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对位《日夜书》中历史对位法不足学术

论文导读：
与其将《日夜书》定位为“知青文学”，倒不如说这是一部以时间为主题的小说。《日夜书》开篇第一句就在提示我们，时间的变迁所具有的历史含义才是作者发力的关节点，“多年以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正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开篇中那个著名段落一样，韩少功在开篇中所瞄准的时间维度，过去—当下，也构成了其小说叙事的核心。因此“知青”的视角，白马湖茶场的生存经验，姚大甲、小安子、马涛、郭又军等情节人物，固然与作者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但是将其放置在小说中，所能充当的只是一种“认识性装置”，借以窥探历史的情境，这与“十七年”或“”与当下并置的叙事结构，并无不什么不同。所以，当我们把注意力专注于“知青”经验上，就等于错失了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历史对位法问题。
我们的文学批评观念中，有着很强的历史情结，但对历史的含义却模糊不清。历史对位法这个概念的使用，就是要避免历史情结的干扰，而直面真正的历史逻辑。这一概念，是荷尔德林的诗歌模型中一个诗歌法则①，它是诗人向现实的艰深难解和未来的幽暗晦涩讨价还价的必要尺度。所谓的“对位法”一词，原是对音乐技法的一种描述，也就是将几个旋律编织成一个整体的技法，荷尔德林诗歌中的“历史对位法”，在于借助真正的历史逻辑，从而发明过去和未来的“神学”维度，通过这样一个维度，将历史编织成一个整体。在韩少功的这部小说当中，因其叙事的结构和限度，其历史对位法预先认领了这样几个命题：
一、“我们能意识到某件事物成为问题，就在于某件一早交付于我们的事物现在——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无可避免地逼迫我们表明态度。由此现实性就指向了一段先前史，一段我们在当下还必须追究，其解决还有待未来的先前史。”②对于韩少功这样的作家而言，这里顺便插一句，韩少功是当代作家当中少数获得当代诗人认可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保持的思想强度、其叙述语言的所带有的历史性症候，是韩少功获得普遍赞誉的主要原因，那么在其写作已经开始进入晚期阶段时，所发表的这部酝酿多年的作品，必定是一部寄托之作。正如弗兰克的这个观点所提示给我们的，韩少功的这部小说绝非是怀旧之作，小说所设置的几十年的时间跨度，意在表明知青经验是作为问题进入虚构叙事的，由此而来的两段时间：“知青时间”，也就是在白马湖茶场的生活时间，和“改革开放时间”的鲜明对照，就像这部小说的标题，日与夜的对照，以症候的方式回答了我们所生活的当代的含义，其中最紧要的意义在于，所谓的当代不过是历史的预设，不过是一早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物的偶然结果。
所以两段时间的对接，所彰显的现实意义，其实比作者所理解的还要重大，也在逼迫我们追认自己所处身的历史位置。我们来看小说中的一个例子，在郭又军的追悼会上，小说的主要叙述者陶小布遇到了参加追悼的一群人，他们仍是当年的那群人，但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他们不再是那样一群人，当一个人举起右拳说“消灭法西斯！”，其他人举起右拳回应“自由属于人民”，今天的他们在牌桌上争议女明星的嘴巴大小，争议彩票的号码或是当年的旧事，作者紧接着给出的论断是：“是不是很无聊？当然他们似乎只有这些事好谈。他们如果不翻找出磨牙口的话头，制造各种恼怒或开心的争议，严肃或无聊的争端，又如何把一天天的日子填满。”③无聊、虚无或困顿，的确是我们今天的精神症候，小说所描写的知青的下一代的故事，马笑月的，丹丹的叛逆，无一不裹挟在这样的症候里，小说中唯一没有变的人物是当年的茶场的场长吴天保，他在情急的时候仍会大喊“万岁学位论文www.7ctime.com
”，但他的人以及言行已经是不合时宜了。由此而言，两段时间的对接，归根究底是强行进入历史，其中的问题意识是当下的，它无可避免地要回溯那段我们在当下必须追究的先前史。
二、第二个命题是由第一个衍生而来的，在这个命题里，我们要追究这样一条内嵌于“”之后的当代文学写作的线索，简单来说是，开端于“”后的文学写作，预先认领了一个思想的命题，即将被阶级斗争所绑架的“个人”，从毛主义的话语中解救出来，以西方现代话语为思想资源，重构生活世界的主体。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都以各自的诗歌形式认领了这一命题，在思想领域，则有李泽厚的主体哲学、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和张志扬对“论文导读：郭又军，另一个标本性人物，他的人生是那种“随大流”的轨迹，人生的走向取决于环境的安排和运气，当年知识青年下乡，他做了知青，因为出
