的价值判断，尽管他们也一直强调，“亚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叛逆性、否定性和颠覆性的另类文化。譬如，有人就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来界定“亚文化”：“广义的亚文化概念，是指文化整体中的各种次属文化，其中既有与主文化相吻合的部分，也有与主文化不相吻合的部分，与主文化价值观相吻合的亚文化称同一亚文化，不一致的部分称不良亚文化。狭义的亚文化概念，是专就不良亚文化而言，主要强调与主文化的差异、对立、偏离的内容，主要指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从这种概念的阐述中，我们多少能够感受到，“亚文化”总是与离经叛道的“不良文化”存在着某些隐秘的关联。
我们无意于在此辨析有关“不良文化”的问题，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谱系中，即便是在主导文化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各种或隐或显的“不良文化”。而且，“良”或“不良”的价值评判，有时还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譬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封建的文化无疑是主导文化，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而新文化干将论文导读：众不同、绝对超前的思想禀赋，具备了对人类存在境遇的独特感受和发现，他才有可能去寻找新的审美表现方式，才有可能去颠覆既有的、不适合自己艺术表达的文本范式，才有可能去自觉地进行话语形式的革命，先锋文学才能获得有效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创新意识是先锋作家最关键的艺术品质。这种创新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就是创作主
们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属于典型的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具有强烈的“弑父”性质。所以，从动态性的历史发展来看，“青年亚文化”即使存在某些“不良”的倾向，亦属正常，否则它就成为与主导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形态了。因此，我们需要立足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客观地认识“青年亚文化”。人类社会的延续，离不开生物学意义上的代际承续，也离不开文化意义上的代际更替。没有一代又一代青年群体的崛起，没有一代又一代“青年亚文化”的介入，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就文学而言，更是如此。早在20世纪初期，当陈独秀、胡适等一群热血青年高举起“白话文”的大旗，意欲颠覆文言文、全面改造中国文学的时候，曾遭到大批旧式文人和学者的讥讽和打压，章士钊甚至讥讽白话文写作者“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他断言：“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于登天”，毫不留情地否定了白话文的前途。然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作为“青年亚文化”代表的白话文终于取代了占据主导文化的文言文，成为新时代的主导文化。这种文化的易位，不仅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也证明了“青年亚文化”的创新活力。
如果回巡1990年代出现的“个人化写作”思潮，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内在活力。所谓“个人化写作思潮”，主要是以一批60后出生的作家为代表的“晚生代作家群”（或称“新生代作家群”）的创作，他们极力逃避公众经验和集体意识，专注于创作主体自身的个体经验，特别是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普遍的法则所拒斥、抑制的意识和无意识，强调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受，维护个体的内心真实，以个人化叙事规避大众经验的渗透。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他们更看重人物个体的生命体验，突出作品中的“私人化”色彩。也就是说，它是以一种单纯的人物自我作为叙述目标，自觉地抛弃人的某些社会群体性倾向，彰显创作主体对人物自身各种生存经验和生命感受的精细临摹。
我以为，这也体现了“青年亚文化”的内在活力。如果没有一代代具有反叛基质的“亚文化”存在，没有它们对主导文化的挑战、解构和重构，没有它们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异端式冲击，人类的文化发展不可能变得如此丰富和斑斓。同样，如果没有一代代青年作家的不断涌现，没有他们在创作实践中的顽强开拓与创新，可以说，文学的发展就会缓慢得多。不错，“亚文化”尤其是“青年亚文化”中，可能隐含了诸多自我边缘化、犬儒化甚至放纵性的亚健康因素，但是它们也拥有自身独特的生存信念、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且，这些价值观常常散布在种种主导文化之间，构成文化变异的积极成分。
