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与北魏佛教文化进展研究期刊

论文导读：为45个，佛像约5万1千尊，反映出公元5～6世纪我国精湛的佛教石窟艺术，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5月8日，云冈石窟正式被批准为国家AAAA旅游景区。佛教在公元前五、六世纪起源于印度，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大为流行，佛教中的很多教义与玄学较
【摘 要】 文章认为，佛教与中国文化及政治互为影响，南北朝时期战事不断，北魏的统治阶级对佛教的信仰及利用，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文成帝复法直接促使云冈石窟的开凿。通过对云冈石窟开凿早、中、晚期的佛像雕塑艺术风格演变分析，认为云冈石窟不仅反映出中国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和高度智慧，更鲜明地体现出佛教东传过程中，北魏前期的政治及社会面貌。
【关键词】 云冈石窟；北魏；佛教；造像；文化
一、前言
被誉称“三大石窟”之首的云冈石窟，堪称世界级的石刻艺术宝库，该石窟历史悠久，始建于公元 460 年，距今已有 1500 多年，由当时的佛教高僧昙曜奉旨组织人员开凿。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以西约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长度绵延约一公里，内容极为丰富，气势恢宏震撼，现存的主要洞窟为45个，佛像约5 万1千尊，反映出公元 5～6 世纪我国精湛的佛教石窟艺术，于1961 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01 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 年5月 8 日，云冈石窟正式被批准为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佛教在公元前五、六世纪起源于印度，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大为流行，佛教中的很多教义与玄学较为符合，使其不仅得以生存与发展，且成为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麻醉剂，受到北魏时期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成为安定社会安抚民心的重要力量，在此特殊背景下佛教于南北朝时期进入辉煌期，开凿云冈石窟也就成为当时佛教兴盛的见证，云冈石窟生动而详实地记录了印度和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过渡与发展的历史轨迹，真实反映了佛像雕塑艺术在中国逐渐世俗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云冈石窟其丰富多彩的佛教艺术造像艺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所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二、北魏时期佛教文化的发展概况

人类发展进程中，宗教当初被视为社会文化形态的神圣之源，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并乘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之机，在中国与本土文化相融合，从而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艺术的发展。公元386年，鲜卑族首领拓拔珪于战乱中取胜，立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早期的鲜卑族并不信仰佛教，而在拓跋珪创建北魏政权，开始接触到中原地区的佛教后，才逐渐信仰佛教。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兴起与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紧密相关，一方面，自东汉之后，社会动荡严重，已历数百年，战乱时期的百姓民不聊生，试图通过宗教以寻求心理的平衡与安慰，将希望寄托于冥冥之中的“来世”，这就提供了佛教在北魏传播与发展的土壤；另一方面，作为救世的政治工具，佛教富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如魏道武帝在致弟子的信函中说到：“愿助威谋，克宁芜服”，大意为：让我借助佛教力量降服其他政敌，从某种程度上说，佛教已成为北魏统治阶级克敌制胜的武器。道武、明元二帝在位时对佛教极为推崇，太武帝拓跋焘早年也信佛，后期受寇谦之影响转信道教，特别是由于在寺庙中发现叛军武器，于是在真君七年（446年）诏令灭法，太武帝曾下诏：“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释老志》记载：“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高僧昙曜当时曾“哲欲守死”，后经皇太子拓跋晃劝说，“密持法服器物”才逃脱此劫，所以，当时的僧侣明白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佛教若想得以恢复，只能依靠最高统治者的恩赐。公元452年文成帝即位，他开始复法，佛教得以恢复与发展，僧人、寺庙数目明显增加，而复法的直接结果便是云冈石窟的开凿。《释老志》记载：“太和元年（477 年）北魏全境约有佛教寺院 6478所，僧尼 77258 人。” 北魏后期“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户，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赋役……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这足以表明佛教在当时的发展之兴盛、影响之大。而其多姿多彩的宗教幻想给佛像雕刻艺术注入活力，促使我国的雕塑艺术以表现佛为主，雕塑风格显得庄严富丽，精巧圆熟，形成“云冈模式”，也成为北魏时期兴凿石窟所参考的典型。

三、云冈石窟佛教造像文化的发展历程

佛教石窟和佛教造像艺术作为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特定文化，是政治背景下的产物，文成帝复法的直接结果便是云冈石窟的开凿。据陈丽萍和王妍慧所编著的《中国石窟艺术》，该石窟开凿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文成帝复法后的兴安二年（即公元 453 年），第二种是文成帝和平初年（即公元 460 年）；但据阎文儒所著的《云冈石窟研究》，也认为是在文成帝和平初年（即公元 460年）开凿，所以，目前普遍认可第二种说法。云冈石窟从文成帝复法开始，至北魏末年终结，开凿约70 年之久，表现出北魏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云冈石窟的佛像雕刻艺术和造像文化，根据开凿时间可细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佛教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
1、早期
云冈石窟早期所雕刻的佛像，《魏书·释老志》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源于：硕士毕业论文www.7ctime.com
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暇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俊奉以师礼。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书中记载的“五所佛窟”，即当今云冈石窟之第16窟—20窟，称为“昙曜五窟，其造像题材是三世佛（过去佛、现在佛及未来佛）和千佛，同时又代表着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及修建石窟时还活着的文成帝共五位皇帝。造像高大，均在13米以上，雕凿手法采用平直手法，雕法稳健，注重整体造型，整体感极强，从而使形象更加富有神秘色彩。该时期的佛教造像文化深受犍陀罗样式、中印度样式和西域样式等风格影响，致使佛像造像保留了浓郁的西域特征。
2、中期
该时期石窟的佛像雕塑于孝文帝时期，大约在公元 465 年到 494年期间，中期佛像雕刻按上下分层及左右分段的布局进行，除保留早期的特色式样外，还流行着开双窟的做法，这与当时的朝政有很大关联，从石窟中期佛教造像文化可以发现：源于印度的佛教造像艺术逐步汉化的进程，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风格。
3、晚期
晚期所雕刻的佛像基本是汉化了的形象，该时期的石窟以第20 窟以西的小窟为代表，均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所建造，这一时期的佛像雕刻手法，显得更加精细入微，从早中期的平直刀法，逐步向圆润刀法过渡，已接近龙门石窟的艺术风格，是佛教文化中国化的显著标志。
四、结束语
北魏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利用，是佛教得以发展的直接动力，特别是文成帝复法促成云冈石窟的开凿，从云冈石窟佛教造像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佛教的本土化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土壤里的再创新，体现出汉文化对异文化的包容、吸收与摒弃，这也是中国佛教有别于印度佛教的显著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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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美云.云冈石窟的开凿与北魏佛教的传播[J].中国校外教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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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　张焯.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中国文化遗产，2007.【作者简介】李刚（1981.9-）男，汉族，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人，大学本科，就职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研究院.上一页12
　[5] 张焯.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艺术[J].中国文化遗产，2007.
【作者简介】
李 刚（1981.9-）男，汉族，山西省朔州市应县人，大学本科，就职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