本体同一”的形而上学的解构。以李泽厚的主体哲学为例，其哲学所确认的主体与20世纪50—70年代所设计和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主体已经完全不同，5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改造世界”的构想所包含对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的改造，在李泽厚这里变成了人对自然的改造和自然对人的塑造，而在这种“改造”当中具体的人，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等，变成了抽象的、普遍意义上的个人，与此同时，李泽厚将人类的历史解读为实践、劳动、工作的历史，而取消了历史的差异和变动的关系史。正是这样一个被解救出来的“个人”在90年代平稳着陆，他和世界构成了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所经验、所、所希望、所记忆、幻想和耳闻目睹的一切就是世界，在这种关系里，人最大，人首先是的，其次才是其他。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规定了“四大”，“地、天、人、神”，单纯偏执于一端，以一端来统治其他，结果就是这一端的破产。今天，所盛行的虚无主义，已经向我们告知，“个人”的破产，而所谓的虚无主义其本质就是个人主义。按照张志扬的说法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是“社会本位归于‘个人’，社会又极端‘技术化’。二者的关系必然进入‘技术手段-目的的互为对象化’，意即‘技术满足、推动技术’。其实，‘技术’除了手段的功能意义，也包含功利计算的目的意义，因而归根结底‘技术主宰个人’——彻底地‘宇宙论物义论’了”④。
《日夜书》中的几条主要人物线索，马涛的线索以及郭又军、陶小布的线索，其实都是在这样的逻辑上展开的。如此说来，马涛这个人物，几乎是我们今天去了解这段历史的标本性人物，这个当年的革命青年，乐于扮演青年导师角色的思想狂人，自以为对革命形势了如指掌的战略理论家，喜欢自我神秘化、夸张、耸人听闻，有一点病态的幻想症，他在“”中对国内革命形势的分析，今天看来令人哑然失笑，“湖北的情况很好，四川的情况也不错，广东方面已有朋友打入革委会，上海那边则有朋友进入了新闻界和哲学界，更重要的是，47军看来很有希望……总之，到处都在星火燎原，攻陷巴士底狱的伟大日子就在前面。”⑤最终，马涛为他的幻想症付出了代价，在监狱中度过了六七年，后以民间思想家的身份跑到国外，为迎合国外对中国民间思想家的期待和想象，马涛试图让自己扮演一个反对革命的角色，他试图让人知道自己当年曾秘密建党，筹备武装起义，并为此领受十年的牢狱之灾，他曾早于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并一直倡导与法制，但其实这些并没有让他在国外获得成功。他又另起炉灶，开始推销自己的“新人文”主义，在马涛看来这是应对世界全球化的理论，这是能够使南非吸毒者比率下降六成的思想。从幻想症的角度看，马涛确实没变，但从他的人生轨迹来看，他距离当年的自己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郭又军，另一个标本性人物，他的人生是那种“随大流”的轨迹，人生的走向取决于环境的安排和运气，当年知识青年下乡，他做了知青，因为出身好仅一年就被招工去了县城，常被外贸公司派遣押运猪肉去香港，令人羡慕。1977年恢复高考，他没能考上大学，心安理得在工厂做采购员，也风光过一阵。后来国营工厂破产，郭又军被迫下岗，自谋生计，曾在路边摆过水果摊，拉过货，做过装修，收过医疗垃圾，还在一家罐头厂破过鱼，都没赚到什么钱，也曾为了生计去求人扇自己的耳光，摆水果摊的日子，遇到了的暴力执法，他也只能认命。他后来得了肝癌，因无法承受高昂的医药费，而跳楼。这个人也曾想去争取和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像他想照顾好和教育好自己的女儿一样，而他对自己所处身的社会从未有过什么认识，他盲目而乐于认命，终究一事无成。陶小布的人生轨迹，从当年的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到省环保厅的技术性官僚，他把这段历史里的关节点都经历过了一遍，但事实上，他无力改变这里面发生的一切，在与另外一位腐败官员的较量中，他输得灰头土脸，而这一结果也导致了马笑月的。
另外几条人物线索，小安子、论文导读：
