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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偏失互联网时代政府传播中政治修辞变化及其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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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专生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摘要】互联网传播引发了传播关系的变化。人人都是传播者,这使得每个人的表达与活动都可能成为被他人传播和修辞的对象,活动即修辞。反映在政治传播领域,一切行为和活动,包括历史的、当下的,都可能成为“被修辞”“被传播”的对象。当一切活动被符号化时,政府不得不面临“修辞”与“被修辞”的复杂情境。在此情形下,不少政务部门依然沿用旧逻辑来处理新问题,对网络时代的政治修辞变化认识不足,本文详细分析了三种偏失的表现和产生原因,即:有修辞意识,无网络意识;有网络意识,无网络空间意识;有网络意识,无网络符号意识。
【关键词】政治修辞;修辞变化;修辞偏失;网络空间意识;网络符号意识
政治修辞是政治活动领域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通过表达获得认同。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政府依据其目标,运用政治修辞,去影响公众,引导认同,这一点,无论是大众传媒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都是不变的。政治修辞作为政治传播的手段,应用于政治传播的全过程,体现为对信息资讯的隐性控制,正如媒介批判学者赫伯特·席勒曾经指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资讯流通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权力资源,幻想这种权力的控制会销声匿迹,则是不现实的。”
问题是,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传播关系,网民拥有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权利,曾经的传受关系变成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人人都是传播者,尤其是借助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甚至是视频影像信息,正所谓“有图有真相”,这使得资讯流通的媒介环境更为复杂。在此情形下,政府作为传播主体和修辞主体,反而成为“被传播”、“被修辞”的对象。因此,今天的政府信息传播,所需思考的重点不再只是单向传播的策略问题,而应是在“被传播”情境下如何传播的问题。只有认清这种变化,才有可能纠正认知偏失,进行策略调适,从而导向“寻求共识的社会心理状态”[3]。