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上看，“青年亚文化”之中常常包含了某些先锋文学的精神特质。我们说，真正的先锋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先锋，它体现的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追求，是一种与公众意识格格不入的灵魂探险。只有作家的精神内部具备了与众不同、绝对超前的思想禀赋，具备了对人类存在境遇的独特感受和发现，他才有可能去寻找新的审美表现方式，才有可能去颠覆既有的、不适合自己艺术表达的文本范式，才有可能去自觉地进行话语形式的革命，先锋文学才能获得有效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创新意识是先锋作家最关键的艺术品质。这种创新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就是创作主体现代意识的确立，因为“现代性不仅仅涉及事物的客观变化。没有现代性意识便没有现代性：要意识到与过去相比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差别，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与旧时代根本不同的时代。就是说要有变化意识。人们可能会觉得这类转变多少有些强烈、有些干脆，但它却是事物长期发展的结果，它深入人心，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现代性意义上的“变化意识”，是先锋文学产生的最为直接的主体冲动。论文导读：
但是，作家的变化意识（也即创新意识）并非一种简单而盲目的求新意识，而是受制于主体精神内部反叛性的审美诉求。尽管形成这种反叛性审美诉求的因素很多，但其最为核心的缘由，还是创作主体精神内部的独立和自由。独立意味着卓尔不群、不人云亦云，是创作主体确定自身艺术信念、寻找审美发现的基础。而自由则为其艺术发现和创造提供重要的心智保障。只有这两项品质扎根于内心之中，作家的一切思想积淀和艺术积累才能顺利地转化为创新意识。而“青年亚文化”之中，恰恰隐含了这些可贵的精神特质，这也是为什么先锋作家往往都出现在青年作家群体之中的重要原因。譬如，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等，从进入当代文坛开始，就以先锋旗手的角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亚文化”始终缺乏生长的空间，无法获得自我展示的机会，那么，这个社会的主导文化也会出现僵滞，缺少应有的内在活力。有人就认为：“在我国上世纪中期，由于‘左’倾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社会同质化运动的影响，中国的亚文化在五十年代以后较长时期曾销声匿迹，致使社会文化发展缓慢，甚至畸形，更谈不上文化的创新。改革开放后，我国亚文化是遍地生根，全面兴起，精彩纷呈。不仅国内的亚文化大量涌现，国外的亚文化也引进国门。我们大胆地、批判地引进、吸收、消化、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思维方式。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不仅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创新。”应该说，这一判断并非没有道理。
客观公正地认识“青年亚文化”，有效激活这一文化群体内在的活力，使其发挥自身特殊的优势和创新潜能，不仅有利于代际文化的科学建构，也有利于文学艺术的不断开拓。这也是玛格丽特·米德探讨“代沟”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一代代青年群体的诉求被纳入“亚文化”范畴之后，人们很容易忽略“后喻文化”的重要性，甚至将青年群体的某些有意义的变革性诉求，视为一种破坏和颠覆行为，并扣上“弑父”的帽子。所以米德强调，“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后喻文化，在那种文化之中过去就将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而不是强制性的历史。而为了达到这点，我们必须改变未来的取向。这里，我们可以从执着地追求乌托邦理想的年轻人身上再次获得启示。他们说：未来就是现在。这样说似乎不合情理而且过于激进，从某种要求来看，这种说法在具体细节上或许会使人疑虑不解。但是，我却认为，这种说法又一次使我们迸发出思想火花。”的确，“后喻文化”的目的，就是突出不同代际之间的平等对话，让那些学富五车的前辈们放下身段，认真听取并学习青年一代的思想观念、价值信条和思维方式，激励他们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以获得各种“思想火花”。
事实上，这也是代际差别的积极作用之一。在文学创作中，这种作用尤为突出。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实践中，如果没有50后、60后、70后和80后等不同代际的作家群所进行的一次次反叛和超越，没有他们在先锋意义上一次次顽强的开拓，我们的文学也就不可能呈现出如此丰富的景象。这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尽管存在着越来越突出的代际差别，特别是70后、80后作家群，常常会爆发出某些令人讶异的极端思想和审美趣味，诸如卫慧、棉棉的某些小说，木子美的《》，伊沙、尹丽川等人的“下半身写作”，韩寒的颠覆性言论，等等，但是这些叛逆式的审美表源于：论文发表网www.7ctime.com