姚大甲、贺亦民、马楠，与这三条主要线索相比，并无不同，细节的差异而已。那么在这个命题的逻辑上看，《日夜书》表面上看是在写知青一代的群像，写他们的精神史，其实《日夜书》讲述的是另外一个故事：“被打败的一代人”的故事，这代人遇到了历史大变动的时期，他们被这样的历史潮流裹挟，他们抗争也顺势谋求自身，无奈也安于天命，在“理性的狡黠”诡计下，他源于：大学生毕业论文范文www.7ctime.com
们更像是历史的“玩偶”，历史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调节、操纵，让你从一个热血而的革命青年变成茫然而心焦的化个人。《日夜书》中的历史对位法，在这一命题之下也获得了其最充实的含义。
三、第三个命题有关“虚构叙事中的时间塑形”。我们可以看到，《日夜书》的叙事推进过程中，有大段的议论夹杂其中，而其结构的分割则正是仰仗这些议论的章节，以完成“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按照保尔·利科的说法，虚构叙事由三个阶段合力完成，第一个阶段叫做预塑形，“就是说叙述者对有意义的行动的语义结构、象征系统和时间性预先有所了解，并把实际了解的情况作为创作、叙述活动的资源。”第二阶段叫做塑形，“它以情节去综合思想和人物，把一些零星的事件整合成有意义的故事，吸引读者以全新的方式去发现另一种可能世界的真想。”第三个阶段叫做再塑形，“文本只在它与受众相互作用时才成其为作品。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品展开对话，积极主动地参与构筑情节的活动，文本世界与读者世界发生了交叉。”⑥所以所谓的时间塑形，并不是单纯地往事重现意义上的雕刻时光，而是最终要重新发明一种时间，以进入流变不息的当下。
《日夜书》中的第十一章“泄点与醉点”，第二十五章“准精神病”，第四十三章“器官与身体”，都是观念先行的议论章节，正如韩少功自己所说：“在这里，我并不是要用思考代替叙事，只是说思考的介入如果有利于释放叙事、保护叙事、推动叙事，那么介入就是合理的，是小说作者的职业维权。”⑦的确，这些议论在帮助叙事获得更具体的含义，比如第十一章，对性问题的讨论，作者意在表明，性行为背后都隐藏文化和历史的元素，其中一节讲述，一对夫妇结婚多年都不见怀孕，到医院检查才知道两人根本没有发生性行为，原因是两人都认为性行为是见不得人的事。这种观念先行的叙事，在处理历史经验的时候，所使用的时间塑形方式，在于构建历史镜像，这意味着以当下的观念去重新观看历史，并赋予历史以新的含义，这种新的含义也在帮助我们重新审视当下，而使得历史经验变成一个“认识性的装置”，而不是单纯怀旧的一个“旧址”或是过度浪漫化的一个想象。《日夜书》在整个叙事基调上完全不同于早期带有抒情取向的知青小说，比如《我那遥远的清平湾》《本次列车终点站》或是《大林莽》等，就在于韩少功为历史重新发明了一种知性的时间。
构建历史镜像，也是韩少功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他的代表作《归去来》《蓝盖子》《第四十三页》等，都是以这种方式来支撑起整部作品的，在“求真意志”的激励之下，记忆和历史的经验以最真实的面目现身，即使这种面目是寓言的或是荒诞的，但它坚守了真正的历史逻辑。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整部《日夜书》就是以知青故事本身所具有的“语义结构”“象征系统”所构建出的一个大的历史镜像，在记忆和现实的交叉地带，这个历史镜像被压进当下深层的结构与复杂的关联之中。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日夜书》的真正意图在于对话，与知青记忆、知青文学，与当下的价值观念，与未来的历史书写，也与作者自己的命运对话。
在三个命题之下，《日夜书》中的历史对位法起到了构架整部作品的功能，也为其“再塑形”提供了种种可能。最后要谈论的一个问题是，韩少功的历史对位法背后的文学观念问题。这部小说发表之后，韩少功接受了人民网的记者访问，这篇以《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为标题发表的访谈，其实提供了理解这部作品最好的通道，其中也谈到了这部小说所依仗的文学观念，“作家有不同的视角，有的像胸透，有的像B超，有的像CT，但不管从哪里切入，都是把文学当人学，力求对人性‘黑箱’有新的揭示，刷新人类自我感知的纪录。如果我们写到爱，写到死，写到地域或民族的文化，那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要说‘根性’，这可能就是最大的根性了。如果没有刷新，没有这种问题意识，那么‘文化’就可能变成民情风俗三日游，‘人性’就可能变成男女的白日梦，‘批判’就可能变成怨天尤人的抹论文导读：演变成期待，保存演变成希冀。”⑩生病的孩子被锁在视线里舌头硬的像牛角他坐着，背对一幅麦田风景画下巴的绷带使人想起裹着的尸体眼镜厚得像潜水镜。事物没有答案凶猛就像黑暗里响起的电话但画面风光怡人，尽管麦穗是金色的风暴蓝天浮云。金色波浪里几件白色衬衣在航行：收割者—