一、政府修辞的变化:活动即修辞

互联网时代,政府固然还是传播主体,但同时也是“被传播”对象,政府的整个活动都被置于受众的传播视野中,原先由政府主导的修辞方向乃至内容相应地发生了转移。概括而言,活动成为修辞,这从以下两方面可见一斑:
其一,政府所有的政务活动乃至个体行为,都变成了传统受众即公众的传播内容。以往媒体更多报道的是政务活动结果,而现在在场网民的在线介入,使得政务活动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传播内容,这无疑打破了政府独家报道权和解释权,也为公众提供了更丰富的解读视角和事件内幕,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言行和活动成为被网民观察、选择和传播的对象。
其二,政府借助各种媒体所进行的宣传活动,即传媒的传播活动,也被变成了公众的报道内容。由于中国特有的传媒体制决定了中国媒体“不是外在于国家的权力系统,而是其中的构成部分,执行政治的指令”[4],因此,报道传媒活动其实也是在反映政府行为。
当政府活动的所有一切,从过程细节到态度方式,从进展结果到个体表现,被纳入传播后,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被渲染、被关注,成为符号,指涉行为。也就是说,政府活动的工具和结果都可能被符号化,例如,贫困小镇的政府大楼、豪华车辆、官员手中的天价烟等,被网民用手机记录和捕捉后,以图像方式直接冲击更广泛的网民。而这些符号会跃出具体的人和物,直接指涉政府形象。从这一角度来说,政府的全部活动都变成了修辞,活动即修辞。
当一切活动被符号化,政府便不得不面对“修辞”与“被修辞”的复杂情境。一方面政府是基于其“政治合法性”①的政治传播活动的修辞主体,以受众为修辞对象;另一方面是被受众反向施加修辞活动的对象。由于作为受众(网民)和政府(部门)并非完全利益相同甚至可能是诉求相反的两个主体,受众会从自身目标出发进行修辞活动,比如,各种版本戏谑高铁体“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铁道部广受质疑,新闻发布失效。
从理论上说,媒体有满足受众需求的责任。所谓满足,自不待多言,但是,媒体的社会责任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它基于人们对更好的人类社会的向往。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公民新闻、个体视频,提供了新闻的另一种方式、另一种选择。从信息传播的技术层面来说,正是因为受众借用DV、手机参与信息分享、新闻制作中,才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呈现出不同形态。在技术层面,公众未受到任何专业论文导读:下一页
训练和约束,凭着兴趣本能和社会意识经验,选择、制作、上传觉得有意义、有趣味、有价值的内容,吸引一部分群体关注,这就构成了自媒体传播,这种自媒体传播是“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也可能在最大限度上反映参与传播的普通群体的兴趣、爱好,因而是“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途径”[5],因此,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动中,新媒体反哺传统媒体,影响传统媒体的表达。
有研究者将互联网修辞情境的复杂性描述为:修辞主体去中心化;修辞行为互动化;修辞内容多元化;修辞意象群体极化[6]。在这样复杂的情境中,政府的修辞成效极易遭遇受众修辞的多方冲击。
在更为具体的修辞技术层面,“带入”问题也变得同样复杂。政府试图通过信息垄断和情境营造把受众“带入”所设定的意义框架中;而网络受众则以开放的话语姿态把更多受众“带入”更多元的意见市场中。
在大众传播时代,政府“带入”的基本传播逻辑是:更多地考虑把自己想传递的内容传播给受众,从而促进认同。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称之为“群体诱导法”[7]。这也是政府利用媒介实施的隐性控制。总体来说,利用媒介的隐性控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政治系统强力控制大众传媒,通过垄断或封锁不利于政治稳定或良好形象塑造的信息,或者有选择、讲时机地发布经过筛选的信息,制造统一的舆论。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通过精心安排能够制造同意”[8],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则进一步说明,政府和媒体通过“精心培养民众心中‘必要的幻想’和情绪上十分有效的过分简单化”进行有效的思想控制,因为简洁让人们没有时间思考,无法使用充分的论据[9]13。二是作用于情感,竭力设置认同情境,诸如,寻找与受众的一致性、讲述个人故事、还原日常生活等。这种情境设置在电视时代达到了顶峰,电视的“可靠性幻觉”让人们认为屏幕上出现的就是现实[7]362。政治修辞者通过调动观众心理感知和生理感觉,借助符号性元素,如热烈的气氛、快乐的人群、神圣的纪念碑、肃穆的仪式,乃至竞选现场相亲相爱的家人,令观众感同身受。但是,大众传媒的技术条件和传播,无论再如何营造“身临其境”,一切情境的展开只是在媒介空间中,观众只是其中的旁观者。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媒体在视角和风格方面有明显变化,越来越多地注意和采用日常化的叙事方式,不仅增设了生活频道,而且将日常化叙事方式融入一些社会传真和新闻传播中。但是,因为我们已处于一个与大众传播不同的时代,观众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传播的主体。即使主流媒体努力改变传播视角与风格,政府依然无法仅仅只依靠单方面的触及感官、诉诸心理、激发情绪等方式来促进或维系社会认同,如果把政府对信息的控制视为一种权力,借用塞缪尔·亨廷顿的话来说:“只有处在黑暗中,权力才能保持强大;一旦暴露在阳光下,权力便将开始蒸发。”[9]13传播主体化把政府活动和具体事件置于阳光下,“统一思想”不再轻而易举,网络涌动着比现实更为活跃、更为敏感的民意,而且互联网时代修辞情境已超越媒介空间,与现实生活相融合,建构起线上线下的全情境修辞,政府无时无刻不受到民意的逼迫。
以“7·23”甬温线特大动车事故处理为例,铁道部虽然抢险救援和恢复生产同步,但是,事故发生初期,政府沿用惯性信息管控方式,发布迟缓、不透明、不公开,招致社会不满,负面情绪扩散。相反,网络几乎同步跟进事故处理的每时每刻,紧紧盯着铁道部及其代言人的一言一行,掩埋车头、停止救援等失当行为均在第一时间被网友披露,新闻发言人出言不慎,被网民冠以“雷击论”“奇迹论”“高铁体”,直接指涉低效、无能、冷漠等负面意义。
今天,我国政府和主流媒体显然都已清醒地意识到,“不同于以往,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今天的回应面临着信息爆炸的挑战”“‘回应’正由选答题变为必答题,‘互动’也成为衡量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论文导读:从修辞学角度来探讨,修辞是基于环境的功能性互动,所有环境都会给个体行动施加限制因素。92当客体成为传播主体时,政府无法改变政治客体的传播行为,但是仍可以努力通过合理修辞来“回应”客体的阐释。当然,合理的修辞、有效的回应,其前提是厘清偏失。