达，并非只是“青年亚文化”中某些不良因素的宣泄，同样也隐含了化时代的某些精神特质，包括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
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世界变得纷繁复杂且变动不居，任何既往的经验和观念，都很难帮助我们应对如今的现实。在这种文化境域中，客观地认识当代作家的代际差别，充分地意识到代际差别之中所隐藏的某些积极作用，有效阻遏代际差别所引发的代际隔阂与代际冲突，不断激活不同代际写作群体的内在潜能，促使其中某些开拓精神的不断生长，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诗鸿）论文导读：上一页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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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80后写作群体的崛起，在中国当代作家阵营里，代际分化已越来越明显，代际冲突也时有发生。譬如，2006年的“韩白之战”（韩寒与白烨）与2008年的“韩郑之争”（韩寒与郑彦英），在彼此交锋的文字里，都明确地凸现了不同代际的作家在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鸿沟。针对这一现象，有不少学者开始从代际差别上进行探究，并将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划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四个不同的代际群体，着重探讨他们在代际层面上的审美差异。
有学者却并不认同这种代际差别。他们认为，作家的创作完全是个人化的行为，“完全断裂的文学代沟是人为制造的，至少是被过度放大的，而代与代之间的精神联系则被人为地割裂，这种被夸大的分裂与对立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成为媒体和文化商人推销其产品的噱头。”他们甚至强调：“放大后起的年龄共同体与前辈之间的文化差异，通过激化一种两军对垒式的精神冲突，渲染剑拔弩张的文化氛围，制造轰动效应。”我能理解这类评判背后的隐忧——不断强调代际差别，将会加剧不同代际之间的“精神冲突”，破坏文学发展的内在稳定性和渐进性。但我以为，代际差别的存在，虽然会带来某种局部性的冲突，影响代际间的有效交流，但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却也提供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一
代际差别的存在，既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人类发展的内驱力之一。如果没有代际差别，人类社会的发展很难出现本质性的飞跃；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是空谈。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的代际分化并不突出；代际差别的存在，很多时候只是局限于家庭等小群体中，且受制于传统秩序的制约，并未成为一种尖锐的社会文化现象。直到20世纪中叶之后，代际差别才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代际差别之所以演化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是基于这样一个重要前提：很多年轻人对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有着高度的适应性，不仅迅速掌握了各种新技术，还获得了强烈的自主意识；而长辈们则受固有经验的束缚，常常显得无所适从。由是，年轻一代不断地向长辈们发起挑战，明确恪守并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促使代际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剧。其中，价值观念的分化，是代际差别形成的核心因素。它直接导致了不同代际群体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审美理想的分化。有学者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包括道德价值观的多元化，与价值观越来越明显的代际分化、代际差异甚至代际冲突有着密切的关系，价值观的多元分化越来越明显地向社会代际关系领域展开，或者说，价值观的代际分代、代际差异和代际冲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重要表征之一。”著名的“代沟”研究专家马格丽特·米德也毫不讳言地强调：“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新的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信念。”其言外之意是，社会发展越快，人们的主体意识越强，代际差别就会大，代际冲突也就越频繁。