鼻涕，‘存在’、‘此在’什么的，听起来很吓人，但也许只是一堆云山雾罩的哲学哈欠，仍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是精装版的倒退。总的来说，好作家应该有点侦探的劲儿，能够在人的性格、情感、思想、潜意识等方面去伪存真，去浅得深，把人学这个大案要案一层层破下去。这就是文学最可贵的功能。对于我来说，即便力不能及，但心向往之。”⑧，这段表述酣畅淋漓，既精准又生动，但颇值得商榷。从诗歌的角度看，“文学是人学”的说法几乎是不成立的，当然，我们所写的一切都与人、人性有关，但决定性的力量在于人与世界的关联，那么相对“文学是人学”的观念，诗歌会说“诗歌是神学”。 以特朗斯特罗姆一首名为《劫后》⑨的诗歌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这首诗中试图引人注意那个已经打开的“神学”时间：一个生病的孩子，被困在当下的黑暗里，他静物一般地忍受与凶猛事物的对视，诗歌在这时让画面的时间自行打开，让麦穗点燃，为的是解救这个当下的时间，所以这里的“神学”也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简单地说，是在当下的历史中寻求解救的运思，或者荷尔德林所说的“神话的理性化”，伽达默尔对此的解释是：“这就是诗人的使命：他是这个时代的领唱者。他唱出未来将要出现的东西。记忆演变成期待，保存演变成希冀。”⑩
生病的孩子
被锁在视线里
舌头硬的像牛角
他坐着，背对一幅麦田风景画
下巴的绷带使人想起裹着的尸体
眼镜厚得像潜水镜。事物没有答案
凶猛就像黑暗里响起的电话
但画面风光怡人，尽管
麦穗是金色的风暴
蓝天浮云。金色波浪里
几件白色衬衣在航行：收割者——他们没有影子
田野远处站着一个人，似乎在看这里
宽大的帽子遮住了他的脸
他打量屋里的这个黑影，也许为了帮忙
画面在病人和走神者背后悄悄打开
跳闪，敲击。麦穗已点燃，为唤醒他！
这第二个人——麦田里的——给了一个手势
他已走近
无人看见
那么，与荷尔德林的历史对位法相比，韩少功的历史对位法，也因而缺少了一个“神学”的维度，或许这种声调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可能过于高亢，原因就在于它几乎无法实现，它要价太高，我们现实和价值的全面破产，注定我们无法支付这高额的索取，而以这样的观念来衡量今天的文学，无疑也会被认定是在敲诈勒索。
【注释】
①关于这一问题，可以参考伽达默尔的文章《荷尔德林与未来》、《荷尔德林与古希腊》，见《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②弗兰克：《浪漫派的将来之神》，李双志译，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⑤韩少功：《日夜书》，29

1、8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④张志扬：《检讨三代学人学术积累传承的前提》，见豆瓣网站张志扬小站http：///group/topic/22854261/。
⑥此为保尔·利科在《时间与叙事源于：论文格式范例www.7ctime.com
》第一卷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发挥，文中所引用的观点为利科的翻译者王文融的总结，参见《虚构叙事中的时间塑形》导言的译者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⑦韩少功：《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329/c87423-2095873

7.html。

⑧韩少功：《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0329/c87423-2095873

7.html。

⑨《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李笠译，50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
⑩伽达默尔：《荷尔德林与未来》，见《美学与诗学：诠释学的实施》，吴建广译，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张伟栋，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论文导读：上一页1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