二、政府修辞的偏失:新媒体旧逻辑以往的长期实践显示,政府部门

10],隐瞒、回避、选择性应对已然不合时宜。
随之而来的疑问是:近年来历经重大突发事件的考验和反思,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在是否该“回应”又如何“回应”的问题上,已有不少经验和教训,然而,每每遇到具体个案,似乎又进进退退,犹豫盘旋。问题出在哪里?
从修辞学角度来探讨,修辞是基于环境的功能性互动,所有环境都会给个体行动施加限制因素。92当客体成为传播主体时,政府无法改变政治客体的传播行为,但是仍可以努力通过合理修辞来“回应”客体的阐释。当然,合理的修辞、有效的回应,其前提是厘清偏失。

二、政府修辞的偏失:新媒体旧逻辑

以往的长期实践显示,政府部门作为政治活动的主导方,一直有很明确的修辞意识。且不论具体技巧运用得如何,利用主流媒体做好宣传工作历来是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政府信息也越来越公开透明,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制度、网络舆情监测、网络问政、政务微博,在政务活动中纷纷亮相,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以身示范,与网友互动,塑造亲民形象。各地方政府部门也越来越熟悉借助互联网扩大影响力的基本路数。
以政务微博为例,截至2012年9月30日,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和官员微博已达50947家,其中,厅局级以上官员微博有331个(含省部级以上官员微博30个),全面覆盖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相比之下,2010年10月全国政务微博总数仅为552个。政务微博的机构“标配”化、发展集群化已成明显趋势。[11]微博成为各级政府宣传甚至危机应对的重要平台,这表明了政务机关的服务意识正在改变,希冀通过微博来展示亲民作风和服务姿态。然而必须正视的问题是,许多政务微博流于形式,成为“网络留言板”“自我展示台”。“自动回复”使政务微博被蒙上了机会主义应对的嫌疑,也丧失了公众的信任,类似情形并不鲜见。
一般而言,遭遇重大危机、群体事件或重大突发事件,网络内外能够强力汇聚舆论,政府上下也能高度重视,迅速纠偏。重大事件的推动的确可以是强心剂,不过,浸润日常工作的思维习惯,才是肌体活力能否得以维系的根本。观察现实案例,目前我们在政治修辞上大致有如下三种明显偏失:

(一)有修辞意识,无网络意识

时至今日研究生论文www.7ctime.com
,政务部门已经很少有人不知道互联网为何物、其威力有多大,但是,知道互联网的存在和真正建立互联网意识是两码事,二者并不是等同的。政府在开展政务活动时,由忽视网络、忽视网民所引发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表明,在树立网络意识上,我们尚有许多盲区。
首先,把网络应用当作政府“与时俱进”的形象点缀,视同单向传播的宣传载体。前者有空壳政府微博,后者有“会理三杰”悬浮照为代表。四川会理县政府网页上登出三位县领导视察工作照,负责宣传的同志考虑到“光线不好,想处理得漂亮些”,于是,通过简单的PS技术,三位县领导被“悬浮”在光线好的公路上。②结果被网民发现后,“悬浮一代”、悬浮侏罗纪版、悬浮世界各地版等纷纷出台,在群体狂欢中,会理县政府被质疑为“作秀”,政府诚信受损。习惯于单向宣传模式,很多政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甚至是大众传媒,潜意识中把所有媒体都当作了单向宣传的媒介和主体。
其次,意识到网络的海量信息和海量网民,却忽视了互联网更重要的传播特质:低成本、去中心化、快速散播、汇聚群体智慧等,随着互联网的深化和扩展,这些特质决定了实际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一项对“7·23”事故危机修辞的运用研究发现:铁道部忽略了微博的作用,在第一时间未能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没有调动科学力量补充解释,失去利用专业智慧的无限信息空间。[6]相比之下,2010年5月美国墨西哥湾爆发历史上最严重的石油泄漏危机,无论是相关政府部门网站如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还是美国各大媒体,都纷纷汇聚专业人才智慧,为用户提供了大量解读性动画视频服务,从浮油如何逐步推移到钻机如何工作,理性评估石油泄漏及爆炸危机。这些视频被嵌入博客、网站,被公众纷纷转发引用,为“消解无知导致的社会恐慌”提供了服务。[12]