进入1990年代之后，受到市场经济、全球化秩序和信息技术的多重影响，中国的社会发展可谓极其迅猛。各种现代技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层出不穷，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都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心态，焦虑者有之，狂欢者亦有之。这种社会的急速发展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代际差别不断凸现，代际冲突频繁发生，代际问题由此也逐渐成为社会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文学当然也不例外。进入1990年代之后，无论是审美观念还是表现形态，中国文学都已逐渐步入一个多元共存的时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多元化”，从本质上说，就是指文学创作中的“每一元”都有其合理的存在价值，都体现了中国当代生活中的某种审美倾向和艺术趣味，隐含了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和生存。陈思和先生就认为，1990年代的文学是一种“无名”状态下的文学，各种文学思潮和另类写作现象多元共生，逐鹿文坛，谁也占据不了主导性的地位，而且，1990年代的文学思潮，正是通过多种冲突并存的形态来达成多元化发展趋向，从而改变了1980年代文学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由“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形成这种格局的主要原因，除了作家的主体意识高度自觉之外，也离不开代际差别的不断凸现。
这种代际差别的凸现，主要体现论文导读：通过这种差异反映了文化上的变迁。这种变迁通过新的一代显示出来，经代际冲突而日益清晰，最终经代际更替而完成。尽管一种文化对于具体的某一代人来说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但文化绝不是纯然外在于人的某种实体，它的存在总是生活于某一特定时期的一代人对于它的理解和实践的总和，即总是以‘代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依‘代文化
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作家队伍的迅速壮大、文学作品的急速增量。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坛几乎出现了“七代同堂”的盛大场景——从30后到90后，几乎每一个代际都有一大批活跃的写作群。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50后、印后、70后和80后这四个代际的作家群。第二，由于受到自身成长记忆、知识积淀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不同代际的作家尽管都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群体文化的潜在规约，呈现出代际层面上的文化共性特征，致使不同代际的作家们在彰显自身主体意识的同时，不断凸现了代际之间的审美差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此进行了重点阐述，既论述了这种代际划分的依据，也对这四个代际的作家在创作中的审美差异进行了甄别。在我看来，在当今的文学创作中，既有50后一代宏观的、史诗性的文学建构，集历史启蒙和道德理想的载道写作，也有60后一代深邃的、理性化的人性发掘，集存在勘探与生存反讽于一体的审美表达；既有70后微观的、感性化的诗学建构，融日常生活和个体感受于一体的经验性表达，也有80后一代叛逆性、奇幻性的理想书写，融消费文化与时尚气息于一体的市场化书写。每一个代际作家的创作，都体现了当代文化中特定的“一元”。它们彼此互补，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从乡村到都市、从传统到现代，多方位、立体化地呈现了中国当代作家对人类存在及其生存境遇的积极思考和表达，并为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发展空间。
有些学者之所以不能认同代际差别的存在，主要是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是将代际划分标准视为精确的量化规则，不仅在年龄段上存在清晰的沟壑，而且对每位个体作家都应该适应。这种绝对性的数理原则，在人文科学中无疑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文学发展中，会显得更加荒诞。譬如，我们有什么理由认定1949年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端？仅仅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当代文学就与现代文学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二是将文学创作中的个体差异与群体差异混为一谈。文学创作的差异性，既包括作家群体之间的代际差别，也包括作家个体之间的差别，它们都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内驱力。相反，如果一代代作家，始终沿袭着某种相同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圭臬，遵循着某些相似的价值理念和表达范式，那么，这样的文学发展会显得非常可疑，甚至会显得单一化和程式化。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对当代作家中所出现的代际差别过于担心。作为多元化文学格局的一种重要体现，代际差别的存在具有自身特有的价值，对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诸多的积极作用。