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学术研究办法与学术创新（四）学位

论文导读：

五、 本来面目与借镜西方

研究国学，包含经学、史学、思想、文学，“五四”以来，方法与途径大抵有两大抉择，一是借镜西方学说，一是还我本来面目。自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来，这是一大反思。胡适之、朱自清、陈寅恪、钱钟书四家，都是学贯中西，道通古今之学者，前后发言，于上述课题，却有殊途同归之见解，如胡适之云：
整治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
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我们此时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摘自：毕业论文评语www.7ctime.com
例系统的习惯。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胡适：《经韵楼集·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胡适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探讨中国学术，强调主体性，需先“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如此，本立而道生，方能盈科而后进。较论其得失优劣，借镜而补偏救敝，这是胡适之的主张。陈寅恪、钱钟书亦有类似之见，如：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
陈寅恪强调“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本立而道生，方能盈科而后进。整理国故如此，创获思想如此，作史者亦“须各还其本来面目”，钱钟书亦如是说：
作史者断不可执西方文学之门类，卤莽灭裂，强为比附。……文学随国风民俗而殊，须各还其本来面目，削足适履，以求统定于一尊，斯无谓矣。（《钱钟书集·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2002年版）
强为比附，无异削足适履；史学、文学有其个性风格，在借镜西方学说或方法之同时，“须各还其本来面目”。试看朱自清有关文学批评的理论，显然受温彻斯特（C.T.Winchester，1847—1920）《文学评论的原理》，及易卜生（William Empson，1906—1984）新批评有关范畴论之影响，然其《诗言志辨》一文，虽借镜西方之方法，又保持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之本来面目。此即朱自清所谓“将中国还给中国”，“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之意
（参考张健《借镜西方与本来面——朱自清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诠释、比较与建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2010年5月28—29日）。吾人研究学术，在不失“本来面目”下，可以借镜西方，以之反思内省，以之增益其所不能；但不必穿凿比附，以至于泯灭自我，否则，将得不偿失，画虎不成反类犬。
以文学研究而言，有历史批评法、社会批评法、文献考证法等传统方法，以及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心理批评、原型批评、现象学、诠释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等，都是西方新潮的研究方法。其他，研究经学、史学、哲学、民俗、神话、语言文字，也都有其适用的研究方法。西方文论东来后，以之解读文学作品，以之比附文学理论，大有走火入魔之趋势。中国传统文论面对如斯之冲击，呈现所谓“失语症”的文化病态，物极必反，学界呼吁“返回精神家园”。其中，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为此识。其途径与方法：首先进行传统化语的发掘整理，使中国传统话语的言说方式和文化精神得以彰明；然后使之在当代的对话运用中实现其现代化的转型，最后在广取博收中实现话语的重建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2期）。落实传统文化的反思，配合研究方法的讲求，文论今诠的诠释解读，由于是开山拓土的学术工程，因此，研究成果容易走向学术原创。
中国文学丰富而优美，有人认为传统文论诗评缺乏系统性，欠缺“平实可辨的理论”，因此某些学者借镜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论文导读：
，企图开发中国文学的宝藏，阐发其中的幽微。而在阐释中国文学的过程中，同时对西方理论进行调整、考验和修正。这种文学研究，论者称之为比较文学
（古添洪、陈慧桦《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绪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另外，学界或完全以西方为圭臬，以西方的价值为衡量标准，这就成了照搬硬套，甚至流于穿凿附会，歪曲偏离。像用浪漫主义来剖析屈原、李白，用现实主义来诠释杜甫、白居易，套用西方悲剧观来考察元明杂剧及历代小说；《诗经》和《楚辞》，绝不可能和荷马的史诗或萨浮（Sapho）的情歌有关；同样的，堂吉柯德也不可能和《西游记》有关
（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郑树森、周英雄、袁鹤翔合编《中西比较文学论集》，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版）。貌同却心异，关键性的偏差，当在“把表面的相似性，看作另一个系统的全部”。诚如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所言：“我们不应该以西方小说中的准则，来研讨中国的古典小说。”叶维廉认为：问题出在“模子”应用的假定是否合宜
（叶维廉：《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比较诗学》，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正本清源之计，曹顺庆教授提出“文化模式寻根研究”；唯有先深入研究文化根源，再运用西方或现代学理，如此阐释申说，有本有源，方不致流于浮浅、歪曲、错误之理解
（曹顺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论·绪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西洋流行的研究方法，虽很富于标新立异的奇效，运用时却不容许活搬硬套，穿凿附会。尤其外语能力不足以阅读原典，需要借重中译本者，极有可能望文生义，疏离太过。若存挟洋自重心理，尤属不宜。新方法运用于文学研究，程千帆先生有独特的建议：
应用新方法，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使结论比用旧方法得出的结论更深刻，新的方法要能发掘出新的内容。至少要对旧方法有所补充，否则，又何必要新方法？新奇要落实到对作品的深入理解与开拓上，不然，它就代替不了旧的。同时，不能因为提倡新的就排斥旧的，传统方法仍要保留。
（张伯伟《程千帆先生的诗学研究》引《访程千帆先生》，《程千帆全集》第15卷）
研究方法无论新旧，只要有助于结论的深刻，能发掘出生新的内容，增益其所不能，都是理想的研究方法。否则，标新立异，竞逐时尚，无所发明，又欠缺补充，只是眩人耳目而已，实际的研究意义不大。如果变本加厉，反客为主，以西方思维方式解读诠释中国古典学术，则偏差失误，势所必然。犹如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失其故有，丧其本真，将了无足取。
确切得体，为研究方法必然之讲究，这是论文实务操作时，必须斟酌反思的信条。譬如：就研究问题之性质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否适切？与研究有关的变因，是否考虑周详，并适当加以控制？研究过程与取样方法，是否适当？研究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是否理想？研究的内在（Internal）和外在（external）效度，是否充分考量？经过推敲拿捏，当然有助于研究方法之讲究，这是毋庸置疑的。
有人问爱因斯坦：“能不能谈谈创立相对论的秘密？”爱因斯坦风趣地说：“秘密就是W=X+Y+Z。”他解释：W，代表成功；X，代表艰苦的努力；Y，代表正确的方法；Z，代表少说空话。科学发明如此，学术研究亦然！正确的方法，果真是成功的关键。不过，话说回来，方法不是万应灵丹，对于成功，它是个势利鬼，只会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毕竟，方法只是佐助，不可能跃升为主体。
方法对于学术研究，只会锦上添花，不可能雪中送炭。换言之，如果学养积累丰厚，问题意识明确，研究选题亦独到创发，加上研究方法切实得体，那么研究成果才会更加事半功倍，加乘压胜。
（全文完）
（作者单位：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