(二)有网络意识,无网络空间意识

出于历史和现实诸多原因,互联网相对宽松的自由使中国的网络空间成为新闻的空间,也是民意涌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至少活跃着130万个论坛、50万个独立域名论坛网站、2.95亿个博客空间、近2.5亿微博用户,“发展互联网成为中国论文导读:象征、扩散象征。无所不在的影像记录以及网络视频文本化,更是纵向深化和横向扩展了网络事件的象征性、符号化。影像是有力的象征符号,当它们与特定的社会情绪、思潮相呼应,便可产生极强的“带入”作用。如今,活跃便捷的手机“随手拍”把政府所有活动变成了图像、变成了符号,直接冲击着网民,同时,原先并不引人注目的细
的民族意志和国家战略”[13]。当然,网络也是“充斥各种各样矛盾的不协调影像”的公共空间,[14]是各种势力匿名角逐的现实政治的博弈空间。 随着互联网的发育、成熟,网络空间具有了新的特质:它不再是傲然独立的虚拟世界,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之间的边界正在消失,它们相互重叠、交织、互动,随时发生转换,现实活动会被即时传递到网络,而网络活动又汇聚起巨大能量,反作用于现实。
本文在此强调网络空间意识,旨在说明网络与现实共构我们的生活,也共构了修辞情境。所有人都无法逃避与它的关联,即使你不触“网”,你也可能被“网”罗其中。现实空间的任何微活动(不特殊的日常行为)、微细节(不经意的习惯动作)、微表情(下意识的瞬间表情),都可能在当事人尚未察觉的情形下,被无所不在的摄像镜头“瞄准”,被发送到网络上,见微知著,终致哗然。
被网友戏称为“表哥”的陕西省原安监局局长,因为一个场合不对的微笑,被网民接力般地搜索出腐败证据,终致国家纪检部门查处。这位安监局原局长其实很有网络“修辞”意识,他在第一时间与网民微博互动,解释名表来源,其主动的沟通姿态赢得了部分网民的谅解,然而,当海量存储的网络空间与现实生活相互交织时,生活中曾经被捕捉、被记录的真实细节成为网络中永存的证据。据媒体报道,通过比对各种公开工作照,网友发现这位局长先后佩戴多块名表,远远超出其应有工资水准。由此可见,网络将活动空间的公共性质体现得更为明显。
网络空间显示了对现实行为超强的检索、汇聚、整合和解读能力,它与现实的融通也在倒逼社会行为的警醒自律,一根天价烟、一块豪华表,从日常生活移入网络,从网络撕开现实掩盖的真相。在此,并不是说,政府公务人员要应对新媒体而有意“修辞”,相反,有清醒的网络空间意识,恰恰提醒人们网络的社会监督意义,从而促进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自律。没有真实的自律,任何“修辞”都是徒然。