它表明了不同代际的作家群，正以各自拥有的审美特质和艺术优势，共同推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和繁荣。 再进一步说，代际差别的存在，意味着不同的代际作家们，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这些各不相同的主体精神，不仅仅体现在各个代际作家对自身文化标识的张扬之中，还体现在不同代际立足于自身的审美观念而进行的艺术创新。每一个代际群体的创作之所以拥有其审美特质，就在于它实际上隐含了某种独特的艺术创造，甚至构成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有学者就强调：“‘代’首先是一个文化概念，它反映了不同代人文化上的差异，并通过这种差异反映了文化上的变迁。这种变迁通过新的一代显示出来，经代际冲突而日益清晰，最终经代际更替而完成。尽管一种文化对于具体的某一代人来说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但文化绝不是纯然外在于人的某种实体，它的存在总是生活于某一特定时期的一代人对于它的理解和实践的总和，即总是以‘代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依‘代文化’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下去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代’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创造者。离开了代、代际更替和‘代文化’，就无法理解文化的变迁和文明的演进。”依据这样的文化观念，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是哪一个代际的作家，他们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承者，又是当代文学的开拓者，正是不同代际作家的共同努力，才促进了当代文学不断走向繁荣。
二
文学的多元化，从客观论文导读：
上说，应该体现为各种审美观念和艺术实践的相互补充、共生共长，而不是彼此之间的你是我非、相互否定。也就是说，多元之间并非完全的对立或错位，而是具有共同的艺术理念。即对人的存在及其境遇的追问与思考，对文学艺术发展的有益探索，并且彼此之间能够平等地交流和借鉴。文学的多元化不仅基于创作主体对自身艺术理想的膺服，也是基于作家对人的自由选择及其生命体验的彰显。它所折射出来的，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通常而言，作家的主体意识，主要立足两个层面：一是作家主体的精神自由之空间；二是作家对文学发展的积极推动。前者涉及作家个体对自我艺术潜能的发掘、利用和展示，体现出作家在创作实践中的怀疑、批判和创新；后者涉及作家对文学自律性的一种自觉维护，体现出作家在文化承传上的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才能构成一种完整的作家主体意识。
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体制的驱动之下，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各种生活方式层出不穷，各种价值观念也此起彼伏。作家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趣味更是如此。从“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到“个人化写作”，从“大话文学”到“口语化诗歌”，从“类型化写作”到“青春写作”……这些都表明，当代作家的个体精神空间已日趋独立，其主体意识也已日趋强烈。这种主体意识的高扬所带来的良好后果之一，就是不同代际的作家都能自觉地恪守自己的艺术主张，并对各种既定的历史观念、价值谱系乃至审美观念，进行卓有成效的质疑和解构。譬如，在50后作家群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莫言、刘醒龙、王安忆、李锐等人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各种反思，又可以看到王朔、王小波对各种文化逻辑和权力意志的反讽与解构，也可以看到阎连科、贾平凹对乡土社会内在结构的深度剖析与批判，还可以看到周梅森、张平、范小青等人对官场权力体系的质疑和鞭笞。尽管他们的创作折射了各不相同的主体意识，但从根本上说，他们都体现了这一代际的作家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自觉关注和思考。
而60后作家则在“个人化”写作的支撑下，从一开始就自觉地退到了各种主流文学思潮之外，他们不再关注公众的聚焦热点，不再迎合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也不再沉迷纯粹的文本实验，而是立足于创作主体的个人意愿和思考，在创作中突出对个体生命体验的迷恋、对自我心灵空间的恪守、对本能的极致化演绎，等等，以便在更高的层面上全面体现作家个人的审美理想和主体意识源于：论文网站www.7ctime.com
。评论家汪政曾说：“新生代作家正以差异性、个人化、离散状态以及自由主义等呈现出迥异于七八十年代集体风格和话题主义的90年代文学景观。”尽管汪政并没有探讨这一代作家在“个人化”追求上的本质意图，但是，他显然已意识到了这一代人对个体生命的充分彰显，其实隐含了他们对集体主义话语的逃离。
70后作家虽然没有明确地表达自己的反叛性写作主张，但是，他们自觉地沉迷于日常生活的诗性建构，力图回避各种重大的历史和社会命题，致力于还原人类生活的全面性和丰富性，包括对身体的修辞性表达。在论及70后的诗歌创作时，有人就这样说道，这一代的内心依然拥有自己的“广场”，“懵懂年代的革命、政治、运动的广场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烟云，而无限膨胀的现代化进程则成为这一代人生存的一个全新的‘广场’。‘70后’一代在‘广场’上更为关注的是后工业和城市语境下个体的尴尬宿命和生存的沉重与艰辛以及巨大的荒诞感。革命的、政治的、运动的、集体性的广场尽管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那广场和纪念碑高大的阴影却难以抹掉。而更为令人尴尬的还在于在无限膨胀、无限加速度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新的后工业时代的广场正在建成。金钱和正在成为新时代广场上的旗帜或新的纪念碑。”
80后作家从一开始写作，就以绝决的方式，抛开了所有传统的写作规范。他们将青年亚文化视为自我独立和自由的法宝，以强烈的否定性写作，彰显自身的主体意识。所以，很多学者在讨论他们的青春写作时，发现他们的作品既不同于以往的校园文学。也不同于传统的青春文学，“阳光意识”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则是激烈的否定、极端的放纵和惊悚的冷酷。他们的类型化写作，从盗墓到悬疑，从耽美到架空，完全游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充满了虚拟时代的精神气质。
这些充满反叛和解构意味的创作，既体现了不同代际作家们在主体意识上的彰显和抗争，也折射了代际文化对他们的主体精神的潜在影响。不可否认，由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规约，论文导读：
每一个代际的作家们都会受到代际文化的制约，但是，当他们在面对文学发展而作出自己的承诺时，却并没有简单地沿袭前辈们的艺术思维和审美理念，也没有主动地模仿前辈们的表达策略和审美形式，而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恪守自己的审美理想。对此，白烨就曾指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与50年代出生的作家就有不同，个人化写作倾向就更为凸显，社会、历史的东西在淡化，个体、个性的东西在上升。70年代人出来后，比60年代人走得还远，包括卫慧、棉棉在内的这样一批作者，青春期基本上是在市场经济环境度过的，他们必然要把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爱情观，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因而给文学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但比较而言，‘50人’和‘60人’之间，‘60人’和‘70人’之间，虽有差异但差距还不是非常大，但到了‘80人’这一代，差异就特别的大，简直就是一条鸿沟了。”新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在个性化上走得更远，这说明新一代作家比上一代作家在精神上拥有更多的独立和自由。 这种主体意识的彰显，也是代际差别在当代文学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它并没有强化同一代际的作家在代际文化上的自我认识，而是让不同代际的作家们都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优势，也使他们充分发挥自由独立的精神空间，通过反叛、解构和重构，在超越前辈作家的写作经验之中，开拓属于自己的审美天地。
三
代际差别的存在，不仅体现了不同代际群体在主体意识上的自我觉醒与彰显，更重要的是，它还展示了青年一代奋力崛起的勇气和活力。如果没有青年一代对既定秩序的挑战和否定，代际差别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玛格丽特·米德正是在目睹了欧美1960年代的一系列青年运动之后，才由衷地感叹道：在人类历史上，两代人竟如此第一次公开地进行了痛苦的大决裂，青年一代以自身特有的膂力，促使了美国固有的传统文化进入衰落，并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后喻文化”。相对于“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而言，“后喻文化”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
但是，要使这种“后喻文化”在人类文化的代际承传中，成为一种常态性的文化模式，并非一件易事。因为在经验丰富的长辈们看来，青年一代常常是一种不成熟的代表，甚至充满了诸多反意义上的“亚文化”特征。从伯明翰学派开始，人们在讨论亚文化时，总是将之统称为“青年亚文化”。表明人类“亚文化”中的诸多特质，主要体现在青年群体之中。事实也是如此。当拥有社会地位的长辈们把持着社会的主导文化时，任何不同于主导文化的各种差异性、附属性文化，都被纳入“亚文化”的概念之下。这就像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文化的观念产物一样，它隐含了主导文化的某种正当性和合理性。也正因如此，很多学者在研究“亚文化”时，都极力回避对“亚文化”作出单一而明确的价值判断，尽管他们也一直强调，“亚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叛逆性、否定性和颠覆性的另类文化。譬如，有人就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来界定“亚文化”：“广义的亚文化概念，是指文化整体中的各种次属文化，其中既有与主文化相吻合的部分，也有与主文化不相吻合的部分，与主文化价值观相吻合的亚文化称同一亚文化，不一致的部分称不良亚文化。狭义的亚文化概念，是专就不良亚文化而言，主要强调与主文化的差异、对立、偏离的内容，主要指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从这种概念的阐述中，我们多少能够感受到，“亚文化”总是与离经叛道的“不良文化”存在着某些隐秘的关联。