(三)有网络意识,无网络符号意识

美国学者将网络政治说服的常用策略分为四种,即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和责任政治,其中,象征政治策略是指网络活动者善于利用某些象征性事件或会议,对特定事实细节加以渲染,以引起公众对问题的关注。[15]当网络事件与每个人的利益相关时,网络群议能够快速激发共鸣,凝聚象征、扩散象征。[16]
无所不在的影像记录以及网络视频文本化,更是纵向深化和横向扩展了网络事件的象征性、符号化。影像是有力的象征符号,当它们与特定的社会情绪、思潮相呼应,便可产生极强的“带入”作用。
如今,活跃便捷的手机“随手拍”把政府所有活动变成了图像、变成了符号,直接冲击着网民,同时,原先并不引人注目的细节也因网民的众议而被放大凸显,被赋予隐喻色彩。例如,身着红衣的女性工作人员冒雨用伞筑起一道“伞廊”为代表遮雨、红领巾为基层讲话官员打伞、县委书记视察工作被打伞……这些打伞照出自报道,本意或许是表彰服务意识,但是,在网民的热转中,图像释放的却是“权力的傲慢”。此时,宣传照不再被视为一则报道,而是一种符号。符号的意义已经溢出符号的原初内容,指向政府权力。有网民评论:“这看似小事,却折射出其‘官本位’观念的根深蒂固,权力下的摆谱。”[17]还有更多类似的符号,比如,领导居中的会议照、众人簇拥领导基层视察照……这些已然成为新闻报道所配发的标准图片,从到地方,从报纸到网站,几乎所有公务活动中都能看到类似身影。尽管每一幅图像都是具体工作、具体个人、具体情景、具体事务的写照,但是当它们以空洞无物的方式出现时,在社会转型矛盾加剧的背景下,这种对权力优越感下意识的强调,不仅仅与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亲民作风背道而驰,更危险的是可能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其实,当这些图片在网络上被截取、被引用、被转发,甚至被网民将它们与国外领导人亲力论文导读:、自由、匿名塑造了越来越强的公民意识,这几乎颠覆了大众传播模式。虽然在总体上,传统主流媒体与政府同构,基本上严格执行政府决定,但是媒体记者可能以个人匿名方式借助网络发布消息,“口径一致”出现了裂口;新的媒体机构出于资本求安全的自保考虑,协同自审,加强了自我审核,中国较大规模的互联网站都有自己的审核团队,24小时
亲为、形象普通如百姓一样的工作场景照并置在一起时,网民不用发言,批评的态度已在其中。
李普曼强调符号象征意义在建构社会共识中的作用,他指出:“这一象征本身不具有任何特定之物,但它几乎可以同所有事物联系在一起,成为共同情感的共同纽带……谁抓住了这些能够将目前的公共情感包容起来的象征,谁就控制了设定公共摘自:本科毕业论文评语www.7ctime.com
政策的大多数机会。”鲍德里亚也认为,大众消费符号的实质之一是寻求社会认同,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参与的结构,无疑为催生集体认同提供了最佳平台,同时,数字技术也赋予符号消费以新的能量。
三种修辞偏失的共同之处在于:新媒体环境下沿用旧逻辑。大众传媒时代自上而下的宣传在经年累月中内化为很多人头脑中简单而强大的思维逻辑,又外化于自然且固化的工作惯性。
这种强烈的惯性还体现在政府各部门对待信息传播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事件发生时,不少宣传部门通常的第一反应是信息管控,诸如不准报道、、全网关键词禁搜、封杀等。近些年,尽管各层次政务部门几乎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但是在各种事件爆发时,上述做法并没有减少。问题是互联网的整个传播形态与结构发生了变化,议程设置权分流,互联网的开放、自由、匿名塑造了越来越强的公民意识,这几乎颠覆了大众传播模式。虽然在总体上,传统主流媒体与政府同构,基本上严格执行政府决定,但是媒体记者可能以个人匿名方式借助网络发布消息,“口径一致”出现了裂口;新的媒体机构出于资本求安全的自保考虑,协同自审,加强了自我审核,中国较大规模的互联网站都有自己的审核团队,24小时工作,人工审核和技术过滤相结合,但也无法绝对实施网络控制,而审核团队也时时打“擦边球”。反过来,在事件信息被“管控”的过程中,政府所有活动包括处理事件的方式、所发出的每一个指令也可能被记录、被呈现,成为符号。
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立即下达内部指令,要求“温州动车事故从现在起以‘大灾面前有大爱’为主题报道,不质疑、不展开、不联想,个人微博也不要转发,节目中可提供相应服务信息,音乐注意氛围”。下达这个指令的动机可以理解,反应不可谓不快。然而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下午5点47分27秒,这个指令就在微博上以手机短信图片的方式被公开。数字视频或图像处理固然让“重构”变得轻而易举,“眼见”也未必“为实”,所幸互联网的群体智慧往往也具有强大的揭露或纠偏功能。统一宣传口径的方式是新闻主管部门的工作惯例,在信息源可以被管控的情况下,这样的方式迅捷有效,然而在新媒体时代,如果依然沿用旧的思维套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不利于疏导情绪,甚至形成抵触性格局,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并延伸到现实空间。 源于:论文格式排版www.7cti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