我们无意于在此辨析有关“不良文化”的问题，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谱系中，即便是在主导文化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各种或隐或显的“不良文化”。而且，“良”或“不良”的价值评判，有时还带有历史的局限性。譬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封建的文化无疑是主导文化，具有无可辩驳的合理性，而新文化干将论文导读：众不同、绝对超前的思想禀赋，具备了对人类存在境遇的独特感受和发现，他才有可能去寻找新的审美表现方式，才有可能去颠覆既有的、不适合自己艺术表达的文本范式，才有可能去自觉地进行话语形式的革命，先锋文学才能获得有效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创新意识是先锋作家最关键的艺术品质。这种创新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就是创作主
们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则是属于典型的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具有强烈的“弑父”性质。所以，从动态性的历史发展来看，“青年亚文化”即使存在某些“不良”的倾向，亦属正常，否则它就成为与主导文化相一致的文化形态了。因此，我们需要立足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客观地认识“青年亚文化”。人类社会的延续，离不开生物学意义上的代际承续，也离不开文化意义上的代际更替。没有一代又一代青年群体的崛起，没有一代又一代“青年亚文化”的介入，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会变得模糊不清。就文学而言，更是如此。早在20世纪初期，当陈独秀、胡适等一群热血青年高举起“白话文”的大旗，意欲颠覆文言文、全面改造中国文学的时候，曾遭到大批旧式文人和学者的讥讽和打压，章士钊甚至讥讽白话文写作者“一味于胡氏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他断言：“作白话而欲其美，其事之难，难于登天”，毫不留情地否定了白话文的前途。然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作为“青年亚文化”代表的白话文终于取代了占据主导文化的文言文，成为新时代的主导文化。这种文化的易位，不仅体现了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也证明了“青年亚文化”的创新活力。
如果回巡1990年代出现的“个人化写作”思潮，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作为“青年亚文化”的内在活力。所谓“个人化写作思潮”，主要是以一批60后出生的作家为代表的“晚生代作家群”（或称“新生代作家群”）的创作，他们极力逃避公众经验和集体意识，专注于创作主体自身的个体经验，特别是被社会公共的道德规范与普遍的法则所拒斥、抑制的意识和无意识，强调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受，维护个体的内心真实，以个人化叙事规避大众经验的渗透。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他们更看重人物个体的生命体验，突出作品中的“私人化”色彩。也就是说，它是以一种单纯的人物自我作为叙述目标，自觉地抛弃人的某些社会群体性倾向，彰显创作主体对人物自身各种生存经验和生命感受的精细临摹。
我以为，这也体现了“青年亚文化”的内在活力。如果没有一代代具有反叛基质的“亚文化”存在，没有它们对主导文化的挑战、解构和重构，没有它们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异端式冲击，人类的文化发展不可能变得如此丰富和斑斓。同样，如果没有一代代青年作家的不断涌现，没有他们在创作实践中的顽强开拓与创新，可以说，文学的发展就会缓慢得多。不错，“亚文化”尤其是“青年亚文化”中，可能隐含了诸多自我边缘化、犬儒化甚至放纵性的亚健康因素，但是它们也拥有自身独特的生存信念、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且，这些价值观常常散布在种种主导文化之间，构成文化变异的积极成分。
从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上看，“青年亚文化”之中常常包含了某些先锋文学的精神特质。我们说，真正的先锋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先锋，它体现的是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精神追求，是一种与公众意识格格不入的灵魂探险。只有作家的精神内部具备了与众不同、绝对超前的思想禀赋，具备了对人类存在境遇的独特感受和发现，他才有可能去寻找新的审美表现方式，才有可能去颠覆既有的、不适合自己艺术表达的文本范式，才有可能去自觉地进行话语形式的革命，先锋文学才能获得有效的发展。从表面上看，创新意识是先锋作家最关键的艺术品质。这种创新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就是创作主体现代意识的确立，因为“现代性不仅仅涉及事物的客观变化。没有现代性意识便没有现代性：要意识到与过去相比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差别，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与旧时代根本不同的时代。就是说要有变化意识。人们可能会觉得这类转变多少有些强烈、有些干脆，但它却是事物长期发展的结果，它深入人心，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现代性意义上的“变化意识”，是先锋文学产生的最为直接的主体冲动。论文导读：
但是，作家的变化意识（也即创新意识）并非一种简单而盲目的求新意识，而是受制于主体精神内部反叛性的审美诉求。尽管形成这种反叛性审美诉求的因素很多，但其最为核心的缘由，还是创作主体精神内部的独立和自由。独立意味着卓尔不群、不人云亦云，是创作主体确定自身艺术信念、寻找审美发现的基础。而自由则为其艺术发现和创造提供重要的心智保障。只有这两项品质扎根于内心之中，作家的一切思想积淀和艺术积累才能顺利地转化为创新意识。而“青年亚文化”之中，恰恰隐含了这些可贵的精神特质，这也是为什么先锋作家往往都出现在青年作家群体之中的重要原因。譬如，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等等，从进入当代文坛开始，就以先锋旗手的角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社会中的“青年亚文化”始终缺乏生长的空间，无法获得自我展示的机会，那么，这个社会的主导文化也会出现僵滞，缺少应有的内在活力。有人就认为：“在我国上世纪中期，由于‘左’倾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社会同质化运动的影响，中国的亚文化在五十年代以后较长时期曾销声匿迹，致使社会文化发展缓慢，甚至畸形，更谈不上文化的创新。改革开放后，我国亚文化是遍地生根，全面兴起，精彩纷呈。不仅国内的亚文化大量涌现，国外的亚文化也引进国门。我们大胆地、批判地引进、吸收、消化、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思维方式。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不仅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化的创新。”应该说，这一判断并非没有道理。
客观公正地认识“青年亚文化”，有效激活这一文化群体内在的活力，使其发挥自身特殊的优势和创新潜能，不仅有利于代际文化的科学建构，也有利于文学艺术的不断开拓。这也是玛格丽特·米德探讨“代沟”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当一代代青年群体的诉求被纳入“亚文化”范畴之后，人们很容易忽略“后喻文化”的重要性，甚至将青年群体的某些有意义的变革性诉求，视为一种破坏和颠覆行为，并扣上“弑父”的帽子。所以米德强调，“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后喻文化，在那种文化之中过去就将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而不是强制性的历史。而为了达到这点，我们必须改变未来的取向。这里，我们可以从执着地追求乌托邦理想的年轻人身上再次获得启示。他们说：未来就是现在。这样说似乎不合情理而且过于激进，从某种要求来看，这种说法在具体细节上或许会使人疑虑不解。但是，我却认为，这种说法又一次使我们迸发出思想火花。”的确，“后喻文化”的目的，就是突出不同代际之间的平等对话，让那些学富五车的前辈们放下身段，认真听取并学习青年一代的思想观念、价值信条和思维方式，激励他们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以获得各种“思想火花”。
事实上，这也是代际差别的积极作用之一。在文学创作中，这种作用尤为突出。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实践中，如果没有50后、60后、70后和80后等不同代际的作家群所进行的一次次反叛和超越，没有他们在先锋意义上一次次顽强的开拓，我们的文学也就不可能呈现出如此丰富的景象。这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新时期文学中尽管存在着越来越突出的代际差别，特别是70后、80后作家群，常常会爆发出某些令人讶异的极端思想和审美趣味，诸如卫慧、棉棉的某些小说，木子美的《》，伊沙、尹丽川等人的“下半身写作”，韩寒的颠覆性言论，等等，但是这些叛逆式的审美表源于：论文发表网www.7ctime.com
达，并非只是“青年亚文化”中某些不良因素的宣泄，同样也隐含了化时代的某些精神特质，包括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
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世界变得纷繁复杂且变动不居，任何既往的经验和观念，都很难帮助我们应对如今的现实。在这种文化境域中，客观地认识当代作家的代际差别，充分地意识到代际差别之中所隐藏的某些积极作用，有效阻遏代际差别所引发的代际隔阂与代际冲突，不断激活不同代际写作群体的内在潜能，促使其中某些开拓精神的不断生长，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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